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9年12月號總第420期
子欄目：香港文學評論專輯
作者名：王家琪
1 引言
也斯的《剪紙》（1977）被視為香港文學七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目前評論《剪紙》的文章都以單行本為討論基礎。然而《剪紙》於1982年由素葉出版社初次結集成書時，曾對連載版本作出了多處重大的改動，也斯在〈後記〉說初稿連載完畢後，「一直對結尾不滿意」，因此趁着結集的機會，「給小說後半部重新添寫了二萬多字」，「現在跟最初的許多想法，已經不盡相同了。」（1）顯然單行本曾作非常大的改動，但是由於報紙材料取閱整理不易，暫時還沒有學者討論過修改的情況，以及也斯要表達的信息在原版與新版有否分別，這些改動對於我們理解和評價《剪紙》非常關鍵。
迄今對《剪紙》的評論集中在文本拼貼及女性形象之上，近來也見從抒情角度切入討論。這些討論並未考慮由連載版到單行本的改動，因此留下一些可以繼續補充之處。例如容世誠從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仔細考證及分析黃寄給喬的信以及粵劇的片段。（2）董啟章也以文本編織為討論重點，倚重小說中拼貼粵劇的段落。（3）陳智德認為音樂是《剪紙》的表意關鍵，主要分析與粵劇相關的片段。（4）黃勁輝從抒情小說的角度討論《剪紙》等等。（5）他們視為小說重點的文本拼貼，包括古詩詞以及粵劇文本，包括《紫釵記》、《帝女花》、《再世紅梅記》等等，卻是原來連載所無，在單行本才加入的。尤其有趣的是，也斯說瑤和喬的重像式形象「由《再世紅梅記》啟發而來」（6），這點卻要待修訂時補入大量《再世紅梅記》的段落才有所提示。
對於連載版《剪紙》的討論能夠揭示其被視為核心的部分構思如何在修訂的過程中逐漸成形，檢視小說主題的加工過程和變化，藉由得以探究也斯由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文學觀念的重要變化，尤其是對於古典抒情以及粵語抒情這兩個問題的看法。本文先比較《剪紙》的《快報》連載版本與結集出版的單行本（以素葉版為底本），概括多處重要改動和主題修訂，其後論證《剪紙》是通過愛情故事表達也斯對香港七十年代文化和文學的批評，因此《剪紙》是一則香港文化寓言。最後，本文會嘗試解釋粵劇的加入關乎也斯在七十年代就思考以粵語為抒情媒介的問題。
2 連載版與單行本《剪紙》的差異述要
《剪紙》連載於《快報》的「快活林」版，該版主要是連載通俗小說。《剪紙》看來是個愛情故事，卻包含了前衛的魔幻寫實主義以及文本拼貼等實驗，可算是該版的異數。連載由1977年4月1日至5月14日完結，每天約一千字，共四十四期。1982年首次結集成單行本時作了若干重要修訂，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黃給喬的信作出不少重要改動。黃寄給喬的第一封信，本來是用英文刊物剪下來字母拼成「我愛你」（7），單行本則改成一封空白的信，更為恰當地呈現黃難於表達情感的「失語」狀態。其後的信裡加入了幾首古詩詞，包括朱淑真〈絳都春〉（頁21）、韋莊〈浣花詞〉（頁64）、蘇軾〈水龍吟〉（頁78）皆是修訂時才加入，只有一首〈詩經．蒹葭〉原版已有。（8）信件內容本來主要是現代詩，例如葉珊（9）、何其芳等。（10）雖然這兩首現代詩都在單行本保留下來（分別見頁17及82），但相對於新加入的幾首古詩詞，現代詩則變成少數，以此突出黃和喬的文化落差。
（二）小說人物有若干重大改動。首先，「唐」是單行本才加入的人物。在原版裡，瑤愛慕的是教她剪紙的朋友華。單行本把瑤的單戀對象改成素未謀面、從未到過香港而且早在文革期間已經逝世的唐，與華相熟的人也改成大姊，瑤和唐從不相識，更能強調瑤的妄想症。小說中描寫瑤埋頭製作的剪紙，在原版本來只是無意義的幾何圖案，單行版則改成她反覆刻出唐的模樣，更符合對剪紙藝術的描寫，也更鮮明地表現瑤的病症。
其餘較次要的人物也曾作細微修改。包括菊在連載版時叫「露絲」，由西方的玫瑰改成在中國傳統裡具重要象徵意義的菊花。瑤的家庭成員也改得較為簡略，把小說主題集中在「愛情」。原有兩處着重描寫瑤的母親都被修剪掉，把照顧者的角色交給大姊。（11）大姊的形象本來有若干負面部分，例如濃妝艷抹，對瑤的病症感到不耐煩等等，單行本則改成完全正面、寬大包容的形象，避免了對女性的刻板描寫。
（三）情節發展的調動和大幅修改，主要集中在小說後半部分。也斯曾經表示連載結束後「一直對結尾不滿意」（12），因此單行本的結局完全改寫。連載版的結局頗為戲劇化，黃求愛不遂，錯手用剪刀刺死了喬。「我」驚聞噩耗趕至，自責沒有及時阻止悲劇發生，並暗示「我」懷疑自己喜歡了喬才介入她和黃的事情。單行本「我」對喬的感情被刪去，變成單純的旁觀者。結局改寫為黃每晚徘徊在喬的住家附近，有一晚以剪刀誤傷她的男性友人；喬也輕傷住院，「我」一度以為喬「不在了」，其實正是原初的結局。新版安排結尾喬說要寫一個秘密給「我」，但「那只是滿紙碎散的抽象符號」，顯示喬其實也病於無法傳達自己的想法，令喬和瑤的問題較為平衡。而原版結局的景物描寫調子較灰暗，結集時改得較光明，或者企圖暗示瑤的病有痊癒的希望。
除了結局改寫，第七節的故事發展也改動頗大，連載版本是由幾段無提示的場景跳接組成，交錯敘述幾個公司的片段以及「我」與黃喝茶的談話內容，喬已經發現寄信人是黃。單行本把整個部分改成順時敘述，並把喬發現黃的時間推遲至這節最後。期間黃寄出更多的信，他給喬寄出最後一封信的時間延後到第九節，內容也完全不同――在連載版中他憤怒地指責喬的種種不是，單行本則改成黃表示希望尋死（頁97～99）。這個更動換取的篇幅變成「我」和黃多次碰頭談話，更詳細地展現黃如何一步步深陷於感情幻象之中。
（四）加入許多香港文化的議論段落。「我」在開解喬及黃的時候，分別以多部西方電影《柔膚》、《吸血女殭屍》、《慾望的曖昧的對象》等為例，說明感情問題的複雜（頁75～79）。其餘多處也加入了各種對香港文化的議論，例如批評香港教育（頁11），批評專欄文字的粗製濫造（頁30～31），對電影以及藝術的評論（頁79、81～82）等等，不少更是長達數頁篇幅的議論，皆為連載時所無。
（五）文句、物件、地名等較次要、細微的修改。有些修改頗有趣味，例如瑤的牀邊堆着的書本在連載版本中是蕭紅、丁玲和羅淑，全部都是女作家作品（13），單行本則改成舊俄小說、沈從文、幾本舊詩詞、張恨水《山窗小品》、楊沫《青春之歌、吳凡版畫的選集和一些哲學和科學書，展示比較多元的閱讀口味（頁10）。
（六）所有粵劇片段皆為連載版所無，也就是說迄今評論家最為欣賞的文本拼貼是較後期形成的構思。包括「我」和瑤、大姊對唱《紫釵記》，在影城神秘的二女對唱《再世紅梅記》，以及行文間不時引用的粵劇曲詞，一律是後來加上的。粵劇的加入補充了瑤對感情的態度和她生病的原因，對於揭示小說主題是非常重要的線索。在原本的小說中，瑤是單純地嚮往華回憶中的大陸，對革命、戰火充滿浪漫幻想。修訂後瑤對文革生活的嚮往仍然保留下來，但加入了以粵劇為代表的傳統文藝後，原版中對革命激情的明顯諷刺相對被淡化，瑤的病因變成她相信的粵劇的感情模式與現實脫節，更詳細地說明瑤不滿現今愛情太輕浮，扣緊並對照粵劇敘述的愛情故事。
至於魔幻寫實主義的段落則是連載版本來就有的。也斯在七十年代翻譯和介紹了大量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文學，同時期的創作也經常運用魔幻寫實手法，例如《養龍人師門》第二輯的各篇已經實驗運用魔幻寫實主義影射香港現實。（14）《剪紙》也屬於這系列創作，例如喬家裡神秘的空間和紅鳥（15），「香港節」花車巡遊，在華家裡訪問他的剪紙藝術（16），以及第八節的影城（17）等大段落的魔幻描寫都是在最初的版本中已經完成，結集時幾乎沒有改動。由此可見，魔幻寫實主義是比拼貼粵劇文本更早成形的
構思。
綜合以上對連載版與單行本《剪紙》的比較，也斯對單行本作出改動的原因可能有二。一，連載作品在結集前都會作出基本潤飾，並調整小說結構、情節、人物等等，令小說主題更為完整。二，更為重要的是也斯對古典文學及抒情問題的看法由七十年代初寫到結集的八十年代間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加入古詩詞以及大量與粵劇段落。七十年代的也斯在詩學上追求的是現代抒情，此時期他對古典文學語言有不少尖銳批評，認為古典傳統與香港現實關係不大，只是堆砌詩意的方便手法。（18）連載《剪紙》和結集出版期間，恰好是他赴美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其論文有一部分是以「現代主義抒情詩」（Modernist Lyrics）為題討論馮至、鄭敏與里爾克（Rainer M. Rilke）關係（19），可能是也斯較系統地思考抒情問題的起點，對修訂《剪紙》有所影響。古詩詞和粵劇唱詞的加入說明他開始探索古典傳統的抒情功能，然而黃寄給喬的詩詞始終無法傳遞其愛情，瑤對粵劇的迷戀也阻止她活在現實當下，說明也斯並非單純擁抱傳統。這方面的思考一直延伸至他八十年代初的其他詩學主張，他開始在詩論融合古典，提出其詠物詩主張，就是嘗試轉化古典傳統以切合現代詩的表達需要，都是同一方向的努力。
3《剪紙》作為香港寓言：抒情的方式與文化解殖
《剪紙》除了是一個愛情故事之外，更是借愛情故事表達也斯對香港文化的批評。（20）他自言：
《剪紙》不過是一個愛情故罷了，說到對事情的看法云云，是不是離題太遠了？也許是吧。所以會說得這麼遠，是因為我以為，一個人對愛情的態度也好，對藝術的態度也好，都跟他的人生觀有關［……］不管是對社會的看法，對男女的看法，對藝術的看法，對文字的看法，許多習慣接受了的觀念有種種不妥當的地方［……］或者是這種覺得許多看法跟別人很不同、又不知有沒有看錯的想法，使人想去寫東西的。（21）
簡言之，《剪紙》是一本關於「看法」的小說，要表達也斯對愛情、藝術與社會等等與別人不同的看法。陳智德認為《剪紙》思考的是如何寫實及再現香港，「不在呈現，而是怎樣呈現；不在寫實，而是怎樣寫實」（22），一矢中的地概括了《剪紙》的主題。借用他的話，也斯創作《剪紙》的意圖不在於寫出一部「抒情小說」，而是在於討論「如何抒情」。
很多評論者都注意到《剪紙》的主題是關於情感溝通的隔閡和言語的失效（23），由於多處討論情感表達的問題，也有論者以「抒情小說」的概念討論《剪紙》。（24）但是《剪紙》並沒有採用沈從文、廢名等為人熟知的抒情小說筆法，例如依靠景物描寫來暗示感情和寄託人物心境，或以氣氛襯托取代情節敘述，甚至全篇只為了營造一種情調等。（25）這類抒情小說要求從敘述（telling）轉向呈現（showing）有如古典詩在抒情的瞬間讓情景自行呈露於讀者眼前，盡量降低敘述者的中介。（26）《剪紙》着力處不在於減低敘事、以景物暗示心境等等「抒情」和「呈現」，反而在於敘述者大量的「議論」和「解說」，思考抒情的方式和效果。因此黃勁輝對《剪紙》的另一說法更為準確，他形容《剪紙》是「後設抒情」小說，例如《剪紙》引用粵劇的段落同時包含了也斯對《紫釵記》的評論，又例如「我」評論黃表達自己情感的方法如何無效，都是對抒情的後設討論。（27）事實上不只是這兩處，整部《剪紙》就是由後設的角度討論抒情的效能和方式問題。
黃和喬、瑤和唐這兩組一廂情願的愛情故事，象徵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問題在於沉溺「西化」和「中國化」的幻象，而「痊癒」之路仍然漫長。其中又可見也斯較為憂慮極端的「中國化」，黃寄給喬的古詩詞片斷、瑤對剪紙及華／唐的迷戀，都是病於無法傳遞心中的愛慕之情，只能把心聲寄託於「剪紙」，正正是象徵了「中國化」手段的失語和無效。以愛情作為香港寓言的文學作品不在少數，李碧華《胭脂扣》、施叔青《香港三部曲》、黃碧雲〈失城〉等等都是著名例子。「寓言」可以解釋《剪紙》的寫法，包括把文化批評轉換為故事，以及人物形象的扁平和理念化，主要是為了寄寓作者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批評。
這種愛情故事／文學批評的寓言關係，解釋了小說中為甚麼包含那麼多的議論段落。黃請「我」轉交給喬的厚本子，它的內容超出了一般的情信，而是擬仿情信的文學與藝術批評，很多地方把文學批評和表達愛意的句子混為一談。這裡突然讓黃詳細地剖析他對文學藝術的種種看法，篇幅比他表達對喬的感情更長，有異於前文黃沉默的形象，反而很接近「我」的談話風格，不難聯想到「我」也以電影評論開解喬和黃，「我」甚至忍不住向讀者「告解」，表達詮釋的困難和限制（頁79）。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黃這封很長的情信就像《剪紙》的縮影，結合文學批評來表達愛情故事。
「面具」與「幻象」是小說的核心意象，既是《剪紙》小說人物的悲劇成因，更是作為「疾病的隱喻」，象徵香港文化的「病灶」，因此也斯在單行本〈後記〉說「《剪紙》原來是想寫七○年代中葉香港生活的種種幻象」。（28）瑤的病可以說是身份認同的混亂迷失，妄想的愛戀影射部分香港青年對中國文化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認同，瑤因而得了精神分裂症，諷刺民族感情只是遙遠的幻象，毋寧是也斯對於七十年代部分熱烈倡議認祖關中的青年的辛辣批評。粵劇的加入似是為了平衡原版一面倒地批評傳統藝術，嘗試指出傳統也有值得欣賞之處。但「我」始終認為粵劇代表的那些美好素質是與社會現實脫節的，也加重了瑤的病情。另一為感情幻象所困的是黃，敘事者同樣以「面具」形容黃的問題：「那些不同大小、不同字體的、剪拼在一起的字。我可以想像黃很辛苦，他借它們來表達他蕪亂的感情。它們是面具，遮掩了他也坦露了他，保護了他也歪曲了他。」（頁101）「面具」與「幻象」的主題在連載時已經是重要意象，例如形容黃只能透過雜誌報紙上剪下別人的言語（歌詞、現代詩、古詩詞等）表達情感的問題，「他退在別人的面具背後，或許這是一個不大適合的面具，像京臉的臉譜，不同的臉譜，勾眉和眼窩」。（29）又例如形容報社同事眼中的喬只是「一個現代的幻象」，又說喬和黃之間「是誤解帶來幻象，帶來恐懼」（頁98），喬對黃而言是「一個西化的幻象」等等（頁113）。如果把黃和瑤的感情幻象和挫折「翻譯」為文學討論，也斯是通過兩組悲傷的愛情故事表達他不滿七十年代興起的傳統熱潮的盲目，又借黃的故事批評部分香港青年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嚮往，兩個人物的感情幻象就是來自他們並不能真正看見並理解他們所愛的對象，他們只看見自己的「幻象」，情形就像舶來的文學形式是無法貼切地表達香港現實的。連載版喬的死亡使小說有明顯的立場傾向，既然是為了寄寓也斯對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批評和憂慮，單行本的平衡寫法更為恰當。
「面具」與「幻象」最初來自墨西哥作家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的書《孤寂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1950）的啟發。帕斯討論居美墨西哥人在兩國的身份認同之間擺盪與迷失，就是以「面具」（masks）的意象討論後殖民問題。（30）也斯由此聯想到香港：「墨西哥［……］它得撕開面具，面對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才可以真正的生活和思想」（31），「香港或海外的中國人，不也是同樣處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中的擺盪者，同樣是感到難以適應嗎？」（32）此後也斯運用相同的修辭提出破除所有不適合用以表達香港現實的藝術流派和傳統，探索一種能夠正視香港現實的文學形式。中國古詩詞、西方流行文化、浪漫主義、批判寫實主義等折射出的香港形象都只是「面具」、「幻象」，「不是真實的」，「迴避正視現實」，「脫離現實」等。文學藝術反而應該「正視現實」，表現「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此時此地的心態」。（33）《剪紙》所探討的正是同一主題。
因此《剪紙》甚至不妨視為也斯在七十年代末對香港文化解殖的初步省思，小說人物面對的感情幻象和也斯一向批評的中西文化幻象是平行的設計。此時他雖然沒有用上任何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的術語，然而這些早期思考已經對殖民處境造成的香港文化困境有敏銳的認知，既反思西方文化的影響力，也拒絕簡單的民族認同，反而着力思考如何卸下所有「面具」與「幻象」才能真正表述本土主體，應視為後殖民自覺意識的初步表現。（34）在殖民文化與民族文化以外開拓香港文化空間，後來發展成為也斯的後殖民論述重點。（35）
易言之，《剪紙》其實是「香港」的愛情故事，以黃和瑤借代「香港」的主體位置，敘述一個「香港」對「中國」與「西方」癡心錯付之後，等待重新振作、再次尋找真愛的故事。也斯的態度是偏向哪一方呢？原版結局是喬要死，在敘事邏輯上，喬的死亡似乎暗示西化幻象更為「致命」，中式幻象倒可以試試尋找出路，原版的傾向非常有趣。單行本結尾刻意把喬和瑤的病情改成相似的情況，令這則文化寓言故事結構更為平行，瑤、喬、黃三人都在等待痊癒。然而有一點沒有改變的是，敘事者對瑤一直用親切的「你」稱呼，對於喬則始終以較疏遠的「她」稱呼。考慮到《剪紙》的敘事者（narrator）與隱指作者（implied author）的位置極為接近，「我」對兩位女主角使用的人稱所區別的情感距離，或者已經透露其偏好、以至對香港文化出路的看法了。
4 粵語抒情的效能：粵劇與流行歌詞的對照
最後，本文需要解答《剪紙》單行本的最大改動：大量粵劇文本的加入。《剪紙》如何化用粵劇段落已經由多位評論家仔細、完備地分析過，本無再作補充的必要。（36）但對連載版本的研究揭示了拼貼粵曲文本並非小說的最初構思，不由得引起我們的疑問：也斯加入粵劇文本與小說主題所思考的香港文化問題有何關連，以及粵曲如何配合與補充了原初連載版本的構想。我們可以回到也斯七十年代的專欄去搜索，他的多篇文章都顯示他不時思考粵語的文學表達問題，《剪紙》的修訂或者就是為了解答他自己的疑問：如果中西文化都不過是幻象，香港作為主體要真正表述自身，其出路會否在於本地語言？
粵語與純文學的關係頗受論者關注，例如樊善標〈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討論認為在高雅文學的範圍內，粵語已經見於新詩及小說的實驗，卻仍然很少見於嚴肅的散文創作，尤其是在用於說理散文時遇到很大障礙。（37）也斯的關注恰好相反，他認為粵語在文學表達上的最大困難，是在抒情方面。例如也斯很早就思考香港詩人長期的言文分離對詩歌表現的影響。（38）八十年代末在後殖民思潮的衝擊下，有些學者以「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概念討論粵語。（39）有趣的是，也斯的詩雖然原意是以粵語唸讀理解，但他並沒有刻意大量在詩中加入粵語元素。《剪紙》也沒有以粵語進行創作，而只是拼貼了既有文本。然而《剪紙》的確是在思考粵語和抒情的問題，連載版已經拼貼香港流行曲歌詞，單行本加入粵劇似乎是為了與前者形成對照，探討粵語如何抒情的主題。
連載版《剪紙》已經有喬和「我」在的士上收聽電台點唱的情節，暗暗批評它們無法傳達真摯的感情。幾處流行曲的引用都在喬的故事出現，正好襯托只能借別人的文字來表達自己感情的黃。一處是喬和「我」坐在的士裡聽收音機：
這次是一支粵語流行曲而不是一支歐西流行曲，是大衛點給馬利李察點給伊利莎白亨利點給莎翩娜東尼點給露絲……
醉擁孤衾悲不禁
夜半飲泣空帳獨懷愁
喬搖搖頭，好像要把這些傷感的蛛網摔開。一曲完了，又有那麼多人點另一支歌給別人，設法借這些歌詞，傳達一點甚麼。（40）
這首是許冠傑的歌，歌詞由古詩片語堆砌而成。另一處是馬在工作時喜歡唱流行曲，同樣是許冠傑的歌。事實上，也斯曾經嚴厲批評過許冠傑的歌詞只是大量借用陳詞舊句，完全沒有傳達真實的感情，「那只是模式的定型的傷感，叫我們忽視了感情的真貌」，「是以簡化或虛假的言詞來代替真相。」（41）在電台這個小片段中，喬說她仍然收到她讀不懂的信，點明流行歌詞與黃的信件一樣，都是失效的抒情詩，顯示七十年代末也斯已經在思考粵語的抒情效能。
我們可以借助也斯七十年代末的專欄文章來理解他對流行曲的批評，以及為何他認為粵語難以抒情。〈粵語問題〉寫於《剪紙》連載完畢不久，他由英語電影的粵語配音，談到廣告及流行曲的粵語問題，可以補充《剪紙》。他同樣以「面具」形容大眾媒介中常見的粵語表達方式，令人不能不聯想到《剪紙》。他說：「目前電視上流行的這種粵語，除了輕浮和油滑以外，是它不表示任何意見，不站在任何立場，是一種模棱兩可，拒絕與人溝通的言語。」又以廣告台詞為例，認為其中沒有真正含意的言語，只是「面具」：
沒法表達的時候，人們唯有躲在常用的口頭禪的背後［……］運用這些不經思索的字彙作為面具，是拒絕思索自己的感情，表達真正的意見，是輕視溝通，是根本不願意與任何人有真實或深入的接觸。粵語逐漸只用於指出價錢、牌子、地點、人物，不能用於歸納、反省、推論、思考，流行的粵語已經定型，代表一種固定的想法，一種定型的感情，不足以表達新的思想、微妙的感受。（42）
他又談到電台點唱的粵語流行曲：「粵語流行曲中，充滿生硬或爛熟的古詩片語。但如果電台點唱那樣用它來傳達當前的人的感情，無疑僅是虛假的幻象。」（43）這篇文章談到粵語流行歌詞以及流行文化使用的粵語都只是固定套語的堆疊，沒有傳達出真正的、鮮活的感情，正好解釋了《剪紙》多處引用歌詞的用意，也與黃剪貼的古詩詞互相映照，暗示這是失效的抒情語言。
反觀粵劇片段的加入則可探索另一形式的粵語是否可能傳遞感情。單行本的修訂既加入了真正的古詩詞，又加入了粵劇唱詞，與流行歌詞形成對照。粵劇把典雅的粵語用於抒情文體，而且所述說的愛情故事成功感動了「我」，與粵語流行曲的抒情失效構成一組對比，並正面肯定粵劇的抒情效能。也斯後來曾經多次討論粵劇藝術，例如認為唐滌生《再世紅梅記》把原來的京崑劇目改編成粵劇，其中「吸收不同地域的廣東音樂，加入西方音樂觀念，甚至用了前衛的音響及創作手法，也可見到香港五○年代文藝『改編』傳統、傳承與創新的特色。」（44）可見後來他甚至把粵劇與香港文學的特色連繫起來思考。他回顧《剪紙》引用的這兩個粵劇作品，他認為唐滌生對湯顯祖《紫釵記》及周朝俊《紅梅記》的改編非常有個人特色，又特別談到其中鏡像角色的設計，唐特別指定由同一個演員擔任，是非常精彩的戲劇設計。也斯說《剪紙》引用唐滌生的作品是向其致敬，「重寫和修改《剪紙》的時候，自然也不斷想到剪紙和粵劇這類傳統文化及我們這一代多少受到這種影響」，但他仍認為「儘管我渴望與想像中的傳統文化合而為一，實在已有了無可踰越的差距和變異」。（45）
粵語抒情的困難無疑關係到香港文化如何表述自身的問題，可以說他對香港文化困境的思考正是源於粵語抒情的問題。這最初可能是來自一次觀劇體驗的啟發。1977年大學實驗劇團翻譯演出布萊希特《三毫子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1928），該次演出把劇本台詞譯為粵語，但是歌唱的部分使用英語。也斯在專欄發表觀後感想，他思考歌詞能否翻譯成粵語而保留詩意。（46）他認為香港尚未出現能夠把握粵語中的詩意與俚俗的詩人，「要到有一天，要戲劇界出現一個能夠正視和把握粵語，能夠運用粵語中的詩意與俚俗的詩人，布烈赫特在香港的演出，才算真正成功。」（47）他認為語言問題「不僅是一個藝術的問題，也是一個生活態度的問題」，是表示香港文學還沒有「正視我們的現實」。（48）顯然這系列對粵語抒情的思考反映在不久之後開始連載的《剪紙》之中，又在單行本的修訂中更臻成熟。
雖然在《剪紙》這個香港、中國與西方的愛情故事中，粵劇代表的地方文化已經遠比瑤和黃的剪紙更為值得欣賞，「我」甚至頗為嚮往其中的感情，但是瑤也因此而更加偏執和脫離現實。如果剪紙工藝代表瑤的幻象，粵劇其實也是，她要走出幻象、看清楚所愛的對象，重新與現實彌合才能痊癒，意味着粵劇其實也不是也斯所追求的「能夠正視香港現實的藝術方式」。香港文化要解殖、要卸去所有面具與幻象來認識與表述自身，正如小說人物的康復之路那般道阻且長。
5 小結
總結而言，整部《剪紙》通過各種抒情文體的拼貼，交織成愛情故事，寄寓也斯對香港文化提出的諸多建言、質問和批評。《剪紙》是一則擬仿愛情故事的香港文化寓言，對「如何抒情」作出了多角度的探討。原始構思就已經非常完整地設計了以「剪紙」、「面具」和「幻象」代表失效的抒情方式，修訂時加入古詩詞及粵劇令拼貼的文本類型更豐富。《剪紙》敘述了兩段「香港」對「中國」與「西方」的錯愛，呼籲香港青年破除幻象、尋找真正值得付出深情的對象。在摘掉所有面具之後，這樣的對象到底是甚麼，香港的「真愛」應該是怎樣的，《剪紙》並沒有提供答案。也斯他以他的創作及評論，示範了另一個「香港愛情故事」，他無疑認為值得貫注一生深情的對象就是香港自身，但這點需要在也斯其他的詩文小說創作以及他的評論中探索，超出了《剪紙》的討論了。
【註】：
（1） 也斯：〈後記〉，《剪紙》（香港：素葉，1982年），頁138
（2） 容世誠：〈「本文互涉」和背景：細讀兩篇現代香港小說（節選）〉，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年），頁240～246
（3）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54～260
（4） 陳智德：〈另一種「翻譯」與「寫實」：《剪紙》、《重慶森林》與《烈火青春》〉，《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70～286
（5） 黃勁輝：〈中西抒情：也斯《剪紙》中七○年代殖民香港的都市現代情感〉，《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87～308
（6） 梁秉鈞：〈粵劇與當代文藝〉，劉靖之、冼玉儀編：《粵劇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頁184
（7）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3日，第5版。以下引用單行本頁碼在正文列出，連載版則在註釋列出日期及版面
（8）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4日，第7版
（9）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10日，第7版
（10）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8日，第7版
（11）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17日，第7版
（12） 〈後記〉，《剪紙》，頁138
（13）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5日，第7版
（14） 對也斯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討論，可參考王仁芸：〈魔幻寫實──也斯小說集《養龍人師門》的創作方法〉，《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176～190
（15）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1～2日，第9版。4月3日，第5版。4月4日，第7版
（16） 訪問華的一段見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19日，第7版； 4月20～21日，第9版。「香港節」花車巡遊的一段見4月24～26日，第7版
（17） 羅貴祥敏銳地指出這段與也斯的詩〈影城〉（1975）非常相似，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與大眾文化觀念〉，《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63～264
（18） 也斯：〈兩種幻象（七、完）〉，《快報》1976年12月8日，頁碼從缺
（19） Leung Ping-kwan.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4.
（20） 如果把《剪紙》和也斯同樣創作於七十年代的小說放在一起觀察，不難發現他以小說作文化評論的傾向。其中又以〈平安夜〉（1973）與《剪紙》的主題和人物設定較為相似，都是以幾個角色代表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幾個典型，並透過人物設定來表達對香港文化的批評。當然就「議論型小說」來說，《剪紙》是其七十年代作品之中最為成功的
（21）〈後記〉，《剪紙》，頁139～141
（22） 同上註
（23） 王仁芸：〈讀也斯的《剪紙》〉，《文藝》第6期（1983年6月），頁33～35。容世誠：〈「本文互涉」和背景〉，《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38～241。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58
（24） 例如陳惠英把《剪紙》列為抒情小說作分析。陳惠英：《中國當代(1919～1989)抒情小說》（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論文，1995年），頁181～186
（25） 梁秉鈞：〈中國現代抒情小說〉，《中國現代文學新貌》（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117～135
（26） 葉維廉（1969）：〈現象．經驗．表現〉，《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頁162～192
（27） 黃勁輝：〈中西抒情〉，《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303～307
（28）〈後記〉，《剪紙》，頁138
（29）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9日，第7版
（30）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translated by Lysander Kemp, Yara Milos and Rachel Belash (New York: Grove, 1985), pp. 29-46.
（31） 也斯：〈孤寂的迷宮〉，《書與城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8
（32） 同上註，頁18
（33） 也斯：〈兩種幻象〉，《書與城市》，頁2～13。原載《快報》1976年12月2至8日，頁碼從缺。結集版本與專欄版本部份字句不同。羅貴祥也提出《剪紙》應該與〈兩種幻象〉（1977）這篇香港文化評論對讀，參考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與大眾文化觀念〉，《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62
（34） 另一例子是在《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的序文中，也斯介紹殖民地獨立運動之後的拉美文學，尤其着重指出拉美作家如何既汲取西方文化的影響，又結合拉丁美洲的本土傳統文化，創造出震撼世界的拉美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猶如在政壇上，他們是與外國並駕齊驅的獨立國家，不再是誰的殖民地了。」梁秉鈞：〈當代拉丁美洲小說的風貌〉，《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台北：環宇，1972年），頁5
（35） 關於西方後殖民理論及香港後殖民問題各有豐碩的討論，此不贅述。對理論的扼要介紹可參考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陳仲丹譯：《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對香港後殖民討論的總結可參考朱耀偉：〈大城小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2002年），頁253～270。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1995年），頁91～117
（36） 容世誠：〈「本文互涉」和背景〉，《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41～244。陳智德：〈另一種「翻譯」與「寫實」：《剪紙》、《重慶森林》與《烈火青春》〉，《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72～276
（37） 樊善標：〈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考察對象〉，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2014年），頁2～23
（38） 例如他曾在專欄推介七等生的詩集，認為可與他自己這代香港年輕詩人作對照：「因為語言與文字分離的吃虧，無疑在表現上也會遇到七等生詩作都所遇到的類似問題。」也斯：〈五年集（完）〉，《快報》1974年8月15日，頁碼從缺
（39） 羅貴祥：〈少數論述與「中國」現代文學〉，《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香港：天地，2008年），頁127～128
（40）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23日，第7版。同見《剪紙》，頁52
（41） 東不拉（也斯）：〈香港歌．香港事：為押韻乜都肯制〉，《大拇指》第53期（1977年1月14日），第2版
（42） 也斯：〈粵語問題〉，《快報》1977年5月27日，第7版
（43） 同上註
（44） 梁秉鈞演講，陳素怡整理：〈《紅梅記》的文化政治〉，《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2卷1期（2014年12月），頁162
（45） 也斯：〈重象、剪紙、鏡影──從粵劇與文學談起〉，《星島晚報．星期日雜誌》1988年8月7日，頁5。此為該年4月底也斯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舉行的「從文學角度看唐滌生的《紫釵記》、《再世紅梅記》」講稿
（46） 1978年也斯與大學實驗劇團合作翻譯布萊希特的詩，劇名是《我．布圖．布萊希特》，曾經在藝術中心演出。他在《煩惱娃娃的旅程》記述與該次翻譯是與友人W（榮念曾）合作，是因為上一次觀看《三毫子歌劇》而想到嘗試用粵語譯詩，可惜該次演出沒有任何記錄留存。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香港：牛津，2014年），頁28～29
（47） 也斯：〈找尋一種語言〉，《快報》1976年12月1日，頁碼從缺
（48） 也斯：〈兩種幻象（一）〉，《快報》1976年12月2日，頁碼從缺。
【引用書目】：
報紙及期刊文章──
也斯，〈一個時鐘〉，《快報》1972年1月29日，頁碼從缺。
也斯，〈給詩洗澡〉，《快報》1973年8月1日，頁碼從缺。
也斯，〈五年集（完）〉，《快報》1974年8月15日，頁碼從缺。
也斯，〈找尋一種語言〉，《快報》1976年12月1日，頁碼從缺。
也斯，〈兩種幻象〉，《快報》1976年12月2～8日，頁碼從缺。
也斯，〈剪紙〉，《快報》1977年4月1日～5月14日。
也斯，〈粵語問題〉，《快報》1977年5月27日，第7版。
也斯，〈重象、剪紙、鏡影──從粵劇與文學談起〉，《星島晚報．星期日雜誌》1988年8月7日，頁5。
也斯，〈「我之試寫室」〉，《快報》1975年6月19～20日，頁碼不明。
王仁芸，〈魔幻寫實──也斯小說集《養龍人師門》的創作方法〉，《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176～190。
王仁芸，〈讀也斯的《剪紙》〉，《文藝》第6期（1983年6月），頁33～37。
李援華，〈漫談布萊希特的《三便士歌劇》〉，《文藝》第13期（1985年3月），頁20～23。
東不拉（也斯），〈香港歌．香港事：為押韻乜都肯制〉，《大拇指》第53期（1977年1月14日），第2版。
松木，〈提問，回答，推翻答案──讀也斯的小說〉，《突破》第125期（1985年3月），頁40～41。
容世誠，〈「本文互涉」和背景：細讀兩篇現代香港小說（節選）〉，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年），頁232～247。
容世誠，〈城市的廣東曲藝──歌壇、粵曲與抒情性〉，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台北：書林，1994年），頁3～34。
梁秉鈞，〈中國現代抒情小說〉，《中國現代文學新貌》（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117～135。
梁秉鈞，〈粵劇與當代文藝〉，劉靖之、冼玉儀編：《粵劇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頁179～186。
梁秉鈞演講，陳素怡整理，〈《紅梅記》的文化政治〉，《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2卷1期（2014年12月），頁158～166。
陳仕強記錄、整理，東不拉、曹國祥、范俊風、陳仕強、張阿倫列席，〈座談：三毫子〉，《大拇指》第50期（1976年12月10日），第12版。
陳炳良，〈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剪紙」的心理分析〉，《文藝》第16期（1985年12月），頁57-59。
陳炳良，〈筌蹄之辨──談也斯《剪紙》〉，《文藝》第15期（1985年9月），頁32～33。
陳國球，〈「抒情」的傳統──一個文學觀念的流轉〉，《淡江中文學報》第二十五期（2011年12月），頁173～198。
陳智德，〈另一種「翻譯」與「寫實」：《剪紙》、《重慶森林》與《烈火青春》〉，《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70～286。
黃勁輝，〈中西抒情：也斯《剪紙》中七○年代殖民香港的都市現代情感〉，《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87～308。
葉輝，〈複句結構．母性形象──序也斯《三魚集》〉，《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04～218。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54～260。
樊善標，〈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考察對象〉，文潔華編：《香港嘅廣東文化》（香港：商務，2014年），頁2～23。
羅貴祥，〈少數論述與「中國」現代文學〉，《他地在地：訪尋文學的評論》（香港：天地，2008年），頁123～136。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参大眾文化觀念〉，《也斯作品評論（小說部分）》，頁261～269。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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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ůšek, Jaroslav.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也斯，《剪紙》，香港：素葉，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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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書與城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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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三聯，2010年。
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2002年。
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行：梁秉鈞新詩作品評論資料彙編》，香港：文化工房，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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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球、王德威編，《抒情之現代性：「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三聯，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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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2006年。
葉維廉，《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