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 全部
  • 內容
  • 期刊號
  • 時間
  • 欄目
  • 作者
當前位置:首頁 > 月刊

白先勇 ,劉俊 : 白先勇訪談錄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7年11月號總第395期

子欄目:真情訪談

作者名:白先勇 劉俊

受訪者:  白先勇,美國加州大學教授,世界著名華文作家。

訪問者:  劉俊,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訪談時間:2017年6月4日

訪談地點:上海茂悅大酒店

□:劉 俊 ○:白先勇

□:白老師您好!今天很高興能採訪您。我想先從「青春」入手。我覺得「青春」是認識您的一個關鍵字。我想請您談談您為甚麼一直執著於對於「青春」的思考,而且這個思考貫穿了您從青年時代一直到今天。

○:我在想啊,可能在我的心靈裡有這麼一塊地方,我想它可能是永遠不老的,永遠是青春狀態的。我發現自己蠻矛盾的,一方面我有那種老靈魂,很早的時候就有那種人世滄桑的感覺,另外一方面,對青春生命的那種煥發,我也有強烈的感受,一直到今天。事實上我想這是我生命中的一種動力吧。就像我現在一直在推廣文化,《牡丹亭》也好,《紅樓夢》也好,我總是希望我們的文藝能夠復興——就是文藝回春。我們的文化老了,我們這個民族也蠻老了,可是中國這個民族也很奇怪的,其他民族有時候摔了也就摔了,起不起來了,哎,我們這個民族很奇怪,你看那麼古老的民族,看她那麼老了,一翻身,又以一個很青春的生命回來了。其實我們的文化也是這樣,在古老的生命裡頭,不斷有着青春重生的能力。

在我的心裡面,在我的作品裡面,老靈魂和青春的矛盾,也是存在的。我製作崑曲《牡丹亭》,就是給古老的《牡丹亭》回春,所以叫「青春版」嘛,是不是?現在我推廣《紅樓夢》,也是希望所有的年輕學生、年輕人都來看這本書,了悟青春裡面的生命。你講的「青春」的概念,在我的個人創作和我的生命中,還有我對《牡丹亭》和《紅樓夢》的推廣,我想都是一脈相承的。其實對於青春以及對失去青春的追念,應該說是普世的,你看那個浮士德,出賣靈魂去取得青春;還有湯瑪斯.曼的小說《威尼斯之死》,也是這個主題,所以我的許多作品,以及我對古老的中國文化的推廣,我想跟這個是有關的。

□:青春容易失去,無法追回,但是對於青春,您是不是覺得要努力抓住它?

○:我想是的。因為青春總是絢爛的,也是短暫的。花最美的時候,是開得最盛的時候;人最美的時候,是年輕的時候,然而我們說「彩雲易散琉璃脆」,美的東西是不長久的,說到底,美是很容易就失去的,所以我想不止是我一個人,我們的中國文學裡面,許多都是在悼念這種青春的流逝,悼念生命中美好的流逝。花開之時,是世界最美之時,可是花憔悴了以後,總是令人惆悵的、令人惋惜的,因為美的東西不見了。

□:您在闡發《紅樓夢》大觀園裡青春世界的時候,您寄託的是悲壯、是滄桑,還是淒涼?您是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地對青春進行挽留嗎?


○:我想《紅樓夢》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青春的悲悼。《紅樓夢》的大觀園裡,孩子們一點一點地長大了,青春慢慢不見了,大觀園也就崩潰了。大觀園我想是曹雪芹的一個理想世界,寄託了他的理想,那個理想世界開始的時候,春花綻放,女孩子們和賈寶玉,一朵朵的「花」在裡頭,開得那麼美,可是後來慢慢地都會凋謝掉,花凋謝了,大觀園也就崩潰了。《紅樓夢》所以令人惋惜,就在於青春的生命,青春的這個園地,很快就不在了。我說大觀園在某方面講,是人間的太虛幻境。在天上的太虛幻境,裡面的時間是停頓的,所以春花常開,人也永久不變,那些仙子們,可以永生。可是在人間的太虛幻境大觀園裡,不但有春夏秋冬,而且會花開花落,時間最後會改變一切,我想這個就是青春的宿命――不長久。

□:青春除了這種「時間」的呈現以外,是不是也跟情感、美都關聯在一起?

○:是的。你看年輕的時候,最動人的青春就是愛情,我們永久懷念的,就是這樣的美呀。我講過一句話,美到極致時,總是有點淒涼的,因為很快就要沒了,也就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有時候青春不光是人物身上的外在美,精神上的、過去的、年輕的、強烈的生命力,或者是有些人最輝煌的事業,或者女性最美的愛情、最美麗的年輕時光, 那都是一種美好的「青春」。你看看那些女孩、女人、女性,尤其是長得美的,到了某個年紀的時候,「哎」――都會無限感慨地嘆口氣「想當年」,懷念「從前的候」,一定的。大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永葆青春,我相信。但那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您作品中的悲劇性,是不是很多就是因為青春難以停留而產生?

○:我想說到底還是人生無常!你看《紅樓夢》裡面,林黛玉還那麼年輕,才十幾歲,她就寫葬花詞,她知道有一天,很快的就會有一天,她的青春、她的生命就沒有了。人生無常的這種佛家的觀念,講的其實就是人生的道理,人生本來就是很無常的。

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大概都是這種青春主題,是吧?《台北人》裡面很多都是懷念過去,《孽子》裡面也是講他們的青春,那些「青春鳥」,是不是啊?當然我的作品,也沒有完全局限在這個「青春」上面,有些也不是這個主題,可是這個主題的確是有相當的一貫性,後來寫《紐約客》,裡面最後幾篇小說,應該也是,雖然表面上寫的是愛滋病,愛滋病這個災禍來的時候,對人的死亡威脅,可是裡面還是有對青春生命的惋惜,一種哀婉。

□:「青春」這樣一個維度的形成,在您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當初寫東西時,大概是不自覺的,可是在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和現在推廣《紅樓夢》的時候,那就是很自覺的了。我認為古老的崑曲本身,就有非常青春的生命,我剛才提到讓《牡丹亭》「回春」,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就是一齣「還魂記」,讓崑曲青春的靈魂,再「還」回來!所以我想對我們的傳統文化,需要回春,需要恢復它青春的生命。

□:您重「情」愛「美」,在您看來,「情」與「美」和青春的關係是怎樣的?

○:其實我想,有時候「美」不一定就是「青春」,我想「美」就是情感真,很真的情感就是美,這種情感的「真」,有時候發生在年輕人之間,有時候發生在老人對年輕人,或者老人跟老人之間,只要感情很真,我想那就是「美」。當然,我這裡所說的「真」,不是說它一定是真情,而是要忠於人生、忠於人性的「真」。忠於人生,忠於人性,寫得好,寫得忠於人生和人性,它就美。我想寫個壞人,寫的很真,也會很美的。我講過嘛,我說雕塑一個聖母,雕得很好固然很美,雕一個妓女,雕得很好也很美。忠於真實的人生和人性,它自然就變得很美了。

□:您在作品中對「情」和「真」的表現,有沒有傾向性?您寫的好像都是至情、至真。

○:我也寫過人虛偽的、假的、背叛的一面,像《遊園驚夢》裡的錢夫人,不是也被她的愛情、愛人背叛了嗎?是不是?她自己很執著她的愛情,是非常真誠的,她的愛人對她就沒那麼執著真誠,所以她才那麼痛苦。我想對於人性中的那種虛偽、奸惡,我想我也懂吧,我也看得到啊,不過我的興趣不大,為甚麼興趣不大呢?我看人總是看到人正面的一面,人性惡的那一面,人有時真的很醜陋的那一面,很多,寫不完,我不太感興趣。可能我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大一點,在佛家的思想裡面,再惡再壞的人,他也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我想這種思想在有形無形中會影響到我,我對人,對人性,說得好聽一點,就是比較寬容吧。

我比較感興趣的,最能感動我的,還是像《牡丹亭》、《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它們)寫的就是至情至性的東西,所以被它們感動嘛。曾經有人問我為甚麼寫作,我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所以我看到人家心中的那種講不出來的痛楚,我想那也是埋在最深的心裡頭的痛楚,等於我是在替這些人講這些話,(那種痛楚)我想一般人是說不出來的,不曉得怎麼去說它,這個比較能打動我。譬如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金大班)這麼一個世俗的女人,她也很現實,最後嫁給了一個有錢的老頭,可是她有她說不出的痛楚,她年輕時的第一個愛人,她心中的那個痛楚,誰也不知道的,她心中的那塊地方,在小說中最後是投射在一個年輕人的身上,最後跳舞的時候,她一定心中很痛的,她心中的那種痛,我來替她寫。我寫那種東西,我對那個比較感興趣,比較會寫那些,像錢夫人,一樣的;年輕的朱青,也是這樣的;像《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那個老兵王雄,他內心的痛,也一樣,是不是?我想我寫的是那些。人為情傷,王雄因為他失去了他心中「情」的理想,當那個「情」死掉的時候,他就變得幾乎像野獸似的這麼一個人了。我想「情」這個字,它正面的時候帶給人多少的溫暖、快樂,然而它一旦走岔的時候,它的毀滅性非常的恐怖,毀人毀己。

□:您對《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情」是怎麼看的?

○:我想我對賈寶玉這個人物,越來越瞭解、越來越理解。我覺得曹雪芹寫賈寶玉,我想他對《佛陀傳》裡的佛陀生平一定很熟,有心無心、有意無意的下意識裡,他把賈寶玉寫成了一個像佛陀一樣的悉達多太子――佛陀前傳,這種人物產生大慈大悲之心,他看到世間所有這些人一起都被「情」所傷,所以我覺得賈寶玉最後出家的時候,真的是背負了一個「情」的十字架――《紅樓夢》也叫《情僧錄》嘛,他揹了所有被情所傷的分量、重量走了,所以他是情僧啊。「情」和「憎」本來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根本就不成立的,有情不能成僧,成僧就一定要斬斷情,這是很矛盾的啊,可是情僧指的就是賈寶玉,賈寶玉終究就是情,他的信仰就是情,最後他揹着那個「情」,那個世情的十字架、人間的那個情出家的,看上去他好像逃避俗世,我想不是,他的出家有點像悉達多太子,那種勘破了生老病死之後成佛,看穿、享盡了繁華這個美「色」以後,有種超脫的境界了。

□:有人說您既是「現代文學的傳燈人」,也是「傳統戲曲的傳教士」。您大學唸的是外文系,學外國文學出身,現在卻成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佈道者。對於這種轉型,您是怎麼想的?

○:現在回頭看,我一步一步走來,去振興崑曲,製作《牡丹亭》,跟我推廣《紅樓夢》,我想前面都是準備工作,我唸外文系,從某方面講也是準備做這個工作。我對於西方文學的研究毫無貢獻,我從來沒有真的花時間去研究他們的作品,我只是閱讀他們的作品,我沒有把時間放在這上面,其實我唸西方文學,等於是替我後來做這些工作,開了一扇窗,擴大了視野,讓我有了國際性的眼光、現代的眼光,有了這個眼光,再來看傳統文化,的確不一樣。我想如果我是唸中文系的,沒有接觸西方的文學、文化,可能我對《牡丹亭》和《紅樓夢》的看法又不太一樣了。有了這個西方的視野,我就跳脫了這些傳統制式,所以講起來蠻矛盾的,一方面我恢復傳統這些東西,一方面我又去破壞它,剪掉它那些枝枝杈杈的拘束。我之所以能夠做這些,跟我在西方的訓練是有關係的。當然我要講,我曾經一度非常沉湎於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化,我現在還是非常尊敬它,人家是取得了那麼了不起的成就嘛,但是我認為我們自己的文化要復興的話,你必須先從固本開始,「五四」時代我們剛開始接觸到西方東西,去學人家,那是對的,可是我想從那時到現在,也有一個世紀的接觸了,對於西方文化怎麼看法,怎麼吸收,我想現在應該要有比較成熟的眼光了。

□:您這個想法是甚麼時候形成的?

○:我想大概是在七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了。我看西方文化,他們是了不得的成就,可是我在想,你要去學人家的東西,我看我們自己大多是向人家copy(拷貝)來的,不是說聲樂學了以後,受了西方文化的深入浸淫以後,自己跳出來再創作,我想不是的,我們只是copy過來了,所以這是比較膚淺的。我深深地覺得他們的東西是無法抄襲的,我們有的東西,他們也是無法抄襲的,西方人、西方文化,他們也沒辦法真正地把我們的文化直接拿過去的,譬如說我們的書法,西方人寫的只是他的自創一格,寫到像我們的那種地步,我看不大可能,因為我們書法的那個傳統太深厚了,太深遠了。他們也是,你說西洋畫吧,我去盧浮宮看過,看他們的巴黎奧賽博物館、現代博物館,這幾個博物館看了以後,你就知道西方人他們的繪畫有多悠久,他們的油畫,你去copy它們,你只能學他的皮毛,你再也沒辦法超越他們的,你可能油畫畫得很好,畫得不錯,即使你有中國的那個特色,還是真的不能比,還是跟他們第一流的大師不能比。你看我們學西畫、學西洋音樂學了一個多世紀了,你說我們要出一個西洋音樂的大師,我想也還是不容易。因此我覺得中國自己的文化要立起來,要重新自己創造出了不得的藝術、了不得的文學,看來不能去抄襲西方,有的地方可以借鑒,可以受它影響,但不能、沒辦法一下子把它抄襲過來。我們有不少很好的西方音樂的演奏家,無論是鋼琴、小提琴,可你再好也還是演奏家、演出家,你還不是作曲的,還不是作出偉大的西洋音樂的原創者。西方文化,它的感受、它的感性、它的整個的文化背景,跟我們是不一樣的,也許你能在技巧上學它,可它真正的精神,那種東西到底不一樣。我在七十年代初很早就意識到了。你會發覺一點,我的文字風格,我是盡量避免歐化的調調,我從一開始就注意這個,避免這個的。我唸「五四」時代、三十年代的有些作品,好像翻譯過來似的,歐化的句子,翻譯體。就拿有些對話來講,中國人不是這樣講話的,外國人這麼講,中國人不是這麼講的,那這麼寫就不真了嘛,有些話聽起來比較文藝腔,平時我們講話不這麼講的。我因為寫小說,對小說的語言,尤其是對話的語言,特別注重,一定要真實。有的人想要在西方發展,在西方成名,用英文寫作,我很早就發現那是不可能的,英文不是我的母語,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我想我還是用我自己的文字來寫比較好。我在愛荷華的時候,像〈香港――一九六○〉那篇,我是先寫英文的,我記得,然後我再寫中文,那時候我就發現,一個中國人用英文寫作,怎麼寫也寫不過人家,用英文寫作好像用左手寫字一樣,所以我還是希望用中國的文字來寫作。回到你的問題,我其實在很早的時候就意識到,我們要有原創的文化、原創的文學,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傳統中來。

□:近年來您這麼注重對傳統文化的推廣、介紹、推動,是不是有意識地想建立一種新的中國文化觀?

○: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式微一直耿耿於懷!我們這個民族曾經產生過《牡丹亭》,產生過《紅樓夢》,我們的繪畫,北宋、南宋、元、明,我們產生過那麼多偉大的畫家;譬如說戲劇,有過它輝煌的過去,既然有過輝煌的過去,我們這麼悠長的傳統,我不相信,我們就不回顧、不回頭去看。我想十九、二十世紀我們被打昏頭了,一直學人家,往前奔,沒有回頭看。我覺得二十一世紀應該是我們最好的機會,失去這個機會以後就不知道了,我想承平幾十年,經濟條件也有了,大家慢慢慢慢地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也有一種覺醒了,我好早就在提倡,我個人的悲願,是希望在二十一世紀,來一個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類似歐洲的文藝復興。但這是很難的,你知道,這牽扯到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的問題,不過至少,我想說,要有一些文化標桿性的作品,像《牡丹亭》、《紅樓夢》這些,應該把它們重新豎立起來,變為我們新的文化標桿。我覺得我們的戲劇從《牡丹亭》那個傳統傳下來,我想不會錯,應該從這個方向來,從崑曲,其實是從美學,從崑曲的一種美學,中國文化的美學,傳下去。《紅樓夢》不止是本小說,它也是一種美學,而且是一種文化的指標,我想這兩個標桿,先豎起來。西方的文藝復興,也是從它的源頭古希臘那些經典、那些東西得到鼓勵、得到一些靈感這樣子來的。我想我們的文藝復興,必然也是從過去的東西出發,然後有了新的視野、新的看法,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我們要用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眼光去看待、發現傳統。我們現在的文藝復興,必然、一定受西方影響的,西方文化我們已經吸收這麼多了,我想以後也就是四個字吧:古今中外,是一種混合體。我希望一個新的文化起來,我想這個文化,骨子裡是中國的、是傳統的,又是創新的,是中國式前衛的、往前的、現代的、文化的東西。

□:中國文化有沒有可能在未來引領世界潮流,影響別人?

○:當然有了!我們很多的藝術,不說別的,就拿我們的書法來講,我覺得我們的書法就是最高的抽象畫,你看在台灣的書法家像董陽孜他們,看她的書法,她的草書,自成一格,而且變為書畫不分了,那就是線條美,純粹的線條美。我說過的,我們的文化可以講是線條文化,從我們的書法開始,甚麼都是線條,我們的音樂也是這樣子的,我們的建築,你看很美的,九曲橋,建築的飛簷,這些東西,也是線條的,你看我們的青銅器,它的線條美吧,不得了的,那麼早的時候,對線條的掌握、形的掌握,就達到那種高度、那種水準,那麼美。我看看西方那些抽象畫,其實我們的書法,我們的草書,早就是最高的抽象畫了。

□:您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和推廣《紅樓夢》,您的內在動因是甚麼?

○:這麼說吧,有人稱我們這個青春版《牡丹亭》是一種新古典主義,也對。其實我在某方面是恢復它傳統的根基,但是很謹慎地注入了現代的因素,我們尊重傳統,但不因循傳統;我們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在傳統的基礎上,把現代的一些元素很謹慎地注入進去,這是我們的大原則。崑曲屬於雅部,所以回歸雅部。你看過我們的《玉簪記》吧?
(□:看過,看過兩次)我相信你看過,就是那次我們在北京開會嘛(□:對)你去了,那次北京開會,晚上就放《玉簪記》嘛,你看了。你記得,大概你印象深刻,它的背景、水墨畫,還有書法,「秋江」那一折的書法,還有古琴,我們配古琴,那把唐琴,專門找了一把很名貴的唐琴,所以你看,整個琴棋書畫這些最雅的東西,我們都放進去了。這個戲本來演得很俗了的,我們把它提高,把它變成一個水墨世界,很有禪意,整個的美學很有禪意,我們把它抬得很高,而且用古琴伴奏,整個提得很高的。所以我想我們中國有雅文化,我們的雅文化非常高雅的,我覺得現在的毛病之一就是雅俗不分,混到一起了,辨不出來了。其實雅文化是雅文化,俗文化是俗文化,兩個是平行的。所以讓崑曲回歸雅部,我覺得蠻要緊的。現在想想,我們推廣崑曲算是成功的。

現在在推廣《紅樓夢》,我想這樣講吧,對於崑曲《牡丹亭》,我替它作了一齣《還魂記》,對《紅樓夢》呢?我替它下了一個註腳,寫了一個新的註解。我的希望就是,一個文藝復興,它總有一些文化上的指標的,所以像《牡丹亭》,絕對是一個戲劇上的指標;《紅樓夢》在文學上,也一定是個指標。先把這些指標立起來,我希望擴大它們的影響,《紅樓夢》、《牡丹亭》這些中國非常雅的很有美學的東西,我希望它們能影響大眾的美學品味。有了這個美學的這種熏陶以後,也許我們能蹦出大天才來,他們受了《牡丹亭》、《紅樓夢》還有很多其他的中國文學、文化的陶冶,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我想西方他們之所以很有成就,別抽象地看他們的環境,那也是因為浸在那個環境裡面,才能出現那種藝術品、作品。有人說我是一個人的文藝復興,這怎麼可能?不過至少我一個人的,我的願望,我覺得我該做的事情,差不多了,我有幾件心事已經了了,一個是崑曲的推廣,《紅樓夢》的推廣;一個是我父親的傳記歷史,寫了兩本了。我想我該做的事情,這些事情做得差不多了。

□:您說您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來推廣中華文化,為了中國的文藝復興,令人感動。

○:我覺得很奇怪,冥冥之中,一切好像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像《牡丹亭》吧,其實根本輪不到我來推廣崑曲的,但我從小的時候,我就接觸到《遊園驚夢》這一折,梅蘭芳、俞振飛在上海演的,這是不是命運的提示?後來我又自己把它改成話劇,又進一步了;再推一步,就是我來中國大陸,剛好看到上崑的《長生殿》,我跟你講過吧,我看了《長生殿》非常感動,我以為文革以後沒有崑曲了,的確是,文革十年沒有崑曲,文革完了以後崑曲才回過神來。我看的時候,他們是第一次把《長生殿》排出來,上崑,我記得我看完的時候,感動得不得了,我站起來拍手,人家跑了我還在拍,那時候我就心中動念,我就在想,我們中國這麼了不得的藝術,決不能讓它式微下去。那時候就那麼想,八字還不見一撇呢,可是冥冥中,我又到南京,又去看了張繼青的「三夢」,這些都是纍積起來的因緣機遇,慢慢慢慢去做《牡丹亭》,好像上天鋪好了路,讓我去做。《紅樓夢》也是,我從小就看《紅樓夢》,然後我又去教《紅樓夢》,在美國教了那麼多年,這次台大又給我個機會,講了一年半的《紅樓夢》,我才有《細說紅樓夢》這本書,這樣我才發覺,原來中國大陸這邊,程乙本基本上是銷聲匿迹了,被邊緣化了,我又讓它「還魂」。這麼重要的一個版本,怎麼可以讓它銷聲匿迹?至少應該拿出來與流行的庚辰本做個比較,要不然的話,大陸的讀者只有一夢,其實還有另外的夢――因為它是我們最偉大的小說,別忘了。庚辰本拿來作為研究本,它是非常重要,很了不得的。現在要推廣普及本,有很多問題先要釐清,才能夠推出普及本。一些學者,他們的理論就是說因為庚辰本年歲早,它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本子――那時曹雪芹還沒死呢――流傳出來的,其實庚辰本也不是庚辰那一年的,現在流傳的是後人又copy過來的,所以手抄本不完全靠得住的,抄錯了或者是改了改,這種地方我覺得應該拿版本來比較了。我的看法是,從小說藝術上、從邏輯上,哪個版本寫得最好,就用那個版本,幾個版本哪個版本好,反正寫得最好的,就用那個版本。譬如講吧,一幅畫,有人說這不是某個大畫家的真迹,這是臨摹的或者是偽作,如果這幅偽作從藝術觀上比那個真迹還好,那它同樣也是藝術也偉大,可能比那個真迹更好更偉大,它的藝術價值最要緊。所以我的理解,我以一個作家的立場,去理解、去看《牡丹亭》和《紅樓夢》這兩個作品,算是湯顯祖和曹雪芹的知音吧,為它們演了一齣「還魂記」。這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把台灣的桂冠版程乙本拿過來出大陸版,我相信這會產生很大影響。像北京高考他們指定了幾本經典要考的,第一本是《紅樓夢》,你看這影響多大?北京的中學生都要看《紅樓夢》,所以我覺得我的書出來也是恰逢其時。

□:您說「一個偉大的作品不可能由兩個人來合作完成」,因此你不相信《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而認為後四十回有曹雪芹的底稿。

○:對呀!不可能的呀!比如說抄家那一回,寫得不是太長,可是寫得精彩得不得了,如果沒有被抄家過,寫不出來的。曹家被抄家時,曹雪芹已經十三歲了,看到了,懂事了,他們說是高鶚續的,高鶚的身世跟曹雪芹那麼不一樣,後四十回寫不出來的,想像不出來的。你也看了我那本《細說紅樓夢》,很多細膩的地方、小的地方,前後對應、人物的口氣,最難得,沒有經歷過不可能寫出來的。我不是講嘛,第一,世界上的名著,我強調名著,第二,經典,名著和經典,沒有一本是兩個人寫的。中國也沒有啊,《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金瓶梅》,都不是兩個人寫的啊,如果有人後續去改一改,像《金瓶梅》有很多版本,改一改弄一弄,那有的,可是兩個人合起來寫,那不打架了嘛。如果兩個作家是一樣厲害的,那我為甚麼託你的名字呢,是不是啊?還有如果真的是高鶚寫的,最後四十回是他續的,為甚麼他不自己署名呢?哎,程偉元和高鶚他自己寫的序和引言裡面,講得很明瞭,說是從收藏家那邊收得了二十多卷,又在鼓擔上發現了十幾卷,湊起來剛好後四十回,但有很多漶漫殘缺,他們去修補的,「截長補短,抄成全部」。我在想,好,你說他們倆講謊話,但你要有鐵證,到現在為止,只是旁證。台灣的紅學家高陽他有個說法,我覺得相當可信,他說後四十回寫到賈府抄家,那麼曹家的歷史,雍正時曹家被抄過,而且雍正即位後的前六年間,文字獄很厲害的,他說其實曹雪芹寫完了《紅樓夢》,但後四十回牽扯到抄家,他不敢拿出來,收起來了,手抄本不外傳了,怕殺頭啊。那個時候你去寫皇帝抄你的家的事情,那還了得?而且他講這裡頭多少還牽涉到了當時其他幾個親王,有兩家親王他們的後代可能有的事情,那兩家王府給了曹雪芹很大的壓力,不准他出版,曹雪芹受到很大的壓力的。高陽考證出來的,一講抄家就不得了,不敢講了,所以我覺得《紅樓夢》後四十回是有所本的嘛,也許後來流出來的,也不一定,以現在的眼光來講,非常合理。這個後四十回寫得好,寶玉出家寫得多好啊!而且筆調、人物的口氣,這個最難!我自己寫作我知道。講後四十回是曹雪芹寫的,那不是我一個人,很多,高鶚也這麼講,還有好幾個人。現在漸漸漸漸的,這個理論慢慢慢慢地建立起來了。

□:您對《紅樓夢》的解讀,您的《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更多是以一個作家的立場,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從文本出發,去細讀/細說《紅樓夢》,這與一般的紅學研究,側重點明顯有所不同。

○:是的。那些曹學、紅學當然對瞭解《紅樓夢》都有幫助,但是對闡發《紅樓夢》的藝術成就,可能並沒有太大幫助,你說大觀園是在南京還是在北京,跟它有甚麼關係?花那麼多時間去找,曹雪芹舊居在哪裡,這個對理解這部小說,不見得有太大幫助。現在我們的版本是這個程乙本了,所以我們只有拿現在這個文本來細讀。我想我看《紅樓夢》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哎,為甚麼這個東西寫得這麼好?這部小說高明在甚麼地方?我看的時候就是注意這些,曹雪芹為甚麼這麼寫,我常常在琢磨。我是這麼看的:一個作品,它變成經典或者它寫得很成功,那個作家或者那個藝術家,他一定找到了他要表現的藝術內容,以及呈現藝術內容的最佳表達方式,他的藝術形式,那個形式,不能取代的,他找到的是最合適的那個形式。《紅樓夢》的高明,你看我的那本《細說紅樓夢》裡講的那個,黛玉出場,她是第一女主角,最重要的一個人,哎,曹雪芹怪得很,第一次提到林黛玉的時候,他三言兩語就寫過去了,為甚麼呢?他是從賈雨村的口中講林黛玉,賈雨村是林黛玉的老師,這個人很俗氣的,心術也不端,從他的眼光,他一定看不出林黛玉的靈氣在哪裡,對林黛玉他不理解,所以他眼中的林黛玉「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就是這麼幾句話,可是他看的這樣子也是對的。我們要一直等等等,等到賈寶玉出現,從寶玉的眼光看林黛玉,那就是這個林黛玉的形象了。你想如果是一個比較沒有甚麼經驗的作家,林黛玉一出場,啊啊啊,寫了,那你寫了半天以後,賈寶玉再看她,這怎麼辦呢?再怎麼超過?那就沒有驚喜了。曹雪芹厲害的地方,先點一下林黛玉這個人,然後慢慢慢慢地等着這個人出來,用寶玉的眼光看林黛玉,所以我就說小說裡面的「觀點」(point of view),《紅樓夢》的「觀點」用得很好的,這個時候這個人出來,那個時候那個人出來,「觀點」用得很好。這種地方因為我自己寫作,我曉得,人物怎麼上場,人物怎麼說話,我想很多研究者他不是從文學觀點、不是從小說「觀點」來看。

我對《紅樓夢》的看法,我希望這首先是一部小說,把它當作小說來看。我想也有些學者,西方的學者,也是把它當作小說來看,不過他們就是選一個題目或者是講了《紅樓夢》以後來研究。我的《細說紅樓夢》這個書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一本導讀,從第一回講到一百二十回,這個少見,從第一回分析到一百二十回,每回每回,一回一回分析。有了這個,我就希望那些學生們,中學大學的學生讀《紅樓夢》,有些是初讀者,有些是沒讀全的,對他們有幫助,不然的話,他們很難,尤其年輕男孩子,不耐煩,覺得《紅樓夢》看起來婆婆媽媽,其實不是,這本小說的背後有很多深意的。一方面,中國人的人情世故,通得不得了,把中國人寫足了;但另一方面,它還有超越的一面,還有高的一層,形而上的一層東西,它其實非常完整的。《紅樓夢》那本東西,又大又複雜,它好像是一個拼圖,一塊一塊一塊的,其實每一塊跟主題都有關係,它整個拼圖拼起來,就是很完整的一個圖,這是很厲害的地方,它有它的架構。你看它一開頭,是甄士隱與賈雨村,到了結尾,兩個人又碰到了,本來兩個人就是非常象徵性的,一個出世,一個入世,最後又把他們兩個在結尾「框」起來。這類的例子,很多很多,《紅樓夢》的結構非常嚴謹的,那是一部很偉大的小說,小說人物那麼多,那些人物怎麼寫得這麼有個性,每個人物都栩栩如生,這不是容易的。十二金釵寫完了,十二個女孩子都很有個性,哎,他又寫紅樓二尤,這兩個。我昨天還在上海圖書館作了個演講,有上千人,千把人來聽,我就着重談為甚麼要推程乙本,我就講了幾個原因,他們也請了一些紅學家來聽,大概也不服我講的那個樣子,那很好,引起一些爭論,大家更加注意這個版本。我聽他們講,好像一下子程乙本剛剛出來,好像在亞馬遜還是在甚麼網上,已經排名排到預購了,已經斷貨了,所有書綜合類的排名,不光是文學,居然排到第四名了,可見這本東西引起注意了。我希望程乙本引起注意,我希望看到這個版本能夠產生影響。我在我的那個《細說紅樓夢》裡都講了,庚辰本有好多錯誤的,好多問題的,問題不小。昨天我跟讀者講了,不錯,《紅樓夢》裡面有很多粗口,我想曹雪芹是雅俗都有的,他不避俗的,《紅樓夢》中是有很多粗口的,可是講粗口的那個人的身份,又是與他的語言非常貼切的,甚麼人講甚麼話,你記得嗎?有一回祖母帶了所有大觀園的丫鬟、親戚,到一個道觀去做法事,好多丫鬟女眷都去了,那道士當然是要迴避的了,有個小道士來不及跑,王熙鳳打了他一個耳光,記得嗎?庚辰本裡用了一句粗話,粗得我不好意思講,他罵道觀裡面的那個小道士,而賈母就坐在那邊,罵的話那麼粗俗,這怎麼可能呢?賈府的少奶奶在道觀裡面罵的這個粗口,那個絕對不是王熙鳳的身份。程乙本裡是「小野雜種」,這個可以接受的,那個不行。庚辰本裡還有好多粗口,我說不對的,不能那麼講的,不是那個人的身份,這些我猜是抄書人抄得起勁了,很可能自己加上去的。我想曹雪芹絕對不會讓王熙鳳講這麼一個粗口,這個程乙本翻了過來,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子,像尤三姐啊,這些寫偏了的東西,很多了。我這裡也講了,某方面說,我也替程乙本《紅樓夢》還了魂。我在想,如果不趁這次推出來,可能程乙本就消沉掉了,淹沒掉了,遮蔽掉了。因為我很吃驚,我在南師大演講的時候,大概也有六七百人、七八百人的樣子,我就問了,我說你們哪一個看過程乙本的?一個人舉手,我吃一驚,有些還是老師,也沒看過。我在先鋒書店,好多人,也好幾百人,我說有沒有看過程乙本的,三個!可惜這個本子被埋沒掉了,好久了,幾十年了。以前也出過,像以前五幾年時出過,後來也出過。


□:《紅樓夢》的版本演變,非常複雜,您為甚麼特別看好程乙本呢?

○:五幾年的時候,大陸出過程乙本,啟功註的,後來馮其庸他們用庚辰本為底本,還是啟功註的,這個庚辰本1982年出了之後,程乙本慢慢就不見了。程乙本怎麼會不見了呢,就是1954年批判胡適,批胡適以後,大家不敢碰這個了,因為程乙本是胡適寫的序,程乙本是胡適推出的。這個是怎麼回事呢,胡適自己收藏了一個程乙本,1792年的,活字木刻本,本來上海的亞東圖書館在1921年的時候,印了一個程甲本,程甲本那個版本,風行了六年,出了很多版了,哎,亞東負責人汪原放,他發現胡適藏了一個程乙本,胡適就推薦程乙本,程乙本是程甲本的修正本,有些錯誤修正過來了,所以汪原放又把程乙本重刻,胡適又寫了一篇序,程甲本也有序,程乙本也有序,程甲本的序叫作〈紅樓夢考證〉,很重要的一篇文字,胡適算是新紅學,他考證出來最重要的是《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個是胡適最重要的貢獻,他也成為新紅學的開山鼻主,程乙本有了胡適的加持以後,風行海內外幾十年。到了台灣之後呢,台灣的遠東圖書公司,台灣的其它好多出版社,出的《紅樓夢》都是胡適這個亞東本子的翻印本,沒有註的。一直到1983年,桂冠圖書出版公司出了程乙本,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本子。這個程乙本,它用啟功當年的註為底,加上另外有一群人,唐敏啦一群人,他們的註,然後還翻成白話,把這兩個註都合起來了,所以它註得非常詳細,註得詳細得不得了,而且它在校的時候,參考了七個本子,五個刻本兩個手抄本,它參考了庚辰本,也參考了另外一個有正本(劉按:有正書局石印戚序本),以及其他的刻本,綜合各家,它的好處是甚麼呢,它校書時,比如它覺得這個本子跟程乙本不一樣的地方,它採用哪個本子,或者不採用哪個本子,因為很多不一樣的,它留存一本,有些其他不一樣的疑問,他就放在每一回的後面,校記,讓你參考,讓你自己看,自己判斷,如果它發現那個程乙本有問題的那幾個字,和其他的本子都一樣的,它就用其他的本子,它也告訴你,所以你統統曉得,版本多得不得了。不知你記不記得,我前面請你買給我的,從大陸買給我的(□:不是我買的),哦,那可能是託廣西師範他們買的《紅樓夢》,哎,我一看,是俞平伯校註的,它也不是程乙本,它的校註是有正本,另外一個抄本。總之後來那個程乙本沒人敢碰,因為胡適寫過序,又推崇這一本,批判胡適你還去搞它?連俞平伯都挨了批,所以在大陸就消失了(□:那台灣為甚麼沒有延續?)哎,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不是桂冠圖書公司1983年出了嘛,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都是用那個本子的,其他的前面也用台灣的程乙本,後來桂冠出來以後,我就用桂冠的本子,它做得好,對學生有用,一直到它2004年斷版了。台灣也跟風,桂冠不出了,其他的像里仁書局,都是用人民文學的馮其庸的這個庚辰本,所以在台灣也買不到程乙本。我在教《紅樓夢》的時候,是用的庚辰本教,所以我才有機會重新對着程乙本看,每回都對,我對得很仔細,不同的地方都挑出來了,我備課、上課,講了一年半的《紅樓夢》,還搞出作品來。我常常熬夜備課的,講《紅樓夢》,老教授也不能隨便講的,而且他們還錄音,錄下來,不能隨便講的。所以這麼弄下來,給我一個機會,從第一回對到最後一回,要不然平常沒有這個時間,沒有這個精力,我兩個版本都看,每一回,我這邊看,那邊看,我本來對《紅樓夢》也熟,我看了庚辰本了,一看,有一個字不同,我馬上知道,然後再看那邊,把它統統弄了出來,算是做了一次校對的工作,挑出它們的不同來。《紅樓夢》這本書我看得熟,對它的理解,的確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有那個信心說後四十回好,怎麼好我寫出來了,他們把後四十回罵的,大家不敢出聲,我替它辯護,有些人聽說乾脆後四十回不要看,我撥亂反正,也蠻多人贊同我的看法的,葉嘉瑩先生有篇短短的文章(劉按: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讀後小言〉),她寫得很好,她是專家啦,她寫過一本評王靜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她也是蠻講義理,不是考據的。有葉嘉瑩先生的加持,我蠻高興,她不隨便講的啦,以她的修養,以她看的東西,她不隨便講的。

□:對於《紅樓夢》後四十回,張愛玲認為高鶚的續作「不好看」,覺得「八十回後,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這一點看法和您完全不同啊。

○:張愛玲說人生三大恨,第三條是「紅樓夢未完」。她說一看第八十一回,是天昏地暗,她很偏見。我的看法,張愛玲受《紅樓夢》的影響很深的,你看她的那個《金鎖記》,還有《第一爐香》,我想很多都有《紅樓夢》的影子,但是你發覺沒有,張愛玲的小說裡頭,沒有宗教情懷的,她對佛教冷淡的,她不相信佛,不相信佛道這些東西,所以我猜她看到的寶玉出家――寶玉出家寫得那麼好,我猜她沒有同感,她不相信這個東西。她看後四十回,如果她沒有這種情懷,她沒有對佛道這個完全的感知,那當然她覺得沒有甚麼好,不精彩。《紅樓夢》對我影響也很大,我的佛教那種的思想、佛教的那種感情、對人生的看法,很多是受《紅樓夢》的影響,《紅樓夢》底下它的佛道的思想,其實是一直像暗流一樣,一直在它的書底下的,書底下有這個,我很早看到的。人可能有你講的,對佛有佛緣也不一定,可能我很早就特別有這個天性,我相信天性。張愛玲當然跟她的身世也有關係,她跟她父母的關係都處得不是很融洽,她與母親的關係對她有影響的。我記得她寫的那個《小團圓》,傳記式的小說嘛,裡面那個女主角就是寫她自己嘛,她跟她母親的關係,後來她母親養她養了很久啊,這麼多年母親花了多少錢,她跟女兒算賑,女兒後來把那個錢還給她,母女關係到這個地步,可見得親情之間的確是蠻緊張的。後母對張愛玲也不好。她母親倆姑嫂去留學,當時的那種行為也是新女性,非常新穎,非常獨特。我記得好像她弟弟也想逃出來,她媽媽講我養不起,讓他回去。張愛玲的幾個散文寫得蠻動人的。不過我講我和她好像對《紅樓夢》看法不一樣,可能跟這個有關係。

□:您在美國教《紅樓夢》,面對那些洋學生,和在台灣、大陸講《紅樓夢》,有甚麼不同?

○:在美國跟洋學生講《紅樓夢》,到底是有文化的阻隔,對於東方社會,他們連姑表姨表都分不清,都是一個cousin,還搞不清楚哪個重哪個輕,那麼我跟他們講的,都是大概的歷史背景、情節故事,整個的意義在哪裡,粗線條地講,不能講細節,美國學生有的半懂不懂,但也有幾個蠻靈的,也懂的,有一個男孩子蠻好玩,他跟我講他真的很喜歡這本小說,他說我就是賈寶玉,因為他追中國女孩子,娶了中國太太,離了婚,又娶還是中國的;另外一組是華裔的,從大陸從台灣來美國,那我講得比較細一點了,但因為是一學期的課,也只能重點講的,不能很細地一回一回講的。這次在台灣大學講的,那倒是真正給我發揮了,對《紅樓夢》全盤地講,大概也很少人能夠有我這個機會,一年半講一本書,是不是啊?哎,大陸這邊講《紅樓夢》也一定有的吧?(□:也有的,以選修課為主)所以我發覺我要講一百個鐘頭,才講得完,我一回一回地細講,我希望這本書能當作一個導讀一樣,尤其是對大學生,大學生他們要選這門課,選課的時候,這個我希望能幫助他們,現在北京中學要考試的,我希望他們看《紅樓夢》時也看這本東西,有所幫助。研究《紅樓夢》的人多了,各式各樣的理論,各式各樣的東西。我是對着一回一回地講,(□:有時候甚至是一句一句地扣),大致是這樣,這個工作倒沒有浪費掉,我覺得很好,他們錄下來了,錄下來了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蠻好的(□:都是珍貴的音像資料)。所以,你看,《牡丹亭》這些年我做完了,了了一個崑曲方面的心事;《紅樓夢》也推動了,這些都是跟我們的文學、跟我們的藝術有牽連的。這些東西,都是一些有價值的、有永恆性的東西。真的,我想我的晚年,能夠做出青春版《牡丹亭》,把《紅樓夢》程乙本還原,還魂,我心裡面也蠻滿足的,可以說在文化上,實現了我的夢想。

□:您做的這一切,可以說也是您「青春」不老的體現!謝謝白老師接受我的採訪!非常感謝!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研究」(項目批准號14ZDB080)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世界華文文學中的『複合互滲』現象研究」(項目批准號:12BZW148)的階段性成果]

劉 俊 男,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獲得者。受聘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漢語傳媒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柏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中華詩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世界華文文學整體觀》、《越界與交融:跨區域跨文化的世界華文文學》等論著數種,主編、參編教材若干部。

白先勇,台湾作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