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裕：後殖民、地緣文化與多學科文本分析： 香港文學的英語研究狀況

黃維樑繼論文〈香港文學研究〉（1983）後出版專著《香港文學初探》（1985），開展學者與香港文學的對話。陳國球解釋，「香港文學」之所以自1980年代起，漸成為文化人和學界的議題，「和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以至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讓香港進入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有關。」（1）香港與他國的歸屬問題與身份意識，讓香港文學的主流論述離不開「在地 - 離散」、「邊沿 - 中心」、「本土 - 混雜」的大框架。華語研究於此成果甚豐，除梳理與作者身份、產生場域等相關的定義問題外（如把南來文人納入香港文學的研究譜系），亦具體地付出理論建設、處境化與文本分析方面的努力。於2016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49》（全十三卷）是近年香港文學研究方面最宏大的成果，除系統地整理了形塑香港文學雛貌的三十年間的重要文學作品外，亦納入文學史料與評論這兩個重要部分，彷彿為梁秉鈞與黃淑嫻主編的「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2013）上溯了潮流淵源。這叢書的引言指其出版的用意在於「讓讀者瞭解香港五○年代文化如何傳承中國古典和現代文藝及加以轉化創新」，並明言「仔細研究種種親和變奏的關係，有助於恢復中文文學及香港文化本來豐富多元的面貌，也可以令我們反思目前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的隔閡。」（2）從五四運動、五十年代這兩個轉折點一路往下探尋，九七回歸也對香港文學命脈至關重要，然而相關的文學評論尚待整理。如此未被叢書收編的零散華語評論與研究，可見於文學雜誌（如《文學評論》）、評論網站（如《微批》）、網上數據庫（如「香港文學資料庫」）、學術論文搜尋網站（如《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當然也包括學術專著（如陳國球的《香港抒情史》（2016））和論文集（如黃維樑主編的《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0））。以華語研究香港文學這常被視為「邊沿」的地域文類，似乎並不稀缺輔助的研究材料，只因作家的文學地位差異而在論述次數、深度和廣度上有所不同（如各地研究、述介西西作品的文章近年被整理為四大冊《西西研究資料》（2018））。至於英語論述方面的香港文學，又有何不同景觀？對於慣以中文研究中文的學生或學者而言，那是一片漆黑大陸，這篇短文僅嘗試握着電筒，帶讀者走一圈，雖有瞎子摸象之嫌，但若知曉路徑而自行進深探究，定能摸出全象。

香港文學研究的英語場域

2019年春天號的英語文學雜誌《今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以香港為城市專題，收錄香港作家有關本土食物與語言的創作，若將此與西西在同年三月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領取紐曼華語文學獎並論，斷言香港文學衝出國際，或闖進了英語文學圈子，大概還言之尚早，畢竟獲翻譯的香港文學作品在海外的流通狀況仍不甚理想，許多情況下，香港文學獲獎、獲引介、獲翻譯等等，都靠賴一眾學者在背後含辛茹苦，最後非華語讀者重視香港文學作品與否，還是小眾審美取向與作者修為的問題。

學院的國際連結能力，造就地區文學傳播到國際的可能，其基礎與大學院系設置密切相關，院系招聘的學者會在相關領域下進行教學、研究與交流活動，其中，與香港文學密切相關的，包括香港各大專院校均設置的中文科系（3），而香港大學的比較文學系也涉足這一領域，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則有部分學者專擅香港的英語文學。至於香港大學新近成立的香港研究學士課程，是香港唯一聚焦於本土狀況的課程，但不宥於文學研究。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的設置，創造了學者交流與資料組織的平台，更專門地聚集相關人才與研究成果，香港教育大學的「香港研究學院」（Academy of Hong Kong Studies；2015年成立）與不附屬於學院的獨立學術機構「香港研究學會」（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2017年成立）即屬此類，兩者同樣重視跨學科、國際語境下的香港研究，較側重於文化與政經方面。而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和嶺南大學的「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則致力於文學方面的香港研究（後者兼顧香港電影與文化研究），以中文為主要研究與活動語言。

為爭取更高的國際大學排名，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與各大專院校行政人員愈漸推崇在著名大學與學術出版社出版專著及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審批撥款與評等均看重英語的研究成果，讓愈來愈多學者偏好以英語研究香港文學的中文創作，這迫使母語為中文的新舊學者均需為迎合行政指標而改變學術發表與討論的語言，同時造成研究香港文學的英語學者多為香港本土學者的特殊情況。與研究中心的設置相似，供這些學者發表香港文學研究成果的平台，處於香港研究的大框架之內，不針對單一學科，語言上或中或英，這包括期刊和學術會議。期刊方面，在2018年創刊、同儕評議的《香港研究》是首份以香港內容為刊載核心的雙語學術期刊，以國際編輯與諮詢團隊審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相關投稿，文學只屬可考量的其中一個學科。會議方面，同樣地，多數摻雜不同學科，貼近國際學界重視跨學科、地區研究的趨勢，例如香港研究學院與香港研究學會所舉辦的年度會議（分別始於2017與2019年）均廣泛收納各學科的相關學術成果，「香港關鍵詞2018 - 文化再想像：香港大眾文化的傳承本科和研究生工作坊」（Hong Kong Keywords 2018 - Cultures Reimagined: Inheritance in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s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Workshop）則讓年輕學者發表包括香港文學在內的流行文化研究成果。而於2016年舉行、一次性的「『逆讀香港』香港文學與文化青年學者研討會」是少數主要收錄香港文學論文及兼中英雙語的學術會議。基於香港以中文為主要流通語言的特殊雙語環境，暫時尚未有以香港文學為題的英語會議，而國際英語學界也未開先例。

英語的香港文學研究資源

一手的香港文學資料當然是創作文本，分中文與英文書寫兩種，大致可透過出版物、期刊與私藏稿等方面取得，因這篇文章重點在於研究狀況，故不贅於此。

無論華語還是英語學界，研究資源主要包括期刊論文、會議論文、論文集（包括會議論文集及主題式論文集）、報章與雜誌評論、網上評論、序或翻譯序這幾種，於互聯網或透過紙本流通。就英文研究資源的整理而言，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出版了由許旭筠主編、共233頁的《香港文學外譯書目》（A Bibliograph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Foreign Languages），當中系統地編收了2011年之前出版的外語香港文學研究論文及翻譯作品，劃分英語、亞洲語言（日語、韓語和阿拉伯語）與歐洲語言（法語、德語、荷蘭語、挪威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斯洛文尼亞語、斯洛伐克語、羅馬尼亞語、南斯拉夫語和希臘語），當中包含評論書目的只有英語、日語、韓語、法語、德語和荷蘭語，其中英語評論所佔比例較其他語言的評論高，具體再細分為「有關香港文學的英語評論」、「有關個別作家的評論文章」和「其他」三個部分（分別列舉三十五、四十四和四項資料），當中，「有關香港文學的英語評論」和「其他」收錄概括式、現象式、專題式的評論文章，「有關個別作家的評論文章」則分類收錄與黃谷柳、張愛玲、劉以鬯、查良鏞（金庸）、梁秉鈞（也斯）、西西、亦舒、施叔青、李碧華、董啟章、潘國靈、游靜、廖偉棠、盧勁馳、陶傑與陳冠中這十六位「香港作家」相關的評論文章。按評論文章數目而言，梁秉鈞是較受英語世界重視的一位香港作家，在2011年前共有十四篇，而曾旅港三次、合共約七年卻被定義為「香港作家」的張愛玲則有六篇，至於因武俠小說而在東亞地區極具影響力的查良鏞、被譽為「中國意識流文學第一人」的劉以鬯、與獲得「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紐曼華語文學獎」等認可的西西分別只有四、三和三篇，這反映華語世界所重視的香港作家，並未在英語世界獲得充足討論。

受出版時間所限，尚未再版以更新資料的《香港文學外譯書目》無以呈現2011年後的評論狀況。相對紙本出版物，網上資料庫不受此限，可隨時更新資料。然而，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並未提供相關的網上資訊，而香港研究學院與香港研究學會等機構也沒整理並上載這類資訊，只有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提供了共六十六頁的《香港文化與社會：一份書目》（Culture and Society of Hong Kong: A Bibliography）的網上PDF檔供下載，更新至2002年，為香港文學研究者提供較舊的輔助參考書目。

在海外方面，有關整理英語研究資料，不得不提及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ource Centre），該中心的官方網站不單是重要的華語文學與文化英文期刊《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對外平台，同時提供華語文學、音樂、視覺藝術、電影媒體與教育等方面的相關研究論文和專著名目，偏重英文的學術研究成果（亦有少量法文、德文等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就香港文學而言，該網站的參考資料欄目有以地域劃分的部分，包含「台灣」、「香港」和「離散、流亡、跨國」三個方面，其中，「香港」收入資料四十四項，比《香港文學外譯書目》「有關香港文學的英語評論」的三十五項多九項。比對之下，可發現兩者的資料都並不完全，只能互補不足，例如「有關香港文學的英語評論」收入周蕾分別在1992年和1999年刊登的學術論文〈殖民者之間：香港在1990年代的後殖民自我書寫〉（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和〈消費與怪異書寫：記兩位香港作者（梁秉鈞和馬國明）〉（Consumption and Eccentric Writing: Notes on Two Hong Kong Authors (Leung Ping-kwan and John Ma Kwok-ming)），但「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並沒收錄後者，卻收錄了她在1998年發表的〈在香港的金剛：於美國觀望「回歸」〉（King Kong in Hong Kong: Watching the‘Handover’from the USA），這或許肇因於資料蒐集的過程與選錄準則等方面的差異。

另外，「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也有以作者為中心收錄相關研究資料的欄目，但沒有以地域區分，從中可見劉以鬯、西西、董啟章、李碧華等香港作家與其他華語作家按拼音順序並置，包含2010年代刊發的新近研究成果，例如《香港文學外譯書目》記錄了三項西西的評論資料，「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則記錄了八項（當中包括前者的其中一項），當中三項在2010年代刊發，補上司徒薇、蔡元豐和費正華（Jennifer Feeley）分別於2013、2016和2018年完成的學術論文，可見該資料庫在分類之外，亦具有不斷收錄、更新研究成果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紙本書目和中心網站外，研究者當然也可透過大學圖書館的搜尋引擎，按研究的關鍵詞找出相應的期刊論文（很多時被大學購買了閱讀與下載權限，故可透過與大學的學術連繫取得相應資料）與研究書目。此外，也可留意與香港文學相關的論文集，例如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香港文化及社會研究計劃」曾透過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推出「香港讀本系列」共十本學術論文集，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香港研究的主要面向，當中由張美君、朱耀偉編輯的《香港文學@文化研究》（2002）和由潘毅、余麗文編輯的《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2003）均兼收了有關香港文學的中英文研究論文。然而，近年較少這方面的努力，學術成果產出，以期刊論文為主，較少結集。

英語香港研究的脈絡與趨勢

香港文學發展史有別於中國內地文學發展史，兩者的研究史未曾疊置。中國內地文學研究從左翼文學與都市文學走向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接續是後毛時代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派」、「朦朧詩」、「新歷史文學」、「消費文學」、「新歷史小說」、「網絡玄幻小說」……一系列的界定與歸類，突顯不同創作的時代特徵，而香港文學研究則較模糊，對象從殖民時代早期的文學創作，到「南來文人」的貢獻，然後便是本土的地域書寫以及與殖民／後殖民境況相關的文學作品，也順着一種歷史現象的序列，但理論化、概念化的豐富程度則不及前者。對比華語香港文學研究，英語香港文學研究雖也有着脈絡意識，但更缺乏對文學史的梳理，重視對當代現象的探究，以下將分三部分闡述英語香港文學研究的近代要徵與取向。

（1）亞巴斯與「消失」的文學

僅就英語學術研究而言，香港文學多以文化現象的形式呈現，自有其發展歷程，殊異於華語學術研究對文本分析的重視（但也逐漸趨向藉文學解釋身份、歸屬、社會取向等問題）。

若說黃維樑的《香港文學初探》是香港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亞克巴．亞巴斯（Ackbar Abbas）的《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1997） 就是香港文化研究（尤其在英語學術語境）一座不能繞過的高山。亞巴斯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其著述對該系學生的學術研究尤有情意結般的作用；《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這部出版於香港主權回歸之際的理論巨著，不止於分析文學的文本，而是把香港作為整體的城市文本來閱讀，透過解拆香港電影、建築、攝影、文學等文化載體呈現的「消失」特性及造就意義生成的「消失空間」（a space of disappearance），來勾勒香港在後殖民之前的獨特處境。

在這本書的引言部分，亞巴斯指出，對香港文化的討論，必然指涉殖民主義（colonialism）。而香港的殖民狀況自有特性，比如香港有別於印度、非洲、南美等地，「沒有可訴說的前殖民過去」，而宋代之前的本地人文痕迹並未如殖民記錄般有效納入歷史；另一方面，香港即使有百分之九十八人口屬華人，但「香港華人在文化與政治上均有別於內地人」，種族分隔造成因地域身份而產生的互相不信與誤解。（4）亞巴斯歸結出殖民與民主混雜的港式生活面臨着「迫切的消失危機」（imminent danger of disappearing），而在文化層面，香港的狀況正「從只看到沙漠的『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即『看不到存在之物』），轉向一種消失的文化，其顯現處於迫切的消失危機之上。」（5）換言之，香港文化的形塑正從「沒有」走向類似急於挽救與保存的狀態，不同的文化工作者各自因時局驟變而懷着抓緊並記錄時代特徵、本土變化與個人情感的執念。

在〈書寫香港〉（Writing Hong Kong）一章中，亞巴斯並沒有系統地梳理香港華文或英文創作的文學史，而是持守英語學術傳統的論述（而非描述）傾向，藉文學解釋他觀察與辯解的中心點。在引言部分，他如許多香港文學研究的學者般，對「書寫香港」（writing Hong Kong）與「香港書寫」（Hong Kong writing）提出質疑，以延伸他對「歷史、空間與地方、情感、語言、不斷轉變的本土意義等方面」的探索（6），接着的三個部分，他分別藉魯迅與港督金文泰分析文化傳譯的問題、以一部文集引發對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群的反思、透過何少韻（Louise Ho）的英文詩來深究與語言相關的本土主體性問題，當中，以第三部分所佔比重最多，反映亞巴斯對香港非主流寫作狀態的關注。選材方面，整體環繞着亞巴斯的「消失」核心，例如他選取了西西的短篇小說〈像我這樣一個女子〉（1982）作故事簡介，而他所引用而不作評析的結尾也帶着保存逝去感情的深意：「他是快樂的，而我心憂傷。他是不知道的，在我們這個行業之中，花朵，就是訣別的意思。」（7）替死人化妝為業的女主角，意識到心儀的男人將因知道她的職業而讓花朵轉向相反的象徵意義，這種人際與象徵關係的急速切換，與香港文化迫切顯現與消失的特性相呼應。

就亞巴斯的論述而言，香港文學的消失特性不在於對自身重要性或記錄本能的漠視，而在於無意識地呈現作者如何保存消失中的本土性，讓消失並非真正消失，而是有迹可尋的曾經顯現，這與其他文化載體一而貫之，既因創作者的審美與經歷差異而變化，又因一座城市的地域政治特性而內在共通。這種論調的顯然限制是屏閉了非政治的解讀空間，過分聚焦於與殖民／後殖民相關的文學面向，讓日常、普世的敘事內容被忽略或過度本土化。

（2）地緣政治為核心的文化研究導向

亞巴斯的論述具有定調的作用，即便《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完成二十多年後的今日，面對着2047年這本於「五十年不變」承諾的大限，當中「迫切的消失危機」仍能有效解釋香港作家創作時刻意或不經意滲入文字的政治意識。

在亞巴斯前， 黃維樑已開始在英語學術界透過剖析地緣政治關係來突顯香港文學特徵，他的論文〈在現代中國文學處境下的香港文學〉（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7）沿用爬梳文學史的方法，把香港視為中國文學版圖的延伸；眾多內地與台灣作家分別在1930年代及1960年之後，旅居或移居香港，他們的創作被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香港環境的獨特之處在於為這些作家提供創作自由與題材多元化的可能。這種大中華文學一體、互補的概念，在解構殖民狀態的學術發展過程中逐漸瓦解。

西方學界對殖民狀態的集體反思，源於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概念的提出與批判。他認為在殖民擴張連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時，殖民者會對被殖民者產生排他的二元對立，自視為所有方面均優於被殖民者，同時讓一些沒有事實基礎的普遍偏見變得理所當然；另一方面，被殖民者會認同、習慣一系列的二元對立，自處於劣勢一方。經過二戰、比二戰涉及的地域還要寬廣的去殖運動後，對地域處境的反思有助重建主權意識，而這也漸漸延伸至對香港這種最後的殖民地／最新的後殖民地的現況與前境的思考，而這思考與「東方主義」而下的文化研究一脈相承。黃維樑的思考方法是以中國為中心、主體、宗主作考量，香港文學的文化呈現與之並沒種族和身份認知上的失和，而自1986年於史丹福大學博士畢業後便一直留於美國做教研工作的周蕾則在寫於1992年的英文學術論文〈殖民者之間：香港在1990年代的後殖民自我書寫〉中提出：「我們應該如何言說後殖民性呢？」（8）她的論述嘗試突出香港在回歸前後均處於文化夾心、弱勢的境況。（9）

以歌詞為文學，已在2016年頒給卜．戴倫（Bob Dylan）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認證，而周蕾的歌詞解讀與香港文學研究有着「擦邊」的關聯，但比「香港歌詞是否屬於香港文學」更值得思考的是，在文化媒體多樣地爭奪生活空間的香港，文學是否是一個有效反映文化全貌的獨立媒體？是否必須綜合多種文化媒體來言說香港才有說服力？而文學本身，在套取香港現象的文化解讀之外，可有甚麼研究和分析可能？

近二三十年，許多學者繼承與延伸以文化研究的視角（尤其後殖民與都市狀態方面）解讀香港的學術譜系，在文學方面的例子包括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時期與邊沿空間：香港文學四個年代的存在主義狀態〉（Colonialism, the Cold War Era, and Marginal Space: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Four Decad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1995）、安妮．居里（Anne Curien）〈文化交匯：一個譯者看香港文學〉（Intersections: A Translator’s Thinking on Hong Kong Literature；2005）、許旭筠〈香港都市文化與都市文學〉（A Genealogy of Hong Kong Urban Literature and Cinema；2009）、羅貴祥〈香港文學與城市〉（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ts City；2009）、黃偉儀的〈本土、地方與意義：香港故事的文化解讀〉（Local, Place and Meaning: A Cultural Reading of the Hong Kong Stories；2000）和吳耀宗〈香港作家的後九七北上運動〉（The Post-1997 Northbound Movement of Hong Kong Writers；2016）。

以上的例子皆為論文，有趣的是，當論述達至專著的篇幅時，文學彷彿是一個不夠囊括文化現象的容器，必須如亞巴斯的《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般，綜合其他文化文本來達致足夠的理論深度。然而，似乎為避免拾亞巴斯的牙慧，學者們待到2000年代後期才陸續發表包羅香港文學的文化研究專著，如米高．英厄姆（Michael Ingham）的《香港：一段文化與文學的歷史》（Hong Kong: A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2007）以及朱耀偉的兩部專著《於過渡時遺失：中國時代的香港文化》（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2013）和《於過渡時尋回：中國時代的香港研究》（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2018）。（10）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學文學院前院長雷金慶在2010年發表《香港文化：文字與圖像》（Hong Kong Culture: Word and Image）這本收錄十三篇論文的論文集，當中只有三篇與香港文學相關，涉及中英互譯、英文詩歌與英文小說的研究題材，而香港電影則佔逾半比例，共七篇，這或許反映香港電影的文化呈現力度壓倒香港文學，而學者也相應更專注於透過視像來解讀香港。

（3）關於性別、地景、其他斷代方式與               個人文本考究的文學／文化視野

除了從大歷史角度分析香港文學在後殖民以至全球化底下的獨特地域呈現之外，英語的香港文學研究也會順着國際理論界的潮流而覓尋進路，當中涉及許多殖民主義以外的文化理論，如後現代主義、酷兒與性別研究、資本主義與全球化批判、文字與符號分析、後結構社會學、空間與記憶交換作用等。

早在1994年，何漪漣便發表題為〈流放中的女人：香港小說中的性別與社群〉（Woman in Exile: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Fiction）的英文論文（11），當中參考了鍾玲於1985年於《香港文學》發表的中文論文〈香港女性小說家筆下的時空和感性〉，從女性角色討論至西西和吳煦斌這兩位「香港前緣女作家」，以探詢「女性角色一直轉變的呈現，作為流放問題，如何被不同文本再詮釋」。（12）而羅貴祥則從男性氣質（masculinity）的角度探索香港文學與性別的關係，於2010年，他出版了《亞洲文化生產中的超越與男性氣質》（Excess and Masculinity in Asian Cultural Productions），把亞洲（實際上主要是東亞，尤以男性華人為中心）視為一個互通的文化場域，內部的電影與文學呈現乃至網上婚姻遊戲均超越國界，共同承傳、傳播、分享與改寫大區域之內的性別想像，當中的第四章〈香港華人社會男性書寫的趨近女性現象〉（Becoming-Woman in the Male Writings of Hong Kong Society）與另一篇刊於論文集《文學中的性別、話語和自我：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的議題》（Gender, Discourse and the Self in Literature: Issu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的論文〈男人非男人：一些香港男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化男性主體〉（Men Aren’t Men: Feminization of the Masculine Subject in the Works of Some Hong Kong Male Writers；2010）均透過聚焦於性別，突現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香港男性書寫的模糊呈現。

另一方面，從事英語學術寫作的學者在2000年代末開始思考以不同斷代方式來深究香港文學的可能，當中牽涉中英文學術處境的互換關係，例如梁秉鈞積極在中英文學術圈揚明二戰後、1950年代的特殊遷移狀況對香港都市文學定位與發展的作用。在如前述的叢書式中文研究成果外，梁秉鈞也寫下〈越界書寫：香港的1950年代與現在〉（Writing across Borders: Hong Kong’s 1950s and the Present；2009）這篇英文論文，與之呼應的是何漪漣於同一年刊登的論文〈國家主義、國際主義、冷戰：1950年代香港的文學與文化跨界〉（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the Cold War: Crossing Literary-cultural Boundaries in 1950s Hong Kong；2009），兩者均藉發掘戰後的本土文學生成，來為被回歸論述壟斷的香港文學解讀方式尋找源頭與別的解讀可能。

與之相似的是解構歷史的多樣性，使之不單指向關於政治的大歷史，同時指向存在於不同事物與空間的小歷史，這種解讀不是斷代式的， 而是以選定題材或概念為坐標，展開異樣的因果建設。例如戴傑銘（Jeremy E. Taylor）的期刊論文〈國家、地誌與史料學：在香港書寫地誌式的歷史〉（Nation, Top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Writing Topographical Histories in Hong Kong；2003）探究了出現於1990年代香港的「地景書寫」，尤透過細析有關西環地區的街道形貌與空間的表達，論證「地景書寫」不一定牴觸或挑戰香港的國家主義式的、以種族為基礎的歷史，這雖看似否定香港文學必然回應歷史，但實質上擴充歷史的定義，讓被描述的地景所記錄的時代痕迹也能成為個別歷史。

有一種普遍說法，認為香港研究被國際學術界邊緣化，視為不具影響力而難以在頂級期刊發表。對期刊論文的重視，影響學者從事香港研究的意慾。然而，事實上，同儕評議（peer review）的制度，或許可讓同樣重視香港研究的學者通過相關的研究，保證邊緣的高端成果獲得同等的出版待遇。在文學論文方面，同儕評議因以除錯法篩選論文，讓聚焦於少數作者、文本或文學現象的論文較易獲得通過，或許限制了論文佈局的彈性，但同時讓論述擺脫以文學史、大理論為基礎的方法。近年來，研究單一香港作家或作相關作家對照的英文期刊論文有上升趨勢，在2013至2018年之間，有關西西的英文論文有三篇，此前只在1986、1990和2000年各有一篇，而專門討論董啟章的英文論文也是近十年才出現，共三篇。這些論文均嘗試以新的切入點作解讀方面的創新，提升論文的刊登價值。以西西研究為例，司徒薇突現西西與黃碧雲小說所呈現的本土與跨本土「根莖式政治」（2013）、蔡元豐以敘事療法視角比較西西與畢淑敏的乳癌書寫（2016）、作為西西翻譯與引介者的費正華從翻譯文字遊戲的角度解構西西的新詩（2017～2018）。（13）如此從後結構、心理分析、語言學等方向作跨學科鑽探，或者模糊了香港文學的大圖景與文學性，讓學者需更多學術積纍與結連才敢於想像香港文學的脈絡與文字現象，但無疑，這想像將在一眾學者努力下愈來愈專精，深入文本、香港作家的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交集的細微處。

【註】：

（1）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年，頁20

（2）         梁秉鈞、黃淑嫻，〈「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總序〉，黃淑嫻、沈海燕、宋子江、鄭政恆編，《也斯的五○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頁ii

（3）         這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恆生大學和珠海書院

（4）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2.

（5）         Ibid, pp.6-7.

（6）         Ibid, p.111.

（7）         Ibid, p.114. 原文取自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5

（8）         Rey Chow, ‘Between Colonizers: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Self-Writing in the 1990s’, in Rey Chow, Ethics After Idealism : Theory, Culture, Ethnicity,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9-67 (p.151).

（9）         Ibid, p.156.

（10）       學界暫時尚未有以香港中文文學為中心的學術專著，而聚焦於香港英文文學的則有布萊恩．胡珀（Brian Hooper）的《在心中的聲音：香港文學的後殖民主義與身份》（Voices in the Heart: Postcolonialism and Identity in Hong Kong Literature；2003）。這專著沿用後殖民論述來構建文學觀點，礙於出版機構的影響力與發行情況，所引起的關注相對較小

（11）       作者曾於1991年在香港大學的「香港：文化與社會」會議中發表這篇論文的中文版，其後以會議論文集的形式刊登，見於Elaine Yee Lin Ho, ‘Women in Exile: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Fiction’,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1 (1994), pp.29-46 (p.44).

（12）       Ibid, p.30.

（13）       司徒薇、蔡元豐和費正華的論文分別是〈內本土與跨本土的華語：香港作家西西與黃碧雲的根莖式政治〉（Intra-Local and Inter-Local Sinophone: Rhizomatic Politics of Hong Kong Writers Saisai and Wong Bik-wan）、〈敘事作為療法：畢淑敏和西西的乳癌故事〉（Narrative as Therapy: Stories of Breast Cancer by Bi Shumin and Xi Xi）和〈我們可否說一隻捲心菜耳朵：論翻譯西西新詩的文字遊戲〉（Can We Say an Ear of Cabbage: On Translating Wordplay in Xi Xi's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