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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勇麟 :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記憶與再現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7年9月號總第393期

子欄目:「文學評論」專輯

作者名:袁勇麟

中國與海外的交往自漢以來就沒有中斷過,中間亦零星留下少量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但大量的華人走向海外或移居海外,則要到十九世紀中葉。因此,我們將十九世紀中葉視為海外華文文學的濫觴點。目前發現這一時期最早的海外華文文學文本是1849年廈門人林鍼所撰《西海紀遊草》,記載其1847年春受美國花旗銀行之聘,赴美一年多教習華文的遊歷與見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門被強行打開,移民勞工、留學生、外交官開始或主動或被動地大量涉足海外,他們便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發生的三股動力源。無論是文化水準較低的移民勞工群體,還是社會階層較高的外交官、留學生,在海外期間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但由於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一些特殊性,造成了其研究的遲到。

1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主要特徵

(一)與中國文學緊密交錯

與中國文學緊密交錯是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徵。早期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緊密交錯有兩種情況:

其一,早期很多海外華文文學的寫作者是外交官、留學生或流寓文人,他們一般在海外學習、生活或遊歷一段時間就回到中國,因此,作為中國人的他們之創作自然全部歸屬於中國文學。這一類如康有為的《大庇閣詩集》《南蘭堂詩集》《憩園詩集》、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新大陸遊記》、郭沫若的《鳳凰涅槃》、老舍的《老張的哲學》《二馬》《趙子曰》、郁達夫的《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以及陳衡哲的《一日》等這些用華文寫於海外的作品,既屬海外華文文學,但更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並且,還需注意到,這些中國作家的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一般僅佔其整體創作的一小部分。如黃遵憲與楊圻在任新加坡領事時創作了不少古詩,但這些詩作在他們均有十幾卷的詩集《人境廬詩草》與《江山萬里樓詩鈔》中都僅佔一卷多而已。正是由於這種交錯狀況,對這些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的研究便基本籠罩在中國文學的視角之下,而很少納入海外華文文學的視野予以區分觀照。

其二,早期有些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可能記錄或初撰於海外,卻最後完成於中國。這類作品如王韜的《漫遊隨錄》。王韜漫遊歐美是1867年,但《漫遊隨錄》問世卻遲至其漫遊歐洲二十年之後的1887年。王韜在寫於「光緒丁亥」即1887年的自序中談到其創作的原因與時間:「蓋古人編詩,往往一官一集,於宦遊轍迹之所經,輒低徊俯仰而弗敢忘。誠以佳景當前而易忽,事後回思,如追亡逋;非有詩詞以記之,圖詠以傳之,直傳之飄風塵迹,夢幻泡影而已,不大可惜哉!此余《漫遊隨錄》之所由作也。」(1)然而,王韜在《漫遊隨錄》中有時可以極清晰地寫明某日某月,並且有些描述相當詳細。二十年後還能將日期與細節記述得如此精準,是因為王韜在漫遊時做了記錄。因此王韜這部歐美漫遊錄的創作過程本身就兼具了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兩種屬性。朱自清三十年代旅歐見聞《歐遊雜記》十一篇,根據其年譜所載,除〈威尼斯〉創作於國外,其餘〈瑞士〉〈巴黎〉〈柏林〉等十篇均是其回國後才寫就,因此,《歐遊雜記》一書亦橫跨了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兩個領域。其餘如林鍼的《西海紀遊草》、單士厘的《歸潛記》以及李健吾的《意大利遊簡》等,亦存在這種交錯的複雜情況。

(二)散佚較多,難以收集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以目前來看,收集得最齊的是清末使臣出使日記以及近現代域外遊記。一者因為清末使臣日記記錄是其出使的任務之一,晚清政府規定使臣必須詳細記載出使情況及出使國風土人情並及時咨報,以便政府可以把握各國的情況:「凡有關係關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當詳細記載,隨事咨報。數年以後,各國事機,中國人員可以洞悉,即辦理一切,似不至漫無把握。」(2)因此,這些作為清政府檔案的日記基本保存完好。另外,晚清王錫祺在1891~1901年間即廣泛收羅各類中西遊記、考察記等文獻編成《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再補編》《三補編》等,其中保存了大量的近代海外遊記。現代域外遊記由於基本都是作家、學者或文化界人士所作,他們都有能力整理並出版文集,亦保存得較為完善。另外,一些名人如康有為、黃遵憲、左秉隆、楊圻、邱菽園等人非遊記的海外文學作品,由於他們自身的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力,亦得到較好的保存。

然而,相比較而言,散佚流失的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作品比重卻更大。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大量的華人移民勞工湧入美國、秘魯、巴西等美洲之地與東南亞。據1907年《東方雜誌》刊載,其時東南亞華人有四百一十九萬二千三百人,美洲有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九人。(3)而二十世紀早期,就有十七萬五千赴美華人被拘留在美國加洲天使島。但這些移民勞工的文學,至今留存下來的寥寥無幾。關於美洲早期移民勞工創作的文學,目前收集整理到的僅是美國詩集《金山歌集》《金山歌二集》《埃侖詩集》與章回體小說《苦社會》等少數幾種,前三本詩集所錄詩作不足二千首。更大量的美國移民勞工作品早已散佚,而秘魯、巴西等地的移民勞工作品更是蕩然無存。另外,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三藩市唐人街,也有精英文化活動存在。據載,當時在三藩市有金山聯玉社、小蓬詩社、同文社與文華社等華人文社相互唱和,甚至在1911年春,同文社還聯合加拿大、秘魯、墨西哥、古巴等地的華人共同舉辦文學活動。可惜的是現在這些資料也基本散佚。

東南亞散佚的華文文學作品亦十分可觀。研究者認為,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新加坡即有專門印刷華文與英文書籍的印務公司出現,當時有不少華文文學作品刊行於世,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加坡華人為了保命,幾乎將所有的華文書籍焚毀,因此,不僅大部分早期新加坡華文文學已經消失,就連相關的出版目錄也沒有流傳下來。而原來有大量華人的檳榔嶼早期華文文學的遺失更令人感到遺憾。早期檳榔嶼華文文學,曾在晚清文人力均所撰《檳榔嶼誌略》卷八「藝文誌」中記載有二十三部。其中除了左秉隆與力均之作外,其餘「由於沒有付梓刊行,或者作者已攜帶稿本離開檳榔嶼,所以數年之後書籍已散佚殆盡」。(4)而未記載佚失的就更多了。作為東南亞華文重地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保存狀況尚且如此,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各地的早期華文文學資料保存就更為令人黯然了。

(三)非文學性的寫作身份與寫作目的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寫作者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作者,並且他們的寫作目的也完全在文學之外。

這一點最突出地呈現在晚清及民國時期域外記述的創作者身上。晚清的域外記述,一部分寫作者是使臣,記述是他們的工作。有的會做較為生動的記述,呈現出一定的文學性,如張德彝的《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歐美環遊錄》、黃慶澄的《東遊日記》、黎庶昌的《西洋雜誌》等。而有的純粹是使臣日常生活與工作的記錄或考察性的記錄,幾乎完全沒有文學性,這一類的如曾紀澤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徐建寅的《歐遊雜錄》、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餘紀》以及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等。另外一些晚清域外記述,雖然作者頗有文名,但其更主要的身份亦在文學之外,並且他們記述的目的也不在文學,他們考察海外風土人情、經濟政治,是為他們改革政治這一目的服務的。這一類的如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等。黃遵憲在晚清自是頗有詩名,然而他寫《日本雜事詩》也主要是以使臣身份來寫作,寫作的目的亦不在文學而在於讓國人瞭解日本,因此,1879年寫完之後即上呈總理衙門,由同文館刊行。其寫於1890年的再版自序中將其寫作目的闡述得尤為清楚:「嗟夫!中國士夫,聞見陝陋,於外事向不措意。今既聞之矣,既見之矣,猶復緣飾古義,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窮年纍月,深稽博考,然後乃曉然於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捨之要,余滋愧矣!況於鼓掌談瀛,虛無縹緲,望之如海上三山,可見而不可即者乎!又況於排斥談天,詆為不經,屏諸六合之外,謂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乎!覘國豈易言耶!」(5)而在再版的《日本雜事詩》中,黃遵憲並大量將其之後撰寫的《日本國誌》註在各詩之後,形成註比詩多的奇觀。晚清域外記述,創作目的在文學且創作者有作家之名的恐怕只有王韜一人,其《漫遊隨錄》《扶桑遊記》文學性極強,且主要記載其於國外的詩酒風流。

民國域外記述,雖然有了更多自發的出遊與自娛的創作,但帶着考察目的出行並記述的亦不在少數。王雲五的《訪英日記》、仲躋翰的《東西洋考察記》、屠坤華的《萬國博覽會遊記》、郭沫若的《蘇聯紀行》等都屬於此類。而瞿秋白的《新俄國遊記》《赤都心史》,雖然文學性很強,但追尋其考察與寫作初衷,創作目的亦不在文學,而是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考察:「想為大家開闢一條光明的路。」(6)

(四)寫作體裁的集中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寫作體裁,相對於其他時期海外華文文學創作體裁的多樣,顯得頗為集中。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寫作體裁明顯集中在遊記散文與舊體詩,其他如小說、戲劇等體裁的創作並非沒有,但相比較而言數量相當少。

在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這些遊記散文中,有很多直接以「遊記」來命名,如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抱樸的《赤俄遊記》、莫東寅的《留東遊記》等,也有許多不以「遊記」命名卻一眼即可分辨出是遊記散文的,如《扶桑紀遊》《緬甸視察錄》《歐美印象》《北婆羅訪問記》《蘇聯聞見錄》《菲遊觀感錄》《歐洲漫記》等。另外,這些遊記散文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日記」來命名。晚清使臣由於需要「隨事咨報」,於是基本都採用日記體的形式,將每日的工作與生活詳加記錄。至為有趣的是,其時一些人出遊海外並非使臣身份,可他們亦採用日記體來記錄他們的海外之行。如羅森1854年受美國柏利艦隊所聘赴日本時所寫的《日本日記》、王雲五的《訪英日記》、唐慶詒的《南遊日記》等。另外,還有一些雖然作品並未命名為「日記」,實際行文中卻是日記體的遊記散文,如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單士厘的《癸卯旅行記》等。總的來說,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中晚清以「日記」命名或行文為日記的較多,民國則更多以「遊記」「紀行」「見聞錄」「雜記」「印象」等命名。

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留下大量的舊體海外紀遊詩及其他類的舊體詩。尤其讓研究者驚訝的是舊體紀遊詩的廣泛流行:「用舊體詩詞來紀遊,不但在清末民初十分普遍,甚至在新文學已經牢牢佔據主流地位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現象仍不絕如縷。」(7)斌椿的《海國勝遊草》《天外歸帆草》、錢用和的《海外雜吟》、吳宓的《歐遊雜詩》、胡先驌的《旅途雜詩》、蘇雪林的《旅歐之什》等都是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古體紀遊詩。

十九世紀末東南亞聚集了大量的華人移民,其中不乏有文化修養頗高的流寓文士,再加上時駐南洋的領事如左秉隆、黃遵憲、楊圻等人的提倡與推動,如左秉隆在任期間成立會賢社,黃遵憲在任期間成立圖南社,兩社都定期每月舉辦社課,引導當地文人相互唱和,留下大量的舊體唱和之作。會賢社與圖南社之後,邱菽園以他創辦並主持的《天南新報》、會澤社、樂群社、會吟社凝聚了東南亞詩壇。而被譽為「南洋才子」「南國詩宗」的邱氏更創作有大量舊體詩。另外,研究者認為:「十九世紀末的檳榔嶼是個中華文華薈萃之地,詩人數量已逾五十位,其中包括僧人和閨秀,有的詩人還輯有詩集……就這點而言,檳榔嶼詩壇的發展遠遠比同時期的新加坡詩壇出色許多。」(8)

2   遲到的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研究

與中國文學緊密交錯、作品難以收集、非文學性的寫作身份與寫作目的等特點,造成了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姍姍來遲。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很多領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都僅得到零星的關注,因此,汕頭大學陳賢茂教授主編並於1999年出版的《海外華文文學史》四卷對早期海外華文文學涉及甚少。本世紀以來,雖然已有較多的學者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並產生了一些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總體而言,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還是相對薄弱。

在早期海外華文文學中,目前得到研究者最多關注的是近現代旅西記述,尤其是晚清旅西記述。鍾叔河是當之無愧的晚清旅西記述當代研究第一人,其1985年主編「走向世界叢書」,收集整理了林鍼、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黎庶昌、王韜、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單士厘等域外記述三十六種。而在每一種記述之前,鍾叔河基本都附有一篇長評。鍾叔河由記述者生平、思想到記述的內容、風格及其產生的背景與造成的影響等都做了詳盡的論述。鍾叔河的評論主要側重於討論這些域外記述在政治史與思想史上的意義,而較少涉及其文學性。如他以〈從坐井觀天到以蠡測海〉評林鍼的《西海紀遊草》,以〈東土西來第一人〉評斌椿的《乘槎筆記》,以〈黃遵憲及其日本研究〉評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以〈從洋務到變法的薛福成〉評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以〈尋找真理的康有為〉及〈啟蒙思想家梁啟超〉評康梁二人的域外遊記等。具體而言,如鍾叔河雖然肯定林鍼的《西海紀遊草》不同於過去《四夷列傳》和《淵鑒類函》之類的「捕風捉影之詞」,是「近代中國人用來測量世界海洋的第一塊貝殼」,但也指出:「可悲的是,林鍼出洋一事縱有劃時代的意義,籠罩着他的心地的仍然是一派舊的觀念,圍繞着他四周的更是蔑視『蠻貊』、宣揚『節孝』的舊的空氣。」 斌椿雖然談不上有認識新世界和接受新文化的自覺,但卻有一份「浮海心」,他「隨時記載,帶回中國」的《乘槎筆記》雖然只有薄薄一冊,「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早親歷歐洲的記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士大夫的傳統觀念,因此仍然值得重視」。在鍾叔河看來,黃遵憲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對日本有真正瞭解的人,而且他的關於日本的研究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除了他的《日本國誌》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明治維新史」外,「《日本雜事詩》專詠日本的國政、民情、風俗、物產,寫的確實是『中華以外』的另一個天下。它『寫物如繪,妙趣橫生,以悲憫之深衷,作嬋嫣之好語』(狄平子),用的是文學體裁,立意確實想達到讓中國人瞭解日本,特別是瞭解日本維新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部『明治維新史』」。 鍾叔河認為薛福成是一位出現在「風氣略開以後,異學未興以前」的過渡時期的人物,他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包括續刻)「記錄了一位洋務派學人向維新派人物蛻變的痕迹,為我們研究從洋務到變法的過渡時期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等等。另外,鍾叔河只做個案的研究與評述,並沒有將這些域外記述聯繫起來討論其共性或衍變。不過,他的這些敘論結集後有五個版本:《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1985年5月版;《千秋借鑒吾妻鏡》,湖南出版社1986年5月版;《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嶽麓書社2002年8月版;《千秋鑒借吾妻鏡》,海豚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可惜的是,在鍾叔河作出如此出色的整理與研究之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還是很少有人問津這一領域的研究。研究者曾抱怨說:「作為近代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晚清旅西記述,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資料整理滯後,相關研究更是非常薄弱。進入2000年代以來,隨着比較文學形象學、跨文化對話、旅行文化等新研究視角的引入,中西文學比較和中西文化交流成為新的學術熱點,晚清遊記被重新發現,相關研究成果相對增多。」(9)

二十一世紀以來晚清海外記述單個記述者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劉錫鴻、王韜、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單士厘等少數幾個人身上。研究的範疇從個人思想到作品內容到文學表現藝術等等,不一而足。研究記述者思想主要有〈論黃遵憲的日本觀:以《日本雜事詩》為中心〉〈從《日本雜事詩》的修改看黃遵憲日本觀的嬗變 〉〈康有為海外遊記研究〉〈作為異文化體驗的「梁啟超遊美」:重讀《新大陸遊記》〉〈從《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看薛福成的西學思想〉〈近代早期出洋中國士人的西方認知及其思想世界的轉型:以王韜《漫遊隨錄》為線索〉〈從《英軺私記》看劉錫鴻對外思想的變化〉等。內容討論主題可謂豐富,比較重要的有〈張德彝赴歐所見的西洋器物〉〈薛福成科技觀初探:以《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為例〉〈《初使泰西記》中的西方科技與中國思想〉〈張德彝眼中的西方近代教育:以八部《航海述奇》為考察中心 〉〈張德彝筆下的英國形象:以《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為中心〉〈從歐洲遊記看康有為的圖書館思想〉〈一個保守者的思想轉變與堅守:《英軺私記》中劉錫鴻的科學觀〉〈我國第一個評述拉奧孔的女性:論單士厘的美學見解〉〈口腹之慾與文化選擇:康有為海外遊記中的飲食書寫〉等。相比較而言,討論這些記述之文學藝術的較少,〈《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所昭示的桐城散文變革〉〈《西洋雜誌》:桐城散文近代化的一段軌迹〉〈西洋形象的重構與晚清古文的新變:黎庶昌《西洋雜誌》「輿地之學」的文學書寫〉等幾篇討論了域外記述對中國散文演變的影響。總體來看,很多研究主要將這些域外記述當成歷史與文化來探討,側重於討論記述者所見到的西方器物、文化及對他們的觸動。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晚清單個域外記述的學位研究論文並不多,只有關於張德彝的二篇,黃遵憲的二篇、梁啟超的一篇以及單士厘的四篇。(10)單士厘由於是晚清走向海外的第一位女性,身份獨特,對研究者的吸引力不小。

二十一世紀以來,隨着域外記述整理與研究的升溫,相應產生了幾部比較重要對其進行整體性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或論著。台灣學者陳室如2008年出版的《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是第一本相對完整地對這些海外記述進行研究的論著。這本論著的特點是收集討論的域外記述相對較齊全,正如論者所指出的,它「兼顧縱向的發展歷史與橫向的外緣探討,開啟了近代域外遊記較為完整的宏觀研究」。(11)陳室如側重於從主題演變、文體貢獻與媒介影響等三個方面來對其進行討論,史料引述翔實繁複,研究視角亦敏銳新穎。大陸學者尹德翔2009年出版的《東海西海這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則只討論晚清的使西日記,並且主要取樣斌椿、志剛、郭嵩燾、劉錫鴻、張德彝、薛福成等人各自成章論述,個案的研究較為突出。2010年大陸出現了兩篇較有分量的相關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而且十分巧合的樣本選取時間上下限完全一致。河南大學楊波的〈晚清旅西記述研究(1840~1911)〉從晚清旅西記述的產生、旅西記述文本對晚清國人世界觀與文化觀的衝擊、西行者對科學與民主的認知和想像、海外行旅與近代文學變革的內在關聯等方面展開研究,其論述十分有銳氣,三、四兩章對旅西者的矛盾痛苦及記述言不由衷的討論給人頗多啟示。中山大學林湯琛的〈驛動的「思」與「文」:晚清域外遊記研究(1840~1911)〉雖然也討論域外遊記中呈現的內容,但其對遊記語言與表達的研究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他認為這些晚清域外遊記中的詞語、意象的使用及表述策略等等都為現代文學的產生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前提。蘇明2016年出版的《域外行旅與文學想像:以近現代域外遊記文學為考察中心》是大陸第一本將近代與現代域外記述放在一起討論的論著,它的突破在於討論到了一向被忽略的舊體域外紀遊詩以及蘇俄記述中的蘇俄體驗與「蘇俄烏托邦」想像。

1840~1945約一百年間大量的域外記述,僅僅只有以上研究成果自然令人感到十分遺憾。2016年,有兩份大型域外遊記叢書整理出版,其一是鳳凰出版社推出的「近代域外遊記叢刊」三十九冊近一百種,雖然叢刊名寫「近代」,事實上收錄的域外遊記民國多於晚清。其二是嶽麓書社推出的「走向世界叢書(續編)」五十五種,收錄的基本還是晚清域外記述。這兩份大型域外遊記叢書的整理出版,應該可以催生出較豐厚的域外記述研究成果。

關於海外華文移民勞工文學的研究,因為資料的缺乏一向頗為冷寂,目前得到討論的僅是美國華文移民勞工文學《埃侖詩集》《金山歌謠》與《苦社會》。《埃侖詩集》得到的關注最多,早在1982年就有學者作文介紹了《埃侖詩集》,但可能因為這一詩集始終沒有在國內出版的原因,在其後二十多年中,僅出現一篇相關研究論文。(12)近十年來,對它的研究逐漸增多。2005年,有學者以〈華裔美國詩歌的先聲:美國最早的華文詩歌〉為題對它與《金山歌謠》進行了討論。2008年,福建師範大學的一篇碩士學位論文亦以兩者代表早期美國華裔文學進行研究(13),2009年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想像美國:旅美華人文學的美國形象〉中亦對此做了簡要討論,認為詩集呈現了強權、專制、偽善、兇殘的負面美國形象。2010年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早期美國華人文學研究:歷史經驗的重勘與當代意義的呈現〉以專章討論《埃侖詩集》,既生動還原了木屋華人的生存語境,又深入探討了《埃侖詩集》的多重文化傳統與近代觀念轉型。2014年的兩篇論文則從中國維度的史詩性文學性與囚禁敘事等角度對它進行了闡釋。相比較而言,同是移民勞工詩歌的《金山歌謠》則相對落寞,除以上所提兩種與《埃侖詩集》並列的研究,並無單篇研究出現。另外,則就是對寫於1905年「夫是書作於旅美華工」的章回體小說《苦社會》的關注。事實上《苦社會》亦只有以上兩篇博士論文對其展開討論。由於〈想像美國:旅美華人文學中的美國形象〉研究對象只在美國形象,因此,只截取與之有關的最後十回予以討論,〈早期美國華人文學研究〉則全面討論了其跨國政治社會批判、對美國華人觀念自立歷程的書寫及其中呈現的中國文化倫理視角。

近年來,東南亞華文舊體詩及華文報刊上刊載的小說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目光。新加坡學者李慶年出版於1998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是東南亞華文舊體詩研究的奠基之作,它論述了1881~1941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文舊體詩壇及詩作,「提供了不少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間」。(14)然而,中國雖然1997年就有論者從詩人的感情世界、詩中所呈現的華人社會與南洋風物等三個方面來討論黃遵憲寫於東南亞的舊體詩(15),但直到2012年才再有一篇同樣討論這類詩主題的研究論文出現。(16)另外,就是對「南洋詩宗」邱菽園相關詩歌的關注。王列耀、蒙星宇在〈能將文化開南國,剩有詩情托國風:論新加坡華僑詩人邱菽園詩歌中的「古典中國」〉〈流寓異鄉,兼照兩地:新加坡華僑邱菽園與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學」〉中,既討論了邱菽園的南洋漢詩,又兼及其時新加坡華人詩壇的討論。而金進〈新加坡僑寓文人邱菽園南洋漢詩主題研究〉則更為細膩地討論了邱菽園的身世及其詩歌內涵,認為「



【註】:

(1)      王韜,《漫遊隨錄》,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6)》,嶽麓出版社1985年版,頁41

(2)      席裕福、沈師徐輯,《皇朝政曲類纂》,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引91~92輯第917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頁11214

(3)      轉引自鄭民、梁初鳴編,《華僑華人研究集》,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頁352

(4)      譚勇輝,〈早期南洋華人詩歌的傳承與開拓〉,南京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頁43

(5)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3)》,嶽麓出版社1985年版,頁572

(6)      瞿秋白,《新俄國遊記》,《民國叢書第五編(80)》,上海書店1989年版,頁3

(7)      蘇明,《域外行旅與文學想像:以近現代域外遊記文學為考察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53

(8)      譚勇輝,〈早期南洋華人詩歌的傳承與開拓〉,南京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頁50

(9)      楊波,〈晚清旅西記述研究(1840~1911)〉,河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頁5

(10)    索凌雲,〈張德彝研究〉、河北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耿明,〈張德彝思想研究:基於《八述奇》的考察〉,安徽師範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夏柏秋,〈「越界」帶來的「想像」:對《新大陸遊記》文化價值的探討〉,清華大學2005年新大陸遊記;汪年,〈單士厘域外遊記研究〉,河南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安麗敏,〈單士厘的世界之旅及其思想認識研究(1898~1912):以撰主的兩部遊記為中心考察〉,東北師範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姜敏,〈單士厘思想研究〉,渤海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王璐璐,〈近代女作家單士厘研究〉,上海師範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

(11)    楊波,〈晚清旅西記述研究(1840~1911)〉,河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頁11

(12)    管林,〈赴美華人的血淚史詩:試論天使島詩歌〉,《暨南學報》,1992第2期,頁30~34

(13)    溫娟,〈早期華裔美國詩歌研究:評《金山歌集》與《埃侖詩集》〉,福建師範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14)    譚勇輝,〈早期南洋華人詩歌的傳承與開拓〉,南京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頁4

(15)    王力堅,〈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論黃遵憲的南洋詩〉,《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

(16)    趙穎,〈吟到中華詩以外天:黃遵憲南洋主題舊體詩研究〉,《寧夏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頁65~71

(17)    金進,〈新加坡僑寓文人邱菽園南洋漢詩主題研究〉,《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5期,頁87

袁勇麟,1967年生。蘇州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新聞傳播學博士後。現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師範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教學委員會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等。曾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第八屆「青年教師獎」、福建省第五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福建省優秀教師」、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雙百計劃」哲學與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出版論著《20世紀中國雜文史》(下)、《當代漢語散文流變論》、《文學藝術產業》、《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第十卷)、《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五卷)、《華文文學的言說疆域》,主編《20世紀中國散文讀本》、《海外華文文學讀本‧散文卷》、《文學欣賞與創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