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俊：「報刊考古」與「歷史建構」──評趙稀方的《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香港文學、後殖民理論、翻譯史，是趙稀方最為用力並取得突出成就的三大學術領域。僅就香港文學研究而言，他的《小說香港》（港版名《小說香港――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已成為香港文學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如今剛出的《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以下簡稱《報刊香港》），後出轉新，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報刊，將香港文學面貌的豐富性、生動性和複雜性，推向了一個新的境地。

歷史「考古」：返回報刊現場

趙稀方說：「本人身在北京，能夠寫成這樣一本香港報刊研究的著作，自然很不容易」（1）。這是實話！身在內地，研究香港文學，特別是通過香港報刊來研究香港文學，首先就面臨獲取資料，特別是報刊第一手資料的困難，其中的艱難，不親歷者大概很難想像！閱讀趙稀方的《報刊香港》，最先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在搜集、挖掘第一手資料方面下了大功夫！他對香港報刊的閱讀面和閱讀量，不說是內地第一人起碼也是名列前茅。從十九世紀的《遐邇貫珍》（有「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之稱，1853年創刊），到二十一世紀的《詩網絡》（2002年面世），趙稀方對香港報刊的閱讀範圍，連頭帶尾跨越了三個世紀，這對於一個「身在北京」研究香港（報刊、文學）的學者而言，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從《報刊香港》中不難看出，趙稀方相當成功地應對了這個挑戰，他秉持着當年傅斯年所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精神，利用各種機會，數度赴歐美以及台港地區查找資料，在大英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萊頓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香港報刊收集的重鎮，爬梳剔抉，披沙揀金，不但檢視、細讀對香港文學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報刊，而且慎思明辨，梳理出香港報刊／文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從晚清民初的《遐邇貫珍》（1853）、《循環日報》（1874）、《中外小說林》（1907）、《英華青年》（1919）；到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小說星期刊》（1924）、《大光報．大光文藝》（1913，1927）、《伴侶》（1928）、《鐵馬》（1929）、《島上》（1930）、《紅豆》（1933）；從抗戰初期的四大副刊《立報．言林》（1938）、《華商報．燈塔》（1941）、《星島日報．星座》（1938）、《大公報．文藝》（1938）；到三、四十年代轟轟烈烈的《文藝陣地》（1938）、《時代文學》（1941）、《大風》（1938）、《天光報》（1933）、《文藝青年》（1940）、《大眾週報》（1943）、《大眾文藝叢刊》（1948）；從「綠背文學」的《自由陣線》（1949）、《人人文學》（1952）、《今日美國》／《今日世界》（1952）、《中國學生周報》（1952）；到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詩朵》（1955）、《文藝新潮》（1956）、《新思潮》（1959）、《香港時報．淺水灣》（1960）、《好望角》（1963）；從「右」的《海瀾》（1955）、《當代文藝》（1965）；到「左」的《新晚報》（1950）、《文匯報．新文藝》（1956）、《文藝世紀》（1957）、《海光文藝》（1966）、《海洋文藝》（1972）；從致力「本土」的《四季》（1972）、《大拇指》（1975）、《羅盤》（1976）、《素葉文學》（1980）；到詩風多變的《詩風》（1972）、《新穗詩刊》（1978）、《詩雙月刊》（1989）、《詩網絡》（2002），可以說與香港文學的歷史發展有着密切關係的香港報刊，基本上都被趙稀方一一論及。

當然，對第一手香港報刊的巨量閱讀，還只是以「返回報刊現場」的方式對香港文學生產過程進行考察的第一步，如果僅僅停留在介紹和鋪陳寓目所及的香港報刊，那就只是「物理性」的「返回現場」，不過是較淺層次的史料堆砌，只見木而不見林。趙稀方對「報刊現場」的返回，以廣泛纍積的香港報刊閱讀量為基礎，從「量」中發現問題，抽絲剝繭，依憑香港報刊，還原香港文學歷史現場的真實形態。在《報刊香港》中，趙稀方從香港文學的源頭說起，糾錯指謬，正本清源，釐清了許多香港文學中似是而非、以訛傳訛的錯誤說法。比如香港文學起源於何時，過去的許多香港文學史，都沿用了劉以鬯的說法，將1874年王韜創辦《循環日報》並創建副刊，作為香港文學的「起點」。趙稀方通過對《循環日報》的追根溯源，考證出「這只是一個誤會」，因為「《循環日報》創刊時並無副刊」（2），以此推翻了長期以來在學界流傳甚廣的一個「說法」，並經由紥實的「考證」，趙稀方將香港文學的起點追溯至1853年創刊的《遐邇貫珍》――因為這不但是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而且還因為在1854年，該刊即出現由中國人／作者撰寫的遊記散文〈琉球雜記述略〉、〈瀛海筆記〉、〈日本日記〉等。趙稀方在報刊閱讀中的這一發現，不但糾正了過去對《循環日報》創辦時即有副刊的錯誤認識，而且還將香港文學的「起點」提前了二十年――這樣的「糾正」和「提前」，無疑是對香港文學本來面目的「還原」。

「五四」之後香港「新文學」的誕生，也是香港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眾多的香港文學論述都把1928年8月創刊的《伴侶》譽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對此趙稀方通過對《伴侶》原刊的查閱，發現「第一燕」之說最初提出者的侶倫對《伴侶》的認識存在偏差，如侶倫說《伴侶》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藝雜誌」，是「純文藝性質的雜誌」，趙稀方就指出「事實上，《伴侶》就是個家庭生活類刊物」，「它主要刊登生活類雜文，作品很少，直到第7期開始才變成以文學為主要內容，但至第9期以後就看不到了」（3）。通過對《伴侶》的深入審讀和形態辨析，趙稀方將之「還原」為它在歷史中的真實面目和應有地位，而不是簡單而又不無誇大地將之形容為「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

此外像對《小說星期刊》的重視、對《紅豆》的考訂等等，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難以一一備述。這裡只想特別指出，返回報刊現場，掌握一手資料，進行歷史「考古」，就使得趙稀方的香港文學研究底氣十足，不但發掘了許多被人們忽視的重要報刊，如《中外小說林》、《小說星期刊》等，並能以事實說話，挑戰權威，改變了不少相沿成習的「定說」――在香港文學研究中具有地緣優勢和重要地位的劉以鬯、侶倫、盧瑋鑾、黃繼持等人的一些「說法」或「結論」，都在《報刊香港》中受到指謬，得以糾正。

理論觀照：歷史建構實踐

趙稀方是國內後殖民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後殖民理論與後現代理論的相關性，使得他對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以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理論也十分熟悉。從某種意義上講，趙稀方「返回報刊現場」所做的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有關香港報刊歷史的「知識考古學」，在這個過程中，他根據第一手資料還原香港報刊的歷史風貌，並通過自己的「敘事」建立有關香港報刊的「譜系」，而在建立「譜系」的過程中，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敘事」觀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小說香港》中，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就是他通過香港小說「建構」香港文學歷史／形態的重要支撐，到了《報刊香港》，趙稀方繼續沿用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通過對香港報刊的「考古」和對香港報刊「譜系」的建立，「敘事」出他的香港文學歷史／風貌。

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認為「史學有別於其他科學（sciences），就在於它同時是一門藝術」，也就是說，「當史學於搜集、辨識、探討材料時，它顯現了科學的特性，但在重建與敘述史實時，則轉成藝術」（4）。以此來觀照趙稀方的《報刊香港》，我們發現，當趙稀方「返回報刊現場」時，體現的就是「科學的特性」，而當他「重建與敘述史實」時，體現的其實是他的「藝術」實踐――也就是說，當趙稀方搜集、挖掘、整理和細讀了眾多香港報刊的第一手資料之後，以何種觀念、角度和方式來「處理」這些資料，就要看他的「藝術」能力了。

這個「藝術」能力當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發現問題的能力、處理材料的能力、結構文章的能力和語言表達／寫作能力等等，但最為重要的，是以一種甚麼樣的觀念來統攝所掌握的資料／史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重建與敘述」的能力。從《報刊香港》中不難看出，趙稀方「藝術」能力的核心，就是以新歷史主義作為「重建與敘述」的出發點，依憑着新歷史主義的理論支持，「重建與敘述」出了《報刊香港》。

海登．懷特新歷史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歷史如同文學，也具有虛構性，「對懷特而言，『過去』本不具有任何意義，『歷史』之有意義，純為史家的語藝行為，而這正是歷史虛構性的真諦，亦是『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極致」（5）。受這樣的觀念影響，趙稀方的《報刊香港》在第一步實現了返回報刊現場的史料「考古」之後，更具挑戰性的工作，還在於如何進一步創造性／帶有創作意味地「重建與敘述」出一個香港文學的歷史／風貌。

有了新歷史主義史學理論的自覺和指導，加以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出身的文學史訓練，就使得趙稀方在進行「報刊香港」研究的過程中，始終貫穿着明確的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一方面表現為一種「複眼視角」，一方面表現為一種「個性化建構」。所謂「複眼視角」，是指趙稀方在借助報刊維度論及香港文學的時候，總是聯繫着、比照着中國現代文學，這種將香港文學置入中國文學大框架的「語境」下，既聚焦香港，又觀照中國內地，在兩者的聯繫和比較中「複眼化」地凸顯／展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就成為趙稀方在《報刊香港》中體現他歷史意識的一個重要特徵；與此同時，建立在對香港報刊深度挖掘基礎上的「個性化建構」，則體現了趙稀方歷史意識的另外一維――這是指趙稀方在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架構起一個「趙稀方式」的香港文學發展歷史脈絡和呈現風貌。

先說「複眼視角」。五四「新文學」出現之後，在中國（內地）現代文學中，實際存在着一個「新文學」戰勝並取代「舊文學」的客觀事實，雖然其中的過程和細節不乏豐富性和複雜性，但從總體上看，這一過程可謂「斬釘截鐵」，而中國文學也由此獲得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拐點。香港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特殊存在，它在由「舊」向「新」轉化的過程中，實際情形與中國內地頗為不同，趙稀方在《報刊香港》中，以「複眼視角」向我們展示了香港文學的這種複雜性。他提醒我們注意：「在新文化運動上香港卻並沒有回應內地，而是呼籲新舊相容，融合中西」（6），他以《英華青年》為例，說明「香港並不刻意區分文言白話，它們都是中文文學」（7）。當內地的《新青年》和《小說月報》在改版、革新之後從「文言」刊物「進步」成了「白話」雜誌之後，香港的《英華青年》和《小說星期刊》卻文言白話共存，「對於新和舊都沒有嚴格的判斷」（8）。與一般現代文學研究中主流敘事對舊文學大多貶損不同，趙稀方在用「複眼視角」觀照香港文學的時候，卻發現了「舊文學的現代性」：「在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的殖民地香港，中文文言文學具有重要的文化認同作用。《小說星期刊》文言文學，在揭露民生、反對包辦婚姻、表現香港性等方面都與新文學接近」（9）。在論及抗戰初期內地作家大規模「南來」時，《報刊香港》既指出了南來作家們主導的報刊「雖然創建於香港，但與香港本地關係並不大」（10），同時也指出了香港社會對內地作家的未必認可（11），香港和內地在文學上的這種「不相容」狀態，某種意義上正顯示了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既有所差別又割裂不開的歷史事實，而趙稀方的「複眼視角」，既發現了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又在歷史的維度中昭示出其與內地文學的複雜關係。到了四十年代，南來作家在香港創辦的《大眾文藝叢刊》對胡風、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展開批判，《華商報》「隆重推出」《蝦球傳》（作者後來回到內地），在在揭示出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之間複合互滲的歷史關聯；至於書中重點分析的香港作家戴望舒、葉靈鳳、馬朗等（12），可以說他們的「前香港」時期都是活躍在內地，而在論述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時候，很自然地又將它的源頭前伸至了三十年代上海的現代派……種種例證充分表明了，《報刊香港》在「複眼視角」下所形成的雙線敘事（顯性的、主要的「香港線」和時隱時現不時介入用以比較和參照的「內地線」），體現的正是作者趙稀方自覺的歷史意識。

趙稀方歷史意識的另外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個性化建構」。在《報刊香港》「前言」中，趙稀方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按照新歷史主義的說法，歷史只能由文本來呈現，近現代以來，報刊無疑是第一手的文本材料。不過，弔詭的是，現代報刊一方面是歷史材料，另一方面自身同時也是一種歷史建構。由此，『報刊香港』的命名有兩層含義：一是香港的報刊，二是『報』上所『刊』載的香港。也就是說，本書的任務有二：一是梳理香港文藝報刊脈絡，二是研究這些報刊是如何呈現香港的。」（13）對於如何梳理和研究香港報刊，趙稀方有着自己的思路和做法：「香港的文藝報刊浩如煙海，以我的條件和精力，不可能都涉及。退一步說，如果面面俱到，編成一本資料集，也非我初衷。我開始研究報刊的時候，既注意史料考證，也注意歷史線索。對於香港早期報刊，本書予以了較多的考訂，呈現出不同的歷史維度；對於後來人們知道稍多的報刊，本書則不一一討論，而是從大的時段上來把握時代脈絡。」（14）從趙稀方的這兩段「夫子自道」中不難看出，面對「香港報刊」這樣一個巨大的存在，他並不打算把《報刊香港》寫成一部編年式（雖然《報刊香港》也有潛在的編年線索）加資料堆砌的《香港報刊史》，而是要把《報刊香港》「建構」成一部具有他獨特眼光和個性特徵的學術著作。

從《報刊香港》的章節編排可以發現，趙稀方是以他認為的香港文學中之重大／突出問題為「節點」，以香港報刊為維度，串聯起他對香港文學的歷史認識／建構的。有了「香港報刊」作為史料，有了「新歷史主義」的史觀，問題的選擇，就體現出《報刊香港》作者的史識。《報刊香港》除了具有「總述」性質的「前言」之外，全書共分十二章，分別為：第一章：香港文學的起源；第二章：文學新舊與現代性；第三章：文學與體制；第四章：左翼文學與現代詩；第五章：南來與本土；第六章：被遺忘的淪陷區；第七章：批評的風暴；第八章：綠背文學；第九章：現代主義運動；第十章：左右分流；第十一章：本土的崛起；第十二章：另一種香港性。這十二章雖然突出的是「問題」，但每一章其實都隱隱對應着香港文學的某個特殊時期／年代，第一章「從頭說起」，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論述香港文學的發生；第二章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期為背景，以《小說星期刊》為中心討論香港舊文學中的現代性問題；第三章以二十年代後半期為背景，探討香港新文學的「成長」過程；第四章以三十年代前期為背景，展現了那一時期以《紅豆》為代表的香港文學中左翼訴求和現代詩風「並舉」的風貌；第五章以三十年代後期為背景，論述抗戰爆發後大批內地作家南下香港所引發的香港文學生態和格局的變化；第六章以四十年代前期為背景，着重分析香港日據時期戴望舒、葉靈鳳的文學創作；第七章以四十年代後半期為背景，展示了戰後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的關聯性以及自身創作的發展；第八章以五十年代前期為背景，追溯了香港「綠背文學」的來龍去脈及演變過程；第九章以五十年代後半期為背景，集中探討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第十章聚焦香港文學中突出的「左右對峙」現象，時間跨度則涵蓋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第十一章以《四季》、《大拇指》、《羅盤》和《素葉文學》為論述對象，條分縷析出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形成過程和發展軌迹，歷經的時間域則跨越了七十年代中至二十世紀末；最後一章第十二章則是對香港「本土文學」的進一步豐富，指出除了聚焦「我城」強調地方性的香港本土意識／文學，也有放眼「世界」強調「溝通中西」具開放性的香港本土意識／文學，而這一章的時間域，則與前一章相彷彿甚至跨度更大一點。

這些歷史問題的提出以及這樣的一種「建構」形態，至少提示了這樣幾點：（1）趙稀方在《報刊香港》中，就論述時間而言，已經實現了對二十世紀香港文學的全覆蓋，而在論閾上則涉及了二十世紀香港文學中的各種主要問題，就此而言，可以說《報刊香港》是一部以報刊為視角的香港文學準文學史書寫；（2）這種「準文學史」書寫不是以史夾論，而是以論帶史，突出「問題意識」，以「問題」帶動文學史的敘述；（3）在關鍵／節點問題的選擇上，則秉持如下原則――這也是趙稀方「個性化建構」的突出體現：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正本清源；以香港社會／文化的特有形態為基礎，辨析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趙稀方辨析出的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包括：新舊文學的包容問題、左翼立場與現代詩風的共存問題、南來作家與本土作家的關係問題、作家的抗敵／附敵問題、香港報刊和內地文壇的互動問題、香港文學受「海外勢力」影響問題、港台現代主義文學互滲／互動問題、政治力量導致香港文壇「左」「右」分野問題、香港文學「本土化」追求及其複雜性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最終指向，則是趙稀方希望達成的「建構」目標：從殖民性、現代性、本土性和內地性相互糾結的角度，構建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從《報刊香港》呈現出的面貌看，趙稀方的「個性化建構」基本實現了他的「目標」。

後續延伸：在討論中思考

在細讀《報刊香港》的過程中，我發現書中有幾處轉述的地方提到「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我們都知道抗戰爆發後，文學界各方代表九十七人於1938年3月27日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以後各地成立的分會（有十人以上「文協」會員即可成立分會），都是在此名稱後面加上「XX分會」的字樣，如延安的分會就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因此看到這個「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之後，我就與趙稀方聯繫，告訴他是不是手誤遺落了「抗敵」兩字？結果他特地傳來資料，顯示「1939年3月，留港的『文協』會員超過十人，組成的分會名稱，卻一變再變，情況較其他各地特別。根據正式見於報刊中的該會名稱則相當混亂。曾用的名稱包括：『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會員通訊處』、『文協香港辦事處』、『文協』、『文藝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15）等，由於「1936年10月1日，香港華民政務司轉述港督對『華文報紙檢查條例』的意見時，即申明禁列下列四類文字：（1）凡於效忠大英帝國之事而有所紊亂者。（2）凡可損害英國對於中國或其他友邦之友誼者。（3）凡有宣傳共產主義之文字。（4）凡屬挑撥文字以致擾亂治安者。此條例一直成為本港華文報紙必須遵守的規條。英國政府在1941年前，一直對日本保持『友好』態度，故一切書刊中，有損日本的文字，如『敵』、『倭』、『抗日』均被檢去，內容稍有『敵意』即遭抽檢。故隱去『抗敵』二字，以適應本港法例」（16），如此一來，「為了適應香港的法例禁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此名自1940年4月開始採用」（17）――瞭解了香港的具體「語境」，才會知道原來「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在香港才是正確的說法，而根據「內地經驗」認為其少了「抗敵」二字的判斷，則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兩字之差，背後卻內蘊着當時香港與內地的差異性，於細微處見真章，能不慎乎？

我想許多人讀了《報刊香港》後，一定會和我一樣覺得創刊於1985年並延續至今的《香港文學》沒能在書中出現是個遺憾――沒有了《香港文學》，不但令人覺得《報刊香港》在論述八十年代香港文學時缺了一塊，而且《香港文學》本身「立足本土，兼顧海內外」（18）的辦刊追求，也在參與香港文學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缺了對這一追求的論述，香港文學似乎也少了重要的一維。其實趙稀方對《香港文學》是下過功夫的，後來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從《香港文學》看香港文學〉一文，充分表明他對《香港文學》不但十分熟悉，而且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這篇文章的發表，算是對《報刊香港》沒有論及《香港文學》這一缺憾的彌補。但不管怎樣，《香港文學》在《報刊香港》中缺席，總顯得有點美中不足！

如果《香港文學》進入《報刊香港》，會以／帶着甚麼樣的「問題」切入呢？我覺得它的「兼顧海內外」――也就是它的「世界華文文學性」――應該是個可以考慮的切入點。事實上香港在整個二十世紀，因了它獨特的地緣、政緣優勢，在文化／文學上也獲得了「八面來風」的特性，「左中右、老中青」，再加上南洋歐美，都可以在香港文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回音」，作用力自然會產生反作用力，香港文學在「左中右、老中青」以及南洋歐美那裡，也會產生力量不等的影響作用。香港文學對海外華文文學的波擊／影響，是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早年《中國學生周報》的姚拓去南洋開創了《蕉風》，六、七十年代的《當代文藝》在新馬、南越的傳播，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香港文學的這一特性（19）。八十年代出現的《香港文學》，可以說延續、拓展、深化了香港文學的這個傳統。如果要將《香港文學》納入到《報刊香港》對香港文學的「歷史建構」，「兼顧海內外」的辦刊理念所形成的「世界華文文學性」／世界華文文學影響，或許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註】：

（1）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頁455

（2）         同（1），頁3

（3）         同（1），頁65

（4）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12月版，頁56

（5）         同（4），頁71

（6）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頁24

（7）         同（6），頁27

（8）         同（6），頁34

（9）         同（6），頁43

（10）       同（6），頁133

（11）       同（6），頁135

（12）       趙稀方在《小說香港》中分析作家比較多，《報刊香港》因為論題側重不同，專門分析作家創作不是主要任務，因此相對而言專門的作家分析較少

（13）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7月版，頁2

（14）       同（13）

（15）       見趙稀方傳來之材料照片

（16）       同（15）

（17）       同（15）

（18）       見《香港文學》稿約

（19）       參見危令敦：《〈當代文藝〉研究：以香港、馬新、南越的文學創作為中心的考察》，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