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曉毅 : 前遠後寬的文學追求——論肖建國的小說創作

當下小說創作進入了「眾聲喧嘩」的時代，小說似乎已成為文學當代化的重要表徵，不僅形式實驗推陳出新，更憑敘事虛構見證與介入當下中國公私領域的蛻變，可見，文學創作新一輪的競爭，並不是靠「思想」也不僅僅是只有技藝就可能勝出的了。它們是否在歷史與時代的迷宮中有勇氣抽身而出，找到一種有力量的表達方式，而進入到現實生存的深處實在是很重要的、具有人類感的文學精神。複雜的話語和形式尤其不會是文學創作的終極所在，作家要想成為我們時代的代言人，創作要想企及人類精神的終極家園，必須要有對人生的真誠體驗和對靈魂的大膽拷問，達至人性深度。

令人欣喜的是，儘管風雲際會繁華期已過，「城頭頻換大王旗」的常態已定之時，我們還能看到肖建國的身影，從最初的短篇小說《左撇子球王》，中篇小說《中王》，長篇小說《血坳》、《闖蕩都市》、《野渡》等，到最近獲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的《靜水深流》，再到「新鮮出爐」的中篇小說力作《短火》、《輕輕一擦》、《中鋒寶》、長篇小說《中鋒持球》等等，都能看到他一點點行走在堅實的大地上，不燦爛奪目卻讓人矚目。評論界常常會議論，在小說的競技場上，有兩類寫作者比較容易引起人們關注：一類速度和爆發力驚人，他們往往稟賦超常，才情橫溢，一出手就可以在文壇立萬揚名，哪怕之後迅速消隱；一類則屬於「馬拉松」型，他們的耐力與韌性均佳，既跨越較長的時空範疇，又能使高潮不時迭起。從他最近「回歸」到小說創作並一氣呵成地捧出了三個很有分量的中篇小說《短火》、《輕輕一擦》、《中鋒寶》和一部長篇《中鋒持球》就可資證明。這方面，是人如其文的，其素樸低調溫和的個性，說不上如何令人矚目，卻也風光一時。當時代許多人漸次逃離文學創作，而他的主業也在出版領域的時候，他卻一直癡心依舊，堅持創作，細水長流，從不間斷，並視之為靈魂棲息的淨土，以此去抗拒現實對精神家園的俗化。而且，他的筆觸多是情不自禁地指回湖南故土，生活在高度發達的都市，哪一位精神滄桑者，思想深處不充滿揮之不去的漂泊感？不刻骨銘心地憶念故鄉的土地和往事？那是物質的本源，也是精神的源泉。

他的回眸，開始的時候總是飽含激情與深情，生命記憶和文學敘述都離不開青澀的少年和紥實的青壯年，又往往以熟悉的對象為主人公，駕輕就熟，頗瞭然於胸，有四両撥千斤之妙，他總是讓主人公們去經歷人生中種種的美好與艱辛。從《短火》的火生、水玉、火生母親，到《輕輕一擦》的張滾和楊小依，再到《中鋒寶》的雷日寶、周頤昌、于丹萍、明秀，他們原本都是元氣充足的自然人，與他們成長的環境和社會是相對和諧的，信奉自己的力氣和能力，勤勤懇懇的，就能把不窮不富的日子順順當當地過下去。看看火生，長得那麼高那麼壯，滿身都是勁，旁人都在羨慕他，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青春年少，風華正茂得如一枝柳樹條，隨便插在哪塊地上都能發芽長葉，活得有滋味，搖曳生姿。因此，他專門揀了一個力氣活去幹：挑煤炭，這個對別人來說是苦累的行當，他做得稱心如意，不僅挑來了衣食，也贏來了愛情與婚姻。即便是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經歷了那些年的熱熱鬧鬧，風風火火，大起大落，你方唱罷我登場，身邊的人變幻莫測，他依然覺得自己每天挑煤，雖然辛苦，可是過得實在，人還是過得實在點好啊。再來看看《中鋒寶》中的雷日寶，靠會打籃球而且打得好這一特長，在「文化大革命」鬧騰的那幾年和之後的一段時日裡，真是活得意氣風發，精神抖擻，工作認真，上級器重，同伴羨慕，女孩子心儀，真是要面子有面子，要裡子有裡子，給大家雲頭供着，春風得意，心高氣盛，不會去想以後的事情，即便是有過幾次調出去的機會，他都不屑把握，有一次終於動了心，要走了，卻被身邊的夥伴使心計頂替了他，但饒是這樣，他也不會太難過，因為他覺得只要有球打，只要他還是別人欽佩的中鋒，他還是個「寶」，還是會有好日子過。《輕輕一擦》中的張滾所處的時代跟火生和雷日寶的有所不同，但做人做事的準則倒是相通的。張滾是自己開了一個小印刷廠，都說「無奸不商」、小奸小壞是有的，但他的惻隱之心之多，跟楊小依談合作的事，他居然說：其實沒有甚麼好談的，無非一個品質問題，一個週期問題，一個印刷費和怎樣付款的問題。品質問題你放心，時間你也放心，印刷費你說多少是多少，只要不讓我虧就行了。換了誰都會很驚訝，談生意哪裡有這樣談的？但張滾確實說的是真心話，他真實知道楊小依是頭一回自己做書。知道她以前跟別人做，做了兩年，摸清了路數，就自己出來做了，她應該還是個生手。做生意要殺生手是很容易的，但他不想「殺」她，而且還盡力去幫她，儘管有男女關係的曖昧想像在，但本質上還是跟火生和雷日寶等人性情相近的，都是憑力氣和本領吃飯的人。他們又是一介平民，因此他們也繞不過改革開放之初的「利是渾濁期」，那個時候，誰都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和預知此後所發生的新與舊、真與假、美與醜、善與惡的千變萬化，以及宏觀政治經濟學的驟變和普世人間的俗世輪迴，而這一切都是從「變」中開始的。這三部平易樸素的中篇小說，打破了今天我們常見的許多帶先鋒性的西化的敘事成規，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讓人備感親切，讀來輕鬆愉快，但又均能透過一部個人簡史般「元敘事」描繪，看到歷史變遷的印痕、軌迹，讓讀者在其中深入地感受到肖建國寫「變」的感覺和氣魄，領略到其寫實化的「小說氣味」和審美質感，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內心深處的當代中國幾十年的滄桑歲月，情感的揭秘，靈魂的變異和動盪不安的圖景。如許巍所唱的「那一年」那樣：「那一年／總覺得明天肯定會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裡閃耀着／這麼多年你還是不停／眼看着明天依然虛無縹緲／在生存面前那純潔的理想／原來那麼脆弱不堪／你站在這繁華的街上／感覺到從來沒有的慌張／你曾經擁有一些英雄夢想／好像黑夜裡面溫暖的燈光／怎能沒有了希望的力量／只能夠挺胸勇往直前／你走在這繁華的街上／在尋找你該去的地方／你走在這繁華的街上／在尋找你曾擁有的力量」。所有的故事在肖建國的近作中都有藍本並化作了讓人心有慽慽然的故事。

細心地揣摩肖建國近作的話裡話外，他寫的都是他的同齡人，也正是這一批與共和國差不多同齡的人，遭逢的變化最多，變遷最多，變遷最大。小說的調子從明快到沉鬱的轉捩點都緣於一個「變」字，如張學昕在分析其近來的中篇小說創作時所疑惑的那樣：這些作品是在一個傳奇的時代寫一個並不傳奇的故事，還是在沒有傳奇性的歲月裡，鄭重地打撈、鈎沉殘存的傳奇性記憶？（1）

體現在肖建國的創作上，兩者兼備，所以有標本式的價值，因為變，最終給我們這個民族或者個人所帶來的，一定是靈魂深處無法抗拒的種種誘惑。問題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民族面對它的時候，你可能有備無患，也可能猝不及防。肖建國的敘述，以猝不及防為多，而且又以主人公們的青年與中年為分界線，恰逢社會巨大變遷又到了體力和精神都走下坡路的茫然的中年，其尷尬和狼狽可想而知。像火生，結了婚，生了女兒，日子過得和美愜意着呢，可一下子社會上的事也飛快地變化着：農民把田承包到戶了，私人可以開廠了，一些幹部，穿起西裝來了，好多人家都有了電視機，縣城裡興起了燒藕煤，這就冷落了做餅生意的人家，他的同行，好多都轉行，做別的事情去了。火生卻還沒有醒過神來，一時還不想轉行，又能夠做甚麼呢？挑了十幾年的煤，天天跟煤炭打交道，他對煤炭有了皮毛知識。抓一把煤炭，放在手心裡看看，再團攏用力攥一攥，大致就能知道煤炭的成色。可是這有甚麼用？這賣不了錢，終於還是跟着人搭幫做生意去了。但剛做了幾單小生意，就給人騙了，偏偏他又是一個重義氣重言諾的人，最後落得被鏟車齊齊撞骨折了，再也站不起來，即便治好了腿，還有一項罪名等着他：私藏槍支。就是那把短火，如一個咒語貫穿着他人生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雷日寶的咒語則是他最熱愛的籃球，為了籃球，他荒廢了工作，丟失了愛情，一場大病，把他的人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身體垮了，九個月的住院日子像刀片，把他一寸一寸地剔刮着，最後只剩下了骨頭。原來那麼一條壯實的漢子，病一場出來，完全變了樣子，虛弱不堪，走路趔趄，一推就倒。工作也沒了，一萬多塊就買斷了工齡，只好開個個體店為生，但很快就做不下去，既是性情不合，又是環境不宜。最後只好委曲求全，去找當年的對手如今是官人的故人找一碗飯吃，但因為看到官人包養了自己初戀對象的女兒，恐怕這碗飯也吃不長了。

正是這種對歷史與現實的無可奈何，才促使肖建國筆下的人物在與驟變的時代對峙的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陷入了無力自拔的荒謬之境。這種荒謬性，既可視為作者對現實中某些非常態，潛規則的一種直接的評判或婉轉的反抗，也可視為作者對民間生存境域中個體生命狀態的關注和體恤。它使人看到，作為那些生存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作為那些處於歷史幽暗部位的生命，儘管他們的民間化身份和非主流的文化背景，決定了他們將很難進入當下社會的核心地帶，但是，他們同樣也逃脫不了歷史之波的拍打，同樣也逃脫不了命運錯位的尷尬，同樣也逃脫不了被荒謬肢解和屠戮的遭遇；又因為他們其實在社會佔有大多數，他們的存在就更為觸目驚心，更讓人關注與擔憂。因由在於：我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生命有着自我預設的衝動，並渴望現實社會與自我的個體衝動達成一致，但是，在時代的摧枯拉朽中，我們的每一步努力都有可能不是消弭人與世界之間的裂痕，而是加大這一裂痕。（2）肖建國的近作深刻蘊藏的思想性、思考性正在於此。

乍看起來，無論是《短火》、《輕輕一擦》，還是《中鋒寶》，敘述的脈絡是相近而一致的，人文關懷的視野並沒有直接地朝向永恆的終極和潛意識區域，而是回到了現實肉身最主要的生存境遇中去，言近而旨遠，隱含着當代社會急速變遷的生活本質和獨特的人性理解，旨趣豐盈深邃，只是它們沒走哲學的分析道路，而是以直覺化的「看」的方式表現出來，「置身於對象的內部，以便與對象中那個獨一無二，不可言傳的東西契合」，（3）撫摸生活中的事件和細節，又能不為其具象所黏連。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存磨盤裡，即使沒有刻意經營思想，可是到處閃爍着思想的火花，簡單而豐富，直接而銳利，有一股難以形容的舉重若輕之妙。

同樣的，從他的敘事語言，構造情節的手法，展示人物心理描寫的手段甚或高潮起伏直至尾聲處理的出人意料，都不難看出他所遵循和拓展了的某種深度現實主義美學的烙印。它們不端起架子，不炫耀知識，不賣弄文采，沒有艷詞麗句，沒有諸多象徵和隱喻等高難的技巧，毫無「裝」的感覺。在如今崇尚先鋒，努力把小說向西化靠攏的時尚性潮流中，他返璞歸真的樸素向度，不溫不火，煞是親切，卻直接、健康、有力，透着洗盡鉛華的明朗與清新，既是對浮誇的或故作深沉的一種有力的制衡，也將喚起人們對無邊的現實主義寫作的重新思考與期盼。

在新時期的閱讀經驗裡，西方話語操練的確曾為中國作家開闊文學眼界起過相當積極的作用，但是沒有本土經驗介入的學習借鑒是不會長久的。先鋒寫作是一種人生哲學，更是一種勇於承擔的命運，並不僅僅是一塊外在的金字招牌，現實主義何曾不是如此？對它的責難與不屑，是一種誤解也是因為那些缺乏真誠和藝術勇氣的偽現實主義作品的攪局。其實迄今為止，現實主義的創作依然支撐着中國文壇的基本秩序，並不斷地有了新的掘進。所以說，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本不應該有藝術高下之分，這兩種主義都由前人的創作積纍了很多經驗，能夠在其中融合轉化，足夠作家們寫出很好的作品。就《短火》、《中鋒寶》、《輕輕一擦》等作品來看，對當下現實主義的發展更有貢獻的，除了對社會轉型期的命運承擔有所着力之外，作家本人也在悄然努力中取得了紥實的進步，並為更大的突破聚集着能量。

在小說創作和生活深層聯繫以及由此而生發的人物關係中，可以很真切地看到肖建國對現實主義當代寫作的新的拓進。前者在〈是底層的陷落還是文化的失落——《中鋒寶》三人談〉中馮立三、孟繁華、李雲雷已說得很到位：小說是寫一個人（雷日寶）的命運――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這既是一種歷史敘述，也是個人命運的變遷史，在「小敘事」中隱含着「大敘事」。於是在他的身上，有着更為豐富的寓意，即他的遭遇不僅代表傳統的工廠文化的處境，而且也呈現了民間樸素倫理觀念的崩塌：「我們社會曾有的許多重大的、光輝燦爛的善和美，道德和風習，都無可挽回地淪落了，葬送了，消失了……我們前瞻，可以看見新的與世界連為一體的美景，後顧，則又有其價值不亞於面前之美的昔時的輝煌。」可當下呢？現實呢？此時此刻呢？可見對主人公們的「黃金時代、青春歲月」是有着美好的描繪的，但對於「此在」來說，作家是帶着迷茫也是帶着疼痛去撫摸的，欲說還休但還是勇敢地說，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揭破傷疤，祈求療救。而在後者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肖建國寫了奉獻、忠貞、善良與美麗，特別是在對女性人物的創造上，有其獨特的人性魅力和人性深度。相對男主人公們大多最終走向的「英雄末路」，女性人物的氣場雖不突兀卻耐久和強大得多。從長一輩的母親形象，無論是火生的母親、雷日寶的母親一直到楊小依的母親，雖然着墨不多，但堅強慈愛明理的形象躍然而出，令人印象深刻；那些近乎沉默素樸的妻子們更是包孕着巨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進而成為一種生活意義和生命意義的美好的象徵，在艱難的時事變遷來臨之際，她們往往是丈夫的救贖，具有神聖化的意味。像與火生相守的水玉，在家裡生活撐不下去的時候，她挺身而出，在街邊擺了一個炸糍粑小攤，現學現賣起早摸黑，一點怨言都沒有，對丈夫的發無名火，簡直蠻橫到了不近人情，也都承受了，默默而又賢良地撐起了家裡的半邊天，甚至成了火生的精神支柱，在他整天晃蕩無所適從的時候，使他想着要振作起來。更重要的是，作家把生活的詩意更多地建構在這些女性人物身上，想想水玉當姑娘時賣珠泉水時的活潑可愛，想想楊小依的母親與她所住的地方，是否神仙般的生活：「白雲就在頭頂上飄盪，一伸手就能下來。腳下一地油菜花，黃粉粉地搖盪着往前鋪陳過去。一隻蝴蝶，兩隻蝴蝶，三隻蝴蝶……好多蝴蝶漫天在舞。不遠處有七八棟房子，石頭牆，杉皮頂，錯亂地點戳在油菜花中間。白的雲，黃的花，彩色的蝴蝶，錯落的屋舍，張滾恍如進入了一片仙境，心胸一闊」。這仙境般的地方還有人氣才完美啊，只見「楊媽媽是個很精緻、很利索的老婆婆。也應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卻眉眼清楚，手腳乾淨，衣服抻抻抖抖，褲子緊緊湊湊，鞋襪齊全。她顯然萬沒想到，女兒這時回家，歡喜得拍手跺腳地笑」。

這樣的母親教導出來的女兒，自然差不到哪裡去，這樣的山水哺育出來的姑娘，也一定貌美如花。《輕輕一擦》中的楊小依，是肖建國近年來下力最多、詩意最濃、突破最大的女性人物，源於他的許多作品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敘事主體，突然出現了楊小依這個在紅塵紛擾的現世生活中依然保持了善良、仁義、認真、吃虧讓人又據理力爭和對家庭有着死心塌地的愛的當代女性，簡直讓人驚艷。她打動人的理由，既有一種碩果僅存的東方美德，能夠喚起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同時又具有現代社會推崇的知性美，獨立、自尊、自強和對未來嶄新的嚮往。這個人物的塑造，相信是放在作家心裡多年培育出來的，是靠作家內心長久的培育，而不僅僅是存放，靠作家對生活腳踏實地的判斷和把握，靠作家對人生邏輯合理、老實卻充滿詩意的推敲所形成的理想人物。她可以風塵僕僕，可以錙銖必較，可以溫言軟語乃至低聲下氣，百般逢迎，但她的內心裡有着一種真正高貴的能力，任憑風吹雨打永不褪色。印象最深的是寫她到上海要債的那一段，她就跟那個孫經理較上勁，一連六天，天天在孫經理上下班的路上候着他，揪住他的單車機械地走着，風大雨大也毫不退縮，卻又留有餘地，從不把姓孫的逼到公司和影響到他的家庭，最後還是孫經理抗不住，她終於要回了自己的辛苦錢。整個過程和她與張滾的交往關係中，她都是抱着「別人不仁，我不能不義；做人要守信用」的人生信條，民間樸素的倫理觀念在她身上體現得很充分，而現代契約社會的理性精神她把握得很好，以致一開始就想佔她便宜的張滾很快就發現了她的神性，把她當菩薩般供起。雖然他曾經很想粗橫地把她擁有，但很快就自嘲般地警醒自己：這樣的女人讓人敬畏，甚至敬仰，但是，不可愛，因此，對眼前這個女人，千萬不能造次。

這已經足夠了，在這個男權社會主導依然盛行的年代，一個小生意人，有這樣的自覺自省意識，而作為男性的作家又濃墨重彩地刻畫了楊小依這樣的女性人物，既不把傳統女性的光彩一味放大，而無視甚至遮蓋其局限與封閉，又不對現代女性的優質緘口不提乃至視而不見到反感，楊小依的形象塑造有着與眾不同的文化形態：紓緩、實在、有力而詩意，就如同熟透的穀穗陶醉在和煦的秋陽裡，給人溫暖而體貼的感覺。這裡頭也充分體現了肖建國創作的又一大特色：作家的內心應該是更為寬厚博大的，應該像大海一樣，不擇細流，容納百川，甚至將清潔與混濁都化為自己的內力和元氣；也應該像天氣和大地一樣「天容地載」，不捨棄任何東西，哪怕是常人所說的「垃圾」。因此，他的小說中是沒有寫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的，都是被時代潮流裹挾着跌跌撞撞的前行者，只不過有些早有心計，有些心腸硬，導致有走偏了道而墮落的，如《短火》中的雷拐子和趙運生、《中鋒寶》中的李文德和周順昌。可惡的程度不一，都對主人公的命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和困惑，如趙運生對於火生，周順昌對於雷日寶，自私、庸俗、暴發、掠搶，不僅傷害了他們的肉體，更傷害了他們的心靈，所以這兩部小說的結尾是極端化的，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作家追求的廣大的包容性對他的敘事選擇至為重要，因而在《輕輕一擦》中才寫活了楊小依這個女性人物，讓她成為濁世中的一道清流。

整體而言，肖建國的小說近作走的是「貼着地面行走，與時下生活同步」的創作路子。在對「此在」世界的關注和撫摸中，在形而上的物質表象裡發掘被遮蔽的人情和人性，在最沒有詩意的時代和地方建構晶瑩剔透的詩意空間，甚至寬恕了生活的一些缺陷，無形中在創作時會有重複與交叉，如當雷日寶成為「無業遊民」時，其父母、妻子所說的話，特別是其父親所說的話，發人深省：「人生在世，甚麼事情都可能撞上。你時運不好，恰好撞上工廠停業，停業就停業，有甚麼大不了的。老輩子說過，福來接福，禍來接禍。事情來了，我右手接住，左手丟出去，我不會把它揹在身上……你看看你老子，這一世也沒有在哪個單位做過，就靠自己的手藝，生活過得不比別人差吧……一句話，靠自己！」楊小依在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後，還能淡定地說：「這算甚麼，人活在世上，總是要吃苦的。不是吃這苦，就是那種苦。鐵是打出來的，人是苦出來。又想做事又怕吃了苦，天底下哪裡有那樣的好事。起碼我們這種出身的人不會有。我想得開。」這些樸素的道理，如今都四散或失傳了，想把它們還原與發揚，只得不斷地打撈與整合，過於焦急和細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顯示了他的悲憫情懷，他的救贖之路是切實可行的，它既不像宗教拯救之路那樣深奧，但殊途同歸，要迎接光明，必須面對黑暗，要贏得幸福，必然經歷困境。當然，生命個體走出困境並不是無條件的，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將形成一股合力，作用於個體能否走出困境，所以肖建國並沒有也不可能讓他筆下的人物都走出困境，反而有走向絕望之虞，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惟願我們的社會能越來越公平，我們的文化會越來越健康，才有在大地上詩意地行走的可能。而肖建國如何在以後的創作中，較好地解決其後天形成、積澱的知識分子素養和天生的平民精神內核時隱時現的錯位和糾結，從而進行水乳交融、不偏不倚的化合，使之成為人世而不世故、市井氣較為濃郁但又不失人文情懷的一種審美的天然尺規的高追求，更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在《中鋒持球》的長篇描述中，我們看到了其中的曙光：這或許可擔得起：這是一部五十年代生人的生活史與心靈史，他們經歷了「文革」、上山下鄉、返城、改革開放以至如火如荼的市場經濟。小說主人公「一官一民」――湘南某縣縣長鍾海仁與個體手工業者王大保，從小學同學到中學「死黨」，因籃球結緣而成一生的摯友，同歷人生風雨，共持「積德存仁」之為人底線，凸顯着平實然而極具震撼力的正能量，他們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中，有迷惘、有動搖，但內心的底線是堅持的，正所謂：籃球中鋒，禁區屏障；做人做官，守住底線，積德存仁，前遠後寬。肖建國在創作《中鋒持球》時應該是很清醒的，盡量把小說從意識形態層面剝離，雖然依然承擔着憂患、責任、理想、道義等沉重因素，但更多的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片段、場景和情景中，定位它們的生長空間，即便遭遇闊達的歷史與現實題材，也要努力從細節進入，重在揭示人的生存狀態、精神風貌，把歷史與現實個人化，多是從人的本位出發，走「物」的路線，將當下最平凡、最真實的日常生存和情致作為寫作的基本資源，在對「此岸」世界的撫摸中，建構自己的形象美學，並讓個體的見證超越了純粹的個體範疇，從而生產出超越個性的「公共記憶」與「公共價值」，具有着相當大的現實意義。

大凡一部好的小說，都會讓人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會拉遠，對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間會有所改變，即使只是一剎那的改變也夠了，因為這個堅硬的紋絲不動的世界終於有了柔軟的深刻。最後，還是希望描畫了那麼多三湘大地眾生相的肖建國，也有為他生活了二十來年的廣州留下痕迹的作品，那就更成譜系了。

【註】：

（1）張學昕：〈如何安妥我們這個時代的靈魂――《2009年最佳中篇小說》序〉，《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1期

（2）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後現代主義》，頁35，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3）帕格森：〈形而上學導論〉，《西方現代文論選》，頁83，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