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雷鳴 : 「空巢」寫作與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群體的心靈迴響

當下中國社會正逐步進入老齡化時代，而作為社會問題的「空巢」現象，也愈演愈烈。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所聚焦的「空巢」，既是通常所言的一種社會問題，又指一種創作現象，而且是在隔洋的視角――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生存語境下對此進行觀照、透視與剖析。首先，重點解讀 「空巢」寫作的背景及淵源；其次，「空巢」寫作所呈示的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作家內在的「跨界」性，並在此基礎上，闡述他們雖然離國卻始終懷國的社會責任與擔當意識；最後，剖析這一創作現象背後所折射的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群體對父母以及故土的情感態度和心靈迴響。

1    「空巢」寫作的背景與溯源

作為一種審美形態和文學樣式的小說，與眾不同之處，恐在於對社會關注的幅度與力度，是其他藝術形式所不能媲美的。一部精心構思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在很多情況下，對當代社會問題的關切，與社會學視域下的田野調查報告有異曲同工之處；甚至，從某種程度上看，還會比一般的田野調查報告，更能深入細微地洞察社會和人的存在。至少三十年來的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之於新移民群體的生存狀況，是如此的。

雖然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創作，缺乏整體的認識與觀照，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早期作品，應大都來自於留學生之手，並展現留學生的生存狀況；（1）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留學生題材之外，又增添了陪讀題材，如閻真的《曾在天涯》和原志的《不一樣的天空》；九十年代末，除了常見的留學生、陪讀、草根等人物形象之外，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開始初露端倪，前者以笑言的《沒有影子的行走》為代表，後者在張翎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望月》中開始出現，但真正形成熱點，是在柯兆龍的《溫哥華的中國富豪》三部曲中。新世紀初，開始出現小留學生題材的小說，以孫博的《小留學生淚灑異國》為開端，之後這一題材被新移民作家持續關注，如陳河的《我是一隻小小鳥》、柯兆龍的三部曲、曾曉文的《移民歲月》等；隨後，回流、香火等社會現象與問題，漸成創作素材，前者如孫博的《回流》、《中國製造》（與曾曉文合著），後者有余曦、原志的《生個加拿大》、笑言的《香火》等。

與前者的就地取材式創作不同，到了2010年左右，在張翎、陳河等作家的帶動下，「重寫先僑史」成為一波創作熱潮，開始在歷史中思考新移民群體，乃至華人群體的生存現狀，代表作品有《金山》、《沙撈越戰事》、《睡吧，芙洛，睡吧》、《阿喜上學》等。

以上新移民華文小說，儘管創作年代、題材內容、社會關注點殊異，但至少有一處是相通的，即它們的敘事空間側重於加拿大這一新居之所。無論是物質困境、婚戀糾紛、融入的艱難、成長的煩惱、文化的延續、華人形象的重塑與群體力量的凝聚等，都發生在加拿大的社會語境之中。雖然一些主題、語境或關注點本身具有「跨界性」，如身份認同，不大可能排除作家與人物自身的「中國性」，但從作品整體而言，他們所追尋的依然偏向於自身「加拿大性」的思索與建構。

從1858年，兩三千華工從美國抵達加拿大算起，華人在加拿大已有一百五十餘年的歷史。（2）如今，在加拿大的華人群體中，不僅有新移民，還有雖在中國出生，卻大多在加拿大成長的成長式移民（3）、土生土長的華裔、乃至混血兒群體等。可謂，在華人這一共同的身份標籤之下，仍有足夠的差異性與多樣性。與之相較，新移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大都有在中國成長、受教育的經歷，有強烈而鮮明的故土記憶，有無法割捨的家族關係――不妨將之視為「故土性」。正是這種故土性，令新移民作家除了關注加拿大語境下的切身體驗的社會題材和問題之外，還透過「隔洋的視角」――這又不同於一般的中國本土作家，反觀中國語境下的成長經歷和社會現狀。

就目前的創作情況來看，文革書寫和家族書寫是新移民華文小說在敘事空間上傾向於故土／中國的兩種主要書寫形態。這兩種書寫形態在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語境下的內容與形式，筆者已在〈比較視野下的歷史書寫及其三種形態〉（4）一文有所闡述，此處不再贅述。但薛憶溈的新作《空巢》問世以後，它的美學特徵和意義探求，使得「空巢」寫作成為加拿大新移民華文小說的內在脈絡之一，並有效地拓展了家族書寫的內涵與外延。

早在1980年，冰心就在《北方文學》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空巢〉，這應該是「空巢」寫作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源頭。之後，要到新世紀，伴隨着中國社會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專門的「空巢」寫作再度興起，加拿大新移民作家張翎的《空巢》和薛憶溈的《空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2   「空巢」寫作的美學特徵與意義探求

冰心曾在小說〈空巢〉中引用了白香山的一首詩：「樑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四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裡／啁啾終夜悲」（〈燕詩示劉叟〉）。這首詩不僅包含此篇小說的情感基調，而且蘊藏「空巢」寫作的美學特質。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下，在殊異的性格和氣質的錘煉與熏染中，創作主體的素材選取、敘事視角與策略、主旨凝練等會不盡相同，於是生成形態各異的「空巢」寫作及其多樣的意蘊探求。

「空巢」寫作顯然以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在家族書寫的視域下又可稱為「家族關係」――為創作對象，以父母晚年的生存狀況為創作旨歸，而生存狀況的展現大都吻合「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裡」的淒慘畫面。這可作為「空巢」寫作的基本結構。

冰心的〈空巢〉，故事發生在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亟需重建時期。三十餘年後，大學時代的摯友老梁從美國回來，到「我」家拜訪。一晃三十多年，雙方都老了。在和老梁的談話中，呈現出兩種晚年生活狀態：故土的「我」，雖然生活條件困頓些，但一家人（老伴、女兒、女婿、外孫女）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事業上重頭再來，著書立說，還帶上了研究生；與「我」「巢滿」的生活現狀相比，老梁卻生活在「空巢」裡：退休以後，老伴去世，他的兒子娶了一位美籍意大利人，住在別處，不願生養；雖然有房有車，但為了應付不少的所得稅，他一方面出租樓上的空房間，一方面「非著書不可」，卻苦於資料匱乏，不得不回國查閱資料。情節、結構雖然簡單，卻在質樸的日常生活對照中，展現出老一代海外華人「啁啾終夜悲」的「空巢」生活。

張翎的〈空巢〉，故事發生在如火如荼的中國城鎮化建設和海外移民的大浪潮之中。小說至少有五條線索：一是父親何淳安和母親李延安的感情生活歷程，以李延安患憂鬱症自殺為終；二是何淳安與保姆春枝相識、相知到相愛的過程；三是女兒何田田在加拿大的感情世界；四是保姆春枝的人生經歷；五是子女何元元和何田田如何應對和看待父母、尤其是父親的空巢生活，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局。

第一條線索，通過回顧何、李二人真情實意的感情生活，強化精神疾病對於老年生活的無情摧殘，烘托空巢生活的悲意。第二條線索，與第一條的悲境相反，展現出空巢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變換生活方式――何淳安自力更生能力的培養，更新生活理念――與其獨守空巢，不如重新築巢，營造出喜境。第三、四條是兩條輔線，前者凸顯由於地理空間的限制，兒女對父母力不從心的掛懷，與「聲盡呼不歸」的人情冷漠相反，呈現出全球化背景下空巢生活的客觀性；後者重在塑造春枝的自立、自強的人物性格，不僅可以澄清和打消兒女對父親與保姆結合的誤會與疑慮，也道出了何淳安重新築巢的理由；除了敘述功能的輔助作用之外，這兩條線索，還拓展了「空巢」的內涵――婚姻與空巢的關聯（見下文）。第五條線索，雖然一再被其他線索阻隔與分割，而且瑣碎、零散，卻是最為關鍵的一條繩索。它不但將其他或獨立、或纏繞的線索連綴起來，共同置放在「空巢」主題之下，而且片段式地提醒讀者關注「空巢」現象的另一個側面：兒女的責任以及看待「空巢」生活的方式與觀念，並在對保姆春枝的種種誤解中，強化了失信的社會道德現狀和代際隔閡對於「空巢」問題的遮蔽。

薛憶溈的《空巢》，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自我獨白式地講述了自己在遭受電信詐騙中的「大恐慌」、「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不僅細膩地描寫了八十歲空巢老婦的身體煩憂，如便秘、房顫症狀、糖尿病、飲食起居等，還通過老人不斷的自傳式回憶、與已故母親的神秘對話和黑色幽默式的電話交往現實生活，真實地再現了「『真空』級『空巢』老人」（5）的孤單情境，並在其中連綴出隔膜、陌生與欺騙的社會圖景，沉痛地展現了空巢老人對人基本尊嚴的渴望與維護，卻終將破碎的精神崩潰過程。

小說的結構是樹狀的。以「我」「啁啾終夜悲」的空巢生活自述為樹幹，通過枝幹式的社會場景再現，幾乎涵蓋了所有造成空巢淒慘生活的社會成因，如身體的老化病變，親人距離、心理上的隔膜，人情的淡漠、信任缺失、養老機制的不健全、政府部門的不作為等。巧妙的是，這些因素，全都在老人不知不明的視角下，客觀地浮現出來的，大都隱而不發，留下片片空白，等待有心的讀者去挖掘，去思索。

綜合比較三部同名小說，在同為空巢寫作的基點上，冰心的是一篇人物小說，張翎的是一篇主題小說，而薛憶溈的是一部社會問題小說。

冰心的〈空巢〉，以第一人稱視角，通過對話來感知老梁在美國的空巢生活，有着極強的距離感。如同尾句――「……眼前卻彷彿看見老梁像一隻衰老的燕，扇着無力的翅膀，慢慢地向着遙遠的空巢飛去。」（6）――所展現的比喻性圖景，空巢生活只是一種大洋彼岸的想像建構，缺少真切的體驗。那個時期，中國大陸百業待興，現代化建設剛剛起步，城鎮化、移民潮還未興起，人口紅利巨大，空巢問題遠未生成。因而，「空巢」的意義建構場域，並不在中國這一敘事空間內，而是在美國的華人社會裡。考慮到小說敘事視角的局限，敘事結構的單一，敘事時間的短促，只能通過老梁這一關鍵性人物之口和表情，來展現一個美國華人的空巢生活。這或許具有某種代表性，但很難說具有社會的普遍性。因而，「空巢」在小說中，不應當視為一個社會問題，而僅僅是一個故友晚年生活現狀的再現。這也是這篇小說充滿感傷色彩，缺少理性深度的原因所在。

張翎是一個寫婚戀題材的好手，尤其擅長婚戀殘缺主題。依此為着眼點，重新審視〈空巢〉，不難看出，它也是一部以殘缺婚戀為主題的小說，幾乎所有的人物都難逃此命運。張翎不僅寫殘缺，也寫圓滿，只不過是殘缺後的圓滿，於是有了各式的殘缺，便有了各樣的圓滿。所以，要想理解張翎的「空巢」並建構出它的意義，是不能脫離小說中婚戀的殘缺與圓滿的。

前文中已有解讀，張翎硬是在小說中營造出了「空巢」的喜境，也便在空巢寫作中彰顯了它的獨特，即不僅寫出了空巢的慘澹與悲涼，還呈現了如何解決空巢問題的途徑――通過走向婚姻，重新築巢。或者說，它既給出了問題，又解決了問題，以張翎慣有的方式。

前文中也說過，由於熾熱的全球化，兒女對父母的關懷，只是由於距離、代際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而顯得力不從心，展露出空巢問題的客觀性，因而提供了看待空巢問題的，與冰心的同情視角不同的體認視角。

這種體認，並不是指對空巢老人生活的感同身受（這反而在冰心那裡流露出一些，畢竟同屬老年人的緣故，也更容易滋生出同情），而是建立在問題客觀性基礎上的想像性審視與建構，是對張翎一貫的，在婚戀主題中所寄寓的，家哲學的延伸與拓展。

從家哲學的角度來看，「空巢」是一種家的殘缺，至少蘊含兩種層次：一是對父母而言，兒女遠去，老人孤寡；一是對子女而言，婚姻破碎，孑身獨守。二者並非平行，而是互有交叉，其點在於父母子女之間的血脈親情，表現在子女對父母的掛懷，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只是在小說中，兒女對父母的掛懷，除了距離上的力不從心，還有代際上的隔膜，令他們無法真正走入父母的心：要麼對父母的所為漠視，比如不留心母親的抑鬱症兆；要麼對他們的所想產生誤解，比如不分皂白一味反對父親與保姆的婚戀。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卻一直如故，典型地體現在父親何淳安得知女兒何田田成家之後的一句話――「我的責任終於完成了」中。這責任，就是希望子女能夠由「空巢」到「築巢」的心願。

這種比對，可能有些簡單，卻已然表現出兒女對父母的情感虧欠，儘管這種虧欠，即建立在愛的基石上，又有全球化浪潮的客觀存在，卻無法更改。

面對如此的社會存在，正是張翎由殘缺轉向圓滿的家哲學，給保姆春枝創造了出場的可能性，正是這一抹春色，改變了彷彿無法克服的灰色調，將「空巢」引向「築巢」，最終實現「滿巢」。它的途徑，正是基於人性需求的婚戀，或者說是，人與人之間，最本能、最應當的人性關懷。

至此，張翎的空巢寫作，將父母的空巢生活與子女的婚戀狀況關聯在一起，即指向父母自身的生存狀況，也指向父母對子女的心願以及各自「殘缺」生活的生存境況，並展現他們由「缺家」到「安家」圓滿人生自我實現的可能性。

薛憶溈的《空巢》採用的是「自傳式」寫法，全文以自我獨白的形式，在一個八十歲「空巢母親」的視角下，在一天的敘事時間裡，極其有限地呈現「我」的生活起居，「我」的觀察，「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回憶，「我」的經歷和「我」的幻覺（神秘體驗），完全可以將此視為一位「空巢母親」一天裡的自傳。但由於「我」的回憶以及「我」的「幻覺」――和已故母親、瘋子的對話，讓「我」在一天時間裡經歷的一生，從而實現了「一生裡的一天」和「一天裡的一生」的時空跨越與整合。當然，這是薛憶溈慣用的歷史與現實穿梭交叉的敘事手法的又一次展示，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它在《空巢》中與「自傳式」寫法緊密地扣連在一起，暗示出「我」在電話交往的荒誕現實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孤獨，只能用回憶、幻覺等脫離現實世界的方式來陪伴自己，撫慰自我。也就意味着，在現實世界中，「我」的生存境況，除了身體疾病的折磨、親朋的隔膜、交往中的欺騙、與世界的疏離等之外，再也尋覓不到有意義的生活。即便如此，「我」依然倔強地在空巢中活着，甚至不為兒女的責任，也不為一直試圖在電信騙局中所洗滌的清白，只為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而存在。當「他們用他們的『假』讓我看到了生活得『真』」的即刻，「我」不僅沒有因為不滿一身充滿惡臭的污垢而不良和不安，反而「還清晰地感覺到了喜悅、驕傲和尊嚴」（7），並頓悟到「『空巢』就是我的家」（8），賦予了「空巢」某種存在意義。但這得之不易的生命中片刻的充盈，卻在非常虛弱的身體和無人問津的孤獨體驗中，再次虛空，終於產生了對這個世界的失望與厭倦，開始渴望離開世界的「大解放」――死亡。

這種存在主義式的思索，賦予了空巢寫作一定的哲學深度。在這一點上，它似乎了脫離了「空巢」問題的社會場域，進入了一種縹緲的空靈之境。瘋舅的角色存在，《空巢歌》、母親對「空」的理解等，都對「空巢」作了哲學解讀與闡發，這是具有哲學小說標籤的薛憶溈，從《遺棄》開始就有的印記。這當然是他在空巢寫作中的特色，但還不是全部。

小說最後，「救救老人」的標語與漠視的人群的出現，除了成為「我」厭世而渴望「大解放」的誘因之外，還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敘事提示：如果說「空巢」的哲學蘊藉是現有敘事的表徵，那麼作家的介入精神就是一個有待發掘的敘事留白。

3   薛憶溈：以文學的形式介入世界

薛憶溈的空巢寫作，是一種薩特式的介入世界。張翎的當然也是，但在範圍與幅度上，她局限在個體的生活，準確的說，在家庭這樣一個社會單位的維度上，癡迷般地一步一步地實踐着由「家缺」到「家圓」的家哲學。薛憶溈的介入，從個體走向了集體，從家庭走向了家園，無論在範圍上、幅度上，還是力度上，都讓留意那些空白的，不但聆聽他在小說裡的話語，還在思索他的沉默，不但能認識到「他寫了甚麼」，還能追問「他為誰而寫」、「為甚麼而寫」的讀者，欣喜、愧疚乃至痛恨。

上文中已提到小說的第一人稱有限視角，薛憶溈所寫的，或者他所說的，只在八十歲老婦一天的所看、所思、所幻之中。這種視角、人物、時間局限性如此觸目，讓我們感受到它的真實性，體味到它的哲學蘊藉的同時，又總是陷入一種囹圄之中，彷彿尋摸不到老人之外的世界，並開始質疑那個憑藉電話線關聯起來的世界，於是除了令我們更深層地體會到老人空巢世界的孤獨，也只能去思索那世界的缺失。

這正是薛憶溈所沒有寫出來的東西，或者說是他的沉默，用薩特的話來講，即是，「他把世界的某一面貌置於沉默之下」（9）。這沉默，雖然對作家而言，拒絕說話仍是一種說話，但對於讀者而言，同樣是一種局限，讓閱讀陷入囹圄之中，於是不得不去追尋一種自由，而把他的沉默視為一種召喚。

對文本召喚的回應，能令讀者衝出囹圄，得到那種渴望的自由，而最好的手段莫過於思索。雖然，文本的哲學意味，已事先令我們身處思索之中，而如今，這思索已經自覺，正式成為自身建構的有機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空巢老人的孤獨世界，再也不能完全視為「他人的世界」，還應將其視為「自我世界」的一部分。於是，老人的孤獨，也成為讀者的孤獨；世界的缺失，也將成為讀者的缺失。

回應召喚，讀者已然將自身捲入到文本的世界中，與作者一道，共同肩負起那「世界缺失」的責任。這種擔當意識，不僅讓作家，成為介入作家，也讓讀者成為介入讀者。

那令人觸目的局限，正是散在文中的蛛絲馬迹，令召喚擲地有聲，讀者越是回應它，越能夠體會那孤獨、沉默與缺失，越是令自身陷入深思之境。

老人的孤獨、對尊嚴的渴望及其最終的破滅，乃至空巢的悲劇，是誰造成的？將有誰來負責與承擔？遠在海外的兒女、電信詐騙、商業欺騙、不作為的派出所、默然走過的人群等，這是文中可見的原因，那不可見的呢？

德國學者霍耐特，在青年黑格爾等人的基礎上，清晰地、系統地重新表述了黑格爾的三種承認模式，即情感承認、法律承認和社會承認。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建立在主體間性的基石之上，力求人與人之間相互承認。在承認理論中，愛的關係被理解為一種本源關係，同時愛，特別是家庭之愛，代表了相互承認的第一階段並表現為情感承認的形式，為自我實現提供了自信。法律承認，是一種把法律關係理解為互相承認的形式，並採取「普遍他者化」立場的一種相互承認形式。在這種承認中，人相互被視為理性的、自由的個體來看待，並且需要一套在相互承認中建立起來的制度框架，為自我實現提供了尊嚴。社會承認，是一種強調社會個體的個性，並重在衡量個體在社會中的價值，即他們對於社會目標的實現所作的貢獻，為自我實現提供了自豪。

那位八十歲的空巢老人，在現實中很難感受到愛的存在，是電話和錢維繫了一個家的存在，而當錢被詐騙之後，面對兒女各樣的逼迫與責難，老人的自信蕩然無存，只能在幻覺裡的母愛中尋求慰藉。也就意味着，在現實世界中，老人沒有得到情感承認。但由於情感承認在承認秩序中是原初的、本源的，個體即便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愛，也仍然渴求獲得愛。空巢老人，也是如此，在家中感受不到兒女之愛，於是便把商業推銷員的關心視為家庭之愛的替代品。

孰料到，推銷員的關心，僅僅是一種商業伎倆，實際上是一種針對空巢老人缺愛心理的欺騙行為，或者說是一種虛假的情感承認。當老人在派出所中，發現了一直關心自己的推銷員竟然是一個壞人的時候，自身的自信又再一次崩塌。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家庭之愛的缺失，還是一種理性的缺失。這種缺失，也同樣發生在電信詐騙的事件中，都明示了空巢老人已經失去了在社會中的理性個體的身份，隨即意味着，她的社會自由個體尊嚴的喪失。

無論是商業欺騙，還是電信詐騙，實際上都是社會誠信體系缺失的表徵。它既關乎社會個體道德意識的薄弱，又涉及社會機制的不健全，也就意味着法律承認的不可能。在這種社會語境之下，個體之間不能有效實現自由與權益的相互承認與尊重，一方總是設法剝脫與侵佔另一方的自由與價值，包含欺騙在內的違法也就在所難免。而且，在老人的記憶中，特別是文革記憶中，法律承認的缺失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揭示出了社會欺騙的歷史根源。

空巢老人，情感承認的缺失，令她不得不轉向社會尋求現實關切，然而，法律承認的缺失，不僅沒有讓她實現愛的補償，反而在欺騙中令作為社會個體的尊嚴喪失殆盡。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老年人應有的個性與價值，是不可能得到社會承認的，「救救老人」的呼喊，也只能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人群的默然、派出所民警的默然，便成為了一種社會必然。社會承認的缺失，侵蝕了老人作為自由人，作為社會個體的自豪感。在這樣的生存處境下，死亡就成了他們最大的解放。

前面已提到，張翎關注的是家的殘缺與圓滿，也就是情感承認的缺失與確認，實際上冰心也寫到了情感承認這一層面，只不過與張翎的再確認不同，她更為關注缺失。這可能與情感承認的本源秩序有關，薛憶溈也同樣從對此的關注開始，逐漸介入世界。這種介入，離不開薛憶溈本身具有的，不同於本土作家的「跨界性」，這也應視為他的群體屬性：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作家的特質。

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作家的「跨界性」，既包含前文已經提到的「故土性」，又涵蓋「新居性」，即是說，他們一方面擁有故土經驗，另一方面更加真切地擁有新居經驗；他們即掛懷故土，又渴望融入新居社會；於是，便內在地生成了雙重經驗，並擁有「隔洋的視角」。這一視角，不僅有空間上的距離，還有時間上的距離，得以令他們在時空的差距中，觀看、打量、比較、思索此岸或者彼岸，甚至超越二者，拓展成「第三空間」。

作為群體中的個體，薛憶溈既具有上述的共性，又擁有特別之處。這種共性中的差異，體現在他比張翎等人擁有更新鮮的故土經驗。薛憶溈，2002年才以留學生身份移居加拿大蒙特利爾，比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出國留學的張翎等人，晚了十幾年的時間。就在這十幾年，日新月異的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也激發出了種種社會矛盾與衝突，生成了一種特定的社會語境。對於八十年代就開始創作的薛憶溈而言，憑藉着哲學家的氣質和作家的敏感，他不僅深度參與並見證了它的生成，而且成為第一批思索它、理解它、愛護它，甚至批判它的成員（他的短篇小說集《計程車司機》展示了這一印記）。而此刻，張翎等人，已不能再被視為這個社會中的一員，他們只能在離散中回望它，即便歸來，也只能是匆匆過客，不再可能擁有零距離正視它的現場感；即便審視它，也只能站在大洋另一邊的土地上，在記憶中想像它。

當然，這十幾年，加拿大也必然發生變化，但不可能如此劇烈與激盪，而且向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就社會老齡化問題而言，加拿大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10）為了應對這一問題，加拿大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支持機制，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認可。（11）就此而論，當薛憶溈開始積纍並發掘新居經驗的時刻，比較與借鑒便應運而生，而且他對空巢問題思索得越是深刻，借鑒意識便越是強烈，於是，在比較中，產生行動的渴望，揭露它，進而改變它，當然是以文學的形式。

儘管在故土經驗的親歷性上，薛憶溈和張翎等人，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產生一些差異，可能會影響他們對當下中國的一些問題的感受與認識，不盡相同，但他們還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共同關注，進而再次彰顯出一些共性，比如這針對中國社會空巢問題的寫作。

4   敘事治療與心靈迴響

雖然，薛憶溈和張翎的空巢寫作，在介入世界的幅度與力度上有所差別，但二人在創作動機仍有相通之處，並能夠反映出加拿大新移民群體的某些心理特徵。

新移民群體，不管以何種目的，以何種形式，自願踏上離散之旅，「為了關心未來的幸福而不斷努力」（霍布斯語），總是懷惴美好家園的夢想。在這一夢想的激勵下，他們往往離開父母，背井離鄉，通過一代人的奮鬥和堅守，為下一代人奠定實現美好家園的基礎。但不管新移民的願景，在實現的過程中有多少坎坷與荊棘，有多少成功與喜悅，一般而言，生養他們的父母很少出現在他們的人生規劃之中，或者說，在他們尋覓與構建的新家園中，父母大都是缺席的。當然這有很多原因，諸如父母的年齡、身體、語言、不適應等，不能簡單的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考量。但這是一個無法忽視、不可改變的事實。

到了新世紀，不管通過甚麼樣的形式與管道，新移民的整體生活現狀，至少在物質上、心態上大都趨於穩定。但留在國內的父母，特別是對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移民而言，都已進入老齡化的行列，甚至處於空巢生活狀態之中，日常生活中正遭遇着種種空巢問題，並等待着、面臨着死亡的臨近。在這種父母生存狀態的混亂與自身生存狀態的穩定的反差下，尤其是距離、代際等不可克服的客觀因素的存在（張翎的〈空巢〉對此有很好的反映），致使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倫理負疚，將不可避免地升騰而出，成為他們生活中新的折磨與挑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張翎和薛憶溈，正是他們的一部分，也正陷入這種倫理道德的自我束縛之中。

張翎、薛憶溈在各自小說的題記中，都表示將空巢寫作獻給（自己的）父母。這應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種心靈的隱秘迴響。薛憶溈曾坦言，很怕母親看到這本書，因為自己的母親實際上就是小說的一個原型，也是一位空巢老人。（12）可見，父母的空巢生活，成為了他們創作的觸動點。

在題記中，張翎還要將空巢寫作獻給「遠行的兒女」，薛憶溈雖沒有在題記中明說，卻在暨南大學的一次講演中，明確表示了《空巢》是他的一部自傳。（13）當然，在薩特看來，「我們在我們自己的作品中所能找到的永遠只是我們自己」（14），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一種自傳，它可能與社會現實並不吻合，卻都來自於作家的內心最深處。總之，不管明裡，還是暗裡，張翎、薛憶溈的空巢寫作，即為父母而作，也為自己而作。

為自己而作，是一種隱秘的心理迴響，是化解內心深處倫理負疚的一種嘗試：通過敘事治療，來紓緩面臨父母空巢生活的焦慮。

在敘事治療學中，治療師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曾提出「外化對話」（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s）的觀點。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總是把問題歸咎於自己，逐漸相信問題是內在的，是自己或他人的責任，但這種想法，不僅不會有益於問題的解決，反而總是令他們更深地陷入原本想要解決的問題困境之中。實際上，人們應該走出問題內在化的誤區，將問題客觀化、外在化，將自身與問題切割，問題就是問題，問題並不等於人。這就是「外化對話」。（15）

張翎、薛憶溈的空巢寫作，實際上就是外化對話的過程，不同程度地將空巢問題與自身剝離開，以旁觀者的身份，在「隔洋的視角中，梳理、考量、思索、揭露空巢問題的來龍去脈，並在雙重經驗的比較中，介入到世界中，用文學的形式，召喚人們去改變它。

這種外化對話的清醒，不僅有助於釋放作家們倫理道德的束縛，而且有益於他們認知與理解空巢問題，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創作動機，提升他們主動介入世界的積極性。在心理嬗變的過程中，又再次喚醒他們為了未來幸福而不斷努力的人類本性，但這一次，卻不只是為自身，而是為父母，為讀者，為故土上生存的人們，為了記憶中的家園。這成為他們空巢寫作的願景：渴望那曾經離去的故園，也如同他們在離散中所追尋的美好家園一樣美好。

5   結語

薩特曾說，「他不可能說出一切，他知道的總比說的多。因為語言就是省略。」（16）在這種情況下，空巢寫作，對於作為社會現象的空巢問題的揭露，也是有限度的，儘管薛憶溈、張翎等人用心血經營出了一種獨特的藝術結構，以便產生盡可能大的召喚力。但空巢問題，在現實中，要比文本中仍要觸目得多，仍需要我們去關注、思索並試圖改變它。這是讀者的介入，也是責任。

（本文係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2016年度青年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註】：

（1）      在陳賢茂主編的第4卷《海外華文文學史》（1999年版）的第四章「加拿大華文文學」的第四節「其他作家作品」中談到了楊雪萍、孫博、思華等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的創作，基本上以留學生生活為主

（2）      1858年，是一般認為華人往加拿大規模移民的最早時間。具體可參見［加］李勝生的《加拿大的華人與華人社會》，黃昆章、吳金平的《加拿大華僑華人史》等史學論著

（3）      成長式移民指的是，在中國出生，僅在中國接受過短暫的學前教育或基礎教育的兒童，一般隨着父母遷移到各國的移民群體，以區別於包含「小留學生」群體在內的新移民群體。目前，這一移民群體，學界鮮有關注

（4）      拙文已在《暨南學報》（2014年第九期）發表

（5）      主人公「我」，兩個孩子都在海外，老伴去世，僅有的妹妹也住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沒有親人陪我過週末，甚至沒有親人一起陪我過春節」（頁36），只能用電話和親人們接觸

（6）      冰心：〈空巢〉，北方文學，1980年第3期

（7）      薛憶溈：《空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73

（8）      同（7），頁274

（9）      薩特：〈甚麼是文學〉，見《薩特讀本》，艾瑉選編，沈志明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358

（10）    1981年，加拿大老人人口比重為9.7%；1986年，為10.7%，見DavidK·Foot , Canada’s Popuation Outlook : Demographic Futures and EcnomicChallenges ,P9 , 129 .

（11）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推出的人文發展指數統計指標表明，加拿大在一百六十個國家中列名首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發達最完善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包括老年社會保障制度。見李瓊等：〈加拿大人口老齡化與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經濟評論，1994年第四期

（12）    薛憶溈：〈空巢中的母親〉，http://chuansongme.com/n/581085

（13）    2014年10月17日，受暨南大學文學院王列耀教授邀請，薛憶溈做了〈從《遺棄》到《空巢》：我的兩部自傳〉的演講

（14）    同（9），頁368

（15）    參見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黃孟嬌譯，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12

（16）    同（9），頁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