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 香港文學源流辨析

有關於香港文學的起點，文學史最早追溯到1874年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就報刊而言，我覺得香港文學書寫還可以追溯到最早的《遐邇貫珍》。作為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遐邇貫珍》深具歷史價值，不過香港文學研究界卻沒甚麼人注意這個刊物。《遐邇貫珍》由馬禮遜教育會創辦，先後由傳教士麥都思（W.H.Medurst）、奚禮爾（C.B. Hillier）和理雅各（Legge）三個人編輯。《遐邇貫珍》本身篇幅不大，少至二三篇，多至七八篇。刊物每期都有一個固定的「近日雜報」新聞欄目，其它的有雜論、遊記、翻譯等。它雖具傳教性質，卻已經大體上是一份現代意義上的報刊。

《遐邇貫珍》第一期有一篇「序言」，估計出自麥都思之手。「序言」開始介紹了中國之地大物博，古代文明遠遠領先於異邦，然而在近代以來落後了，被歐美所超越。落後的重要原因是封閉。明清之際，中國原來是對世界開放的，後來開始阻止外人來華。文章談到，中國一向沒有報刊。「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摺，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他們希望以《遐邇貫珍》為先行，引導中國現代報刊，「其內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以達之於我邦。」

近代傳教士在中國辦的第一份期刊，是1815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此後，倫敦傳道會又創辦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3年，巴達維亞）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833年，廣州-新加坡）。在鴉片戰爭之前，倫敦傳道會已經在南洋擁有了馬六甲、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三處印刷廠。這些報刊主要為了宗教宣傳，不過非宗教的篇幅逐漸增加。《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是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初期在廣州，後來移到新加坡。它的宗教內容已經少了很多，可以說已經是一份世俗刊物了。《遐邇貫珍》是接此脈絡而來的，它涉及的範圍更廣。〈地形論〉（1853年第2號）、〈彗星說〉（1853年第3號）和〈地質略說〉（1854年3、4期）等文涉及的是地理、地質、天文等，〈極西開荒建治析國源流〉（1853年第4號）、〈花旗國政治制度〉（1854年第2號）和〈英國國史總略〉（1855年第9期）等文涉及的是英美歷史知識和政治制度，〈火船機制述略〉（1853年第2號）、〈生物總論〉（1854年11號）、〈熱氣之理總論〉（1855年第8號）等文介紹機器、生物和物理等方面的知識，〈佛國烈女若晏記略〉（1855年第5號）、〈西國詩人語錄一則〉（1854年第9號）等文牽涉到西方文化、文學的方面。從地理、歷史到科學、政法等，傳教士試圖通過《遐邇貫珍》重組中國人的心智，它們既有傳教和殖民的動機，也有現代知識傳播的效果。

《遐邇貫珍》第1期有一篇〈香港紀略〉，較為典型地體現了殖民者的香港敘事。此文章描寫了香港的地形風貌，又對香港的居民、街道、建築及司法政治制度等，進行了描述。可以看得出來，文章在介紹鴉片戰爭和香港割讓這一歷史事件的時候，立場非常明顯，將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敘述成了一段英國人匡扶正義的故事，這一點我在《小說香港：文化身份與城市經驗》一書中有關於「殖民書寫」的部分已經有過分析。（1）

《遐邇貫珍》上其實有不少中國人寫的文章，據日本學者考證，〈西國通商溯源〉、〈粵省公司原始〉等文可能出自王韜之手，〈英國國史總略〉、〈續英國國史總略〉可能出自蔣劍人之手，法國聖女貞德的傳記〈佛國烈女若晏紀略〉和〈馬可頓流西西羅紀略〉應該是蔣劍人與艾約瑟共同撰寫的介紹西方文學文章的一部分。〈景教流行中國碑大耀森文日即禮拜考〉則標明了作者為中國科學家李善蘭。

對於香港文學而言，最重要的是幾篇遊記散文。《遐邇貫珍》的文章不署作者，在中文目錄上和文章裡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這是人們無法確定作者及其國籍的原因所在。然而，在英文目錄中，這幾篇遊記散文卻都被標明是「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因而可以確定這幾篇遊記散文的作者是中國人。這幾篇遊記散文分別是〈琉球雜記述略〉（1854年第6號）、〈瀛海筆記〉、〈瀛海再筆〉（1854年第7號，第8號）、〈日本日記〉、〈續日本日記〉和〈續日本日記終〉（1854年第11號、12號，1855年第1號）。這幾篇散文所佔刊物的篇幅都頗為不小，第6、7、8號的《遐邇貫珍》，除了新聞和伊索寓言翻譯這兩個固定欄目外，全刊都只有〈琉球雜記〉、〈瀛海筆記〉及〈瀛海再筆〉一篇文章，成為這一期刊物的主體，〈日本日記〉更是連載了三期，可見《遐邇貫珍》對於這幾篇散文的重視。從題目可知，〈琉球雜記述略〉是琉球遊記，〈日本日記〉是日本遊記，〈瀛海筆記〉在題目上未提供國名，實乃英國遊記。據考證，〈琉球雜記述略〉的作者可能是錢蓮溪，他是與傳教士有密切關係的人。〈瀛海筆記〉的作者是燕雨耕，此文是他於咸豐初年隨英駐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去英遊覽的結果。〈日本日記〉的作者是廣東商人羅森，1854年他隨美國艦隊訪日，寫下了近代中國人訪日的最早文字之一。這幾篇散文在文字上有時頗具文采，如〈瀛海筆記〉開頭是：「友人云，壬子二月初，由香港附西國海舶，揚帆登程，向西南駛行。二三日猶隱約見山，海水深藍如靛，十餘日則浩渺無邊，汪洋空闊，不見涯岸島嶼，惟飛鳥黑白成群，翱翔覓食，或飛魚鼓翅舞躍，亦時隨舟中，為人所捕。」可以說，它既有思想價值也有文學價值。

《遐邇貫珍》安排這幾篇中國人的文章，應該說有其用意，意在通過中國人的現身說法，提供中西差異的說明。正如筆者在《小說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一書所分析的，《遐邇貫珍》本身的敘述策略即是褒揚英國而貶低中國，建構香港的殖民認同。（2）

從內容上說，這幾篇遊記記述了琉球的落後如「上古之世」，而英國則文明發達，不但科技發達，政治、宗教、文化等也先進，而中國則既不如英國之先進，也不復琉球之淳樸。這種在整體上對比的思路，大體上與傳教士的東方主義著述相一致。有趣的是，〈日本日記〉展示了一位日本學者的來信，揭示了東方之落後的原因在於封閉，來信中認為，萬惡之源來自交際和貿易，「全地球中，禮讓信義以相交焉，則太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見矣。若夫貿易況利以交焉，則爭狠獄訟所由起，寧不如無焉。是我祖宗所深慮者也，由是觀之，則交際一也，唯有無相通，患難相救，則天地自然之道，所謂太平和好之真者。」很明顯，正因為封閉才導致落後，這恰恰證明了《遐邇貫珍》創刊的必要性。

不過，接觸西方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者，已經不再可能是單一主體（3）。中國作者可能受到傳教士的影響，但敘述主體既已翻轉，其中的含義即可能產生了變化，東方主義轉成了主動向西方學習。王韜在〈瀛海筆記〉的開頭，即將其與魏源的《海國圖誌》和徐繼佘的《瀛環誌略》相提並論。

作為鴉片戰爭以後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閱讀的刊物，《遐邇貫珍》在當時廣有影響，銷售除香港外，還有廣州、上海等地區。據1856年第5號終刊號「遐邇貫珍告止序」：「遐邇貫珍一書，自刊行以來，將及三載，每月刊刷三千本，遠行各省，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下遞工商士庶，靡不樂於披覽。」如此一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刊物，出自於香港，足見香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的前沿位置，而中西文化的混合性也說明香港文學的後殖民特徵。

2

香港的中文報紙，開始是由西報附帶出版的。創刊於1857年的《香港船頭貨價紙》，是《孖剌報》出的中文報，後更名為《香港中外新報》，是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1871年，《德臣西報》出版中文報《中外新聞七日報》，它是《華字日報》的前身。早期中文報紙雖由華人主持，不過不得不依附於西人，內容上主要是商業信息及新聞。

香港第一份由中國人創辦的報紙，是1874年由王韜參與創辦並任主筆的《循環日報》。《循環日報》強調「本局介設循環日報，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是以特延才優學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時務之利弊、中外之機宜，皆得縱談無所抵制。」看得出來，《循環日報》很強調華人對於話語權的控制，它還專門提到了由西人開設的香港華文報紙在言論上的局限，「然主筆之士雖係華人，而開設新聞館者仍係西士，其措詞命意難免徑庭。」《循環日報》首次由華人掌辦，發出自己的聲音，的確意義重大。

首次提出將《循環日報》作為香港文學起點的，是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劉以鬯在《今天》1995年第1期（總第28期）「香港文化專輯」上發表〈香港文學的起點〉一文，提出香港文學的起點應在1874年《循環日報》的創刊，他的全部根據就來自於忻平的《王韜評傳》中的下面一段話：

……他（王韜――引者註）又創《循環日報》副刊，「增幅為莊、諧兩部」。所謂「莊部」，即「新聞、經濟行情」；「諧部」即今日之副刊。王韜以他獨特的文筆，在《循環日報》副刊上發表不少詩詞、散文，各種文藝小說與粵謳。這些文字對促進香港文壇和報界的活躍作用甚大。王韜的各類文學作品，以後也被文學史研究者收入各類書籍之中，成為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

不幸的是，這段史料出了問題。據查閱，上面這段話來自於忻平《王韜評傳》的153頁，不過，在這本書的註釋中，他說明自己並未見到《循環日報》（4），所謂創建副刊、「增幅為莊、諧兩部」等話來自於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再查閱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發現忻平過於粗心大意了。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為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瞭然。」（5）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緒三十年」這個時間點，也就是說，戈公振所說的《循環日報》創立副刊時在1904年。而王韜在1884年就離開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忻平所謂王韜創辦副刊的說法，完全就是一個史料錯漏。

《循環日報》國內不藏，香港大學也只藏有1874、1880和1883～86前期部分微縮膠卷，所藏最全者為大英圖書館。筆者查閱過大英圖書館的《循環日報》的膠片，也查閱過香港大學的微縮膠卷，並沒有看到《循環日報》在創刊時有副刊。《循環日報》的版面是固定的，一共四版，第1版和第4版全部是商業行情和廣告，第2版是新聞，第3版部分是新聞，包括有「中外新聞」、「羊城新聞」和「京報全錄」幾個部分。王韜的文章置於新聞版面內，基本上是政論雜文，沒看到有文藝作品，更沒有專門副刊。劉以鬯本非學者，錯引一段資料屬於正常，不過，由於他在文壇的地位，這一觀點流傳甚廣，並影響了國內的香港文學史，從而成為了有關香港文學起源的定論。

我們知道，王韜在香港期間有大量寫作，的確堪稱香港文學開山。不過，王韜早就在《遐邇貫珍》上發表文章，他正式來港的時間是1862年，離開的時間是1884年，《循環日報》創刊於1874年，是王韜在港中期所創，而他在《循環日報》之前就有大量創作，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他早就在《遐邇貫珍》上發表文章。

王韜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最大貢獻，是他的報章體政論文章。由於王韜較多接觸西方，並曾出訪歐洲日本等地，具有開放的眼光，他撰寫了大量的有關於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人才諸方面的文章，介紹西學，並發表了自己對於中國變革的見解，這對於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從文學上看，這些報章體文章創造了一種散文新文體，對於後來梁啟超等人的散文文體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王韜作為一個中西文化「協商者」的角色。王韜出生詩書之家，十八歲考取秀才，不過因為家庭變故，應傳教士麥都思所邀，去上海的墨海書館工作，大量接觸到西方文化，並加入基督教會。王韜的思想雖受傳教士影響，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仍是他的思想根基。前期王韜協助傳教士翻譯整理《聖經》及中國文化典籍時，主要是依附性的，而在他獨立主編《循環日報》時，則已經具備了獨立的思想。

3

二十世紀初，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孫中山等人以香港作為革命活動的大本營。為了進行宣傳，革命黨人在香港進行了大量的文化活動。同盟會機關報《中國日報》於1900年創立於香港，並在香港維持了十二年，影響甚巨。除《中國日報》，革命黨人還在香港創辦了《世界公益報》（1903）、《有所謂報》（1905）、《香港少年報》（1906）、《社會公報》等十多份報紙。

據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香港文學最早的文藝期刊，是1907年的《小說世界》和《新小說叢》兩種。關於《小說世界》，史家多以「失存」而不談。事實上，我們還可以找到一點線索，瞭解此刊的大致內容。

阿英本人並未見到《小說世界》這個刊物，僅見到第四期的目錄。據阿英回憶：1955年10月，汕頭梁心如先生寫信告訴阿英，他訪求到香港出版的《小說世界》第四期第一冊。根據廣告，知道《小說世界》是旬刊，逢五出版。第四期是光緒丁末（1907）年二月印行，阿英由此推定，創刊期應該是在1907年1月。據說，全冊「多為反帝、反清作品」。說所載詩詞，「並非吟風弄月，無病呻吟，而多為鼓吹民族獨立意識者。」（6）從「反帝反清」、「鼓吹民族獨立意識」云云來說，很明顯，《小說世界》是孫中山革命黨人在香港創辦的鼓吹民族革命的刊物。

《新小說叢》創刊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所存也很少，阿英僅得三期，筆者也看到了全部三期。刊載於第一期的連載小說有：邱菽園的歷史小說〈兩歲星〉、（法）朱保高比的俠情小說〈八奶秘錄〉、英國婦孺小說〈亡羊歸牧〉、文楷的家庭小說〈破堡怪〉、（英）彌士畢的〈奇緣〉、（英）女士亞利美都著驚奇小說〈血刀緣〉、（英）屈敦的艷情小說〈奇藍珠〉、（法）賈波老的〈情天孽障〉。除了邱菽園的歷史小說〈兩歲星〉之外，全部是翻譯小說。第二期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說〈破堡怪〉和〈波蘭公主〉、〈盜屍〉和〈女奸細〉，第三期主要是上述小說的續登，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說〈噩夢〉，又增加了「叢錄」：包括樹珊譯的〈廣聞略譯〉、星如輯的〈歐美小說家傳略〉等內容。由此看，《新小說叢》主要是一個以翻譯為主的通俗文學刊物，阿英斷言，「事實上，《新小說叢》仍是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刊物。」從「歷史小說」、「俠情小說」、「婦孺小說」、「家庭小說」、「驚奇小說」、「艷情小說」等名稱看，《新小說叢》應該不止於偵探小說，而是同二十世紀初其它文學期刊差不多，名目繁多。據阿英，林文聰「祝詞」、黃恩煦「序」、LSL「英文序」，三文的旨義不外闡明「小說之作，體兼雅俗，義統正變，意存規戒，筆有褒貶，所以變國俗，變民智莫善於此。」而其內容，阿英概括為：「蓋有激於晚清內政之腐，外交之失而有言也。」（7）

需要指出的是，阿英掌握的資料並不全，現存最早的香港文藝期刊其實並非《新小說叢》，而是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沒有提到的《中外小說林》。《中外小說林》前身是《粵東小說林》，創刊於1906年8月29日，次年即1907年5月1日遷移到香港出版，易名為《中外小說林》。1908年1月由公理堂接手，刊名又改為《繪圖中外小說林》。2000年4月，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外小說林》影印本，其中包括《粵東小說林》第3、7、8期，《中外小說林》第5、6、9、11、12、15、17、18期，《繪圖中外小說林》第1～8期及第11期，共計二十期，時間之早，數量之豐富，都遠遠超過了《新小說叢》。

《中外小說林》（以下統稱為《中外小說林》）的創辦者，是黃世仲（小配）和他的哥哥黃伯耀兩人。時黃世仲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的工作，係《中國時報》的編輯。除《中外小說林》外，他還參與創辦了《少年報》、《社會公報》、《廣東白話報》及《有所謂報》等報刊。很明顯，《中外小說林》係革命派的文藝報刊，目的在於用文藝形式動員民眾，鼓吹革命。刊登於《中外小說林》第一期的〈小說林之趣旨〉有云：「處二十世紀時代，文野過渡，其足以喚醒國魂，開通民智，誠莫小說若。本社同志，深知其理，爰擬各展所長，分門擔任，組織此《小說林》，冀得登報界之舞台，稍盡啟迪國民之義務。詞旨以覺迷自認，諧論諷時，務令普通社會，均能領略歡迎，為文明之先導。此《小說林》開宗明義之趣旨也。有志之士，盍手一編。」

《中外小說林》的結構大體分為三個部分：首要是「外書」，其次是主要部分小說欄，再其次是港粵本地通俗文藝部分。「外書」即論說的部分，《中外小說林》的「外書」主要是文學論說，如〈文風之變遷與小說將來之位置〉（《中外小說林》，下同，第6期）、〈中國小說家向多託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進步〉（第9期）、〈小說之功用比報紙之影響更為普及〉（第11期）、〈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第12期）、〈小說之支配於世界上純以情理之真趣為觀感〉（第15期）、〈淫詞惑世與艷情感人之界線〉（第17期）等。看得出來，這些文章繼承了梁啟超的小說啟蒙的思路，不過在目標上更進一步將「改良」變成了革命。《中外小說林》的小說欄，分為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兩部分。創作小說部分，黃世仲本人的「近世小說」〈宦海潮〉和〈黃粱夢〉一直連載，佔據了主要部分。翻譯小說部分也分為「偵探小說」、「艷情小說」等，篇幅也頗不小。通俗文藝部分包括種種港粵地方曲藝形式，如「南音」、「班本」、「粵謳」等等。

《中外小說林》所奉行的，是典型的中國民族革命敘事。黃世仲以民族主義為核心思想，號召推翻晚清王朝。作為一個在香港生存的刊物，這裡不免有幾處弔詭乃至悖論的地方。第一：作為香港的刊物，《中外小說林》主要以內地革命為關懷。黃世仲等革命黨人只是把香港作為一個革命的陣地，香港本身並沒有獲得自主地位。第二，更有意味的是，黃世仲等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只是針對滿清王朝，對於香港本地的殖民主義卻並不注意。非但不注意，黃世仲、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對香港的治理頗有好印象，並將其視為內地革命的榜樣。這說明殖民性和現代性一體兩面的特徵，也說明香港文化身份的複雜性。

可惜的是，由於《中外小說林》發現較晚，後人多數沒有注意到這個刊物。劉以鬯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序》中談到香港早期刊物的時候，提到《小說世界》、《新小說叢》，然後直接就跳到了《雙聲》和《英華青年》（8），《中外小說林》中的小說自然無緣得選。內地的《香港文學史》雖有提到孫中山革命黨的活動，卻也遺漏了《中外小說林》。

4

在晚清和辛亥時期，香港都站在了中國歷史的最前沿。在「五四」政治愛國運動中，香港同樣積極回應。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消息迅速傳到香港，香港的《華字日報》等報刊開始大篇幅報道。5月中下旬，香港出現市民抵制日貨的反日活動，他們在街上貼上罷用日貨的傳單，還有學生手持「國貨」雨傘遊行。據陳君葆回憶，香港大學也出現了學生請願活動，被校方勸阻，但他們仍然以「香港中國學生」的名義發了電文。（9）

近年來新發現的刊物《英華青年》，讓我們看到了「五四」在香港的反響及其文學表現。由香港英華書院創辦的《英華青年》有前後兩種，都僅存第一期。前一種創刊於1919年7月1日，後一種復刊於1924年7月1日。1924年第1期的《英華青年》，刊登了一篇鄧傑超所作的小說〈父親之賜〉。小說的主人公是「五四」時期一個賣國賊的兒子，從行文看，這個賣國賊應該是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三個人中間的一個。小說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構成，他為父親的賣國行為感到羞恥：「父親呀！你同你那幾個雞朋狗友，狼狽為奸的，把錦繡山河的祖國送到哪裡去啦？你們三個人，擁着那三千萬元賣國的代價，腳底明白，溜之大吉的逃往歐洲去逍遙自在，卻不見你祖國大好江山已變成外人的領土，四萬萬華胃降為皂隸，不知道你在那逍遙自得的時候，可想到你親愛的同胞正是在上天無路、落地無門的時期。」主人公悲痛不已，最後代父親向國人謝罪，把刺刀紥進了自己的胸膛。小說最後刊載了「傑超按」：「為『五四』風潮痛恨曹陸章三人賣國而作，今登在本校季刊上。」這種直接表現「五四」的愛國小說，即在「五四」時期內地的新文學中，也不多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上香港卻並沒有呼應內地，而是呼籲保存中國文化，融合中西。《英華青年》初創於1919年7月1日，正是五四運動剛剛發生不久的時候。由周夏明撰寫的《英華青年．發刊詞》在談到本刊宗旨的時候說：「溯自歐風美雨，飄灑東亞，新舊思潮，澎湃盪漾，思互相融合，以成一種文明偉大之學問。」這裡談的是「新舊思潮」的「互相融合」。1924年7月1日重刊的《英華青年》，「發刊詞」由潘顧西撰寫，文中在談到徵稿範圍的時候說：「即讀書之所得，感時之所書，學校之所研求，師友之所講肄，抒性感懷之什，聯吟唱和之辭，無論白話文言，詩詞論說，蒐羅編輯，滿目琳琅……」這裡談的是中國傳統的「抒性感懷」「聯吟唱和」，並且強調不分「白話文言」。從兩篇發篇詞，都可以看到，《英華青年》主旨並非在於學習西方文化，批判中國傳統，而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融合新舊東西，以成一種「文明偉大之學問。」

重刊《英華青年》的第一篇「社論」，是由沈錫瑚撰寫的〈對於本志的希望〉。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到香港《英華青年》與內地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作者在談論對於雜誌的希望時，首先提到「整理中國文化」，認為「我們中國四千多年光明燦爛的文化，對於身心的修養，人我的界限，均有極嚴密的討論，極深刻的研究。我們倘能拾其一小部分作為立身處世的基礎，辦事的精神，則為聖賢，為豪傑，為中國的救主，固易如反掌，推而廣之，為世界的救星也非難事。」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強調宣導中國文化的外部原因是針對港人崇洋媚外的風氣，他批評部分港人「醉心於物質的文明，賤視祖國的文化」，「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當洋行工」，在這種情形下，「我固然很為各同學惜，但也極為我國前途危！所以我希望本雜誌極力整理中國文化，作為中流之中流砥柱，挽既倒之狂瀾。」文章也提出反對「奴隸式」，然而它不是指所謂「封建」奴隸，而指「媚外式」的奴隸，「社會上時有譏誚本港的學生是『奴隸』式、『媚外式』……的學生。這樣羞辱我們，凡有血氣，誰不痛心疾首？試問我們難道不是中國學生嗎？他們為甚麼羞辱我們到這樣田地？」

在內地反對舊文化的時候，香港反倒借機召集大陸舊文人，促進香港中國文化的保存賡續。內地文人聚集較多的刊物，是羅五洲創辦的《文學研究錄》。《文學研究錄》現僅存4～8期，第4期的出版時間是1922年1月，從4～8期的出版時間看，《文學研究錄》是月刊，因此可推算它的創刊時間大約在1921年10月。《文學研究錄》並非純文藝刊物，而是中國文學研究社的函授刊物，目的是培訓文學愛好者。《文學研究錄》封二「有志研究文學者鑒」云：「經學、史學、國史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學、文學、文法、作文法、小學、駢文、詩學、詞學、尺牘、新聞學、小說、作小說法、修身，人人皆欲研究，君好學尤甚，故羅五洲特向各處，代君請得許多名士，天慮我生、王鈍根、王蘊章、左學昌、李涵秋、伍權公、宋文蔚、何恭第、周瘦鵑、姚宛雛、胡寄塵、孫益安、徐子莊、徐枕亞、許指嚴、程贍廬、鄧犀援、嚴獨鶴、譚荔垣、羅功武，諸君皆係君所素識，本社請諸君著作改卷，即代君介紹與諸君結文字因緣。」

《文學研究錄》第四期的主要欄目有：徐枕亞題字的「輿論一斑」，這期只有一篇文章，即章行嚴的〈新思潮與調和〉；王鈍根題字的「名著藝林」，其中包括章太炎的〈文學論略〉（上）；鄭孝胥題字的「藝林」，包括詩詞兩個部分，其中包括徐枕亞的一闋詞；倪義抱題字的「文藝指南」，其中包括林琴南的〈論文〉；左學昌題字的「稗官野史」，其中包括林琴南的小說〈異僧還貞記〉；天台山農題字的「藝苑叢談」，其中包括周瘦鵑的〈小說叢談〉；馮文鳳題字的「作金石聲」；還有徐天嘯題字的「社員課藝」，這是學生習作的欄目。從名單上看，大體上可以說是內地舊文人和俗稱的鴛鴦蝴蝶文人，陣容之強，頗讓人驚訝。所輔導的內容非常廣泛，主要是國學，其中也包括創作。

1921年版《英華青年》的主編潘顧西的「發刊詞」，就明確表明來稿「無論白話文言，詩詞論說」。這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時期香港報刊的態度，在香港，白話文言俱是中文文學。很明顯，香港所處的歷史語境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簡言之，中國內地面對的是「封建統治」，所以需要文化革命；香港面對的則是「殖民統治」，所以需要維護中國文化。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五四」，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為主題的，就此而言，香港在文化上的反殖民倒是延續了「五四」主題的。內地《香港文學史》沿用中國現代文學新舊對立結構，將「五四」時期香港文學中的文言或文白混雜視為封建殘餘，這顯然是一種誤解。

【註】：

（1）           參見趙稀方《小說香港：本土經驗與城市經驗》，香港三聯2018年7月香港第1版，頁24～35

（2）           同（1），頁31～33

（3）           參見 Homi K. Bhabha，Interrogating Identity—Frantz Fan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rogative.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Rouledge P 52. 另參見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s of Orientalism，The postcolonial Aura，1997 by Westview Press，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p.114、118.

（4）           忻平說明：「由於年代較早，《循環日報》國內已無存。」註曰：「本人為此曾多次去信國內報刊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教授求教。1985年方漢奇先生涵稱：他已尋覓多年，然而全國各大圖書館均無見。」忻平《王韜評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頁120

（5）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3月第1版，1956年第2次印刷。頁20

（6）           《阿英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1日第1版，頁259～260

（7）           同（6），頁267

（8）           劉以鬯《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序》，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9月香港第一版

（9）           《陳君葆文集》，三聯（香港）書店2008年初版，頁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