古遠清 : 香港回歸二十年來的文藝思潮

下面是不久前仙逝的香港詩人犁青寫的〈香港之夜〉：

紅燈像玫瑰

白燈像薔薇

黃紫青藍的燈光

  是春天百花的光輝

太平山疊疊印着千萬盞燈

獅子山疊疊印着千萬盞燈

鯉魚門、大嶼山

  燈標、燈塔圍成圈

香港是一座燈光綴成的花園            

天上的銀河移入香江

香江的水波浩瀚寬廣

有銀河的星星在海中眨眼

有停泊的船燈在海中織簾

有兩畔紅綠的花燈倒映波間

用電力點燃的花朵最為綺美

朵朵散發出鮮花的清香

風吹――花兒晃晃

雨打――花不凋殘

白雲披捲

  花笑得儀態萬千

香港的夜

比白日更加嬌美

藍天淒淒冷冷的星星

也比不上

香港地上的夜晚――

  那樣令人傾心！

在作者筆下，香港就像一位嬌美的女子，集傳奇、微妙、綺幻、瑰麗，甚至妖嬈於一身。香港的夜景象徵着繁榮，其令人傾心的不只是這些嬌美景色，還有那「儀態萬千」的文學藝術以及像「黃紫青藍的燈光」變幻無窮的文藝思潮。

這裡所說的文藝思潮，係指香港特定時代和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表現。在社會發生變革的年代裡，香港文藝思潮往往與各種社會思潮激盪碰撞、交織互動、此消彼漲。受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制約的香港文藝思潮，與創作方法有聯繫又有區別。

還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香港文學，主要是取寬標準「出現／產生在香港的文學」，而不單是指「植根／屬於香港的文學」（1）至於「二十年來」，係指1997年至2017年。這時期的香港文藝思潮，不同於五六十年代 「美元文化」與寫實主義文學思潮的混合，七八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與反殖民意識的混合，而主要是本土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混合，後現代與後殖民、分離主義等文學思潮相組合。這些混合或曰組合，共同形塑了香港回歸二十年來文藝思潮的混合性結構。

眾所周知，香港社會主要由「難民」和「僑居者」混合組成。他們多半沒有紥根的願望，最缺乏的是歸屬感。七十年代後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成長的年輕一代，與他們不同。這些年輕人追問自己的身份：到底自己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這種身份歸屬的尋覓，既是殖民化與本土化的混合，也是從「難民」、僑民到香港人身份的確定。從五十年代消閒野趣、諷刺時事的港式專欄，從王無邪、崑南對殖民統治不滿與抵抗，到七十年代後期眾多作家均以香港為書寫對象，不斷的宣示「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小說」、「我們的新詩」，無不體現了本土意識的覺醒。

在香港回歸後，本土意識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本土化本不一定囿於一鄉一土。它不是地方主義的產物，更不鼓吹族群的對峙，而是放眼世界，展望明天。香港本是一個現代社會，交通四通八達，新界地區與港九地區之間往來密切，還有一些內地居民移居過去。到了一個新地方，想要落地生根，融入當地生活環境，就要學習粵語、還要學習英語。適應和接受當地各種語種混合的風俗習慣，就成為首要的條件。條件成熟後造就了本土文化意識。表現在詩歌創作中，也就出現了反殖民思潮，對國家、民族、前途有所反省。抨擊現實生活及社會制度的小說、散文也有不少。

有論者說本土意識言必稱「香港意識」。其實，這「香港意識」源於中國價值觀，它再獨特也是「中國意識」的一個分支。有些人只承認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認為是中國人，是「香港意識」惡性膨脹的結果。《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者與這些人不同，他們把「香港文學」的「香港」視為「文學和文化空間的概念」（2）。《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者，不在「香港」二字大做政治文章，而是把中原與本土微妙地抗衡又混合在一起。正由於關注中國語言文化，在英語環境下產生的本土性才不狹窄。它通向民族與中國，而沒有只認小鄉土而不認大鄉土。

作家們不僅用「大系」形式去建構本土意識，也通過小說、雜文、戲劇等形式反省「香港意識」。反省時，有人認為相對現代化建設帶來的現代性，本土意識未免顯得小器和封閉；現代科學的理性也襯托出本土化的非理智情緒。其實，本土意識與現代性並非水火不容，地方觀念也不完全是情感所驅使。尋覓香港作家的身份和文學的本土性，原本就有一個難以說清的混合過程。這裡講的身份，除了華裔與非華裔、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舊的歷史認知與新的現代意識相混合外，還有原住民與新移民的矛盾，所有這些無不表現出一種二元對立的緊張關係。必須強調的是，香港的獨特本土性並不是建立在脫離「中國意識」的基礎上，相反，本土性與中國性的混合，「香港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融合，才是建立香港文學獨特本土性的正確方向。

本土意識當然不是守舊的同義語，因為香港的本土小說很注重吸收混合法國「新小說」和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技巧。這不是彼來俘我，而是將彼俘來，將外國手法移植、混合在香港故事的書寫中。遠在七十年代，報紙等傳媒，以肥皂劇、跑馬文化、武俠小說等本土方式，把自己的文化與海峽兩岸的文化明確地區分開來。這是香港不同於台灣文學，更不同於內地文學的一大特點。

香港從原先所謂「妾身未明」回復到「名正言順」的母體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新生。正是在「中國意識」的主導下，出現了一小批以九七為題材的小說。這些小說，與懷舊思潮混合在一起。「懷舊」規模最大者為台灣旅港作家施叔青寫的《香港三部曲》，還有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心猿（梁秉鈞）的《狂城亂馬》、陶然的《天平》、董啟章的《地圖集》、陳浩泉的《香港九七》、梁錫華的《太平門外》。只要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均會從法理上慶倖回歸。這裡要強調的是文化身份的轉換，並不是通過降米字旗升五星紅旗就可以一蹴而就。對某些作家、藝術家來說，認識自己是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往往要通過時間的考驗，允許他們有一個內心掙扎和調整的過程。從五十年代起香港和內地就老死不相往來。香港社會與內地當然有眾多相同的地方，香港文化也是嶺南文化的分支，但當羅湖橋不再是自由往來的通道即是說廣東與香港斷裂後，香港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均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國兩制」的「兩制」，正是對這個事實的承認。在回歸前後香港文化人對自身身份的探討，帶動了不同的「文化中國」想像，促使內地與香港作家的互動與反思，為簇新的中國文化出現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

本土意識之所以會與中國意識混合，是因為本土意識與中國意識並不是對立關係。香港本土意識說到底無論從地緣，從歷史，從文化上來說，均是中國香港的本土意識。

在九十年代，香港文壇呈現出一片興旺景象，有許多新作問世的作家有陳惠英、董啟章、余非、關麗珊、朗天、郭麗容等。到了新千年後，流行的是後現代與後殖民相混合的文化思潮。後現代主義，本是現代主義的發展和延伸，它繼承了現代主義反傳統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又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表現了後現代作家拋棄現代主義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企圖。香港後現代主義文學強調反傳統，擯棄所謂的「終極價值」，不大願意對重大的社會、政治、道德、美學等問題進行嚴肅思考，崇尚所謂「零度寫作」，這時期的香港作家蓄意打破雅文學與俗文學的界限，出現了明顯的向大眾文學和「亞文學」靠攏的傾向。有些作品乾脆以大眾的文化消費品形式出現，試圖將文學與非文學混合在一起。

不管是地球村還是全球化，均是一種美麗的說辭。香港文化沒有被全球化化掉，香港文學在回歸後仍然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有人斷言1997年回歸後的香港必亡，香港文學也必死（3），這是危言聳聽。香港文化和回歸前一樣，仍是不介入體制，不為政治服務，作家們也不似內地的王蒙、鐵凝成為國家幹部或公務員；文學仍然在遠離「廟堂」，回歸「廣場」；使用的語言仍夾雜有大量的方言和英文，文類依然是以通俗文學為主，作家和讀者均以娛樂為榮。之所以萬變不離其宗，是因為九七回歸不因普通話比過去流行就消解了作為精英文化的英語和作為本土特色的粵語，這是有文化自信心的表現。香港文化人不追求也不認同內地的社會主義文化，保留着香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雞尾酒文化，讓市民的生活價值與娛樂習慣長期保持不變。香港的「天空小說」（即廣播劇之一種）催生出來的所謂「文藝小說」，也不願被內地文化和英語文化同化。此外，作家們還要應對武俠小說、科幻小說、奇情小說和「三及第」（4）文體的壓力。這是香港小說家，還有散文家、戲劇家所面臨的與內地不同的文化處境。

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籠罩下，香港作家沒有只看到科學和理性主義所帶來的「進步」憧憬，還「睇」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西方式的現代性對歐美國家來說是一種必然，但對香港來說並非注定要走這條道路。難能可貴的是，身處後工業時代的香港作家，沒有對西方亦步亦趨，而作出批判性的反省。這表現在創作上，「『漂流異國』的故事明顯減少；『此地他鄉』的感慨由激憤張狂（比如《失城》）轉身戲謔婉轉（例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新舊移民依然在往事回憶中顯示對繁榮城市的陌生感，但藝術上最有收穫的卻是青年作家們對都市異化狀態或荒誕或樸素的抗議。從『香港意識』的角度來看香港小說的近況，可以說香港小說進入了一個比較猶疑不定的時期。」（5）

香港主權回歸後，香港傳媒曾有過「身份證」的「份」是「分」還是「份」的爭議，這表面上看來是說文解字，其實內中隱藏的是「簡體字恐懼」。事實上，香港回歸後仍通行繁體字，正像粵語仍為市民生活的主要用語一樣。和「舞照跳，馬照跑」相適應，回歸後的香港文化並未被中原文化所蠶食，在電影、電視劇和小說創作中，仍有眾多的暴力鏡頭和牀上動作描寫，對人性的扭曲和社會陰暗面的揭露，比回歸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有人曾預言九七後香港文學會變得嚴肅和大器，不再有色情和暴力（6），這純是一廂情願。

後殖民理論還在上世紀末就受到香港學界的青睞。所謂後殖民主義，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興起於西方學界的一種具有文化批判色彩的思潮，它着眼於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關係的話語。後殖民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常常變化着內涵，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期、地理區域、文化身份、政治境況以及閱讀實踐。正因為後殖民理論對殖民性有較深刻的披露，有它獨特的優勢，故不少學者用後殖民理論去分析香港文化身份和大眾文化走向。不過，後殖民理論畢竟是西方敘事形式，香港是否在嚴格意義上具有後殖民屬性，學術界看法並不一致。筆者認為，回歸前後的香港文化難定性為後殖民主義文化，因為香港回到中國懷抱後，不像新加坡那樣脫離宗主國實行政治上的獨立。但不可否認，香港文壇出現了這股思潮，又出現了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這本小說集告訴我們的是舌頭上的故事，順着食物的線索和愛情的變化，讓讀者去洞察作者的後殖民立場。也斯用清新而有趣的筆調寫香港人「去殖民」歷程的艱辛，其中有的頹唐，有的前進，有的逃離，有的頗感迷茫。也斯筆下的 「食物」意象具有雙重屬性，它呼應了後殖民文學生存環境和身份認同的轉換，相類似的還有文津寫的《老鼠》。其實，這類小說中還未成為「後殖民論述」的形象範本，其體現的仍然是身份的曖昧，貫穿其中的還是所謂「香港意識」問題。所不同的是，這些作者都是用「後殖民」去混合女性主義，然後去套或去尋香港的本土性。應該肯定的是，作品的陌生化效果運用得好，如也斯把小說、手藝和食物混合在一起，顯得那樣順理成章和水到渠成。

從以上論述可看出，不固步自封，不全盤西化。中西混合，好的全部借鑒，這才是香港文學軟實力的標誌。也許有人認為，真正的作家都不需要去瞭解文藝思潮的走向，真正的優秀作品都不是文藝思潮促成的。就像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沒有「後殖民」思潮和理論，難道它就不存在嗎？或者說，文藝思潮對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到底有多大？可劉以鬯、西西、黃碧雲等人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作家永遠脫離不了文藝思想的指導。因為只有理論與創作實踐相混合，才可能締造出自己的藝術世界。還因為「香港意識」與「中國意識」以及後現代與後殖民的混合結構，成就了香港文學發展的特色和意義所在。

【註】：

（1）      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迹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1

（2）      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24

（3）      馬建：〈香港「九七」回歸的文化背景〉，香港，《華僑日報》，1994年12月15日

（4）      是指混用英文、白話和粵語的一種特殊文體

（5）      許子東：《香港短篇小說初探》，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5年，頁59

（6）      潘亞暾主編：《台港文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