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芫 ：凡妮薩

2018年6月初的一天，我發現尿裡有血。我試着上網預約家庭醫生，但她最早的預約日是8月16日。我並不認為我有嚴重的問題，於是就有一搭無一搭地點擊了「確認」。果然第二天血沒了。但十天之後，血又出現了。這一次，我打算認真對待這件事。我上網搜索關鍵字「血尿」。有一篇文章提到阿司匹林會引起內出血。我鬆了一口氣。這兩次出血之前碰巧我都吃過阿司匹林治療頭痛。就這麼決定了，阿司匹林是罪魁禍首。只要我不吃阿司匹林，問題將會立刻消失。

我女兒凡妮薩懷疑我的結論。她雖然才高中畢業，可是有志學醫，高中選了AP生物，SAT生物考了滿分800，平時留意醫學新聞，總之她比我更具備醫學常識。她說：「就算阿司匹林引起了內出血，可你也不會無緣無故出血吧？說不定你的內臟器官有脆弱的地方，比如哪一塊長了腫瘤。」我說：「呸呸呸。我這麼大年紀了，內臟有脆弱的地方很正常。腫瘤？根本不可能。腫瘤會導致人消瘦，可是我現在最大的苦惱還是減肥。」

第二次出血也很快停止了，但是十天後又有了第三次出血。我只好去了急診室。急診醫生相當於不用預約的家庭醫生，主要的職能也是把病人轉介到其它科室去。這位急診醫生要我先去看婦科，再去看泌尿科。我說不必去看婦科，我很肯定血是來自泌尿系統。但他說這是標準流程，必須把所有可能性都查一遍。我去看了婦科醫生。她同意我的判斷，血不是來自生殖系統，但她發現我已經過了五十歲，應該做乳腺X光檢查了。我說：「這事兒現在不着急吧？」她又說了一遍這是規定，還說：「重在預防，等有病再治就晚了。」我只好又去做了這個節外生枝的檢查。

終於見到了泌尿科醫生。他能做的也是預約檢查，兩個：膀胱鏡和CT掃描。

我終於理解了醫療系統是甚麼：一扇接一扇的門，每個門口站着一個警衛。他判斷你夠資格，你就進入下一扇門，直到你獲准接受一架機器的掃描。

我的保險是凱撒的。整個夏天，我去遍了橙縣的凱撒大樓。我去過橙縣南部的緊急門診，去過爾灣市的醫療中心，去過桑德峽谷的醫院，去過迪士尼旁邊的總醫院和行政中心。我有點緊張，但同時又有點興奮。我一直過着作家的孤獨生活，要不是得病我根本不會去這些地方。疾病讓我走出家門，與人們互動，增長見聞。

每一次去看病，我都能學到一些新東西。有一次，一個保安教我使用自動掛號機。下一次，當我看到掛號檯前排着長長的隊伍時，我就信步走向角落裡的自動掛號機。桑德峽谷的醫院有兩棟建築。泌尿科在一號樓，影像檢查在二號樓。下一次我就知道車停在哪裡更省時間。

7月底的一天，泌尿科醫生給我打電話，告訴我CT掃描顯示我的右腎有一個八點五厘米的腫塊，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癌症。他讓我馬上去見他，安排一個手術日期。

我很震驚。我一直是個相當健康的人。除了生兩個孩子，我基本沒跟醫院打過交道。如果我得了流感，我就在牀上躺一整天，喝很多檸檬水。我的腎臟怎麼可能長出八點五厘米的癌性腫塊？

我想起那個婦科醫生的話：等有病再治就晚了。我的醫療保險每年有免費的體檢，但我從來不去做。去年家庭醫生把CT單子都給我開好了，但是我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一直拖過12月31日，拖到檢查單過了期。如果不是因為尿血，我打算今年一年都不去見家庭醫生，省得她再給我開單子。如果我去年做了CT，肯定能發現那個腫瘤，也不至於長到這麼大。

泌尿科醫生看到我一個人隨隨便便就來了，感覺很驚訝。「你丈夫呢？」

「他在中國。」

「你做手術的時候他能來嗎？」

「他來不了。」

「你做手術他都不能來？」

我解釋說：我丈夫的身體也不好。前幾年，他還能勉強來北美。每次來的頭兩個星期，他都要努力倒時差。他臉色蒼白，眼袋發黑，白天像行屍走肉，晚上睜大眼睛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他適應了，假期已經過了一半。一旦回到中國，他又將面臨另一場戰鬥，把已經顛倒了的生物鐘再折騰回來。近幾年，由於出現了心臟衰竭的新症狀，他根本無法在封閉機艙裡坐上十個小時。所以他來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他倒下了，誰來照顧他？

「那麼我們應該把誰作為你的緊急連絡人呢？」醫生問。

「我女兒。她十八歲了，她也想成為一名醫生呢。」

然後我問是否可以把手術安排在9月初，因為我女兒9月初才有時間。醫生搖搖頭說太晚了。「如果它是癌，我可以告訴你百分之九十五是癌，那麼它每分鐘都在生長。」他查看了手術室的排班情況，把日期定在8月17日。

我沒再說甚麼，免得他覺得我太麻煩。

凡妮薩六月份從高中畢業，拿到了多所大學的錄取通知。在決定去哪裡上學時，她只有一個標準：哪所學校能為她進入醫學院提供最好的機會？按照這個標準，第一個被排除的就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雖然那是我心儀的學校，因為那裡離我們家只有十五分鐘的車程。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申請醫學院必須有義工經驗。我有個朋友蘭的兒子立志要當醫生，可是在美國四年大學之後卻並沒有考醫學院，因為他在大四之前沒能滿足五百小時的義工要求。五百小時聽起來並不多，但你不能在臨考前每天做八小時，連做兩個月零三天。你必須把這五百小時分散在幾年裡，以此來表明你具備讀醫所需要的馬拉松般的耐力。蘭的兒子是從中國高中畢業才去美國讀大學的，思維還是中國式的，以為學醫最大的障礙是那個MCAT考試，沒把義工當回事兒。等到了報考醫學院的時候，才知道義工是一項硬要求，缺了這項經驗連申請表都不能填。

蘭痛心疾首地說：「在美國，要是家裡沒人當醫生，連個考醫學院的入場券都拿不到！」我不以為然。對義工經歷的要求在美國醫學預科生裡是常識，並不是只有醫生才知道的行業秘密。

凡妮薩從小在北美長大，她知道這些內情。她的問題是找不到開放給中學生的義工職位。每次周邊的醫院開放義工申請，她都趴在電腦前守着，就跟國內線民光棍節淘寶搶購似的，但每次申請一開放，名額迅速被秒光。

我有個朋友金在西雅圖一家醫院工作。有年夏天她在朋友圈發了兒子在醫院做義工的照片。我問她：「你兒子也要學醫？」她說：「我才不讓他學醫呢。學醫多苦啊！」我立刻痛心疾首地指責她：「他不學醫你讓他去醫院做義工幹甚麼？你把名額留給想學醫的人好不好？」

金很驚訝：「你甚麼意思？你說我走後門？我們這兒有大把的義工職位空着沒人做，是我們醫院佔了我的便宜好不好？」停了一會兒，她又說：「好吧，我承認我是利用了工作之便。但是這有甚麼錯呢？我就在醫院工作呀，這麼長的暑假，難道你讓我專門把他送到別的地方去做義工，自己再開十幾里地來上班？」

金說得很有道理。那麼爾灣那些名額是真的在網上被秒光的？爾灣是個華人聚集區，華人的孩子想學醫的太多了。會不會也有很多小義工是被家長帶去上班的？所以蘭說的很可能也是真的：即使在美國，這個貌似人人平等的地方，如果父母是醫生，孩子要學醫也有很多便利條件。

凡妮薩看中的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她的理由是：第一，那裡的居民成分比較多樣化；第二，大學周圍有三所大型醫院；第三，方圓十里以內就這麼一所像樣的大學。

她的分析不無道理，但我還是喜歡更有名的學校。在孩子上學的問題上我是有些虛榮心的，她上了名校我會覺得很有面子。伯克利怎麼樣？「不行。」凡妮薩分析說：伯克利也不容易找義工機會。舊金山灣區也是著名的華人聚集區，況且旁邊還有一所斯坦福，義工機會必然也是僧多粥少。

難道選擇學校的唯一標準就是義工機會的多少？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所有的錄取全都在3月31日發了下來。從4月1日開始，我們家裡就充滿了緊張的空氣。我也不敢說，我也不敢問，只是眼巴巴地期待着凡妮薩回心轉意，去一所排名更高名氣更大的學校。

4月中旬，她發現聖地牙哥一所醫院開放了義工申請，但要求申請人滿十八歲，還必須是本市居民。她離十八歲還差四個月，離前往聖地牙哥去住校還差五個月，但她判斷這是一個好機會，因為這時老生已經快放假了，新生卻還沒來上學，申請者一定少。她當即決定去聖地牙哥大學。一旦按了「確認」鍵，她立刻就獲得了一個有ucsd.edu尾碼的電郵地址。她用這個地址發了一封混水摸魚的申請，暗示自己已經是加大聖地牙哥的學生了，希望對方不追問她到底幾歲，到底是不是居民。這招還真管用，6月份她接到錄取通知。

為了做個名符其實的聖地牙哥居民。凡妮薩立刻註冊了四門暑期課，6月9日高中畢業典禮一結束，當天下午就搬到聖地牙哥去了。這就是為甚麼我希望手術能在9月初進行的原因。因為暑假課會在9月初結束，而大學在9月底才正式開學。在這兩者之間，凡妮薩有兩個星期的休假。

聖地牙哥和爾灣只有一個小時車程。凡妮薩每個週末都回爾灣。我問她做義工有甚麼趣聞，她說「從1到8，你隨便挑一個數」。我說「3」。她說：某天早晨我坐在護士檯後，一個長得挺帥的中年男過來跟我聊天。他問：「你是義工吧？」我說是。他問：「你是學生？」我說是。他說：「護士學校的？」我說：「不是。UCSD的本科生，化學專業。」他說：「啊，我知道了。畢業以後打算考護士學校！」

我哈哈大笑，然後說：「7」。

凡妮薩說：某天我推一個大胖老頭去病房，那個老頭至少有三百磅，我推得很吃力。老頭挺幽默地說：「今天你不用去健身房了。」然後問：「你是護士學校的嗎？」我說：「不是。」「那你是哪個學校的？」「我是UCSD的本科生，化學專業。我以後想當醫生。」老頭搖搖頭，惋惜地說：「護士是多好的職業。」

我問：「八個故事全是這個主題？」

凡妮薩說：「這樣的故事你要聽十八個我也有。」又說：「幸虧在UCSD註冊了暑期課，我真想掏出學生證給他們看看。」

我說：沒用的，他們看了之後還是會說：畢業以後去考護士學校吧。護士是多好的專業。

8月17日是星期五。凡妮薩每週五上午都在心血管中心做義工。她說她可以請一天假來陪我。

沒想到，手術前三個星期發生了一個小事故。凡妮薩選的暑期課把一次重要考試安排在了七月底最後一個星期五的晚上。為了準備考試，她向心血管中心的護士長請了一天假。護士長同意了，並建議她將這件事通知醫院負責義工項目的HR。凡妮薩答應了，但是又忘了。HR的人很生氣，指責護士長管理不善。護士長就辯解說：她已經囑咐凡妮薩了。兩個人在郵件裡互相指責，每封郵件都抄送凡妮薩。凡妮薩下課一開手機，一堆郵件湧進來。她嚇壞了，立刻向兩人分別道歉，並答應補上錯過的班次。

HR立刻提供了一張下週空缺班次的清單，然而上面所有的時間對凡妮薩來說都不方便。HR又給了她一張下下週的，可是下下週的也不合適。凡妮薩意識到她沒有太多的選擇，只好選擇翹了一節化學課。現如今大學教授講課都會同步錄影，缺了課的人可以在課下觀看視頻。即使這樣翹課還是有風險，因為你得壓注教授不會在那天搞隨堂小測驗。總之，這件事嚇到了凡妮薩，讓她不敢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請一天假。她怕HR會在她的檔案中寫些不利的東西。

凡妮薩給我打電話，萬分抱歉地說她不能陪我做手術了。我說沒關係，其實也不需要家屬，美國的醫院會把我照顧得很好的。

其實，以我的社會經驗，我認為HR就是給她個下馬威。目的是想讓她知道：別以為不拿工資就可以想來就來，想不來就不來。義工也是有要求的，義工也不是那麼好當的。我確信如果她實話實說：「我媽媽要做手術」，人家會同意她請假。但是我不想影響她。我以前對她不滿，總覺得她沒有野心。她以義工機會為標準選擇大學讓我有點失望。但是聽了她的義工故事，我才發現以大眾的眼光來看，一個女孩子想當醫生已經算是有野心了。那麼我就別拖她的後腿了。再說，成為一名醫生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多瞭解人性，而不僅僅是瞭解疾病。如何與人打交道，最好是她自己找到訣竅。

「放心吧，」我說。「嘿，你知道嗎？那裡也會有義工推我的。」這倒是千真萬確。我在紐西蘭生小兒子有過體驗。從走進醫院的那一刻開始，病人的一切都由醫院提供專人照顧，完全不像中國醫院，時時刻刻必須得有家屬陪着。這就是為甚麼那麼多西方女子敢於不婚不育的原因。

「那倒是。」她說。

掛了電話，我覺得自己很酷。

整個夏天，各種預約各種檢查如旋風一般席捲了我。8月16日，做手術的前一天，我的手機收到了一條短信，提醒我當天下午和家庭醫生有個預約。我想家庭醫生一定是想再給我檢查一次，確認我已經為手術做好了準備。

接待我的護士長時間地盯着電腦熒幕。時間長得以至於我有些不安了。她發現了甚麼奇怪的事情？過了不知多久，她終於轉過頭問我：「你今天為甚麼要來這裡？」

我突然意識到：今天這個預約是我在6月初第二次尿血時約的。

凱撒的系統能讓任何一個科室的醫生看到病人的全部病歷。護士一定是看到我明天就要做手術了。為甚麼今天還要來看家庭醫生？

我結結巴巴地解釋了前因後果。這是在我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有多嚴重時所做的有一搭無一搭的預約。第三次尿血之後我就去看了急診，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檢查，然後是確定手術日期。在這之後，我應該立刻取消這次預約。醫生們都很忙，預約也很難。我不應該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只是已經被情節的快速推進搞得暈頭轉向了。

我坐在那裡，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臉懊悔。我想起兩個月前點擊「確認」時的心情。那時我相信我沒有大問題。可是萬一呢？還是先約上一個吧。萬一呢？

蘇珊．桑塔格曾經說過：「每個人一出生就擁有雙重國籍：健康的王國和疾病的王國。」在6月初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仍然堅信我屬於健康的王國，但其實我早已經悄悄進入了疾病的王國。

「沒關係的，」護士說。她是一個金髮微胖的中年女子。像美國的每一張辦公桌一樣，她的桌子一角有個相框，裡面是一張全家福。

送我出去的時候，她右手按着自己的胸口：「明天早晨我會想着你，我會為你祈禱。祝你手術成功。」

她的臉上發着光，來自健康王國的光。

剎那間，我想起自己大半輩子的移民生涯，想起每一次站在使館簽證處門前緊張、激動的心情。緊張，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的申請能不能被批准；激動，是因為對未知國土的無限憧憬。我在一個地方呆不住，總是不停地要前往下一個國家，就是因為只有在這種緊張與激動中，我才感到生活更加真實。如今我站在健康與疾病的國境線上，只能向健康王國申請短期簽證了。不知它能給我多長期限的。一年還是十年？

8月17日凌晨4:30，我叫了一輛優步車送我去醫院。司機是個南亞人，他問我為甚麼這個時候去醫院。

我很想隨便撒個謊，說我去醫院上早班。但是我對醫院的運作瞭解不多。如果他還想知道更多的細節怎麼辦？我負責發藥？還是打掃衛生？往往一個簡單的謊言要用更多複雜的謊言來支撐。編瞎話對我來說太費力了。我起了個大早，腦子還沒恢復正常運轉。

我告訴他我去做手術。

「沒有家人嗎？」

「我有一個女兒，人家在聖地牙哥救死扶傷呢。」

「生活太艱難了，」他說。

「我很好。」我有些不服氣地說，「這算甚麼？這不就是美國的優勢嗎？就算你孤家寡人，體制也能把你照顧得好好的！」

「體制」這個詞兒讓我想起了5月底的一件事兒。凡妮薩首次義工集訓之後領到一份教材。負責人要求他們在自學之後給醫院打電話約時間面試。可她打了三次電話都沒人接，後兩次她留了錄音，卻也始終沒接到回電。

就在這時，西雅圖的金在朋友圈裡貼出兒子在醫院做「影子」的照片。話說在醫院做義工其實還只是第一步。做義工期間，你要找一個肯帶徒弟的醫生。五百小時義工以後，你需要給這個醫生當助手，這叫「shadow program」（影子計劃）。我質問金：「你兒子不是不學醫嗎？為甚麼要去做『影子』？」她說：「他天天在醫院待着，居然喜歡上學醫了。」

金安慰我說：「你女兒實在找不到義工機會，我幫你問問看。我也有同事去了加州。」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備選方案，但我實在不甘心。當初我就是反感沒有關係寸步難行的局面才離開中國。要是在美國連個做義工的機會都被「二代」壟斷，那「美國夢」就真的是一個謊言了。我說：「謝謝你，我再等等看。」

轉過身來，我就對凡妮薩說：「那個醫院為甚麼不給你回電話？會不會他們通過關係已經招到了足夠的人，不再從申請者裡招新人了？你不能被動等電話，你得去一趟。」凡妮薩半信半疑，第二天自己開車去了聖地牙哥。回來後，她笑話我疑神疑鬼，說其實就是醫院的官僚系統沒拿這當回事兒。既然她本人送上門了，人家何樂不為，當場面試、排班、發工作服。

掐指一算：每週四小時，一年二百小時，兩年半滿足義工要求；再做一年「影子」，滿打滿算三年半，正好考MCAT。和蘭的兒子比，凡妮薩算是趕趟；和金的兒子比，凡妮薩只是勉強。所以「美國夢」還是有的，只是比起這個名詞出現的1930年代，比起那個有才華你就橫溢的菲茨傑拉德時代，難於實現了許多。但只要肯於接受體制的調理，「白手起家」的人還是能獲得一張下場競爭的門票，爭取到在系統裡某一扇門前站崗的機會。

「我很好。」我對大鬍子南亞司機再次強調，「移民不都是這樣嗎？」

「如果是我做手術，我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都會來，一共二十多個呢。」

「好吧，」我無奈承認：「你是個幸運的人。」

我父親是獨生子，我母親有一個妹妹。我先生是獨生子。我有一個親兄弟、一個表妹一個表弟。姻親血親加起來，我這一輩滿打滿算才三個親戚，無論如何也不比上大鬍子南亞人。更何況我和我的表弟表妹早就失去了聯繫，我和我的親弟弟也不那麼親。所以這其實和移民與否沒有關係。我一直認為移民讓我擺脫了傳統中國的複雜人事糾纏。但如果細想一下，就算我不移民那些複雜人事也糾纏不到我。我來自一個人口單薄的家庭。更重要的，我是一個親情淡漠的人。每次在網上看到年輕人吐槽被父母逼婚，我都覺得不可理解。你怎麼就落到被逼婚的境地了？我父母要是敢對我的選擇說個「不」字，我就永遠不再登他們的門。永遠不登他們的門，有那麼難嗎？我就是喜歡孤獨一人，自己為自己負責。我就是喜歡置身於陌生的社會，誰也不認識誰。然而，一切都是有代價的。在這樣一個清凜的早晨，就算我覺得自己一切正常，我無法阻止別人認為我過得很悲慘。

在剩下的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司機也沉默下去。他似乎已經發現我倆三觀不合。汽車在空空蕩蕩的15號公路上平穩地行駛。通往57號公路的出口很快就到了。這條路我自己開過很多次。絕大多數時候，我從這個出口向南去廸士尼樂園，然而這一次，出口之後我們向北行駛。

汽車停在凱撒醫院門口。純粹出於禮貌，我下車後回頭向他揮手告別。他搖下了乘客這一側的窗戶，俯過身來，直視着我的眼睛，鄭重其事地說：「上帝保祐你。」

一剎那間，我又看到了來自健康王國的光輝。我用同樣嚴肅的語氣說了聲「謝謝」。我想到一句話：「我總是依賴陌生人的善意。」我知道在《慾望號街車》裡這是一句反諷意味很強的台詞，但此時此刻我只想引用它最表層的意思。陌生和善意，這兩個詞的組合頑固地佔據了我的腦海。

我能為這個陌生人做點甚麼呢？我默默拿出手機，在優步App裡付了一筆小費。

手術後的第三個下午，護士阿莉莎拔掉了我的靜脈注射管，給我從食堂叫了份固體食物。她說如果我吃完午餐並且感覺良好，我就可以出院了。我吃了一半，悄悄把另一半扔掉，然後對阿莉莎說我感覺良好，我準備回家了。

「太好了，」她說，「誰來接你？」

「我女兒凡妮薩。」我驕傲地說。

「你現在就可以給她打電話了。你等她的時候，我就開始處理你的檔。」

十五分鐘後，她回到我的房間向我道歉，說她有急事要優先處理，暫時不能處理我的檔。我說我不着急。

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間。前兩天，護士們一直鼓勵我下地走路。頭一次，阿莉莎一隻胳膊攙着我，另一隻手拉着我的靜脈注射架，我們在走廊裡走了一圈。後來我進步了，可以一隻胳膊被阿莉莎攙着，另一隻手自己拉着靜脈注射架。再後來我自己拉着靜脈注射架，獨自走了一圈。今天是我第一次空手走路。我走了兩步，發現直立行走還是有點難度，於是我走到牆邊，借助牆上的欄杆向前蹭。

每次遇到敞開的門，我就必須緊走幾步，踉踉蹌蹌地撲向下一段欄杆。路過一扇門時，我看到一位年長的女病人坐在牀上，披頭散髮，嘴裡嘮嘮叨叨地不知在說甚麼。她的一隻胳膊固定在胸前，另一隻胳膊使勁往前掄。牀腳站着個一臉疲憊的中年女人。老女人的胳膊雖然明顯打不着她，但她還是機械地躲了一下。阿莉莎和中年婦女站在一起，試圖向老女人解釋甚麼。看起來這裡有故事。我站着不動，想多看一會兒。中年婦女一抬頭看到了我。我有點尷尬，趕緊撲向門對側的欄杆。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凡妮薩已經到了。我們閒聊了一會兒。一隊人從我們敞開的門前經過。那個中年婦女沒精打采地推着老女人的病牀。老女人看起來很得意。她坐在牀上，驕傲地環顧四周，好像女王被奴隸推着在檢閱她的軍隊。兩名警察跟在她們身後，面無表情地護送她倆進了電梯。

事情發展成這樣我很吃驚。難道那個老女人是個罪犯？正在這時阿莉莎回來了。她把我的出院檔遞給我，說都是因為要緊急處理那個老女人的投訴，才耽誤了我的出院手續。我問她到底發生了甚麼。她說那個老女人昨天摔斷了胳膊，她的女兒把她送進了醫院，做了手術。等她醒來的時候，她堅決要求回家。醫生和她的女兒都拒絕讓她出院，於是她就報了警，說她被綁架了。警察也拿她沒辦法。她患有老年癡呆症，根本不能理解發生了甚麼。最後大家只好讓她出院。

老年癡呆症是現代醫學遇到的一個悖論。在醫療條件不好的時代，一個肺結核就能要了豆蔻年華的林黛玉的命。隨着醫學不斷進步，病人總能縫縫補補又三年。心血管堵了放個支架，膝蓋不好使換個鈦合金的，結果就是很多人肉身還維持着，但頭腦已經癡呆了。如果我得的是癌症，我就不會拖到老年癡呆那一天，不會讓凡妮薩受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無名罪。

我和阿莉莎談話時，凡妮薩一直皺着眉頭。我以為她等得不耐煩了，於是趕緊拿了文件，離開了病房。在電梯裡，凡妮薩嚴肅地指出：艾莉莎不應該把那個老女人的事告訴我。這是病人的隱私。我在做義工之前學到的第一課，就是從來不要在病人之間傳閒話。

「哪兒有那麼嚴重？」我說。「我又不認識那個老女人，更不認識她的朋友。」

「但你是個作家，」她皺起眉頭，「你甚麼都寫。」

凡妮薩承認我是個作家！她要是個陌生人該多好。只有陌生人承認你是作家才意味着你在職業上立住了。可惜她是我的家人。家人承認你是作家，往往意味着他們要承受作家這個職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甚麼都寫」。我過去的專欄裡寫了太多她的故事。她跟我聊天的時候，如果我露出特別專注的樣子，她就會警惕地問：「你的專欄又該交稿了？」

就在這時，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短信。是爾灣的一個朋友埃琳娜。她說有個紐約的朋友要來爾灣，星期三大家一起吃飯，問我能不能去。我的瞎話張口就來：星期三不行，我兒子有數學課。她閃電般地回覆我：星期四呢？大家都想見見你。瞧，這就是撒謊的代價。星期四我兒子應該上甚麼課呢？舞蹈課？這就是為甚麼從一開始就不該撒謊的原因。有那麼一瞬間，我想坦白一切，告訴她我剛做了腎切除手術。但最終我還是抑制住了這種衝動。我回覆說這週我哪天都不行。我也沒有再給出原因。我寧願顯得無禮。他們也許會猜測我和紐約來客有甚麼過節，只好讓他們去猜了。

「你能走路嗎？」電梯門開了，凡妮薩見我不動，以為我走路有困難。

「我沒事，只是走了一下神兒。」

「我給你找個輪椅吧。」她說。

「我很好。」我抗議道。

「不行。我得讓你看看我是怎麼當義工的。」

醫院門口停着幾張輪椅，凡妮薩挑了一輛。我直接就要往上坐。她攔住了我，把一側的扶手向上抬起：「從側面坐。」

「哈！原來輪椅應該這麼坐？我又學了一招。」

我坐進輪椅裡，她推着我朝停車場走去。我得意地左顧右盼，就像那個坐在病牀上被女兒推走的老女人一樣。

「你在醫院幹的就是這個嗎？」我問。

「是的，」她說。「現在你應該問我多大了，上的是哪所學校。」

恍惚間，我覺得她不是我的女兒。她就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兒，初出茅廬，需要鼓勵。我當然要鼓勵她。我才不會說甚麼「護士是多好的職業。」我喜歡一切有野心的人，只要這個野心不是當作家，因為作家是個變態的職業。你要是一生順遂，你的作品就注定平庸。

「你在這裡做義工嗎？我看你一定是想當個女醫生吧？」我笑着問。如果她不是我的女兒就好了。如果這鼓勵來自於陌生人，那就更有價值了。

但凡妮薩還是笑了。我在家裡從來都是一本正經，她沒見過我開玩笑。她咯咯地笑得十分開心，臉上發着光，來自健康王國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