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奧列 : 大處着眼 小處着筆——談劉百達的旅遊文學

香港作家劉百達先生千里迢迢飛來悉尼舉行其作品研討會，與悉尼文友面對面交流。劉老先生著作頗豐，大體可分兩類，一是傳記文學，一是旅遊文學。也許自傳體小說是劉老先生人生經歷的重要作品，但他最多產的作品，還是其旅遊散記。劉先生是個旅行家，退休後足迹遍及歐美亞澳，並到每一處都留下文字記載，留下難忘記憶。他的旅遊著作有七種之多，我讀了其中的兩本《情繫多瑙河》、《韓國五天遊》，隨着其腳步去「遊歷」我沒去過的地方，即使我已去過的地方，也領略到其獨特的個人觀感。

現在中國人旅遊的越來越多了，社會發展，生活改善，海內海外遊已成許多國人消閒的常態。寫遊記的人也很多，發表遊記的報刊也多。旅遊文學在文學類型中，應該是數量較大的一類吧。可奇怪的是，旅遊文學書籍的出版市場並不大，出版社對旅遊文學興趣不算高，認為是小眾市場。可能是寫得太濫、太雷同而失去了市場。即使出版有關旅遊的書，大都側重於旅遊指南之類的實用性工具書，如旅遊路線、景點介紹、交通食宿、名勝推薦等，這類旅遊指南與旅遊文學是兩回事。

旅遊文學是一種文化玩味，一種藝術賞讀，一種精神境界，一種融入個體心靈的生命體驗。經歷不同，興趣不同，視點不同，心態不同，每個人的旅遊感受也會有所不同，所以描寫表述也應有別。寫得好，寫得獨到，應該是有市場的。我個人就喜歡閱讀好的遊記，所以一拿起劉百達先生的兩本書，接連幾天在上班途中的火車上，輕輕鬆鬆就讀完了，還頗有感觸。

之所以觸動，是劉先生的遊記，透過山水風光的背後展示風俗民情，並引入一種歷史文化的思考，讓你去品味。一般說來，遊記有兩種基本寫法：一種是用美文抒發對自然美景的觀賞情愫，鏡頭聚焦於精緻的景物；另一種是透過人文景觀的描畫，傳導對社會形態的感知，筆墨浸淫於多采的風俗民情上。兩種寫法，沒有高下之分，只是角度不同，風格各異而已。當然，許多時候，兩種寫法也是兼而有之的，只是側重有所不同罷了。就我個人口味而言，我較喜歡閱讀描畫人情世態的文筆，也許是我對歷史文化世態人情的關注，更大於對風花雪月自然景物的興趣吧。而劉老先生的遊記，正是着眼於對人文景觀、歷史文化的感受上。

讀劉百達遊記，我覺得作者有着鮮明的視角，也即是說，他在觀察事物，觀察生活時，有一種執著的眼光，有一個慣常的視點。我們看一些旅遊風光的影視片，覺得鏡頭之下景物都很美。這是因為拍攝鏡頭是經過選擇的，是將許多局部凝聚在一起，去強化，去放大，所以美的效果很強烈。而你若親臨現場，身在其中，所看到的則是分散的，也是全景式的，美陋交錯，精蕪混雜，眼睛所見與鏡頭感覺，就會有落差。而寫遊記，如同拍片，也是有一種鏡頭的框定，筆墨的指向，也就是說，有種視角的選擇，有種記憶的過濾。那種流水賬式的記錄，順着時序，貼着腳步，走到哪兒寫到哪兒，看到甚麼都依次錄下的遊記，其實也是一種選擇，只不過，他不懂區分主次輕重，粗細濃淡，其焦點含混模糊，缺乏鮮明特色及個性氣質罷了。而這種不走心的遊記鋪天蓋地，也影響了人們閱讀的興趣。要避免遊記寫作的同質化，就必須要有作者個人的鮮明視角，有筆下景物的個性選擇。劉先生的遊記之所以讓我有閱讀的興趣，就是因其有着鮮明的視角。

其視角表現在兩個層面上。首先，是表現在作者的心態上。讀他的作品，你明顯感到其視野開闊，看到當下，會想到曾經，看到西方社會，會想到東方世界，看到景物，會聯想到人事，沒有一種拘泥閉塞的感覺。而且，不管走到哪裡，看到甚麼，他所想所說所表達的，你都會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是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去評判事物。用一句大俗話說，就是
「放眼世界，心繫祖國」。

這種寫作心態，大抵與他的身世頗有關聯。他出生於中國南方的潮汕地區，自幼隨母漂泊於新加坡，長大後再回中國東北讀書、工作，文革結束後又到香港謀生。這種海內海外生活的交織轉換，使其視野開闊，不囿於一隅。這種中國身份的認同，也鑄就了他的一顆中國心，無論身在何方，都散發着愛國情懷。所以，在飛去芬蘭的途中，他會想到釣魚島主權的爭拗；在波蘭聽到蕭邦音樂，也會想到中國音樂家的成就；看到匈牙利人，他會追尋中國古代匈奴人的血脈；看到捷克「百威」啤酒，也會悟到中國品牌的誠信。在維也納，典型化藝術化的建築風格，也會勾起他對中國農村城市化進程雜亂無章的感慨；遊韓國，也會為中華文明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而自豪。可以說，他是用中國人的眼光去打量世界，去理解世界，去評說世界。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鮮明視角表現在筆墨的層面上，也即其下筆處，既有現場感受的細節描寫，又有歷史文化的全域觀照。劉老先生很關注那些人情世態的細節。如在波蘭，他在公園裡看到一位女子孤身靜坐沉思，便上前搭訕，得知其大學畢業而失業，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看到廣場集會，他也主動與電台女記者交談，得知其不懂俄語而略表失望。在韓國酒店，他看到女服務員，也詢問其生活感受及整容問題。作者從這些細節的把握中，去感受到一種社會民風民情。

在關注細節的同時，作者卻不忘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的整體把握。寫波蘭，他從波蘭在各個時代被鄰國侵佔奴役的歷史中探究波蘭人的民族性格。寫德國，從柏林牆、集中營去審視德國人的歷史態度及其對戰爭罪行的反思。有了歷史文化的支撐，作品顯出了厚度，而所描寫的國家的人文景觀，更有了立體感。

大處着眼，小處着筆，構成了劉百達先生遊記作品的鮮明特色，也令讀者興趣盎然。

不過，我覺得還有小小的遺憾，作者的遊記寫作，仍有一種思維定勢的局限，也即是說，他用幾十年來形成的一成不變的思想觀念來評判事物，解讀世界，其表述總有點似曾相識，缺少點與時俱進的眼光。這並不是說，作者缺乏洞察力、表現力，而是在某種凝滯的思維下減弱了敏銳性。這恐怕也是我們這代人的某種思想局限。

本來遊東歐，劉先生有很大的思考空間。波蘭曾被蘇軍騎兵掠去大片領土，匈牙利 「裴多菲俱樂部」曾被蘇軍砸爛，蘇軍的坦克也曾碾碎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這些歷史事件，在特定環境下的中國人所知不多，而劉先生的筆墨涉及了東歐的歷史文化，但偏偏在這些國家與俄羅斯的微妙關係上，劉先生迴避了，或忽略了。劉先生在東北師範大學是學俄語的，接觸過蘇聯專家，在遊歐途中也希望能用俄語與當地人交談，這種蘇俄情結，或許也是其思維定勢的一個因素？

在韓國首爾，劉先生有個精彩獨到的細節，就是在酒店早餐，看到遠處山巒起伏的三八線，知道北面有上千門長程大炮對準首爾。在黑黝黝的炮口下進餐，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的確很新鮮，很獨特，也引人遐想。如果順着這種感覺探討一下朝鮮半島的真實情勢，南北民眾的生活狀況，也是很有啟發的。但作者被「友誼萬歲」的思維定勢捆住了手腳。

當然，這種思維定勢，也有一定的社會環境因素。既然如此，又何必對劉老先生苛求呢？人生旅途，世事遊歷，只把風雲當風月，也可樂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