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 : 比較文學與《文心雕龍》——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內地文學理論界交流互動述說

兩地學者絡繹交流

香港這小島緊接大陸，有神州廣大的腹地，小島與大陸向來交流互動；十九世紀中葉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情形不變。1960～70年代文革的政治動盪時期，小島與大陸之間仍然連繫着。19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兩地的交流互動，很快就從從前的細水長流，變得長川巨流起來：金融經濟專家交流，文藝學術名家也交流。在動盪和封閉之後，國家改革開放了，開門向哪裡，放眼看哪裡？最近的地方是香港。面積一千平方公里的資本主義殖民地，有千新百奇值得內地同胞觀摩的事物，可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借鏡或批判。很多香港人則想接觸內地來港的人物，也想親身到內地體驗新發展、新景象。

筆者1976年夏天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隨即返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數年後內地改革開放，以言與內地交流的香港學術機構，中文大學大概是最積極的。1981年秋天，中大中文系舉辦現代文學研討會，柯靈、王辛笛等先生應邀來港參加，余光中教授（1974～85年在中大任教）發表講話，題為〈給辛笛看手相〉（辛笛有詩集名為《手掌集》）。中大新亞書院邀請多位內地學者來校主持講座：1981年有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1982年有北京大學的王利器教授；1983年有中國社科院的賀麟教授；同年還有美學家北京大學的朱光潛教授，書院特別從台灣請來錢穆先生讓兩位老人家會面。1984年秋中文大學把榮譽文學博士學位頒予巴金先生，表揚秋收纍纍的文學家，並趁此舉行會議，讓巴老與香港文化界談文說藝。另一方面，文學界、學術界人士赴內地開會、講學或者拜訪前輩的，這幾年也絡繹於途。

1984年4月我第一次赴內地參加文學學術研討會；同年夏天第一次到北京旅行，心血來潮要拜訪錢鍾書先生，且如願拜會了。也就在這1980年代初，潘耀明在內地辛勤的採訪之後，撰寫和出版了他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正續兩編。這幾年的交流互動，我只就記憶和手邊資料所及，略加舉例如上，而且例子泰半是文學方面的。兩地作家和文學學者的交流，兩地文學研討會的召開和雙方參與，以至兩地彼此出版對方書籍，兩地報刊彼此發表對方作品，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活動紛繁，難以備述。本文以香港和內地文學理論學術界的交流互動為述說範疇，而這個範疇的內容已經非常豐富了。

文學理論指關於文學的種種觀點和意見，包括文學是甚麽，文學作品如何構成，有甚麽體裁、技巧、風格、功能，文學與時代有何關係，作者與作品有何關係，作品怎樣影響讀者，我們怎樣從事文學批評，怎樣編寫文學史，怎樣較為宏觀地理解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文學。文學理論見於文學理論專著，也見於實際批評作品時的論述；文學理論與美學關係密切，因此文學理論也見於美學論著。中外古今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論著，只說公認為重要者、傑出者，已多如晴朗夜空的繁星；文學理論家和任何人文學者一樣，都要博古通今，也因此，文學理論的研究必涉及大量的文學藝術以至其他學科的文獻。本文只能聚焦再聚焦，把焦點定於文學理論專業本身之後，選定了兩個中心點：一是「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二是「龍學」也就是《文心雕龍》研究。

香港的大學校園有「比較文學家之徑」

比較文學研究的是不同語言、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傳統的文學，剖析比較其異同，或追尋其相互影響的軌迹。比較文學興起於十九世紀的歐洲，美國在二十世紀接其緒；而比較的興趣和論述方法，則源遠流長。二十世紀比較文學作為學術專業進入中國之前，清末的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學時，就已一邊閱讀一邊比較：中國小說和法國小說的起筆有何不同？狄更斯和司馬遷的文筆，誰更超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比較文學在中國興起並發展；1950至1970年代，內地的比較文學變得消沉以至寂滅。

一方唱罷，另一方則登場。1950年代開始，海峽對岸的台灣，學術文化受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影響越來越大；留美之風大熾，「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成為青年學子的口頭禪。在台灣，比較文學在1960年代興起，至七十和八十年代而大盛。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城，知識分子的言談與書寫，常常喜歡中文與外文（主要是英文）夾雜、中華事物與西方事物比較，文學學術界早有中西比較文學的土壤。1970年代中葉開始，一些具台灣背景和留美經歷的文學學者，加上具香港背景和留美經歷的文學學者，先後到香港的大學任教；天時（鄰近的台灣此時比較文學大盛）、地利（香港有中西交匯、中西比較的土壤）加上人和（進來了具有留美經歷的學者），於是在大學裡特別是在香港中文大學裡，比較文學赫然出現。

1970年代中葉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期或較為長期，從事中西比較文學教學和（或）研究的華裔學者，包括余光中、梁錫華、筆者（以上屬於中大中文系），袁鶴翔、周英雄、鄭樹森、王建元（以上屬於中大英文系），另外有美國人李達三（John Deeney，屬於中大英文系，具台灣背景）；在香港大學，則有鍾玲和黃德偉。

1997年香港回歸，首任特首董建華1999年的施政報告，表示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說在文化方面要見紐約、倫敦之賢而思齊。差不多與此同時，美國《時代》週刊有專輯論九七後的香港，封面的專輯標題是「自鑄偉辭」（這四字出自《文心雕龍》）式的「New-Lon-Kong」，意思是香港很可發展成為紐約和倫敦一樣的國際大都會。1960年代起香港經濟快速發展，衣食足而後知文化，香港又長久以來中西文化交匯；因此，1980年代的香港，雖然不是甚麼紐約或倫敦，但如果說是小紐約或小倫敦，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異議。以言西方文化，紐約、倫敦之外，應該至少加上巴黎。1980年代的香港，可說是迷你型的紐約、倫敦、巴黎，是個「小紐倫巴」（a mini-New-Lon-Pa）。香港的華裔學者與內地的學者同種同文，都是所謂「龍的傳人」；內地學者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要窺探、接觸境外以西方為馬首的文化學術新世界，香港地利人和，是經濟便捷的首站。

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次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大學召開。會議匯集了內地老中青不同年齡段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香港的一些同行則赴深圳參與盛會；說到交流互動，這是個「華麗登場」。就記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的袁鶴翔、李達三、周英雄和筆者都出席；「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每人都做了演講。我講了一兩場，內容是美國的新批評，以及加拿大佛萊（Northrop Frye）的原型論（archetypal criticism）。在1985年稍前和以後到中大訪學的內地文學學者或比較文學學者，絡繹於途。他們在中大一般居留一個月到三個月，與中大英文系、中文系和（基本上由中英文系講師教授組成的）「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成員交流，他們在中大圖書館閱讀查看各種資料，與若干中大學者從事合作研究，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或主持講座。

上述中大中文系和英文系的學者，多少都參與接待和交流活動，我是較多參與者之一。所費心血、時間、精力最多的，是李達三。他擬定計劃、籌措經費、接待訪客、安排活動、合作研究，日以繼夜，工作繁重。1985年，當時四十歲的劉介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以後多次到港，和李達三從事比較文學合作研究。二人多年多番互動，編印了多冊資料集和文集。劉介民和李達三的關係，亦師亦友，延續了三十年，見證了港、陸兩地交流互動的盛況。曹順慶是當年另一位到中大訪學的年輕學者，他曾與我合作編印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台港學者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一書，我在此書的序言寫道：

中文大學是香港以至台灣、大陸比較文學的重要基地。德國的海德堡和日本的京都，都有「哲學家之徑」。在我看來，中文大學的山村路、中央道、士林路可連成一線，謂之「比較文學家之徑」。香港的、台灣的、內地的、其他地方的比較文學學者，在這條路上行走，或上學，或回家，或前往參加研討會，或回賓館休息，他們在山徑上沉思冥想，柳暗花明，涉及的常常是比較文學的問題。李達三、袁鶴翔、周英雄、朱立民、鍾玲、樂黛雲、劉介民、曹順慶、張隆溪、雷文（Harry Levin）、奧椎基（A. Owen Aldridge）等等，都在這裡留下了他們比較文學的足迹和思維。

前文已提到劉介民、曹順慶，引文述及的樂黛雲、張隆溪，此外還有謝天振、王寧等等，都是內地學者。（1）

二十世紀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有精神分析批評、英美新批評、現象學批評、神話與原型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釋學批評、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批評等，可謂風起雲湧，西風吹遍全球。求知若渴的內地年輕學者，在「小紐倫巴」取西經，往往大有收穫。返回內地後，他們繼續努力，不少人爭取機會出國進修。憑着聰穎勤奮，加上運氣，很多當年似雲而來的青年學者，都平步青雲，在各地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學院院長、學會會長、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當年的萌芽學者（budding scholar），其茁壯、成長，多少都蒙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陽光和雨露。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倡議

1980年代改革開放伊始，內地文學學術界即採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今文學；西風越吹越烈，以至幾乎有全盤西化的態勢。（2）極為西化的現象，1970年代的台灣比較文學學術界已出現過。有識之士認為泱泱的中華古國，不能這樣唯西方的馬首是瞻，因此有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倡議。李達三、陳鵬翔、古添洪在1970年代下半葉，分別撰文闡釋「中國學派」的研究取向，大意是在引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之際（也因此「中國學派」曾被認為基本上就是「闡發派」），要對西方理論「加以考驗、調整」，並從中西比較中，進一步「找出文學創作的共同規律和法則來」。身為美國人而曾經在台灣教書、後來在香港教書的李達三，不同意一切以西方為中心。他倡議「中國學派」的一大目的是希望「在自己本國［即中國］的文學中，無論是理論方面或實踐方面，找出特具『民族性』的東西，加以發揚光大，以充實世界文學」。（3）李達三原為耶穌會教士，他提倡「中國學派」和促進相關學術活動，有近乎傳教士的宗教情操；在從台灣轉到香港任教後，經常赴大陸開會、講學，其熱心不變。

改革開放開始後數年，內地一些先知先覺者如季羨林、嚴紹璗、黃寶生、曹順慶，反思西化的學術界狀況，感嘆中國沒有自己的文論話語，沒有在國際論壇發出中華的聲音。台港那邊有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呼聲，內地聽到了，於是也就此議題討論起來。曹順慶接過李達三「啟蒙、催生的」學派旗幟，使之在神州的比較文學場域飄起來（王寧另外有創立「東方學派」的說法）。（4）學術界一方面大用特用西方文論，一方面認為中國要重建文論話語，中國的古代文論要作現代轉換，學者們要建立中國學派。（5）

曹順慶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理論特徵及其方法論體系做了說明。他從「跨文化研究」這一理論特徵出發，指出其方法論有五：闡釋法（或稱闡發研究）；異同比較法（簡稱異同法）；文化模子尋根法（簡稱尋根法）；對話研究；整合與建構研究。曹氏所論，企圖涵括二十世紀多位比較文學學者如朱光潛、錢鍾書、樂黛雲、錢中文、張隆溪、謝天振、王寧以至港台海外如劉若愚、葉維廉、袁鶴翔、李達三、陳鵬翔、古添洪的種種理論和觀念，是一個深具雄心和融合性的體系。（6）曹氏的「跨文化」說法引起若干爭論，至於涉及的中西文化比較，二者是異是同，也眾說紛紜。錢鍾書有「東海西海心理攸同」說，張隆溪和筆者等都認同。不過，「核心」與「至理」雖同，中西文化畢竟千匯萬狀，從其異者而觀之，則異者舉不勝舉。十多年來，謝天振在（與比較文學關係密切的）翻譯研究提倡「譯介學」，曹順慶提倡「變異學」，都是關於「異」的理論。如此等等，內地最近二三十年來，比較文學的諸多理論，先後登場，蔚然大觀。

兩地的龍學以及龍學者的交流互動

建立中國學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研究中西文論如何整合與建構――從這些話題，我們正好轉到另一個：內地和香港對《文心雕龍》的研究及其學術互動。《文心雕龍》體大慮周，是公認的中國文論至尊經典。百年來的《文心雕龍》研究，號稱「龍學」，是顯學。二十世紀的龍學家，從黃侃、劉永濟、范文瀾、楊明照、周振甫、王利器、詹鍈、郭晉稀、王元化、牟世金等，只列述先賢，已經陣容龐大；加上內地目前健在的龍伯、龍叔、龍兄、龍弟以至龍姊、龍妹，可編成一份如長龍的名單。1950年代起，香港各大學有龍學著作的學者包括潘重規、饒宗頤、王韶生、蒙傳銘、黃兆傑、黃繼持、陳耀南、羅思美、陳志誠、李直方、鄧仕樑、鄧國光、周慶華以及筆者。1962年12月出版的《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年刊》為《文心雕龍研究專號》，是香港早期龍學成果的一個展示。內地和香港，「文心」互通，活動起來，可以就是一條「龍」。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龍學的顯學地位日升，1983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此後經常舉行龍學研討會。就記憶與手邊文獻所及，1988年在廣州舉行的「《文心雕龍》1988國際研討會」，香港的陳耀南和筆者應邀出席；其後近三十年的龍學研討會，筆者和其他香港學者每有出席者。參加研討會是同行學者交流互動的好時機，切磋琢磨之外，還可為後續的互訪爭取機會。

龍學者一般是中國本位的文學研究者，很少涉及西方文學的，與比較文學學者的「一腳踏中西兩文化」不同。內地如此，香港也差不多。百年來的龍學，在版本研究、篇章解釋、全書結構、中心思想、作者生平等範疇，成果豐碩，自不待言。根據戚良德編著《文心雕龍分類索引》（7）一書的統計，直至2005年的近百年來，學術界論述《文心雕龍》的單篇論文有六千一百四十三條，專著有三百四十八條，西文論著有二十六條；雖然這個統計有不少遺珠，卻足以證明龍學確實是顯學。蔣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與黃霖主編黃念然著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文論卷》（8）兩本書中，《文心雕龍》都是最為重要的述評對象之一，所佔篇幅極多，這也可說明其顯赫的地位。
中國本位的龍學者之外，有另類：少數兼涉中西文學的龍學者，則從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詩學的意義基本上等同文學理論）的角度，通過比較，闡釋《文心雕龍》的義理。比較論述是自然不過的學術作為，前文提到中國比較文學的發軔，對此已有提示。魯迅在〈詩論題記〉中早有比較詩學，他說：「篇章既富，評騭自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色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錢鍾書、王元化、詹鍈等的龍學論述已有比較詩學的元素，王毓紅的《跨越話語的門檻：在〈文心雕龍〉與〈詩學〉之間》（2002）（9）與汪洪章的《〈文心雕龍〉與二十世紀西方文論》（2005）（10），一與古代比較，一與現代比較，是龍學的比較詩學專著。

筆者是龍學「少數派」的一員。1991年10月筆者應邀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以〈《文心雕龍》與西方文學理論〉為題，做了一個演講，後來據演講錄音整理成文，分別在台北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和上海的《文藝理論研究》發表，時為1992年。拙作分為七節：一、西方文學理論及其「危機」；二、學者用西方觀點看《文心雕龍》；三、《文心雕龍》與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比較；四、《文心雕龍》與韋勒克及沃倫《文學理論》比較；五、「六觀」說和「新批評」理論；六、《文心雕龍‧辨騷篇》是「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雛型；七、《文心雕龍》與其他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在此之前九年，即1983年，筆者已發表論文，比較《文心雕龍》與「新批評家」的結構理論。同為1992年，筆者另外發表專文：用《文心雕龍》的六觀法來評析白先勇的小說〈骨灰〉。可以說，筆者自此之後的龍學撰述方向――通過中西比較以彰顯《文心雕龍》的理論特色，把其理論用於文學作品的實際批評――在這一年已決定了。把《文心雕龍》的理論用於文學作品的實際批評，是筆者為龍學新闢的蹊徑。

筆者在研究、教學、撰述的興趣，主要是二十世紀漢語文學和中西文學理論，在中西文學理論範疇裡面的《文心雕龍》，是個重點。1992年之前和之後，我參加內地的文學理論或《文心雕龍》研討會，發表論文，基本上都以《文心雕龍》為論題，相關論文都曾在內地、香港以至台灣刊佈，並先後得到兩岸三地同行的回饋，內地的尤其多。1995年，筆者在北京參加《文心雕龍》研討會，在論文中發出慨嘆：「在當今西方的文論（學術界），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11）

這與曹順慶的「失語症」說可謂同聲同氣；希望藉着《文心雕龍》為中國發聲的意圖，這裡頗為明顯。比較文學如果要具備中國特色，甚至建立中國學派，其理論最宜由中華學者來建構。這樣的建構不可能憑空而來，而極可能以至必須以傳統的理論為厚實根基；建構起來的理論，必須通達，具有普遍性，且具備可施諸作品析評的實用性。內地有不少學者推崇王國維《人間詞話》的「意境」說，且有用它來搭建具中國特色理論之意。筆者曾發表評論，表示「意境」說的內容單薄，可成為一間詩論的沙龍雅舍，而不可能成為文論的巨廈華樓。以言宏大以至偉大，非《文心雕龍》莫屬。

二十多年來筆者陸續在內地刊佈的龍學論文，獲得很多內地比較文學或龍學學者的肯定；有學者甚至指導研究生，以筆者的《文心雕龍》六觀法論述為對象，寫成學位論文。（12）受到種種鼓舞，筆者終於完成寫作計劃，出版了專著《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13），此書的重頭篇章是〈「情采通變」：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建構中西合璧的文學理論體系〉長文。如果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有中國學派的話，則《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應是這個學派的組成部分。筆者發表過這樣的觀點：中國學派這個標籤，最好由其他國家的學者為我國貼上；我國學者應該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為目標，努力做出實績；目前中國學派這名義，可作為同行的「內部參考」，可作為一種鞭策。

無論如何，筆者由龍弟一步步成為龍兄，以至龍叔，以至可能升格為龍伯，其龍學成果，除了是來自個人的思維和修為，還與學術上香港、大陸兩地的交流互動有很大的關係。我最近的交流活動有：今年4月在北京的首都師範大學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分別做學術報告，以闡釋《文心雕龍》的現代意義為旨趣。最近有一項合作：筆者正在和內地的萬奇教授合作編印一本書，名為《愛讀式文心雕龍精選讀本》，用的是筆者發明的一種排版方式。這種版式有三大優點，對普及這本經典應有幫助；三大優點是：容易閱讀、容易理解、容易記憶。我們要以《文心雕龍》為龍頭，在國際文論界發出中國聲音之前，先要讓「雕龍」在神州大地的上空成為飛龍。

小島與大陸的領先與滯後

香港和內地在文論方面的交流互動還有很多，包括參加研討會、出版文論專書、互訪等。例如，香港學者鄺健行和吳淑鈿編選的《香港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選粹‧文學評論篇》，以及香港學者而長期在澳門大學教書的鄧國光的龍學論著，都先後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香港學者陳國球關於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的論文，在內地的學術刊物發表。下面說一個交流中「流產」的專案。1990年代中葉的一個春天，李達三和筆者等到訪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同行討論合作出版一本用英文編寫的中國文學理論術語手冊。赴京前計劃擬定了，頭開了，在京時討論了；後來由於港、台方面熱與努力不足等原因，沒有繼續。

由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轉而談談香港、大陸兩地學術文化發展的領先與滯後。文革期間萬馬齊喑，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等活動大多停頓。在此內地非常時期，香港正常發展；學術思想和研究實績，在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內地學術界看來，這小島在好些領域領先了大陸。但是，時代和形勢會變化，領先可能變為滯後；反之亦然。

內地《文心雕龍》的學術活動，自從1983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之後，諸如舉行研討會、出版各種專著、專刊和工具書，一片欣榮。香港則從來沒有舉行過以《文心雕龍》為主題的研討會；出版過的相關專著、發表過的相關論文疏落，龍學學者寥寥；據說某大學中文系的學生畏難，《文心雕龍》一科選修者極少而開課不成。

比較文學方面，就在上面所說北大術語手冊會議那個春天，我們在開會期間，收到新近出版的《世界詩學大辭典》。這大開本的數百頁巨冊，由樂黛雲、趙毅衡等主編，數十位內地學者撰稿，且由錢鍾書題寫書名。內地的比較文學學報，如《中國比較文學》、《中外文化與文論》多年來持續出版；已面世的比較文學專著琳瑯滿書架滿書室；比較文學在大學裡成為重要的學術專業；不同性質和規模的比較文學研討會，在國內不同地方經常召開，連全球性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也定於2019年在國內舉行了；內地背景的張隆溪且於2016年當選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香港的比較文學呢？香港中文大學校園裡的「比較文學家之徑」呢？在二十世紀末，鄭樹森、周英雄、袁鶴翔、李達三等都已先後離開中大，以後英文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或者由於學術經歷不符合研究要求，或者由於學術興趣不在此，就漸漸地少見與比較文學相關的活動了。香港的其他大學，就筆者見聞所及，似乎也少有把比較文學，特別是中西比較文學，當作一樁大事。不過，如果從上面提過的「闡發派」角度來看，香港的學者，引用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的大有人在，然則比較文學可說仍然生存。

內地的比較文學如日方中，聲勢浩大。下面再舉一個實例：2012年曹順慶主編《中外文論史》的出版。執筆者包括四川大學的教授，共有數十人；耗時前後二十多年；凡四卷共八編，連目錄、前言、參考書目、後記，共約四千一百八十頁；是煌煌巨著，是中國和外國迄今唯一一本廣泛涵蓋中國和外國文學理論的史書。主編者把世界的文學理論史從古希臘、中國、印度作為第一個階段開始，共劃分為七個階段，每個階段佔一編的篇幅，一個階段為時三數百年。（14）七大編有如世界七大建築；加上第一編（有如建築群的中央大廈）「中外文論的縱向發展與橫向比較」，全書共八編，八編之前還有主編者的〈前言〉和〈導論〉。此書涵蓋的國家有中國、希臘、印度、羅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美國，跨越歐亞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視野、規模方面，遠非William Wimsatt和Cleanth Brooks的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 Rene Wellek的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所能企及。此書的總體性、全面性、宏觀性釐然可見。

筆者閱讀這本巨著，深佩其內容紥實宏富。編著者在呈現中外文論的內容、在縱橫通論中外文論之際，對《文心雕龍》作詳盡述析，拿它和外國多部文論經典加以比較，彰顯它的特殊貢獻；這或可視作中國文論「發聲」的先聲。本書的內容不可能盡善盡美、無懈可擊，儘管如此，這樣的一本總體性《中外文論史》，誠為中外文論學術界的首先創製。如果目前漢語的國際性地位可與英語看齊，或者如果此書有英語等外文譯本，那末，這部宏微並觀、縱橫比較、內容富贍、析評細緻、彰顯中國文論價值的《中外文論史》，是在國際文論學術界響亮「發聲」了。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達，社會日進，國力強大。內地學術人口眾多，「勢大」不必說，近年更頗為「財雄」。學術文化發展快速，人所共見；有時我們幾乎可以聯想到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的氣勢。儘管學術腐敗的事件時有發生，學術成品良莠不齊（而實際上如何評比學術論著價值的高低，向來是困難的事，《文心雕龍》對此有所論述），目前內地的學術文化，可以用非常興旺來形容。學術界大幅度向西方開放，「海歸」的留學生數目增多，中西的交流互動頻繁，中西兼通的年輕一輩學者日增；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其發皇有了良好的條件。中國經濟強大了，文化輸出的呼聲日高，建立中國學派（或建立具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的意識日濃；有數十年來的學術積澱，成派的底子厚了。中國學派？學夠強，則派可立。而建構中國學派的主力，無疑應該是內地的學者。

交流互動仍將繼續，而「小紐倫巴」

看來更小了

三十年前，香港是「小紐倫巴」，後來雖然有發展，然而北京和上海已經和紐約、倫敦、巴黎直接來往，而且見她們之賢而思齊了，甚至將與賢齊了，香港的「借鏡」價值大不如前。內地崇西之風仍盛，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意識的產生，卻畢竟是一種反省，一種泱泱大國精神的興起。香港的中國文學學者，當然具有中國意識，但這可能只是一種學術研究的中國意識，而不一定是國族心態。近年香港社會因為「政制改革」而論爭不絕，持所謂「香港本土」觀念者，態度狹隘，極少數極端者更對台灣的「去中國化」東施效顰起來。一般大學裡的中國文學教授，兼治西方文學者已少，即使有，也因為要保持「政治正確」，或因為不想被貼上莫名其妙的標籤，而不願明顯表達自己的立場――譬如與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相同或相通的看法。在香港，筆者是中國意識比較強的，因此才在文論界發出「讓雕龍成飛龍」（這句話成為2000年4月5日內地一份報紙頭版頭條的大字標題）的呼聲。（15）

部分香港人對待內地人，或由於認識不足，或由於存有偏見，而每有不大親善的態度，近年惡意相向的事件多次發生過。學術界似乎也有「非我族類」的疏離心態。中國「崛起」的結果，是不少內地背景和留學歐美背景的學者，在香港的大學「崛起」，其中不乏獲聘擔任最高教職者；因為香港的大學，畢竟有高度的學術自由，教授薪酬優厚，對學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內地背景兼留學美國的張隆溪和蔡宗齊，兩位都是比較文學專家，後者更以龍學著稱，他們先後從美國來到香港的大學任教。年前筆者一位舊同事曾對我說，某某大學某某系已「淪陷」了；意思是該系的最高教授職位以至系務領導權，已為具內地背景和留美背景的學者所獲得。

在學術文化方面，就如其他很多方面一樣，香港與內地相比，其明顯的優勢逐漸消失。香港從領先到滯後，內地從滯後到領先，正是「風水輪流轉」。其實這是事理的必然：在學術文化條件相差不遠的前提下，小島與大陸的表現大有差別。情形如此，種種交流互動還是一定會繼續的。上面已敍述了筆者個人的近況。此外，例如今年2月，香港著名劇作家杜國威到廣州講學，以編劇之道為內容，這自然涉及文學理論中的戲劇理論。（16）又好像2015年秋開始，張隆溪舉辦每月一次的雅聚，談文說藝，由兩岸三地學者主持。張隆溪為著名比較文學家，雅聚應會涉及文學理論的交流。（17）

本文就文學理論這個範疇，聚焦再聚焦，所述少不了筆者自己的經歷。我無意以自我為中心，只是認為這樣頗有「第一手」敍述的好處。另一方面，手邊資料不完備，本文篇幅有限制，因此對論題的多個方面沒能充分發揮。筆者竭誠歡迎諸同行，特別是曾參與交流互動盛事的，加以補闕匡謬。前文提到蔣述卓等著的書、黃霖主編黃念然著的書，二者對本文論題很可供參考；古遠清的《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徐志嘯、曹順慶等分別出版的中華比較文學發展的論述，張少康、張文勳等分別出版的龍學發展史，還有《文心雕龍學綜覽》一書，亦然。這裡列舉的書，都是內地學者的編著，沒有香港學者的，從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兩地學術文化表現的差距，再一次獲得說明。

三十年前的「小紐倫巴」，內地很多學者看起來覺得很重要，甚至很大。這麼多年之後，她變大了？北京、上海以至廣州、深圳、杭州、成都等城市都現代化了，都變大了；大陸變大了。從內地觀察現在的香港，她可能真的是「『小』紐倫巴」。

2017年夏完稿

【註】：

（1）      據劉介民編譯《見證中國比較文學三十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所述，1980和90年代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交流的內地文學與比較文學學者有數十人，包括崔寶衡、方平、賈植芳、林秀清、劉以煥、劉介民、盧康華、羅鋼、茅於美、孫景堯、蔡恒、巫寧坤、謝天振、楊周翰、易新農、應錦襄、遠浩一、趙瑞蕻、溫儒敏、蔣述卓、廖鴻鈞、胡經之、金宏達、曹順慶、龍協濤等。還有季羨林、樂黛雲、王瑤、賈益民、艾曉明、張文定、陳思和、陳秋峰、范嶽、張錦、張智圓、謝媛、韓冀寧、張寧、朱志渝。此外，筆者（本文作者黃維樑）就記憶所及，補充1980和90年代到中大交流的名單如下：王蒙、黃曼君、白樺、陸士清、李元洛、古遠清、余秋雨、徐志嘯、陳子善、謝福詮、曹惠民、喻大翔、錢虹等。這第二批名單裡的諸位，其到訪中大，有不少人是由筆者向中大不同部門申請經費，獲得撥款，乃得以成行。他們到訪時間長短不一，由一週到幾個月都有。他們與比較文學研究沒有關係，倒是多與香港文學研究有關。名單中沒有列出廣東省的學者（如潘亞暾、何龍），因為地近香港，旅費少，他們來往頻繁，難以記錄。還要指出的是：以上兩批名單，並不完整

（2）      二十世紀西方的種種文論，在中國有其各領風騷的盛況；盛況維持得最長久的文論之一，是女性主義。陳惠芬、馬元曦《當代中國女性文學文化批評文選》一書的「推薦閱讀書目」，列出了四十五本大陸和台灣出版的相關專著。《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的一個主要欄目是「女性文學」，其2007年第二期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一文，附錄了兩份書目。其一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國人譯介女性主義理論的書籍，一共有四十四本；其二是大陸女性主義理論主要研究著作，一共有――數目之大使人驚訝的――一百九十六本

（3）      以上李達三、陳鵬翔、古添洪三位關於中國學派的文章，都收錄於黃維樑、曹順慶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墾拓――台港學者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998），請參考，特別是頁140

（4）      曹順慶《比較文學與文論話語――邁向新階段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有一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文章，可參看，特別是頁114和頁120

（5）      參考註（3）曹順慶書「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一輯的第三篇文章

（6）      參考註（3）曹著「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第一篇文章

（7）      戚良德編著書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      蔣述卓等著書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黃霖主編黃念然著書2006年由上海的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9）      2002年由北京的學苑出版社出版

（10）    2005年由上海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11）    參看黃維樑《從〈文心雕龍〉到〈人間詞話〉――中國古典文論新探（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中〈《文心雕龍》「六觀」說和文學作品的評析――兼談「龍學」發展的兩個方向〉一文，特別是頁9

（12）    參考黃維樑《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附錄7「學術界對『黃維樑《文心雕龍》論著』的評論輯錄」，頁286～290

（13）    此書2016年由香港的文思出版社出版

（14）    七編為：「中外文論的濫觴與奠基」、「中國兩漢、古羅馬與印度孔雀王朝及貴霜帝國時期文論」、「西元三至六世紀的中外文論」、「西元七至九世紀的中外文論」、「西元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外文論」、「西元十四至十六世紀的中外文論」、「西元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外文論」（二十世紀的中外文論不在本書的範圍內）

（15）    見於2000年4月5日的鎮江《京江晚報》

（16）    參看廣州《羊城晚報》2017-2-26的報道

（17）    參看2017年2月5日～17日的《亞洲週刊》張隆溪題為〈雅聚香江集珠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