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英：美華作家的「視角」及漢語寫作啟示

導語：「大中華」範圍的漢語寫作中，「海外華人作家方陣」不可或缺，是因為他們有獨特的視角，是漢語寫作的有力的補充，文學史演進與創作形態發展的重要的酵素。二十一世紀的新媒體時代，「全民化寫作」已成定勢。每個人的「創作慾」「話語權」都應該得到尊重，但「文學」的確不等於「碼字」。「海外華人寫作」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元素？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海外華人作家」的視角的確獨特，比如嚴歌苓一貫的「生命意識」，其「悲憫」比別人更多，也呈現在其作品〈童年可利亞〉中。童年的「可利亞」，這隻小狗，是隻會給日常生活增加麻煩的「動物」嗎？嚴歌苓認為不是。從「萬物皆生靈」的角度看，「可利亞」的「被多次收養」，就應該引起我們「人類」的 「身世共鳴」感：母親一次生了三個兄弟姐妹，都賣給陌生的主人，因為「可利亞」天生調皮，到誰家都「不知身是客」，不乖巧，而被再次轉賣。牠的名字叫「臭臭」，這麼不嚴肅的「命名」就彰顯着牠生命的低賤。牠被當作一個尊貴的禮物由一個兒子送給母親，朋友嫌牠是個纍贅，所以轉送給我。小狗是個girl還是boy？回答說「不知道」。反正牠就是個寵物，供我們玩兒的，這很重要嗎？

生命力，是〈童年可利亞〉的主線索：「我」叫牠「臭臭」牠不作反應――對這個命名的抵制？我給牠取名字「可利亞」，俄羅斯一部電影中小主人公的昵稱，「可利亞」果然有裡面的主人公一樣的「戰鬥的民族」的「反抗意識」：牠以偷東西表達憤怒，因為牠最怕長時間獨自待在家裡，被無視被忽略，牠的容忍度一過，就憤然讓一兩件「我」在意的東西消失。

嚴歌苓這裡寫的不是自覺意識上跟人一樣平等的一個「生物」生命裡的「庸常化」，也就是「佛系」，而是其精神的「昇華」與思想的「深化」。可利亞似乎有一種「自我意識」：第一，我負責任，盡職責，認真值班，嚇跑「進犯」咱家院子裡的浣熊；深夜裡你加班，我陪伴。但你不敢不拿我當「生靈」，而只是當作一個會「動」的「物件」，忽略我冷淡我，類似「遺棄」，堅決搞破壞，絕對不客氣，給你點顏色看看！於是輕則扯碎屋子裡所有的紙巾，重則讓「我」的字典、鑽戒、手錶不翼而飛，或者乾脆就「離家出走」，院牆與柵欄怎麼能攔得住本尊？翻觔斗拿大頂甚麼都攆，啥高檔社區都能讓我玩得雞飛狗跳，你們人類算個鬼！

敘寫他人所不寫，所難寫，以生命的平等意識為弱勢者代言，將「畸零人」的精神內涵與力度都表達出來，是嚴歌苓一貫的主題。此篇以活潑空靈的文筆寫出一位「小生靈」的委屈、反抗與悖謬，牠與人類的「和而不同」與「相愛相殺」，是漢語寫作中少有的好作品。

劉荒田〈成田，成田〉有着「北美第一散文大家」的獨特文筆――境界明快如藍天白雲，蘊藉隱顯如深海礦存。一位在「人生三山」（原籍廣東台山，入籍美國舊金山，回歸廣東佛山）經年流轉，地球上飛過好多國家的人，仍然對舷窗外的風景保持了熱愛與敏感。飛機上過去，「太平洋呈鰻魚脊般的烏青」，小島「如蟲啃掉三分之一的梧桐葉」「矩形的耕作區，條條阡陌方正，河流逶迤其間，車輛蠕行」，我們每個人可能都看到過，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表達得如此真切。

景致表達得「真切」，一定是「思與境偕」，與豐蘊的情思有關，〈成田，成田〉這一修辭上的反覆，應該有一定的原因。但「文似看山不喜平」，劉荒田散文的間架結構一向先「曲徑通幽」，後「豁然開朗」像迷宮。「成田，成田」，在一個走南闖北飽經滄桑的人的眼裡，這地方有何不一般呢？隨着飛機上景致的推移，作者是浮想聯翩，讀者被一直牽着的心，那條「隱線」也終於顯現：原來，成田這地方，三十七年前，「我就和它結緣」。

一個人紀念一個地方，一個人，跟自己的生命的「界標」是有關聯的。那些日子，作者的生活有斷裂有續接，有那麽多「第一次」，第一次從沒受過的苦，第一次苦盡甘來的驚喜，儘管有時是很小的。「人生三山」中每一次的運轉都上上下下，「路漫漫其修遠兮」，「轉機」的時候容易趕不上，「延誤」以後造成更多的「延誤」，有筋疲力盡到不了山頂，迷路折返時看不到任何歸處。自從離開了故鄉，飛來飛去的「我」，「歸處」到底在哪裡？生命中的「荒地」甚麽時候才能成「田」？明白了，「成田，成田」，每個人都在尋找，都在開墾，都在耕種，在哪裡可以「成田」？我們不一定知道。

在「全民寫作」，人人命名自己為「作家」的時代，一定要倡導「美文」――蘊蓄深厚的，明快飛揚的，文似看山不喜平，結構上曲折逶迤，能引着讀者入洞探險又有鳥鳴山歌陪伴，最後會「豁然開朗」引讀者「會心一笑」的。以稿紙為「田壟」來春種秋收，以鍵盤為「園地」而櫛風沐雨，碼字君，你的文字，你的人生「成田」了嗎？

同樣寄居於舊金山的李碩儒先生，善於寫人生的「溫度」。即使在這裡成長、打拚了許多年，現代化的北京於「我」，也早已成為「異鄉」。這物質發展的「浮躁蒸騰的熱浪」，人情世故的「薄涼如秋」，都給了妻女充分的理由，說讓我回家――回美國，回闊別兩年的舊金山。與心境有關，飛機舷窗下的景致，也「是略顯清寂的雲絮和深邃玄幻的藍天」。下了飛機，女兒遞給我外套，進了家，「妻已煮好大米粥，兩個外孫女奔過來擁抱」，她們倆已經長得「快與我齊平」。這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溫度」真是變化了好幾重。

「人生的暖度來自於親情」嗎？但「距離」不止有海洋，還有生死，父母常常入我夢，「心有餘慽相互牽掛」，但其實已經「陰陽兩隔呼」。家裡只要有孩子就有無限的熱鬧。外孫女英語裡喧鬧的春天，跟我的年歲裡的「秋天」恰成對比，我住到Amber的房間，有一種「穿越」與「陌生」感。她畫的畫，冰川上的企鵝，個個都「一派瑟縮」，可它們各個的眼睛都像笑出了快樂。另一幅是風中的女孩，放大的頭像迎着眩幻的天空睜大着好奇又嚮往的眼睛。對啊，自從有了新技術的「自帶美顏，PS」，每個女孩的眼睛都是「放大」的。與我們「寫實」的人生相比，新一代的生命完全可以「就虛」――他們是「飛來飛去的人」，他們對世界的「好奇又嚮往」，是可以實現的。

呂紅小說〈夜歸〉中的「艾米」是個「風雪夜歸人」，「美國華人職場女性」的形象。艾米是個拔刀相向的「大颯蜜」，也是一位「女宋江――及時雨」。海外孤獨的流散生涯，媒體競爭中的嚴酷，世情薄，人情惡，情愛關係中的算計，人人需要艾米這樣的「及時雨」。但做一個「及時雨」是要有資格的。「艾米」業務能力強，幹練剪斷，有原則有格局有人脈，在單位說翻臉就翻臉，但也能一呼百應。但她也有她的苦：你看來是一棵杉樹，其實是一棵勁松；你是一棵勁松，但你有暮色蒼茫的孤獨。留學或者出洋的女讀書人，刊物的編輯，哪個不是曾經美麗，出身中產，在自己原來的生活中曾經是一個「天驕」？但被連根拔起，生命再植後，在他者的規則下，異鄉的烈日下，哪個「天驕」不曾「低頭」？一朵鮮花如何櫛風沐雨變為一棵「杉樹」，再歷練成為一棵「勁松」，箇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比如在競爭激烈的傳媒地域，需要如何拚搏散打，練出「十八般武藝」，不止跑寫編播樣樣都通，還能拉業務做推廣八面玲瓏政界商界都能拿到要聞或贊助呢？

光勤奮肯定不行，即使腦瓜兒靈，也需要一次次失敗，加經驗積纍，但這「積纍」與「失敗」，沒有人願意分擔。「艾米不聲不響」幫小宇「編版，分標題和文稿一條條整理好，放在桌面。」艾米從不盼望有甚麼愛情，「這年頭，別說找白馬王子，灰馬王子也沒呀！」她說自己個性太獨立，不遷就，做不到「人家的玩偶」，或者「傭人」，或者「嫁得好」，那麼幸運。在這位「樓上樓下箭步如飛、沒有她大聲責罵老總的噪音」的「大颯蜜」「女宋江――及時雨」身上，作家融進了移民者遇到的生活隱憂，還有文化歸屬的危機。她在這裡出賣了六年半的「青春」，工作上做足了一百分，亦算圓夢綠卡。但理念不同個性迥異，告別得如此匆忙：她自己開了一瓶酒；老總在車裡按了幾下喇叭，以「壯其行色」。大家都忙，她不願意讓其感受「兔死狐悲」。在香港重新找工作亦難，「住房、生活開支都需要錢」「還想申請母親來美」，但「911改變了美國」。學文科的獨身女性，即使有才華如張愛玲，孤零與獨立更甚。這世界很隔膜，人際溝通不易。浪迹天涯不說苦，姐妹走好，這是移民生活的悲壯底色。亦為海外人物群像塑造了個性鮮明的「這一個」。

狀常人之所不能狀，一向是文學寫作者的責任，也是義務。沙石的〈人間四月雪〉就在寫這個異樣的季節裡人的記憶、注意與聯想如何地「時斷時續」，很「意識流」，因為他在美國的大山裡滾下了山坡，暈倒了。

一個是老邁的受傷的人的視角。作者的比喻跟朱自清的〈綠〉一樣多元：「人在昏厥的時候身體的感官系統」只有聽力是敏銳的。「鍾老漢」，一個來美國省親的中國農民，聽得見一種呼吸聲，像「一群嗡嗡的蒼蠅飛進他的腦袋裡」「後來又覺得好像有人在爐灶前拉風箱」，這讓他有一種生命危難時刻無比急切的感覺，殷殷地牽掛起「留在家裡的老伴，還有等待春耕的糧田，還有那幾頭剛出生的豬仔」。他想大喊一聲，但是他做不到。這是典型的病人、老邁的人的「力不從心」。他與兒子「迷路了。他們徹底迷路了。」他們在荒山野嶺，他受傷了，很有可能生命就此終結，於是，記憶中忘不掉的事情，那些「釘子」，就一顆顆浮現出來，「有大釘子，小釘子，生鏽的釘子和不鏽鋼的釘子。釘子釘在記憶上，鍾老漢很得意自己想出來的這個比喻。」

二是〈陳奐生出國〉的跨海洋，事實上也跨了階層，跟語言的視角。最近的那棵釘子就是，「兒媳婦帶着孫子孫女還有他們的哈巴狗列隊一起說拜拜的情景給鍾老漢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顆釘子釘在鍾老漢的記憶裡，一時怎麼也拔不掉。兒子帶着中國來的老爹來爬山是突兀的嗎？不是。因為，鍾老漢非得要教育小小的美國人，他的孫子和孫女「珍惜糧食」，所以「和兒媳婦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得生硬而又微妙，而且雙方越是客氣，越是試圖緩和，情況就越發糟糕」。故「只要到了週末，兒子就要帶他出門，而且是去老遠的地方，一去就是一整天」。

小說跟〈陳奐生進城〉〈陳奐生出國〉一樣用了「陌生化」技巧，讓鍾老漢翻過了許多心理上的溝坎與大山，把「傳奇性」推向高峰――迷路後的他們遇到了一隻灰狼。這隻灰狼也「在雪中經歷了長途跋涉。」不只是敘事視角「全知視角」的客觀，還有雙方都「在雪中經歷了長途跋涉」的生命認同。與狼對峙、同行後，那種「狹路相逢」的敵對感減少，「邂逅相遇」「同病相憐」感越來越增強。

小說一開始就有一個懸念，其實也是一個常識：老爹並沒有想在兒子這裡常住，他不想看更多的「西洋景」，只想要跟兒子張嘴提出他人生最後一個願望，讓他出錢給自己與老伴在老家村東頭買一塊墓地。但，在文明的、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美國人的領地，「兒媳婦帶着孫子孫女還有他們的哈巴狗列隊一起說拜拜」的「美國語境」下，鍾老漢的這種「中國意願」似乎又遙遠又可笑，必須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才能張嘴。在看到「餓狼」的那一刻，他才覺得「時機來了？」但「鍾老漢最終也沒有向兒子說出他和老伴買墓地的心願。」小說戛然而止，我們未知所終。

這種美國式的「遠足」鍾老漢很陌生。可以叫「爬山」，可以叫「去玩兒」，為甚麼叫「遠足」，Hiking？它對中國式親情的解構，其中的距離，似乎比同行的這隻狼，與這兩個人的共識，還要遠。

唯唯的〈格勞莉婭〉寫的是美國病人害怕的是甚麼。「平生最怕醫院」，這是中外都有的，但「美國病人」怕的是「去面對那些她認為總是帶着假笑的醫生。」病人不是最害怕醫生的「話難聽」「臉難看」嗎？美國人與中國人不一樣啊，我們生了絕症都要人性關懷瞞住病人，可美國病人都「敢於面對慘澹的人生」。格勞莉婭對醫生微笑的質疑是「整天望着痛苦的人，怎麼能真笑出來呢？」這是「美國病人」才有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但格勞莉婭自己也不能免俗，是個一樣「虛偽」的人啊――面試自己的護理員時滿面笑容可掬，作者懷疑，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擺出最可愛的樣子」，這「面試」還有個嘛意義呢？

唯唯揭破了「美國的富人區」裡的「西洋鏡」：房子實際上是租來的，臥室很大，癱瘓的格勞莉婭躺在那裡，像是「一件展品」。屋裡有個「巨大的鳥籠，和一隻精力充沛從早到晚叫個不停的藍羽毛小鳥」。這牀上的病人，跟籠子裡的小鳥，是一對兒隱喻嗎? 活蹦亂跳的生物用以作為陪襯孤獨臥牀的病人。主人試圖「造一個假象」，讓別人感到「如火如荼」仍是其生活的一部分。那麼美國人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如火如荼」？她的家人、丈夫、孩子呢？

事實上，格勞莉婭生病期間，她的丈夫查克就已經「和一個菲律賓女人相好」。他很少回家。每週最多回來一次。這真是「慘澹的人生」。但他還算負責任，支付賬單，每次都到牀頭來給老婆一個擁抱親臉，親切地問「你最近是個好女孩嗎？」格勞莉婭笑瞇瞇地說，「我是呀！」美國女人真沒脾氣，真能「直面慘澹的人生」。「溫情脈脈的面紗」來形容資本主義的人際關係，算是對了。

格勞莉婭的女兒呢？「一位金髮碧眼的高個子美人兒。十九歲結婚，二十歲離婚」，雖然「那時三十五歲」，但「單純而快活」。這個是跟自己的母親遺傳的嗎？「格勞莉婭年輕時是一個很浪漫任性的女人。十九歲進入第一個婚姻。生了女兒勞蕊。女兒四歲時，她與一位風流英俊的水手私奔。十幾年後才回來。查克是她的第三個男人。」美國人在情愛上還真是「自由的社會」。格勞莉婭這位「久經情場」的「女孩」似乎還相信愛情，每天看着「女人有可能跟劇裡的任何一個男人發生愛情」電視劇，永遠津津有味。而且，「格勞莉婭從來不講查克壞話」，即使「查克的菲律賓女朋友有時打電話來，和格勞莉婭在電話裡大吵大鬧。」美國女人願意看到「刺上面有花兒」，跟中國女人老是看到「花兒上面有刺兒」是文化區別嗎？誰比誰生活得更美好呢？從格勞莉婭母女去看，美國人是不願意怨懟，且「二十歲離婚」以後，也依然可以「單純而快活」。格勞莉婭偶爾有朋友來「給她講外面的事情」。有位俊美的青年人「有時帶一把小提琴，給她拉一個抒情的曲子。有時帶一本書，用輕柔的聲音，唸給她聽。」於輕鬆語調中凸顯異域的人情世故。

全球時代的「大遷移」，會讓人的生活進入「非常態」，人的心理也會隨之「非常態」，有的更悲憫，有的會變寬宏，有的能昇華。伍可娉的〈雅娟與鑽戒〉就寫這種移居生活帶來的心理的「非常態」。雅娟的生活，表面上與許多海外華人差不多，很正常――她漂亮，老公疼她，移民後表面上也沒有很大變化，過了溫飽線，過着小康日子，有時候聚餐，有幾個朋友作伴打打麻將。但她的內心，有一種「空虛」或叫「沒有着落」的感覺嗎？肯定有，因為她逐漸形成一種隱秘的習慣――對別人的鑽飾有偷窺的「渴望」。現實主義作品的高層次，不是寫出某個人物的病態，或簡單地寫出這種「隱秘的心理」，而是深挖《愛瑪》如何最終變為《包法利夫人》的原因：我們每個人都是「愛瑪」，包法利夫人的「砒霜」味道我們嘴裡都有，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項鍊》情結――「鑽戒」與「項鍊」代表着我們在社會中的身份，就如拉斯蒂涅的「表姐」，高老頭的女兒在法國社會的身份。在加州，在美國，在歐洲，在中國大城市，商家就跟這些「友善的牌友」一樣在不斷地「稱讚」我們，把我們評估朋友的眼光都變成了「幾克拉？」把我們稱呼客人的名字都變成「穿普拉達高跟鞋的女人」。「雅娟與鑽戒」的關係，也不是「心理疾患」這麼簡單。因為在雅娟的少女時代起，中國南方就「重男輕女」：女人是用來嫁的，嫁妝還有聘禮的多少，有沒有鑽戒是衡量女人身份的一種標配。移民之後，你的「存在感」仍然與此有關――你有「金貨」或者「鑽飾」嗎？你家的「金山伯」有企業或門面嗎，房子在哪個區？存款幾何？「跟朋友搓麻將」如果是一個女人的日常生活，你的生活品質，就一定會用幾個克拉來衡量。雅娟喜歡鑽飾，這有甚麼錯嗎？舊金山的華人女性不是都這樣？移民生活如果一味以「金山」（豪車大房資產計），沒有別的追求，習慣是聚餐打麻將，牌友的「互讚」是「你的頭髮又多又黑又亮真好看；你的皮膚又白又嫩真難得；你的身材這麼苗條羨慕死人啦……」進入「沒有鑽戒，死不瞑目」的心理怪圈，是自然而然的。這篇小說普遍的意義，就是讓我們每個人都想起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想起莫泊桑的《項鍊》，讓我們每個人嘴裡都嚐到《包法利夫人》臨終前嘴裡的「砒霜味兒」，因為過了這麼多年，我們仍然不是「包法利夫人」，就是「包法利」。

但無論我們登上了「金山」，還是誤入了「銷金窟」，無論你個人的命運如何，明天，〈太陽照舊升起〉，外部世界，甚至你的親人，可能都不會有大的改變，你能改變的，只有你自己。夏嫿的〈太陽照舊升起〉，說的是現代人的流散，特別是到一個「移民國家」生活，大家都沒有根，人的命運會有許多偶然與必然。比如，「名存實亡的婚姻從來都不缺。雖然每個故事的開端和初衷或許有差異，但結局都不會有意外，大家都是殊路同歸。」這個「殊途同歸」，就是婚姻關係中「物是人非」，或情人「相忘於江湖」。

加州的華人女性故事，其實版本不多，「先生事業成功」，「前些年她為了孩子的未來獨自帶孩子移民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範本。大遷徙的時代人人「狡兔三窟」，為了孩子移居美國並不只是中國人的選擇，女主人公林海嵐與兒子所呆的紐約，甚麼民族的都有。婚姻愛情與生活方式上呢？人的選擇也很多，可以像吃冰淇淋一樣嘗試多種味道。家裡總是丈夫做決定，讓她先到美國打前站，自己在中國又有了另一個「後方」，都是。但林海嵐是個靜水深流的女人。她願意「順水推舟」，把幸福讓給丈夫與他的情人，不願意忍受。這個孤寂的女人多想了嗎？許多的事情都不是出於她的多慮，比如兒子的老師說他「寫了很多關於要自殺意願的紙條」，不止有一個「炸雷」，把她的生活「炸得四分五裂」。其中最響的一個，也是丈夫在假期不能來美國的原因，就是有一個「小朋友」在中國突然手術，從朋友發的照片可以看得出，跟自己兒子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男人有錢，就可以替多個女人做選擇嗎？多年前丈夫建議她來美國，單純是想讓她「為陪伴兒子讀書」嗎？她不能再讓他繼續替自己選擇，她想要獨立，即使丈夫以「斷絕經濟支持」，或者「你必須淨身出戶」相威脅。沒有了固定的婚姻關係，還有有力的經濟來源，但「人生，何以定論？」「只要太陽照舊升起，故事就可能有不同的結局……」

華人文學，總能夠給我們提供各種新鮮的視角，讓我們看人生，看事物多幾種眼光，給我們的文字多幾種參照，能更多角度地去表達，致大中華文學更百花齊放，更搖曳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