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玲 ： 溫厚的陳炳良教授

1980年代，我有幸成為陳炳良教授香港大學的同事，對他溫厚可親的性情，貫通中西的學養，深深體會，也衷心佩服。1982年我應聘到港大中文系為（英制）講師，開英中翻譯、現代中國文學、台灣文學方面的課程。我搬進了陸佑堂東翼二樓中文系的老師辦公室，單人房，面對中庭。陸佑堂是港大最老的建築之一，建於1912年。而炳良的辦公室在東翼同一區，常常進出辦公室會遇見他。陸佑堂像時光隧道，真正令人感到處身於英國殖民地，一塵不染的鋪磚地和穿風的拱形廊，溽暑也有清涼的感覺；我的房間也有上拱下直的玻璃格窗，和年久吱吱作響的厚地板。炳良皮膚白皙、微微發福，總穿寬鬆的白襯衫和西裝褲，一副和周遭環境配合、悠閒舒適的樣子。

放眼二十世紀後期港、台、美國之中國文學學界的華人學者之中，很少人真正能夠學貫中西，炳良就是其中一位。學者之成型通常取決於他在本科和碩、博士班那九年十年之研讀，炳良之能學貫中西由他學習過程可見端倪。根據他出版於1985年的第一本學術專書《神話、禮儀、文學》的〈自序〉，他1954年高中畢業後到台灣大學中文系就讀了一年，跟王叔珉、吳相湘等教授學習考據、校勘；1956年重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跟劉百閔、羅香林、唐君毅等教授學習中國文化中的文史哲傳統。可見他在國學方面的訓練非常全面和紥實。

1966年炳良到美國耶魯大學修讀中國文學碩士，次年修讀必修科之一「比較文學入門」，由傅漢思Hans Frankel教授授課。1967年正是我赴美國威士康辛大學麥迪生校區就讀比較文學碩士的第一年。雖然我比他小十歲，但是到美國讀研究所只先後差一年，那是因為炳良重考大學及在中學教過書的緣故。因此我們接觸和學習的同是當時美國比較文學學術界的顯學，即新批評New Criticism，心理分析和神話儀式學Myth and Ritual。回港之後幾十年，炳良把神話儀式學和心理分析應用到研究當代文學作品上，發揮得淋灕盡致，在當代比較文學學者之中，無出其右者。而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李田意教授，1969年李教授受聘於俄亥俄大學，炳良也跟着轉學，所以他的博士學位是由俄亥俄大學頒發的。李田意教授的專長其中之一是中國傳統小說，相信炳良之後主要以小說體為其研究之文本，是受老師的影響。

炳良、也斯和我三個人成為同進同出的好朋友，相信也和炳良的學術研究有間接的關係。炳良寫了第一本書以後，他大多以當代作家作品的文本為研究對象，最膾炙人口的是研究張愛玲小說的文章。1980年代也斯在港大英文系任教，然而他跟我都是在中文系和英文系合作的翻譯學士課程授課；也斯和我都發表小說散文、和詩歌，相信炳良愛屋及烏，對我們兩個文本創作者自然產生興趣，就特別照顧。也斯初獲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比較文學博士，我由威士康辛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後，在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校區任教五年才來香港，所以說我們兩人熟悉的是美國的學術制度和人際關係，初到香港任教不太瞭解本地英國高等教育的學制和人事，有時會踩了線、或忽略了該注意的事，炳良會一一提點我們。

我們三個人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到銅鑼灣的天天漁港海鮮餐廳享受一頓美味，並開一瓶紅酒。慣例一定會點一道清蒸石斑魚，他們兩位都是道地的美食家，教我細嚼嫩滑的魚肉，把魚汁淋在白色珠玉般的飯上，無比鮮美。我跟着他們吃，嘴也吃刁了，一直到現在，除非是清蒸石斑魚，要我吃其他魚都會心不甘、情不願。喝了紅酒三個人都有點醺醺然，海闊天空甚麼都談，也斯和我胸中有甚麼塊壘都會吐出來，炳良像是我們的大哥，也像是心理醫師，寬容地傾聽，說一兩句話，我們就恍然大悟。之後我們三人都離開了港大，先是1989年我去了台灣中山大學，也斯和炳良先後去了嶺南大學。好友是一有機會就相聚的，我在中山大學任教，就請他來演講，他在嶺南大學辦學術會議，就找我參加。2001年炳良由嶺南大學退休後，搬去美國，而我由台灣回到香港浸會大學任職，每次他由美國回香港，也斯和我都會跟他續前緣，到海鮮餐廳吃一頓，點清蒸石斑，開一瓶紅酒。而今兩位都已經在另外一個世界了。
在我任職香港大學那七年（1982～1989），是短篇小說創作的豐收期。很感激炳良把我的小說和詩歌作為他學術研究的對象，他先後寫過四篇論文分析我的單一作品：小說〈女詩人之死 〉（〈照花前後鏡――試析鍾玲的《女詩人之死》〉，收在陳炳良1988年出版的論文集《照花前後鏡：香港、魯迅、現代》）；我的小說〈望安〉（〈三菱鏡下看望安〉，《聯合文學》，1999年4月）；我的詩作〈焚書人〉（〈傳統的遞嬗：鍾玲《焚書人》到漢樂府《有所思》〉，《藍星詩刊》，1989年4月）；及我的詩作〈打鼓山之歌〉（〈鍾玲《打鼓山之歌》試析〉，《香港文學》，1989年7月）。我真的引他為知己，因為在二十世紀後期，台灣和大陸作家的作品是以寫實為大方向，從現實生活來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社會、國族的議題。而我卻專注在夢世界、人的潛意識、人和大地的關係上。因為不是主流，注意的人不多，而炳良由心理學分析和神話儀式學來詮釋我的作品，正中目標，我當然引他為知己。

我在1992年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生死冤家》，就請炳良寫序，他的序文對我作品的評論，不論是大方向的概述或是細部分析都切中要點。他是引用邵窩忒Elaine Showalter的觀點來評論我整體小說、詩歌作品，說「鍾玲已經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女性主義作家」，而女性主義研究是歐美學術界1980年代的顯學，次序作於1991年，可見炳良對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是與時並進的。在小說〈望安〉裡，女主角胡麗麗和她丈夫因為望安島的荒蕪之美和尋根的歷程，兩人結束冷戰，在野草地上做愛，胡麗麗遂生求孕之心，炳良說「胡麗麗進入無人地帶經歷了內心的掙扎進行了聖婚得到了啟悟／自我的發現。」，並與大地增殖女神得墨爾Demeter的故事相似，是「敘述生殖能力失而復得的故事」。在此炳良用神話儀式學的觀念來評析〈望安〉，真是深得我心。他還能點出一些我自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像是他認為〈女詩人之死〉小說通篇表現了水仙子自戀情結。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只用心表現一位美國女留學生內心的糾結，看了他的評論，再讀自己小說一遍，發現女主角的確表現了濃厚的自戀情結。至今他仍然是唯一透徹瞭解我短篇小說的評論家。

作為一位文學研究的學者，陳炳良教授學貫中西，根基深厚，能另闢蹊徑，引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以獨到的眼光、深入的見解，來評析當代中國、港、台作家的作品。作為朋友，炳良以兄長式的愛護、洞悉世情的智慧、溫厚持平的態度、及時雨般的援引，相待稍微年幼的文人。他像是冬日的陽光，透過寒冷的大氣，溫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