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7年10月號總第394期
子欄目:閱讀筆記
作者名:丘庭傑
我們還記得董啟章在2010年出版「自然史三部曲」第三部《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上篇,當中藉十二次說書會思索學習與行動兩者之間如何配合的問題,對「本土」多有關注與反省。及後出版過《美德》,似是「自然史」蛻變的先聲,2016年卻寫成了與「自然史」關係不大的《心》,作家藉以揭露自身,與心對話。今年新書《神》出版,雖然不是「自然史」續篇之作,卻接續了早前對香港社會、政治與文學的思考,重拾文學與社會公共性的話題,着意探討文學寫/不寫政治的問題,或曰,藉思辯式寫作尋找「寫不寫之寫」的可能。
小說參考了陶淵明組詩《形影神》的寫法,將全書分為三部分,由中年作家邢天倪(形)的敘述、文學青年余景行(影)的書信、數學系女大學生吳幸晨(神)的日記組成,全書採用第一人稱敘述,這看似與《心》相同,卻用得更坦然利落(《心》的第一人稱敘述疊合了D和こころ的意識)。故事主要圍繞中年作家邢天倪開展,由三個不同角度構築出小說世界。需要首先說明的是,影、神的寫作其實是為紀念邢而創作的,因為小說結尾處暗示了邢已離開人世。至於其因由,小說寫得隱晦,將邢讀為在第一部分末之車禍中喪生,也是解讀方法之一。回到正題,只要讀者將各部分統合起來,便會發現書中的兩個主要議題:一者關乎性慾與生活,一者涉及文學與政治。不論封底或書腰(即紙腰帶),文字均導向「人性」與「慾望」的閱讀方向,而未見後者,未知是否出版商有意隱藏以待讀者發現。筆者認為,性慾、人性等元素或許是作家在書中有所關注的,但不成全書要旨。它們更多是以比擬的方式呼應這部書的核心要題:文學要否/如何觸碰政治?
《神》藉邢的處境,揭示文學介入政治的困惑。小說構設邢早年創辦文學共同會,帶領成員學習把文學從靜態的寫作和閱讀轉化到行動的領域,又以小說書寫本土議題,但近年茁生退意,已經不再活躍於這些本土的文藝組織和活動。他的學生余景行和評論家忽滑谷各自游說他重返文學共同會,他都一一拒絕。邢的經歷顯然部分與董啟章的現實人生極為相似,例如在爭取香港文學館、寫書討論社會抗爭等。董啟章在上月訪問中自言:「後來發覺在小說中處理這些(政治)事件,是有問題的。(……)當自己和社會對某些事情都有對錯分明的判斷時,會很難寫下去,變成政治正確性的問題。」(註)為免文學中的政治吞噬文學本身,邢放棄再寫政治社會問題,開始轉寫情慾小說,竭力擺脫政治的束縛。在影的書信裡記述了邢的自白,邢認為影投入行動者的角色是正確的路,但那不是自己的路,他必須遠離,決意與影分道揚鑣,當一個徹底的軟弱者,去取消一切政治、文學、倫理的信念。(這場「影的告別」不禁令筆者想起〈孤獨者〉的魏連殳。)有趣的是,他後來追求一種沒有性的色情小說,但一直未有成功。他後來甚至與數學系女生神做起實驗來,兩人裸身而處,除「性」以外一切都可以自然發生。
邢選擇對政治乃至其他信念避而不寫,就只寫所謂最純粹的行動──性行為的小說。小說中有兩股勢力,不斷嘗試改變邢的寫作。一是作品在出版時所受的推力。香港文學市場之小,在全球化的文化環境底下,翻譯成外文並出版於海外成為了重要的指標之一。《神》寫到邢在寫作轉型後稿酬大大提高,雜誌媒體亦主動邀稿,這些都有賴經理人羅莎蓮進取地為邢鋪路,在翻譯計劃中以面向海外世界為目標,使他的作品能踏足國際舞台。在羅眼中,邢的色情小說有兩大賣點:政治隱喻和大膽描寫,後者在外國見怪不怪,因此政治壓制、banned books就成為了宣傳要點。她半開玩笑說:「外國媒體對香港文學的認知程度極低,不能不多製造聲音。如果當其時香港發生甚麼世界觸目的政治性事件,那就更好了。」而當邢表明小說並無政治考慮的時候,羅答道:「你寫的時候腦子裡有沒有政治,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讀者能不能讀出政治來。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文學或者華語文學,藝術性是微不足道的,能夠挑起他們的興趣的,只有政治,也即是壓迫者和反抗者的故事。」這令邢感到非常困惱,甚至開始覺得書不是自己寫的。
另一勢力是評論家的威力。這不是泛指今時今日評論家拿着「作者已死」的旗幟踐踏作品的現象,而是特殊地指向目前香港社會乃至文學發展趨向本土化、政治化的情況。小說構設忽滑谷為典型的政治化文評家,在大學當兼任講師,開授「香港文學欣賞」,課上卻重本土多於重文學。他私下也組織了本土文化研究會,在大學裡吸納青年學生,借以宣傳本土派政治思想,更有意驅劫文學共同會和邢的小說。忽滑谷過往曾對於邢的政治立場有所批判,認為邢不再寫政治是背棄了時代,但後來卻改變策略,將邢的四篇色情小說〈針〉、〈石〉、〈易服〉、〈亂牙〉(其中〈亂牙〉是現實中董啟章寫過的小說)重新詮釋,一下子把毫無政治成分的小說讀成回應時代的政治隱喻。
寫也難,不寫也難。政治之於文學,應如何安放?董啟章未從邢的經歷交出他的答案,但留有不少線索。小說裡刻意寫神和邢做身體實驗,在任老師家中宴會一段又寫了女學生不穿胸圍到試場的「裸考」事件。這些表面上寫原初的、未有道德判別、先驗的「裸命」狀態的追求,都是虛筆。「裸考」事件邢引《莊子》「射不射,而非不射之射」來提出「不裸之裸」,認為女生是為挑戰特定約束而裸露,是半裸或假裸,而不是全裸或真裸。那麼,邢寫沒有性的色情小說,又是不是就能達到「不裸之裸」呢?更重要的,刻意不寫政治的小說,又能否脫離政治呢?神在實驗後期對邢說:「我們有時只看見自己想看見的事,但是,有時卻相反地,只看見自己不想看見的事。兩者,同樣虛妄。」這就道破了邢竭力擺脫政治的行徑的虛妄。
董啟章藉着《神》對於文學如何安置政治成分,作出了一次深入的辯證。《神》本身不是一本避談政治的書,部分章節直接寫到香港近年的政治事件,收結更寫到「魚蛋革命」。動盪之際,文學人如何自處?邢選擇背離原有信念而尋求退隱,影在行動者和文學人的角色之間掙扎,而神則離開原來避談政治的位置,解散「兵團」不再做面書「女神」。不得不提的,是神的同學哲學系男生疏離支(取名自《莊子》「支離疏」對倒),他構思以「豬神」、「熱狗城」、「蘑菇兵團」鬥爭的劇作《豬神的黃昏》時,就加入了「畸人」的角色,同時擔當旁觀者和敘事者的角色,並爭取由自己來演。在崩壞的時代裡,文學家應該向社會發聲還是守着必要的沉默、充當畸人?在二元之間,尚有眾多可能。小說花上很大篇幅討論各家理論及思想,從文藝到社會,從中國傳統資源中的莊子哲學、陶淵明詩,到海外學者韓炳哲(Byung-Chul Han)、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柄谷行人等學說,均有兼及,或許當中能有啟示。
書寫政治,揚棄政治,超越政治──這些都是這部書所關心的。以文學反思要如何文學,探討「寫不寫之寫」的可能,正是《神》叩問寫作倫理的文學實踐。寫於患病的時代,出於病癒者之筆,寫作之苦澀與勇敢都是旁人難以想像的。曾幾何時,「啟蒙」與「革命」交織出中國獨有的現代性景觀,百年以後,似曾相識的辯證又在董啟章小說中再次展現,從中我們或可得見屬於香港人的現代性心景。
【註】 :〈在狐狸與刺蝟間掙扎――董啟章〉,《明報週刊.藝文部落》「回歸二十年 文學在香港3」(文章發表日期:28/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