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 : 《香港文學大系》：傳承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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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主編陳國球教授介紹，香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不絕於耳。1984年5月10日《星島晚報‧大會堂》刊發絢靜的文章〈香港文學大系〉，文中指出：「在鄰近的大陸、台灣，甚至星洲，早則半世紀前，遲至近二年，先後都有它們的『文學大系』由民間編成問世。香港，如今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不比他們當年落後，何以獨不見自己的『文學大系』出現？」十多年後，2001 年 9 月 29 日也斯在《信報》撰文〈且不忙寫香港文學史〉，也認為：「在編寫香港文學史之前，在目前階段，不妨先重印絕版作品、編選集、編輯研究資料，編新文學大系，為將來認真編寫文學史作準備。」

這個在香港文藝界醞釀了多年的構想，終於在2009年由陳國球與陳智德教授聯絡另外九位同道，歷時數年，完成香港首套「文學大系」的編纂，填補了香港沒有文學大系的空白，意義非凡。《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共十二卷，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於2014年至2016年相繼出版，包括陳智德主編的《新詩卷》；樊善標主編的《散文卷一》，危令敦主編的《散文卷二》；謝曉虹主編的《小說卷一》，黃念欣主編的《小說卷二》；盧偉力主編的《戲劇卷》；陳國球主編的《評論卷一》，林曼叔主編的《評論卷二》；程中山主編的《舊體文學卷》；黃仲鳴主編的《通俗文學卷》；霍玉英主編的《兒童文學卷》；陳智德主編的《文學史料卷》。由各卷的「導言」合編而成的《香港文學大系導言集》，也於2016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主要參照系，是趙家璧主編、1935年至1936年間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時至今日，在文學界、出版界、學術界還享有盛譽。1935年7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剛出版兩三種的時候，《文學》第5卷第1期就刊登了姚琪的〈最近兩大工程〉一文，把《中國新文學大系》與鄭振鐸主編、在當時出版界已經產生巨大反響的《世界文庫》（生活書店出版）相提並論，稱二者為「最近兩大工程」。姚琪頗為敏銳且富有遠見地指出：「《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選集』，但另一方面卻有保存『文獻』的用意。《新文學大系》雖是一種選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計劃要每一冊都有一篇長序（二萬字左右的長序），那就兼有文學史的性質了。這個用意是很對的。不過因為分人編選的緣故，個人的看法不同，自亦難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學大系》當作新文學史看，那他一定不會滿意，然而倘使從這部巨大的『選集』中窺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的文壇全貌，那麼反倒會因為是分人編選的緣故，無形中成了無所不有，或許他一定會滿意。《新文學大系》的編輯計劃也是近年來少有的偉大企圖，全書十冊……開頭還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頗長的總序。」陳國球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中也認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結構模型――賦予文化史意義的『總序』、從理論與思潮搭建的框架、主要文類的文本選樣，經緯交織的導言，加上史料索引作為鋪墊――算不上緊密，但能互相扣連，又留有一定的詮釋空間，反而有可能勝過表面上更周密，純粹以敘述手段完成的傳統文學史書寫，更能彰顯歷史意義的深度。」（1）

《香港文學大系》還傳承了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人所編選出版的《香港文學資料叢書》。1988年盧瑋鑾曾指出香港文學研究的困難在於「沒有人整理好第一手資料，好讓研究者直接利用」（2），於是她與鄭樹森、黃繼持先生連袂整理香港文學史料，共同選編出版《香港文學資料叢書》，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年）》，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年）》，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年）》，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年）》（上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版；以及《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年）》，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1996年（後來修訂為《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年》，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0年版）；《香港散文選 （1948～1969）》，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1997年；《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1997年；《香港新詩選（1948～1969）》，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1998年；《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因黃繼持教授不幸於2002年去世，《香港文學資料叢書》餘下淪陷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史料暫時懸擱。直到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熊志琴博士加入，《淪陷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1至1945年）》，於2017年3月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終成完璧。

陳國球教授從早期專注古典詩論和文學史研究，到近期關注香港文學，或許受到盧瑋鑾教授的影響。2010年3月11日在北京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暉的訪談：「為甚麼會進入香港文學？希望通過討論和思考香港文學，最後想獲得甚麼呢？」他回答：「我或者可以用盧瑋鑾作個例子來說明。盧先生最早研究香港文學，是研究中國文學在香港，例如戴望舒、蕭紅在香港怎麼怎麼樣……慢慢地，她發現香港提供了中國文學不同的空間，比如抗戰時許多作家在香港的表現和在大陸的不一樣。她的思路很有代表性。我不及她萬一，但思考文學史最早也是這樣。我開始注意中國文學在香港是怎麼樣落地和發展的呢？所以我去研究柳存仁、司馬長風在香港是如何談中國文學的。我覺得文學是活生生的。香港人應當知道教科書上〈落花生〉的作者許地山，曾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應當知道戴望舒、蕭紅等曾經生活在薄扶林，以前老師沒有跟我們講這些，或者他們也把這些名字視為紙上的知識。我希望文學活在我們身邊，香港文學就是我們身邊的文學。」（3）

陳國球教授在許多地方談到編選《香港文學大系》時，都不忘提及前行者盧瑋鑾（小思）教授及其三人組的作用，「資料的散佚是大難處，我們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搜集。當然如小思老師和她的三人組、楊國雄等前輩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修補整理」。（4）盧瑋鑾三人所編選出版的《香港文學資料叢書》以及陳國球總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的價值，或許如大陸學者古遠清教授所指出：

香港作家普遍不認同內地學者寫的「香港文學史」，在不接納、不看好的情況下，人們希望香港學者能寫出自己的文學史，這方面最理想的人選是盧瑋鑾。有一些人為盧瑋鑾在退休前未能寫出一部「香港文學史」感到深深的遺憾。如果從一個治文學史的學者生平最大的理想就是寫好一部文學史來看，也許應同意這種看法。使人感到不解的是，不少人往往把治文學史作過於機械的理解，以為寫大部頭的「通史」或「專史」才是學問，史料整理是中學生都能做的事。這是一種偏見。像盧瑋鑾和鄭樹森、黃繼持合作整理的《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香港新詩選（1948～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文學大事年表》等等，如果沒有一定的史識和相當的學術功力，是整理不出來的。應該承認，盧瑋鑾是把建構「香港文學史」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無論是「作品選」、「資料選」還是「年表」，她都是從「史」的眼光考量。不過，她認為史料還未準備充分，不應急於動手寫文學史，故撰寫「香港文學史」並不是她最高的學術追求。這不是她不具備寫「史」的能力，而是由她不浮躁、一步一個腳印做基礎工作的文品與學品所決定。她參與編寫的那些香港文學資料系列著作，已成了人們瞭解香港文學、研究香港文學必備的參考書，其學術價值不可以低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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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香港文學大系》是在承傳《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但《中國新文學大系》畢竟是特定歷史時代的一部選集，由於編者不僅要給五四新文學留一份「史料」，更要凸顯新文學的合法性，因此，在他們收錄的文本中，看不見一篇通俗文學作品，這一點曾被王德威、李歐梵等當代學者所質疑。通俗文學被當作「遊戲消遣」的「舊文學」，遭到《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者的否定批判而唾棄，這是由激進的新文學立場所決定的，有其歷史的原因，同時，這一做法也給陳國球等人編輯《香港文學大系》提供反思創新的視角。

《香港文學大系》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根據香港文學的實際情況，增加了《舊體文學卷》《通俗文學卷》《兒童文學卷》。尤其是舊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入選，顯示大系編者開放、包容、多元的文學觀念。

當年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三位學者選編出版一系列香港文學資料叢書，羅孚就曾評論其中的《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年）》不記載傳統文學事件，鄭樹森隨後在與盧瑋鑾、黃繼持對談導讀新版《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年）》（注意：書名中「香港文學」變成「香港新文學」――引者）時，指出：「有關《年表》沒有收錄舊體詩詞、舊體劇本（包括粵劇原創劇本）的問題，這與我們過去所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及《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及南來文人作品選》的做法一樣，我們以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為選收對象，不處理舊文學。雖然有人認為《年表》可以選收舊體詩詞，但是，恐怕這並不是一般整理廿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慣例。」「我們在修訂過程中，增收了個別通俗作家的書目，但肯定仍然有大量遺漏，因為他們的作品數量太多，我們只能選收部分當時較為風行、較為熟知的作品，假如全數收錄，反而未能顯出所收錄作品的代表性。」（6）

雖然合作者鄭樹森教授如是說，但是盧瑋鑾教授在介紹她搜集整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學資料時，特別談到她對通俗文學、古典文學的理解和處理：

阿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的〈序例〉中，配合當時編輯計劃與文藝觀立場，完全沒有提及通俗文學，更稱古典文學為「新文學的反動」，但朱自清在《綱要》（指《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引者）第一章中，作為背景材料，比較客觀，就提及古典小說和「禮拜六派」。

在香港報章的副刊中，可以看到通俗文學的分量很多，也就是說通俗文學所佔空間很廣。古典文學例如小說詩詞，也有一定量的作者和讀者。特別在四十年代末以後，通俗文學更成為報刊文字主力。……我想舉出一個很顯明的例子，二十年代已經從事純文學創作的黃天石，到了三十年代中葉，就改用傑克為筆名，在報上寫通俗小說，成為流行小說家。他在五十年代，創辦及主編《文學世界》，可見他念念不忘純文學的推介，他的遊走於通俗與嚴肅之間，也說明了在香港許多作家的處境。還有一點，我以為研究一地的文學，應關及文化背景。廣義的文學，可為此提供一定材料。因此，我也搜集流行文學作品。早十多年前，學院派可能仍有人不接受，不過，我還是「見到就收」，且存放起來，以便研究者的需要。

另外，早年的報紙副刊，多以「諧部」為主，其中最具地方色彩是「粵謳」。粵語寫的詩詞、小說、散文、評論，幾乎成為副刊的主體，內容多即時刻畫本地生活面貌，反映及批評時事，這是值得研究者重視的。（五、六十年代的專欄中亦多反映社會現況的作品，也未見有人整理。）

至於古典文學作品，我搜集不夠多，但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黃坤堯、王晉光已在全力收集整理，這種分工，既專業又集中，對資料散落的研究，是最理想的。（7）

陳國球在充分肯定前行者貢獻的同時，指出：「我們做的工作也不僅是搜羅資料。我們還希望資料的匯集與編排能有一種文學史的觀照。為何我要在《香港文學大系》的導言裡釐清文學大系的源流，因為我們認為文學大系的編纂已經隱含文學史的框架。」（8）他在大系總序中，就對不用「大系」傳統的「新文學」概念，而稱「文學大系」，做了詳細的說明，認為「這個選擇關係到我們對『香港文學』以至香港文化環境的理解」。他特別提到新設立《舊體文學卷》《通俗文學卷》《兒童文學卷》的緣由：

事實上，香港能寫舊體詩文的文化人不在少數。報章副刊以至雜誌期刊，都常見佳作。這部分的文學書寫，自有承傳體系，亦是香港文學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例如前清探花，翰林院編修，官至南書房行走、江寧提學使的陳伯陶，流落九龍半島二十年，編纂《勝朝粵東遺民錄》、《明東莞五忠傳》等，又研究宋史遺事，考證官富場（現在的官塘）宋王台、侯王廟等歷史遺迹；他的所為，和葉靈鳳捧着清朝嘉慶二十四年（1819） 刊《新安縣誌》珍本，辛勤考證香港的前世往迹有甚麼不同？一個傳統的讀書人，離散於僻遠，如何從地誌之「文」，去建立「人」與「地」與「時」的關係？我們是否可以從陳伯陶與友儕在1916年共同製作的《宋台秋唱》詩集中，見到那上下求索的靈魂在嘆息？他腳下的土地，眼前的巨石，能否安頓他的心靈？詩篇雖為舊體，但其中的文心，不是常新嗎？可以說，「香港文學」如果缺去了這種能顯示文化傳統在當代承傳遞嬗的文學記錄，其結構就不能完整。

再如擅寫舊體詩詞的黃天石，又與另一位舊體詩名家黃冷觀合編「通俗文學」的《雙聲》雜誌，發表鴛鴦蝴蝶派小說；後來又是「純文學」的推動者，創立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任會長十年；又曾辦《文學世界》，支持中國文學研究；影響更大的是以筆名「傑克」寫的流行小說。這樣多面向的文學人，我們希望在《香港文學大系》給予充分的尊重。這也是《香港文學大系》必須有《通俗文學卷》的原因之一。我們認為「通俗文學」在香港深入黎庶，讀者量可能比其他文學類型高得多。再說，香港的「通俗文學」貼近民情，而且語言運用更多大膽試驗，如「粵語入文」，或者「三及第化」，是香港文化以文字方式流播的重要樣本。當然，「通俗文學」主要是商業運作，產量多而水準不齊，資料蒐羅固然不易，編選的尺度拿捏更難；如何澄沙汰礫，如何從文學史的角度與其他文類協商共容，都極具挑戰性。無論如何，過去《中國新文學大系》因為以「新文學」為主，把影響民眾生活極大的通俗文學棄置一旁，是非常可惜的。

《香港文學大系》又設有《兒童文學卷》。我們知道「兒童文學」的作品創製與其他文學類型最大的不同是，其擬想的讀者既隱喻作者的「過去」，也寄託他所構想的「未來」；當然作品中更免不了與作者「現在」的思慮相關聯。已成年的作者在進行創作時，不斷與自己童稚時期的經驗對話，時光的穿梭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在《大系》設定1949年以前的時段中，「兒童文學」在香港還有一種「空間」穿越的情況，因為不少兒童文學的作者都身不在香港；「空間」的幻設，有時要透過在香港的編輯協助完成。另一方面，這時段的兒童文學創製有不少與政治宣傳和思想培育有關。部分香港報章雜誌上的兒童文學副刊，是左翼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鬥爭的重要陣地。依照成年人的政治理念去模塑未來，培養革命的下一代，又是這時期香港兒童文學的另一個現象。可以說，「兒童文學」以另一種形式宣明香港文學空間的流動性。（9）

其實，陳國球教授已經把《香港文學大系》的創新點說得非常清晰明瞭，不用我們再呶呶不休闡釋了。《舊體文學卷》選編從香港開埠到民國百多年間的舊體文學，各種風格具備，中西思想並重；題材豐富，或述人生際遇，或寫江山風月，或反映家國時局，時代色彩極為鮮明。《通俗文學卷》力圖糾正通俗文學素被視為邊緣文學這一偏見，時限晚清直至1949年，文類包括言情、技擊、偵探、社會等小說，賦予新義的筆記、粵謳、龍舟、班本等作品；文體包括文言、白話、粵方言、三及第等。《兒童文學卷》收錄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在香港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涵蓋理論、詩歌、童話、故事、戲劇、寓言及漫畫，展示香港早期兒童文學發展的面貌，並反映在獨特社會文化背景下，成人對兒童、童年及兒童文學的理解。《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創新意義或如大系《散文卷一》主編樊善標博士所說：

《大系》與《中國新文學大系》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以包羅更廣的「文學」取代含有價值取向的「新文學」，這體現了《大系》「對『香港文學』以至香港文化環境的理解」。《中國新文學大系》有意通過文獻和作品的再次出版，重喚文學革命的記憶，肯定其打倒被視為代表封建思想的「舊文化」、「舊文學」的貢獻。《大系》則意在呈現香港此一文化空間，因此為「新文學」傳統排擠的「舊體文學」、「通俗文學」，都獨立成卷，更加上了有實際表現的「兒童文學」。這些新增文類與新詩、散文、小說、戲劇、評論五種基本文類共同構成「文學香港」有待「測繪」的空間。（10）

《香港文學大系》創新的第二個方面是各卷編者發現了許多第一手的香港文學新史料。此前大陸學者撰寫香港文學史最招人詬病的就是缺少第一手史料，人云亦云，陳陳相因，甚至以訛傳訛。香港學界對此頗有微詞，批評之聲不絕於耳。許定銘就指出：「我讀過不少有關香港文學的史書，隨手拈來即有：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1990）；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1995）；劉登翰《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潘亞墩《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古遠清《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武漢：湖北教育，1997）；施建偉《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1999）；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這些書都有一個共同點：全是國內的學者所寫。正因為全由沒親身經歷的國內學人執筆，單靠紙上記錄，很多重點都弄錯了，而且由於資料的缺乏，總給人欠缺了甚麼的感覺。」（11）陳國球教授也認為：「香港一直有很多文學作品，卻又一直缺乏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回歸在即，『香港文學』頓成中外文化人和學術界的議題，此時香港文壇才有檢視過去、梳理自身歷史的意識。『香港有沒有文學』、『甚麼是香港文學』等問題陸續浮現。雖然當時已有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但直至香港回歸，始終沒有人做出來。反而在1997年前後，多部非本土撰寫的香港文學史匆匆出版，其中不乏疏漏和誤解，於是香港文藝界又再有整理香港文學資料的議論，為香港觀點的文學史書寫開路。」（12）

事實上，不僅限於香港學者批評指摘，大陸學者也經常自我反思。作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才逐漸興起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大陸研究者相當長一段時間處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由於開始時資料缺乏，早期的開拓者基本上是手頭有甚麼資料就寫甚麼，難免存在「瞎子摸象」、「失衡」、「誤讀」等現象。我於1997年正式加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就深感文學史料建設的重要性，不僅在大小會議上極力呼籲重視文學史料建設，而且提出「創建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多次撰文闡述相關看法，如〈第三隻眼看華文文學〉（《福建學刊》1998年第1期）、〈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淺談華文文學研究的資料建設〉（《香港作家》2000年第6期）、〈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管窺〈（《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1期、《華文文學》2002年第2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2年第6期轉載）、〈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香港文學》2002年第10期，收入《面向都市叢林――〈香港文學〉文論選（2000.9～2003.6）》、《新視野  新開拓――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49～2009福建文藝創作六十年選‧文學評論》、《直掛雲帆濟滄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三十年論文集》等書）、〈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回顧與展望〉（《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3年第4期轉載）、〈創建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思考〉（《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第一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版）、〈史料建設與學術規範――以〈台港文學概論〉（修訂本）台灣文學部分為例〉（《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第十三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9月版）等。我認為，有組織、有計劃、全面而系統地開展史料建設，加強海內外學術交流與協作，共同組織編撰一系列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叢書，包括作家作品資料的搜集、整理和鑒別，編輯各地區華文文學大系總集、各文體選集和作家文集等；理論批評資料的發掘和輯佚，選編各種文體論、作家論、作品論、思潮論、社團論、流派論等；專業辭書的編撰，包括文學辭典、作家辭典、作品鑒賞辭典等；目錄索引的編製，包括文學總書目、期刊副刊目錄、研究專著和論文索引等；此外，還包括編寫文學大事記、作家年譜和傳記，搜集整理作家手稿、書信日記、影像資料等，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我還在《香江文壇》2004年6月號上發表〈一本錯誤百出的文學史著作〉一文，點名批評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2年修訂再版的《台港文學概論》，除了有關台灣文學部分的史料錯誤外，還細數該書中香港文學部分的三宗罪：「一、背離史實，信口雌黃」；「二、差錯連篇，不堪卒讀」；「三、抄襲嚴重，學風惡劣」。（13）我的這些呼籲得到了學術界的積極回應，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2004年5月在《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第十三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的前言中指出：「史料建設顯然是世界華文文學這一新興學科得以科學構建的最重要基石。〈史料建設與學術規範〉一文的作者袁勇麟近年來對建立華文文學史料學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思考，而在此文中，作者通過對《台港文學概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的客觀分析和坦率批評，尖銳指出了相關研究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將史料建設置於文風學風、學術規範的層面上予以審視，再次呼籲『是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這一學科應該高度重視史料建設並創立自己獨立的史料學的時候了』。」

陳國球教授在編選大系《評論卷一》時，就發現：「早在『新文學運動』以至『新文化運動』發軔之初，已有香港之蹤影。」1918年6月出刊的《新青年》第4卷第6號推出《易卜生號》，包括胡適的《易卜生主義》，羅家倫、胡適合譯的《娜拉》（三幕），陶履恭譯的《國民之敵》，吳弱男譯的《小愛友夫》，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傳》。袁振英祖籍廣東東莞，1905年十一歲時隨父母來到香港，先後就讀於英皇書院（King’s  College）和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英文門，即後來的西洋文學系。陳國球教授譽之為「來自於香港的新文學運動參與者」，「更有興味的是，在一本被視為早期香港鴛鴦蝴蝶派代表的刊物《雙聲》第一集（1921），居然刊載了『新文化運動』象徵的易卜生《戀愛喜劇》（Love＇s Comedy），翻譯者也就是袁振英。這種情況可以揭示早期香港文壇『新』與『舊』混雜、『五四文學』與『鴛蝴作品』間未有強烈對立的情況。此外，1929 年 2 月間香港《大光報》副刊《光華》連載袁振英介紹康得、黑格爾以至哲學方法的《談談現代哲學》，1930 年 7月到10月間香港《工商日報》副刊《文庫》中，又連篇刊載袁振英〈托爾斯泰主義〉〈托爾斯泰小說〉〈托爾斯泰底總評〉等文。1932年2月《工商日報‧文庫》連載袁振英的〈世界的女性主義〉，1932 年4 月連載袁振英的〈法蘭西之自然主義〉。諸如此類，可見袁振英與香港的文藝副刊有着密切的聯繫，繼續為香港的讀者引進西方思潮。職是之故，我們認為香港文學史應該給予這位文藝思想家充分的敬意。」（14）

3

 陳國球教授在《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卷順利出版後，接受《深圳商報》記者魏沛娜採訪時指出：「我希望這套『香港文學大系』出版以後真的能產生公共反應：第一是學界有反應，第二是文化界有反應。如果大家都有反應，書就會有影響。比如讓官方明白香港文學與文化在香港有重大意義（他們為何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是很奇怪的事；其他地區的人一定沒有辦法理解），讓民間知道原來香港有那麼多精彩的東西。通過大家互相推動出現一種力量，那麼下來繼續做，不一定是我做了，其他人都可以。因為這是整個香港文化界的事情。」（15）

現在看來，這一目標是達到了。《香港文學大系》出版後，引起兩岸三地甚至海外學界高度矚目，好評如雲。2015年由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旨在「推動優質閱讀，表揚優秀中文出版書籍」的第八屆「香港書獎」公佈獲獎名單，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榜上有名。

2016年2月20日，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香港文學討論會，邀請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李瑞騰教授與陳國球總主編對談，討論《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編輯與出版過程。李瑞騰指出：「《香港文學大系》的編纂，我認為是香港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一套文學史建構。編輯過程中，動員了經驗豐富的學者，也有年輕學術新銳參與，還有資深作家在背後給予很大力量。」（16）

2016年香港書展期間，《深圳商報》記者魏沛娜前往香港教育大學，獨家專訪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主編陳國球教授，採訪他對於「香港文學大系」編纂理念和原則的思考，以及滋味百感的編纂經歷，還有他對於「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史」的深刻見解。同時，魏沛娜還邀請素來對香港文學深為關注的王德威、陳平原兩位知名學者，從出版意義的角度分別評析《香港文學大系》之於香港、香港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性。2016年7月24日，《深圳商報》「讀書週刊」用四個版面刊登《香港文學大系》介紹和人物專訪。

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指出：「香港有一批資深學者值得尊敬，他們有勇氣，有知識。而主編『香港文學大系』需要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氣來做這件事。因為陳國球先生主編的這套《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也是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完成，這不能否定前輩的貢獻。但我認為陳教授重要的是，在此時此刻他願意以一人的力量來承擔大系的總編纂，就像你說的，他有強烈的懷抱，對香港乃至香港文學負責任，回應香港目前和內地的文學關係等。他這樣的一種決心、自信、勇氣，這可能是前輩學者所沒有的。所以我給予他最高的敬意。」「他彌補了現在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缺憾，因為以前香港文學史都是這一段那一段的零碎印象，現在隨着材料的出來，那麼就讓材料說話。而且材料是編纂過的材料，故這些材料當然含有一些論述，不只是材料編校而已。所以，這一點是陳教授超過了前輩學者的地方。用一句謙虛的話來講，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所以他能看得更遠，想得更多更豐富。所以，在承認前輩偉大貢獻的同時，我認為陳國球教授做得更多。他有這樣的勇氣來鋪陳歷史觀點。」（17）

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認為：「因前些年在港中大教書，就近觀察，深感作為研究對象的香港文化，長期被國人嚴重忽略。普通民眾很少關心香港的歷史與現狀、政治與法律、學術與文化等。說起來，也就是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美食勝地；電影業曾經很輝煌，流行音樂也不錯；至於人物嘛，商業有李嘉誠，學術有饒宗頤，作家有金庸；演藝明星可就多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比如死去的張國榮、梅艷芳，活着的周潤發、梁朝偉，還有那擅長搞笑的喜劇天才周星馳……如果我沒記錯，這就是一般民眾心目中的香港。……借助文學作品，理解一個地區民眾的生活、習俗、情感以及前世今生，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出版，對於香港以及內地民眾同樣重要。」（18）

2017年6月，香港《文學評論》總第50期，推出「《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專輯」，刊發鄭政恆〈編者的眼光――評《香港文學大系》的新詩卷〉、楊宗翰〈在台灣閱讀《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潘步釗〈如畫的文學風景――喜見《香港文學大系》出版〉、李薇婷〈尋找「香港」的聲音――淺談《香港文學大系》小說卷的一種讀法〉、馬輝洪〈界限的劃定與超越――《香港文學大系‧文學史料卷》劄記〉、區仲桃〈香港文學與文學評論――讀《香港文學大系》〉、顏訥〈從遺迹中掘出的時間書――在台灣讀《香港文學大系》〉、鄒芷茵〈香港有「通俗」文學――《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與「香港文學史」〉、盧偉力〈對早期香港戲劇的一些初步觀察〉等九篇評論。香港《文學評論》總編輯、《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主編林曼叔在卷首語裡指出：「陳國球先生主持編輯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出版，反應相當熱烈，得到各方好評。」「《大系》不但讓我們對香港文學的存在有着較為全面的認識，也為我們編寫香港文學史提供書寫的基礎史料。」「我們希望大系編輯者能再接再厲繼續編寫1950年以後文學大系，為香港文學史的當代部分提供研究的資源和線索。」（19）香港學者鄭政恆認為：「過去幾年內，香港文學界的頭等大事，是十二卷本《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陸續面世。」（20）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指出：「不論是從挖掘過往文獻、保存文學史料、建立本土傳承、重構『香港想像』何種角度，此大系皆允為香港近來最重要的一樁文化大事件，見證了二十一世紀香港學術界中壯世代欲展示『香港文學』的繁富多姿之雄心。」（21）

當然，限於種種原因，《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鄭政恆就指出：「從總序可知，陳國球帶着對文學歷史書寫的關注，編纂《香港文學大系》，在傳統上以第一部《中國新文學大系》為圭臬，但也按香港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整，尤其是略去『新』字，添補《舊體文學卷》，以示文化傳統在香港的傳遞，且由於香港的文化空間雅俗混雜，添補《通俗文學卷》，都教人拍案叫好。但《香港文學大系》有作品品質平平的《戲劇卷》（非編者之罪，實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卻無《戲曲卷》或《粵劇卷》，就令人再三惋惜，……」（22）「新詩卷不足三百頁，詩人生平簡介也比較簡略，與其他各卷相對而言就令人略感單薄，原因大概是新詩卷較早出版，資料卻是與日俱增。」「我個人期許新詩卷可以增訂再版，以饗讀者。」（23）

劉錚在充分肯定《香港文學大系》「搜羅之廣、研探之深、視角之新」，尤其《舊體文學卷》「已將香港舊體文學的面貌基本勾勒清楚了，貢獻甚大令人讚嘆」的同時，也指出：「微覺遺憾的是，書中所錄作品，錯訛較多，後來的研究者引據時須多留意。有些訛誤非常明顯，是不必對照原書就可知道的，如羅濂的駢體〈遊九龍宋王台文〉，『會穩三千之甲楯，海島五百之旌旗』，『會穩』顯為『會稽』之訛。又如何恭第〈傷時作此〉詩，『燕省怡處堂，鳥獸悲同群』，『燕省』顯為『燕雀』之訛。個別文章也有斷句之誤，如黃佛頤〈《宋台秋唱》序〉，『九龍真逸，管寧闢地，陳咸閉門纂述，餘閒斯焉登眺』，當作『九龍真逸，管寧闢地，陳咸閉門，纂述餘閒，斯焉登眺』。」（24）

【註】：

（1）      （9）陳國球：〈總序〉，見《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7月版

（2）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見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      張暉：〈文學的力量――陳國球教授訪談錄〉，台灣《東華漢學》第11期

（4）      （8）（15）魏沛娜：〈把文學的記憶帶回香港――對話《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主編陳國球〉，《深圳商報》2016年7月24日

（5）      古遠清：〈重構「香港文學史」――有關香港文學研究的反思和檢討〉，《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5期

（6）      鄭樹森、盧瑋鑾、黃繼持：〈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現象三人談――導讀《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年）》〉，台灣《中外文學》第28卷第10期

（7）      盧瑋鑾：〈造磚者言――香港文學資料搜集及整理報告（以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為例）〉，《香港文學》2005年6月號

（10）    樊善標：〈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文學「三人談」與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台灣《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

（11）    許定銘：〈孟君的《天底下》週刊〉，香港《文學研究》2006年春之卷

（12）    陳國球：〈「大系」傳統與《香港文學大系》〉，《文藝報》2015年1 月9日

（13）    袁勇麟：〈一本錯誤百出的文學史著作〉，香港《香江文壇》2004年6月號

（14）    陳國球：〈南國西潮：香港早期文學評論與境外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16）    〈建構香港文學異托邦〉，香港《明報》2016年5月3日

（17）    魏沛娜：〈彌補了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缺憾――專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深圳商報》2016年7月24日

（18）    魏沛娜：〈希望讀者瞭解香港的「喜怒哀樂」――專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平原〉，《深圳商報》2016年7月24日

（19）    林曼叔：〈《香港文學大系》的意義〉，香港《文學評論》2017年6月總第50期

（20）    （23）鄭政恆：〈編者的眼光――評《香港文學大系》的新詩        卷〉，香港《文學評論》2017年6月總第50期

（21）    楊宗翰：〈在台灣閱讀《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香港《文學評論》2017年6月總第50期

（22）    鄭政恆：〈莫失莫忘：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明報》2016年12月18日

（24）    劉錚：〈香港舊體文學總覽〉，《南方都市報》201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