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逾 : 港澳的船艦符號與海上絲路

香港、澳門均為海島，歷經滄海桑田的變化，已發展成國際港口城、商業大都市。港澳盛產海洋文學，渡船、商船和戰艦書寫尤為常見，真切地反映港澳的曲折歷史境遇和當下文化特色。航運業在兩城的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船艦成為城市的關鍵符號，滲透到文化血脈中。作家們賜予船艦符號以豐富多彩的意涵，涵蓋城市發展、文化交流、歷史現實，成為社會象徵、行業象徵、群體身份符號印記。因此，有必要考察港澳兩地的渡船、商船和戰艦書寫，探究港澳的船文化，觀照地域性、傳統性、社會心理等文化因素，剖析港澳的艦船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古今聯繫。

1   渡船的流動文化

渡船，短程運輸船舶，港澳富有地域特色的公共交通工具，穿梭於城市之中，與地面交通互為補充。渡輪往來，運送各類人群在各城市穿行，構成流動的場域，體現出海港城的動態性和開放性文化特徵。

（1）時間的流動

渡輪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同時也是城市歷史的見證者，見證了城市時間的流動、時代的變遷。日本作家四方田給也斯回信，將「渡船」和「小島」作為香港象徵，從碼頭與輪渡的變遷，聯想到時間長河裡，香港這城市的歷史變化。也斯認為：「只要這樣的流動性存在，香港永遠不會喪失她的活力吧。」（1）這指出了香港發展關鍵：流動性是活力之源。

澳門與香港隔岸相望，開埠時間要比香港早數百年，有更悠久的建城史。澳門作家魯茂在2012年發表的散文〈港澳輪渡之懷舊〉，追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舊式蒸汽船，不同等級的艙位上，坐着去往四面八方的旅客，三個小時的航程，很快就在旅客們的相互寒暄中度過。過去乘船進入澳門，可見幽美的主教山，而今卻只見賭場媚眼的燈光。（2）輪渡符號承載了城市歷史的動態感，見證澳門由一個小島上的漁村成長為大都市。同時，也透露出對人們物慾橫流迷失感的隱憂。

不論是香港還是澳門，輪渡都承載着一個時代的記憶。輪渡見證了城市歷史，本身也成為時間流動的符號。有些輪渡還在發揮餘熱，有的已成為歷史。隨着海陸交通方式的多樣化，速度太慢的輪渡，即將完成歷史使命，消失在時間長河裡。有些作家敏感於輪渡的消失，表達對城市消逝史之悵惘。

海辛〈鬼街渡〉，講香港渡輪船主旺興伯，渡船服務青竹灣十八年，見過多少來來往往的市民。然而，隨着時間推移，高速快捷的「海上巴士」成為人們出行首選，傳統渡輪生意日漸蕭條。旺興伯變得不興旺，生意日益難以為繼，當送走最後一個客人之後，旺興伯選擇與渡船同歸於盡，用這種無可奈何的方式，為一個時代劃上句號，讓人無盡悵惋。1931年，沈從文寫《邊城》，老船夫一生擺渡，最終也淒涼離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他還寫過〈石子船〉〈常德的船〉等作品，寫歷史上的湘西沅水流域，各種各樣的商船渡船匯聚常德，好不熱鬧。不管是河流還是海洋的渡船，其實多有相通之處。邊城的老船夫在一個雷雨夜悄然離世，象徵着原始、純樸而又有一絲野性的湘西神話世界的破滅。輪渡，見證了香港從小漁村到國際化都市的歷史進程，也成為了一個即將消失在時間長河裡的歷史符號。旺興伯的自盡，也標誌着昔日靠傳統輪渡溝通海陸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

（2）空間的流動

流動的輪渡打破了海陸空間的自然界限，把島嶼和半島連成整體的城市。香港市民常乘渡輪往返於港島、九龍與離島之間。輪渡成為城市流動空間的象徵。尤其是天星小輪，已成為香港眾所周知的時空符號。

往返於島和大陸間的輪渡，展現了城市空間的一種動態平衡。劉以鬯《島與半島》，開篇就講沙凡乘輪渡，往返港島與九龍。舉目所見，依次是擁擠的渡船，擁擠的碼頭、車站。人潮湧動，擁擠不堪，流動性背後藏匿着風險，亂象叢生。此時香港處於經濟危機的籠罩下，失業率居高不下，搶劫案叢生。儘管如此，很多人仍然把香港當作樂園。沙凡的兩個朋友專門從泰國移居回來，想把國外產業遷移到香港。這種移居是更大範圍的空間流動。他們認為，比起東南亞，香港還算是穩定的。這空間流動背後呈現出海洋城特質，一旦全球形勢有點風吹草動，海港城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就會被放大。對於資本世界來說，這裡是冒險家的樂園。對於沙凡這樣的普通百姓來說，這背後所帶來的風險和危機卻是他們無法招架的。在危機面前，小市民的破產似乎只是早晚的問題。

香港文學寫及輪渡，既體現出城市的物理空間流動，也體現出市民心理空間的流動。黎翠華小說〈渡〉的第一部分「船」，書寫了女主人公簡潔，九歲時第一次與母親乘船前往大嶼山求籤的經歷和感受。作者以一個孩子的眼光，寫了乘船過程中所見的新奇：轟鳴的輪渡馬達聲，像一條大魚一般在海上航行的輪渡，甚至輪渡乘降的過程在她看來都是隆重的儀式。此後只要接近碼頭，簡潔這段新奇的體驗就會被喚醒。通過簡潔這段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其背後的心理意識流動。龍迪勇認為，任何意識的流動都少不了某種空間物件作為出發點，這種物件讓一些沉睡在深處的無意識深處的事件不斷地、「共識」地湧向意識。這些物件也成為小說展開敘事的支點。（3）小說中的渡船就扮演了這樣一個「支點」的角色，讓她想起了童年和家庭經歷。簡潔父母都是當年逃港偷渡者。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形單影隻，唯有通過求籤拜神，求得心靈的慰藉。船是顛簸的，簡潔卻感覺到少有的心神安定。讓她心神安定的不是廟裡的煙火，而是求籤後母親臉上久違的微笑，母女分吃那碗麵時洋溢着的溫暖的香氣。其實質就是母女間溫馨的親情，一種安定、和睦、健康的家庭生活的渴望。心理空間流動的本質是尋求一種歸屬感，而這種歸屬感則是他們現實生活中所欠缺的。

港人乘坐輪渡往返於離島之間，一是被離島有別於城市的風光所吸引，遊山玩水，享受假日。二是作為逃離現實的方式，逃離世俗的糾纏，尋求心理的暫時寧靜和歸屬感。輪渡成為逃避現實的工具，反映心理意識流動。

（3）人口的流動

渡船在城市空間中流動，是社會階層流動的載體和見證者。二十世紀以來，香港經歷了多次人口遷徙的浪潮，大量的流亡者經由香港流入流出。有人曾比喻香港：大陸這艘巨輪旁的救生艇。當內地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大變動時，人們就會利用小艇逃生。（4）香港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人口流動的「中轉站」。黃谷柳《蝦球傳》中的蝦球，便是抗戰時期逃港的難民之一。他的身世經歷和渡船關係密切，小說中出現了王狗仔的走私船，還有廣州黃沙往五邑一帶的輪渡等等。蝦球自身就和渡船一樣，是一個流動的符號，他到香港後曾在工廠務工，當小販在碼頭賣麵包，後因與母親發生爭執離家出走，又成為了王狗仔的馬仔、鱷魚頭的隨從，見識到了上層社會的黑暗腐朽。後來逃回大陸，在五邑一帶加入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蝦球的經歷體現了當時香港的難民群體流動的過程，形形色色的人通過香港進進出出，聚合又離散，在風雲變幻的時代扮演着各種各樣的角色。同樣，四方田和也斯的兩地書提到來香港的菲傭，聚居於港的大陸流亡知識分子，回憶北角汽車輪渡，再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城市人口流動性。

渡船上的乘客來自四面八方，這種流動性匯聚社會眾生相，往往從側面揭露一部分社會現實。也斯〈船上〉寫海盜劫船事件。（5）所謂「鬼船」，即被海盜劫殺的船隻。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治安混亂，航行在海上的船隻，不時難逃海盜劫殺厄運。這種亂象，和當時警界的黑暗腐敗有關。惡性治安事件層出不窮，但警方卻應對乏力。文尾有個插曲，兩個警察上了船，因「行家不給面子」，而不斷留難，對船舶反覆檢查。船上青年以「葉sir」的旗號，使警察們絕塵而去，避免了一次衝突。「葉sir」是何方神聖？作者沒有交代，讀者也無從知曉。然而在作者的筆下，一臉嚴肅的警察聽到「葉sir」後，便立馬走人，可見其人必定是個大人物。雖然寫警察上船檢查的篇幅不長，然而從側面可感受出警察飛揚跋扈的樣子。香港警界過去欺軟怕硬的特點也可見一斑。

渡輪雖小，卻見出大世界。

2   商船的海上絲路文化

渡船作為城市區域之間的交通工具，運送市民往來於島嶼與離島。而讓港澳與世界各地建立起聯繫的，則是往來於全球七大洲、四大洋的商船。唐代「廣州通海夷道」途經如今的香港屯門海域。（6）明代中葉以後，澳門和香港先後被葡萄牙和英國殖民者所佔領，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歐洲的海洋文化在兩地生根發展，同時又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形態。

在海洋文化影響下，香港文化呈現出世俗化、商業化和國際化的特徵。港澳文學都注重書寫商船與航海業，縱貫古今，一方面體現了傳統海上絲路文化與貿易體系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當代港澳兩地作為國際貿易「中轉站」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1）追溯港澳絲路緣

古代中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發祥地。這條起自中國東南沿海，經由南海、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紅海和阿拉伯海的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以來數千年都是中國對外經濟的走廊，也是不同民族間文化交往的橋樑。香港作家多遊走於東西方之間，對絲綢之路的書寫有着別樣的視角。也斯詩歌〈絲綢之路〉，分別寫了路上和海上絲路的歷史想像。一方面，東方絲綢到達羅馬，引起了西方人對遠方那些「誘人迷纏」的遐想；西方的黃金和犀角到達長安，帶來了「張嘴說着胡語問我們怎樣養蠶」「彈奏着奇怪樂器的高大漢子」。（7）另一方面，寫海上絲路，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向東方航行，同時東方商人，觀星象，思宇宙，懷揣着好奇與貪婪的心，經過風浪和印度洋上劫掠的危險，向西航行。海上絲路的開闢「像一絲絲若斷若連的線，編織出未見過的玄幻的臉孔」。（8）把東西方海陸絲綢之路開闢和經營過程中，對異域文化的歷史想像動態地呈現出來。既寫出了海陸絲綢之路開闢的動機：經濟利益的驅使，對異域文化的好奇；也展現出歷史上「一帶一路」上的開放和探索精神。

港澳作家的筆觸特別關注港澳與海上絲路的聯繫。明代鄭和下西洋以後，海上貿易進入到朝貢貿易階段。陶然在其散文〈海風輕輕吹拂西貢〉中提到了香港西貢的歷史，與明代朝貢貿易有密切關係。當時不少海上絲路沿線向明朝進行朝貢或貿易，西貢從一個小漁村成為了西來朝貢船隻停泊的一個港口。這裡有「西方來貢」之意，久而久之，就被稱為「西貢」。（9）可見，香港儘管開埠不過百餘年，但早在開埠以前就已在海上絲路的發展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代中期以後，朝貢貿易衰微，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轉型，港澳兩地躍升為中西方貿易的新起點。也斯〈葡萄牙皇帝送給中國的一幅掛毯〉，以掛毯為符號，建構朝貢貿易走向衰微的歷史情境。葡萄牙皇帝為利用澳門這一據點，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不遠萬里派遣使者和船隊，把一幅掛毯送給雍正皇帝。該詩第一節，介紹了船隊此行目的：為兩國之間的禮尚往來，為慶賀雍正皇帝登基，為緩和強硬的外交政策，為保證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安全。四句詩點明了朝貢貿易情況。然而，這條掛毯到達中國，卻是一波三折，歷經一年零兩個月，在潮濕的船艙裡，還淪為蠹蟲的「早餐、午餐、下午茶、宵夜」。（10）詩人用對比法，以兩條線索敘事，分寫中葡兩國統治者。葡萄牙國王陷於美酒和美食中，醉生夢死，又在海外積極擴張殖民統治。中國雍正皇帝對外興師動眾，發動大規模遠征，對內則大興文字獄。東西方文明的實力差距，「攻守之勢異也」，注定了古老的中國在與西方殖民擴張的鬥爭中，只能失敗告終。最後，那條漂洋過海的掛毯，被蛀蟲一口口地啃掉。全詩以後現代筆法，以掛毯的解構，書寫朝貢貿易體系的瓦解，清代無視世界發展潮流，「天朝上國」心態終究抵禦不了西方殖民擴張、掠奪的步伐。朝貢貿易體系瓦解，背後是西方殖民體系主導下的中外貿易的開始，也是港澳歷史的新開端。

（2）海外貿易與中外文化交流淪為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後，港澳成為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港口。香港航運業發達，從事國際貿易的商船和貨輪絡繹不絕。香港作家寫商船與海外貿易，展現出橫貫東西的國際視角與本土意識。羅貴祥的詩歌〈發達號〉，以商船「發達號」為符號，描述中國東南沿海到南美沿岸的商途，想像近代以來珠江口商船貿易的情形：「滿載想着黃金白銀瓷器香料的腦袋」（11）以海外貿易的主要物品，再現殖民貿易體系的實質。作家們還寫商船航行的海外見聞。西西小說《我城》，寫小電工阿游，自幼愛好航海，登上了一艘巴拿馬籍的貨輪，開始環遊世界，航海路線經過南美洲、大西洋、紅海，沿途見聞豐富：炎熱的赤道海域，大西洋沿岸的燈火，紅海的日落，蜂擁而至的難民，還有被戰火洗禮的蘇伊士運河……世界各地的見聞盡收眼底。在航海文化影響下，香港當地文化具有深厚而廣闊的國際視野。

《我城》描寫「他城」見聞，立足點最終回歸「我城」。當貨輪駛過大西洋南美沿岸，看見沿途的燈火闌珊，「是我城嗎，是我城嗎」，阿游忽然喊。（12）而當貨輪經過蘇伊士運河，看見兩岸被擊沉的戰艦，阿游想：「我城怎麼了呢」。（13）在阿游的潛意識裡，會不自覺地將世界各地見聞與「我城」對比。在各地漂泊的日子越久，「我城」之思越甚。特別是當貨船停靠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游踏上土地那一刻，感受到的踏實感，可以看出，港人心中深深紥根的本土意識。此類書寫體現出香港文化的重要特徵：東方與西方交織，國際與本土交融。

遠洋貿易商船，遊歷各國，打通東西方，成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舒巷城小說《倫敦的八月》，第一人稱敘事，講就職於英國商船的中國船員的所見所聞。引人入勝的章節，要數中國船工老張、英國船工比爾掐架。老張用「氣功」戰勝了英國學徒比爾，引起後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這齣「不打不相識」的故事，「我」發揮了重要作用，老張和比爾兩人語言不通，「我」充當翻譯，成為兩人溝通的橋樑，巧妙地化解了兩人矛盾，促成兩人成為好友。同時也可以看出，「我」的作用，其實暗含了對香港歷史作用――曾經作為東西方交流的橋樑與視窗的某種隱喻。

「我」造訪英國的比爾家，與比爾房東的女兒蘇珊相識，兩人關係逐步升溫。但是，「我」最終選擇了離開蘇珊，因為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倫敦不是我的家」。（14）「我」對自己身份有清醒的認識，只能割捨這段情。這在舒巷城另一部小說《巴黎兩岸》中也有表現，丁俊良與西蒙妹妹的關係也是如此。兩部小說體現了香港在國際中所處的角色。一方面，香港的獨特地理和歷史地位，成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橋樑和紐帶；另一方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可能脫離傳統，成為西方附庸。文尾「我」給蘇珊寫信：「遲早我要回到我生活的地方去，我是個中國人……」（15）再現身處世界各地，卻依然不忘本的精神。

商船總會回到原點。

3   戰艦的歷史文化

傳統的海上絲路文化出現轉型，從全球海洋殖民擴張開始。面對外國的侵略，港澳地區先後淪為殖民地。港澳淪陷的過程與海戰息息相關，港澳兩地作家對海洋局勢、海戰和戰艦多有敘述。分析兩地戰艦書寫，可看出兩地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這對思考當今香港澳門兩地的文化與社會現象，具有重要的意義。

（1）海戰歷史再書寫與重構 

明清之際，港澳在西方殖民者的船堅炮利中開埠，兩地都發生過多場海戰。直至今日，兩地文學仍有對這段歷史的書寫。講述戰艦與海戰歷史，多採取「故事新編」形式，以戰艦書寫和戰爭場面的刻畫為着力點，通過古今人物的時空穿梭，以當代人視角，展現當下港澳年輕一代對本土歷史的認識和再解讀。

香港文學書寫戰艦，新近作品是《西新界故事》，2011年由嶺南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出版。內有林柳如〈中葡戰爭的敘述〉及鍾浩然、林耀威、曾卓然、蘇文傑四位青年作家共同寫作〈海岸歷史四寫〉。其中，〈海岸歷史四寫〉共由四部分組成，分別是〈中葡大戰〉〈信‧心〉〈漂流的閃斯‧比度〉和〈忠義堂〉。1521年6月爆發在香港屯門的中葡海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西方入侵者作戰。在這場海戰中，廣東水師副使汪鋐，帶領中國軍隊，持續戰鬥了四十多天，在裝備處於劣勢且首戰告負的情況下，最終擊敗了葡萄牙侵略者。（16）這段歷史過去將近五百年後，當今香港人怎麼看待這場海戰？

幾位青年學人用當代港人的眼光，以不同的視角重構這場海戰。〈海岸歷史四寫〉中，四位作者分別以中葡屯門海戰中的官兵、山賊、被流放的葡萄牙船長和民團的視角，從戰艦上不同人的不同出發點，描繪了海戰發生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心境。特別是水師隊伍裡，有人主張拚死反抗，有人主張退縮投降。土匪和民團與官府的關係又是極其微妙和複雜的，如何利用他們與侵略者鬥爭也是個重大問題。傳統描寫戰爭的宏大敘事，變成個人化的敘事視角。這種視角打破了傳統戰爭敘事中那種只側重於寫人人同仇敵愾，一致對外的單線寫法，注重於刻畫個體心理活動的差別，展現人性的複雜與多樣。

無獨有偶，澳門作家鄧曉炯的長篇小說《迷魂》，也以穿越筆法，描寫屯門海戰百年之後，1622年在澳門爆發的荷蘭與葡萄牙海戰。小說中《歷史》雜誌的編輯麥奇，莫名其妙被捲入到一個案件中――警方調查醫院一來歷不明的昏迷病人。麥因意外，穿越回幾百年前的荷蘭、葡萄牙的澳門海戰現場，和來自「未來世界」的「研究員」，化身葡萄牙神父和荷蘭海軍的戰士，混入隊伍中，親身經歷了這場海戰中從荷蘭艦隊入侵、登陸到被澳門守城軍民擊退的全過程。

對比港澳兩地的海戰書寫，可以發現如下特點：

一是穿越法，再現海戰發生時的場景。香港林柳如的〈中葡戰爭的敘述〉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穿越回到明代，「我」成為明代水師的一名官兵，目睹了面對葡萄牙人規模浩大，裝備先進的戰艦群，雙方戰艦相互追擊與周旋。在明代水師戰艦三面受敵，被葡軍炮火擊中後，敘述戛然而止，「我」重新穿越回到當下。以親身感受的角度，重構屯門海戰的場景，同時也表現了當代港人對這段歷史的思考。《迷魂》的「穿越」筆法更大膽，除了沿用穿越時空「通道」的寫法，甚至還有未來世界的人穿越回來，古今之間來回穿梭，並融入了瞭解密腦電波等科幻元素，既寫四百年前戰場上的人物的思想鬥爭，也有活在當下的醫生龐司南、警察白朗天等人各自的利益鬥爭。古今和中西情境打通，令人拍案叫絕。

二是以戰艦符號，引起對歷史問題的思考。鍾浩然寫《中葡大戰》，明朝官員看到葡萄牙人的戰船，不禁大吃一驚，甚至對勝利喪失信心，認為汪鋐執意要率領明朝軍隊去迎戰敵人的船堅炮利，其結局必然是全軍覆沒，結果汪鋐凱旋。儘管明朝軍隊最終獲勝，但西方工業文明、中國傳統農耕文明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不得不讓人深思。澳門鄧曉炯寫《迷魂》，在第三十六章，濃墨重彩描繪各國戰艦包圍澳門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場景。十四艘戰艦在濃霧中逐漸顯露，重重包圍了澳門東南部的全部海岸線。（17）葡萄牙人和澳門土人在龐大的艦隊面前，顯得不堪一擊，構築的防線頃刻間分崩離析。可以說，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開始落後於世界發展大潮的一種體現。面對着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中國近代前夜的落後一覽無遺。

三是在戰艦與海戰書寫的背後，可以看出港澳兩地對傳統民族觀和歷史觀的不同態度。林柳如〈中葡戰爭敘述〉，對中葡海戰的傳統歷史敘述反覆表示懷疑：「到底被歷史欺騙了多少」。（18）言語之中透露對傳統歷史觀中華民族本位思想的質疑：「我可以感受到靖的心情，卻沒有同仇敵愾的感覺……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孤兒對生母沒有歸屬感，這大概是可以原諒的吧。」（19）可見，香港青年一代，在對殖民問題的歷史認識上，與傳統的歷史觀有着明顯的差別。而小說《迷魂》中，作者又是截然不同的態度。小說的最後，意識復甦的麥奇為保護燈塔的青年宣講澳門歷史。在麥奇開講前，洛文說：「沒有記憶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生命；沒有記憶的城市，也不是我們真正的家園」。（20）澳門人更重視歷史的傳承與保護。尤其是強調對本土歷史的珍視與尊重。

（2）強國之夢的企盼

歷史海戰與戰艦書寫，可以看出，相比於香港人在寫作上流露出來的對歷史的懷疑、解構，傳統的澳門人對歷史和民族的認同感更為強烈，對國家和民族的熱愛表現得更加具體。一輩子在外漂泊的澳門老一輩作家陶里先生，有不少是以散文的方式寫時評，其中也寄寓了一個文人心繫國家和民族的情懷。

陶里時評散文，〈百年大夢一航母〉〈海底夢〉，都和戰艦密切相關。他筆下的戰艦，成為展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之夢的重要符號。〈百年大國一航母〉，寫在我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號編號服役之際，借此回顧了世界各國戰艦和航母發展的歷史，並回顧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以及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歷史，表明了對壯大我國海上力量的急切期盼。散文〈海底夢〉，採用巴金同名散文的標題，期盼把中國建設成海洋強國，實現中國夢就是實現「海底夢」，關鍵是要有強大的力量做支撐，如我國目前的三大艦隊，但是歸根結底還是為官者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要讓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自身也要清正廉潔。寥寥數語，道出了無數中華兒女的心聲。

陶里散文堅持較為傳統的歷史觀念，即以中華傳統文明為中心，以天下為己任，通過書寫歷史興亡，流露出愛國報國的拳拳赤子心。陶里寫戰艦，寫中國的海防，都是採用宏大的歷史視角，通古今之變，以戰艦航母，抒發中華兒女希望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心聲，展現了中國傳統文人家國天下的情懷。《西新界故事》中的幾位作者，對歷史上中葡海戰這一事件的書寫，卻是以個人的視角去看待這場海戰。作者借文中人物之口對歷史的本質進行質疑和挑戰，如「歷史真相」的拷問，其本質是對歷史敘事權力話語體系的一種解構。

其次，兩者所蘊蓄的情感上存在差異。陶里先生一生在世界各地漂泊，感慨頗多，在文中常常毫無保留地直抒胸臆，體現一顆赤子之心和報國之心。正如澳門學者吳志良所說，在中葡政治的夾縫中，澳門人非常自覺，安分守己，樂於天命。國興國衰，澳門人的家國情懷絲毫沒有變。（21）香港的幾位年輕學人，受教育文化背景等影響，對殖民史的認同勝於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反抗外敵入侵歷史無法引起他們更多的共鳴。趙稀方在《小說香港》中曾提到：香港文學對於殖民地的境遇並不敏感。香港文學中更難看到反抗殖民性、與西方帝國主義「生死搏鬥」的作品。與此同時，殖民地香港對西方的認同和追隨尤為強烈。（22）他認為，這與港英政府致力於清洗港人的「狹隘民族主義」，培養「開明、平衡而國際化」的世界觀有關。（23）無論是《中葡戰爭的敘述》還是《海岸歷史四寫》，其中對海戰的敘述，即使是以第一人稱視角「我」介入，然而多處於旁觀者的視角，拋卻了所有的民族和國家立場，情感表達和故事敘述上顯得較為節制。同時更注重於從個人視角出發去看待歷史問題。這種歷史觀上的差異背後，是港澳兩地文化心理差異的體現。

其實，全人類都希望戰艦最終消亡。

從古至今，「船」這一符號，所開拓出來的意蘊眾多，在文學作品中的象徵意義也在日益多樣化。港澳地區的文學作品的船艦符號，與傳統文學中相比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和發展。渡船、商船、戰艦串聯起的一條動態線索，展現了海洋文明影響下，港澳兩地數百年以來社會風貌的變遷，也反映了海洋文明在中華大地生根、發展與進步之路。港澳以渡船起家，經歷了戰艦的炮火洗禮，通過商船和海上絲路帶來的繁榮，成長為國際都市。船艦符號的意涵日趨豐富的背後，我們也看出了兩城的海洋文化意蘊不斷豐富和充實。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研究》（批准號：14ZDB080）的階段性成果］

【註】：

（1）      也斯、四方田《守望香港――香港—東京往復書簡》，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3

（2）      魯茂《拾穗集》，作家出版社2015年，頁38

（3）      龍迪勇《空間敘事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127

（4）      肖學喜《香港城市探微》，中華書局（香港）2016年，頁42

（5）      也斯《島和大陸》，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174

（6）      司徒尚紀《中國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3

（7）      也斯《東西》，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18

（8）      同（7），頁119

（9）      陶然《旺角歲月》，香港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75

（10）    同（7），頁41

（11）    羅貴祥〈發達號〉，《作家》第18期

（12）    西西《我城》，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0年，頁192

（13）    同（12），頁214

（14）    舒巷城《倫敦的八月》，花千樹出版集團1999年，封底

（15）    舒巷城《倫敦的八月》，花千樹出版集團1999年，頁31

（16）    黃鴻釗《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和影響》，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   頁88

（17）    鄧曉炯《浮城》，作家出版社2014年，頁117

（18）    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西新界故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年，頁23

（19）    同（18），頁25

（20）    同（17），頁176

（21）    吳志良《悅讀澳門》作家出版社2015年，頁5

（22）    趙稀方《小說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頁41

（23）    同（22），頁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