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可怡 ： 互為鏡像的中法左翼作家：戴望舒、艾田伯和馬爾羅

《黑暗的明燈：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

香港：商務印書館

1 小引

本文作者剛於去年出版學術專著《黑暗的明燈：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該書聚焦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各個歷史的關鍵時刻，試圖在世界文藝思潮的宏大版圖之下重構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之間的關係脈絡，揭示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混雜性和異質性特點。中國現代派與歐洲左翼文藝的研究，為跨國的現代主義論述提供不同的探討方向，亦為「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左翼文藝研究提供「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外的考察對象，開拓相關課題的研究視野。書中的〈導言〉部分，特別提及一封封存了七十年、由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1905～1950）回覆法國漢學家及比較文學學者艾田伯（Réne Étiemble，1909～2002）的信函，在艾田伯離世以後終於得到整理出版。信中戴望舒不僅以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身份自居，還批評了法國著名左翼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1976）及其以中國革命為題的小說。下文將以此信為出發點，配合戴望舒於抗日戰爭期間長期被忽視的馬爾羅小說翻譯和評價等材料，補充修訂有關馬爾羅在中國接受情況的論述，並同時探討艾田伯、馬爾羅和戴望舒在交互鏡像之中如何從不同角度展現三十年代左翼知識分子的姿態。

2 封存七十年的信件

相隔四十多年以後，法國著名漢學家、比較文學學者艾田伯在其著作《我信奉毛澤東主義的四十年》（Quarante ans de mon maoïsme，1976）裡回憶中國現代派詩人戴望舒，描述他為「西方化並同情共產主義的詩人」（le poète occidentaliste et communisant）。（1）及後他向首部戴望舒研究的英文專著作者利大英（Gregory Lee，1955～）憶述年輕時遇上的中國詩人，同樣毫不猶豫指出戴望舒鮮明的政治取向：他是個「嚴酷的、正統的共產主義者」（un dur, très orthodoxe）。（2）可以推想，艾田伯的觀點絕對不是三十年代中國左翼評論家所能認同，他對戴望舒的理解和判斷，亦源自特定的歷史語境和事件。三十年代，還是學生的艾田伯熱忱中國哲學及文化，正努力學習中文。他一方面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交往從密，參與革命文藝家協會（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蘇聯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影響下1932年3月在法國成立――的反法西斯活動；另一方面準備跟隨與他政治意見相合、同樣「欽佩中國，希望中國革命成功」的漢學家拉盧瓦（Louis Laloy，1874～1944）撰寫論文。艾田伯當時深信中國只能通過左翼革命方能自救，並研究中國革命文學，願意向法語讀者介紹當下中國真誠、動人、藝術的一面。在這背景之下，他由法國共產黨機關刊物《人道報》（L´Humanité，1921～）的主編瓦揚—古久列（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引介，認識了來自上海、正赴法留學的戴望舒。從1933年11月至1935年4月戴望舒回國以前，二人保持緊密聯繫，不僅合作為革命文藝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公社》（Commune，1933～1939）出版「革命的中國」專號，還積極籌備出版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法文翻譯，書信往來更廣泛論及當時法國的知識分子。

1934年6月19日寄出的信件裡，艾田伯向戴望舒提及自己正忙於撰寫有關法國左翼作家馬爾羅的長文，並希望在馬爾羅動身前往蘇聯以前完成。（3）馬爾羅於5月底啟程往倫敦，6月14日到達列寧格勒，參觀後再乘火車到莫斯科準備參加8月17日至9月1日舉行的蘇維埃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舉行以前艾田伯寄給戴望舒的信中（1934年8月9日），告之評論馬爾羅的文章被退，並詳細回應戴望舒對馬爾羅的意見：恰恰在包朗（按：Jean Paulhan， 時任《新法蘭西評論》主編）退還給我的稿件中，有我論馬爾羅的一篇。秋季開學時，我將該文修改一下，改投《公社》，同時我準備再投《新法蘭西評論》。我希望會被接受的，借此也可以回答您對馬爾羅所提的意見：我覺得這些意見大部分是客觀正確的，要不然，在審美觀點上是正確的。［……］

我勸您寫一篇關於馬爾羅的論文。我肯定相信《新法蘭西評論》會高度發生興趣：一個中國人對馬爾羅的見解。當我正在準備的新論文寫成以後，我即寄給您，您可以看到關於馬爾羅的問題，我怎樣看待《新法蘭西評論》的。對於我，在資產階級的雜誌裡，我努力分析資產階級思想系統，正面衝擊它。說甚麼左傾或馬克思主義，我才不在乎。列寧老是叮囑我們，如果迎合手段能夠引導到本源上去的話，那就何妨用一用迎合手段。（4）

上述所引信函提供了重要信息：艾田伯和戴望舒曾就馬爾羅的作品以至他的政治觀點進行討論。到底戴望舒批評馬爾羅哪些著作？戴望舒所代表的「中國人對馬爾羅的見解」有何獨特之處？艾田伯對馬爾羅又有何不同評價？戴望舒對三十年代法國左翼文壇以及馬爾羅的理解，如何影響日後對其著作翻譯的選擇？又如何具體構成馬爾羅小說文本進入中國的獨特過程？此等問題由於欠缺文獻資料，歷來學者難以深入探討。直至艾田伯離世以後二年，一封封存了七十年由戴望舒回覆的信件被重新整理出版，相關問題的研究才首次獲得重要的線索。（5）

進入上述問題以前，我們需要重塑特定的歷史場景。第一，戴望舒跟馬爾羅親身見面的情況：早於1933年3月21日革命文藝家協會一次商討決議案反抗德國法西斯暴行的會議上，詩人曾目睹馬爾羅慷慨陳詞，其時馬爾羅敘述中國革命的第三部小說《人的狀況》（La Condition humaine，1933）的選節已在《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R.F，1908～）連載，全書文稿亦即將付梓，並將為他贏取法國最重要的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此時戴望舒從上海抵達巴黎已四個多月，開始接觸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並得到瓦揚—古久列之邀參加是次歷史性集會，當中聚集了當時法國的重要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以及二千多名群眾。他為此寫成〈法國通訊――關於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諦運動〉一文並於《現代》（第3卷第2期）發表，集中報道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的演講內容，強調非共產黨員身份的紀德與無產階級合作反抗法西斯暴行，這與當時法國文壇的關注基本一致。事實上，被戴望舒在文章中簡單記述為「《王道》（La Voie royale，1930）作者馬爾羅」，也是首次和紀德在政治集會上同台發言。據《人道報》報道，馬爾羅同樣在發言中展示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意願：「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下，維護人類尊嚴的人們將於思想上轉向莫斯科，轉向紅軍。」（6）戴望舒見證着法國左翼文人如何面對歐洲的歷史危機，但他真正思考的其實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面對的兩難處境。戴望舒故意將紀德比附為法國文壇的「第三種人」，進而批評當時中國文壇的論爭，文章最終引來魯迅猛烈的批評（〈又論「第三種人」〉）。

第二，艾田伯和戴望舒討論馬爾羅之時，正是革命文藝家協會會議六個月以後（1933年11月），二人開始籌備《公社》雜誌「革命的中國」專號的通訊過程。雜誌專號最終於1934年4月出版，除刊載〈中國革命文學〉（Littérature révolutionnaire chinoise）、〈中國蘇維埃與文化〉（Les Soviets de Chine et la culture）和〈中國書法與革命〉（Graphie chinoise et révolution）等重要文章外，還選譯了左聯作家丁玲（1904～1986）的〈無題〉和張天翼（1906～1985）的〈仇恨〉，又翻譯農民運動領導者彭湃（1896～1929）講述被捕審訊的〈報刊摘要〉，以及當時上海中英雙語雜誌《中國論壇》（China Forum）刊載的詩作〈囚徒之歌〉，從而向法語讀者展示中國革命文學的不同面貌。基於專號的成功，兩位主編為現代中國文學的小說翻譯設定更龐大的計劃。從二人往還的書信中揭示，小說集將由瓦揚—古久列或法共黨員、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拉貢（Louis Aragon，1897～1982）直接向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Denoël et Steeleh等出版社推薦出版（第5、6號信件），並邀請拉盧瓦撰寫序言（第11、14號信件）。選集內容不僅包括丁玲《水》及茅盾著作的翻譯（第8、13號信件），還包括文藝取向截然不同的施蟄存〈魔道〉和〈梅雨之夕〉兩個短篇（第7、8號信件）。有關出版計劃最終雖未能實現，不過整個選稿、翻譯、校對、出版聯絡的過程儼然成為艾田伯和戴望舒的跨文化對話，其中提及不少當時重要的刊物如《新法蘭西評論》、《歐羅巴》（Europe，1923～）、《前衛學生》（L´Etudiant d´avantgarde，1932～？）、《年輕的革命》（La Jeune révolution，1932～？），亦論及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如漢學家拉盧瓦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作家兼雜誌編輯蓋埃落（J e a n Guéhenno，1890～1978）和波朗（Jean Paulhan，1884～1968）等等。
從戴望舒與艾田伯討論馬爾羅的特定語境可見，詩人對於馬爾羅及其著作的意見，其實緊扣着二十年代自身參與政治活動的個人經驗（曾與施蟄存、杜衡參加共青團、「跨黨」加入國民黨，還因派發傳單參與宣傳活動被捕）、三十年代全球化左翼思潮發展下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處境的考量、中國革命文學裡以至法國左翼作家視野裡中國革命本質性的問題。1934年6月20日，即艾田伯發信翌日，詩人立刻回覆並詳細批評了馬爾羅《人的狀況》的寫作：

馬爾羅已在列寧格勒，您完成了有關他的文章？您願意告訴我它將在哪本雜誌發表？我很想讀這篇文章。我自己也想寫一點有關他的東西，尤其是關於《人的狀況》，但由於欠缺時間及一些必要資料，文章未能寫成。無可置疑，馬爾羅十分友善，擁有難得的寫作才華，但他最大的缺點在於錯誤理解中國革命的精神。看看《人的狀況》的人物，近乎所有人物都是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投身革命亦只是出於個人關係，他們將革命視為一種逃避人類命運的方法。小說裡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人物擔當重要角色。所有這些描述都是虛假的，也使中國革命顯得滑稽可笑。另一方面，近乎所有人物都是歐化的，或更確切地說是法國化的。這些都予我們中國人觸目驚心的印象。他避免描寫典型的中國人，不敢面對上海的無產階級，因為他未能充分理解他們。結果：他在我們眼前展示的是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圖像，屬其他地方的，很遙遠的。［……］總而言之，馬爾羅是個極具才華的作家，但他沒有能力理解革命。（他甚至同情托洛斯基！）（7）（筆者自譯）

1934年6月19日艾田伯致函戴望舒，向他透露
自己正撰寫有關馬爾羅（André Malraux）的
評論。（手稿複印自法國國家圖書館）

戴望舒站在艾田伯所代表這道龐大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鏡子面前，彷彿也看見自己作為革命者的身影。他抱持強烈的國族身份認同，藉着第一人稱眾數代詞（「我們」、「我們中國」）的敘事角度，向艾田伯表述他所代表的中國人民對馬爾羅「錯誤理解中國革命的精神」，致使「中國革命顯得滑稽可笑」的不滿。戴望舒的批評源自個人經歷與馬爾羅對中國革命的文學表述之間的落差，在其筆下的中國革命，一方面由個人主義知識分子所推動，並為着逃避人類命運尋找出路而進行革命，展示的不過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畫面」；另一方面完全歐化的革命人物形象，無法把握典型中國人物以至上海無產階級的寫法。若學者普遍認為《人的狀況》刻意通過支離破碎的描述模糊上海地形所代表的革命空間，是有意識地削弱迎合西方讀者心理的異國情調（8），那麼小說裡中國革命人物的「異國形象」就是作家無法跨越文化距離所產生的缺憾。戴望舒和艾田伯有關馬爾羅的討論意見，深遠影響了詩人在抗日戰爭時期以翻譯作為「內在抵制」的策略之下對文本的選擇。至於信末批評馬爾羅「同情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針對的正是他在托洛斯基流亡法國期間的行動和言論，這直接構成艾田伯對戴望舒作為「嚴酷的、正統的共產主義者」的判斷。

3 抗日戰爭語境下重現的馬爾羅
綜觀二十世紀，馬爾羅不論其文學創作、個人經歷還是政治生命，都與中國緊密關聯。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征服者》（The Conquerors，1929）和《人的狀況》均以中國革命為主題，其中的描述更成為不少西方讀者對「革命中國」的共同想像，長久以來馬爾羅甚至被視為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參與者。（9）1964年中法建交，法國成為西方國家中首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國家。翌年7月馬爾羅受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之命以特使身份訪華，相關記錄收入《反回憶錄》（Antimémoires，1967）。可是正如學者所指，馬爾羅「在中國卻鮮為人知，就連學術界對他的研究也很有限」，從不同角度考察其作品在中國的影響力始終不大。（10）職是之故，三十年代戴望舒與艾田伯通信有關馬爾羅小說的討論，不僅為日後詩人選譯馬爾羅著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配合新近整理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發表的馬爾羅小說中文翻譯的原始材料（11）， 相關工作更能補充、修訂近年學者對馬爾羅在中國接受情況的研究。
1938年，中國托派領導者王凡西（1907～2002）出版從英文轉譯的《中國大革命序曲》（即《征服者》）。此書一直被視為馬爾羅小說最早的中文翻譯，此後五十年仍被學者認為是馬爾羅著作在中國的唯一譯作。（12）相較戴望舒基於《人的狀況》對馬爾羅的批評，王凡西認為《征服者》反映馬爾羅「不單是一位天才的藝術家，同時又是一個對革命有深刻認識的理論家。他的小說是以史實作根基的」。他不僅稱許馬爾羅「把革命之內部與外部的勢力關係認識得多清楚」，還感慨西方作家對中國革命的深入剖析：「假使我們回顧一下中國十餘年來發展的經過，那不得不佩服這位年輕的法國朋友是有先見之明的！」（13）當時的中國評論家對《征服者》亦普遍持正面評價，認為馬爾羅「已經成了藝術與革命的混合體」，其筆下描述了「1925年震動世界的中國工農在［香港］和廣州的大罷工，這是生息於次殖民地的奴隸們的最大醒覺，和最大的力量的表現。」（14）事實上，1938年8月《征服者》中譯本出版的同時，馬爾羅的新著《希望》（L´Espoir，1937）已由戴望舒翻譯刊載。1935年4月詩人從法回國，1938年5月與家人避戰南下再度離開上海，抵港後不久便出任《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並着手翻譯馬爾羅描述西班牙內戰期間人民反抗法西斯政權的長篇小說《希望》。1938年8至10月期間，先後發表了《希望》選段的翻譯，包括〈《火的戰士――希望》片斷之一〉、〈反攻――「希望」片斷之一 〉、〈死刑判決〉、〈烏拿木諾的悲劇〉（上、下）和〈克西美奈思上校〉（上、下）。1939年1月，戴望舒又特意邀請施蟄存發表翻譯，施氏以為「偶讀馬爾洛新作『希望』（ESPOIR），為之擊節，因擇其感人最深之插曲一篇」，並題名為〈青空的戰士――「希望」的插曲〉，分十五期於《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15）至於戴望舒對《希望》的全文翻譯，則由1941年6月16日開始連載，但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星座〉副刊於1941年12月8日改為戰時特刊。小說連載被迫終止，譯文發表合共一百四十七期，主要為《希望》第一部「詩情的幻覺」（L´Illusion lyrique），接近全書二分之一的篇幅。值得注意的是《希望》譯文全稿連載以前，戴望舒主編的〈星座〉另載施蟄存翻譯的馬爾羅著作〈鄙棄的日子〉（今譯〈輕蔑的時代〉，LeTemps du mépris，1935），講述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分子的遭遇，為馬爾羅另一重要短篇作品。
戴望舒選譯馬爾羅以西班牙抗戰為題的小說，符合了當時〈星座〉副刊從政治到文藝探討抗戰主題的基本方向。1938年8月《星座》創刊所發表的〈創刊小言〉，便以「沉悶的陰霾」為喻論述抗戰背景下、香港淪陷以前這段獨特的歷史時期：「晴朗固好，風暴也不壞，總覺得比目下痛快些。」但「若果不幸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扎下去」，新創刊的《星座》便要「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針對當下抗日戰爭的情況，《星座》創刊號隨即刊載郁達夫從武漢寄來〈抗戰週年〉的文章，既貶斥日本的法西斯軍閥，也批評「我國恐日病患者」對抗戰勝利缺乏信心，寄望「黎明近了，東亞的安定勢力，［……］殘留在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最下層民眾心裡的人道與正義這兩個無形的集團軍。」副刊主要從兩個方向「盡一點照明之責」：第一，刊載直接討論抗日戰爭的文章，如〈轟炸婦孺的國際制裁〉（1938年8月5日）批評侵略中國的日本法西斯軍閥，〈試論抗戰〉和〈日軍所慣用的戰略（1938年8月6日）討論抗戰應備策略，以及施蟄存以抗日戰爭爆發為背景的短篇〈進城〉（1938年8月1至6日）。第二，積極吸取歐洲反法西斯戰事的經驗，尤其關注同受法西斯政權迫害的西班牙人民，如〈馬德里是怎樣防守的〉（1938年8月2日）強調「全民抗戰」的人民戰鬥精神的重要性，又或法國社會主義寫實主義作家紀佑（LouisGuilloux，1899～1980）日記所述〈西班牙難民在法國〉的翻譯（1938年8月15日），訴說西班牙難民的苦況並批評收容難民的法國小城官僚腐敗、缺乏同情。
由此觀之，三十年代馬爾羅的著作被引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特殊的歷史語境，從而被閱讀、翻譯以至評論整個文本和文化轉移的過程，戴望舒都起了主導作用。據1934年8月9日戴望舒致艾田伯的信件，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詩人捨棄馬爾羅兩部以中國革命為主題的小說《征服者》和《人的狀況》，而選譯《希望》的原因。戴望舒認為馬爾羅無法真正理解中國革命精神，卻擁有「難得的寫作才華」，因此選譯由他撰寫、屬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抗戰文學著作，藉此獲得歷史和革命藝術兩方面的審視距離，為中國讀者提供另一角度思考戰爭相關議題及相應的藝術形式。

《希望》主要呈現1936年7月至1937年3月期間，西班牙人民奮力扺抗法西斯主義者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isco Franco，1892～1975）發起的政治叛變。從1938年《希望》的節錄翻譯可見，戴望舒有意利用抗戰下香港僅有的言論空間，通過小說翻譯表現西班牙人民抗戰的決心，從而鼓勵同樣陷於戰火之中的中國人民奮勇抗敵，其中包括記述農民與民軍合作反抗法西斯軍隊，表現視死如歸的勇氣（〈青空的戰士〉），人民無力還擊仍捨命抗敵的犧牲精神（〈火的戰士〉），並寄予抗戰勝利的希望（〈反攻〉）。斷片式的場面與人物對話交替的小說結構，不僅有助表現敵軍入城、民兵武裝竭力反抗、兩方空軍戰機對峙等各種源自實戰經驗的場景描繪，也為作者在小說裡開拓議論空間，引入有關革命本質的論題。戴望舒注意到《希望》曾多次靜止地詳述戰爭中個人面對死亡議題的思考：

兩個警備隊已經發言過。固然，他們曾經行過羅馬式的敬禮；但是那是因為他們以為這村子是在法西斯蒂手裡，而他們卻想通過這村子投到政府軍的陣線裡。聽起來和說起來都是同樣難堪的謊話，像一切顯然的謊話一樣；這兩個警備隊似乎在那兒掙扎着，在他們的僵硬的衣服裡面喘氣，像是穿着軍服的受絞刑的人一樣。［……］這個受了傷的人［申］辯着，氣越喘越急，帶着一種出水的魚的痙［攣］的動作。［……］這警備隊說着他對於政府的忠心。漸漸地，他旁邊那個人的割得乾乾淨淨的頰兒上流出汗來；一滴滴的汗水從他兩邊上過蠟的鬍子上流下來，而這種在寂定之下凝成珠子的生命，似乎就是恐懼底自主的生命。（16）

引文片段描述了軍法會議中警備隊的軍官面對「死刑判決」的思緒和反應。死亡前夕人們所流下的汗水「凝成珠子的生命」的意象，以至人們面對死亡從而思考、參透生命底蘊的相關主題，都在馬爾羅的小說中反覆出現。此外，《希望》針對抗戰主題，曾刻意安排小說人物沙特（Shade）與社會黨民軍指揮兼雕刻家洛貝思（Lopez）的對話，進入革命和藝術糾結關係的討論：

那帶着一種酋長姿勢抽着黏土煙斗的沙特，留心地聽着︰他知道現在洛貝思在那兒認真說話了。狂人抄襲藝術家，而藝術家卻像狂人。沙特不相信那些威脅着整個革命的藝術理論，但是他卻知道墨西哥的那些藝術家的作品，和洛貝思的野蠻的大壁畫――那［聳］出着西班牙風的角和獸爪的大壁畫，的確真是戰鬥中的人的語言。［……］

「藝術並不是一個主題的問題。沒有偉大的革命藝術，因為甚麼緣故？因為人們老是討論方針而不談作用。所以應該對藝術家們說：你們需要對戰士們說話嗎？（甚麼明確的東西，而不是像「大眾」那［樣］的一種抽象）。沒有需要嗎？好，做別的事吧。有需要嗎？那麼，牆壁在這兒。牆壁，老兄，這就是了。每天有兩千個傢伙要在牠面前走過。你們認識他們。你們『需要』對他們說話。現在，你們去想辦法吧，你們有拿這面牆來用的自由和需要。這就成。――我們不會創造甚麼傑作，傑作不是可以定造的，可是我們卻會創作一種作風。」（17）

小說人物高調表示懷疑一切革命的藝術理論，卻無法否認革命藝術作為「戰鬥中人的語言」的強大表現性和力量。馬爾羅通過戰士身份的雕刻家，

表示革命藝術在創造風格之餘，其重點應在於激發戰士抗戰情緒的具體作用。革命藝術的首要對象是戰鬥者，而非抽象的「大眾」，當中需要藝術家理解戰鬥者並與他們直接對話。這裡所表現的觀點跟馬爾羅自身經歷相應，正如評論者所言，他曾與《希望》中的志願軍一起參與西班牙戰爭，因此「他本人的生命為他的作品提供了保證」。（18）

4 結語

艾田伯曾於信中向戴望舒透露要積極修改被《新法蘭西評論》退回有關馬爾羅的文章，最終沒有完成或未能得到《新法蘭西評論》及《公社》編輯的青睞，因此從沒發表。誠然，艾田伯十分理解《新法蘭西評論》這份屬資產階級、愛好文藝而非戰鬥的文藝雜誌，面對三十年代法國文壇不同政治取向的刊物他亦嘗試採取相應的寫作策略，他曾向戴望舒解釋：「對我而言，在資產階級的雜誌裡，我盡力粉碎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卻沒有正面衝擊它。不用計較所謂策略性偏離的馬克思主義。」（19）此後，當艾田伯再次執筆撰寫有關馬爾羅的文章，已是二十多年以後（Hygiène des lettres,t. III : Savoir et Goût，1958），其中評論的對象亦遠離馬爾羅有關中國革命的作品（La Métamorphose desdieux，1957）。三十年代戴望舒和艾田伯有關馬爾羅一場剛展開的討論，也只能在此結束。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計劃成果之一，計劃編號14610515。）

【註】：

（1） Réne Etiemble, Quarante ans de mon maoïsme (1934-1974) (Paris,Gallimard, 1976), p. 17.

（2） Letter from Etiemble to G. Lee, 17 June 1983, cited in Gregory Lee,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4.

（3） 1933年11月至1935年1月，艾田伯給戴望舒寄出十八封信函，一直被戴望舒小心保存。八十年代初，施蟄存從戴望舒的遺物裡發現這批信札，交由徐仲年翻譯，並於《新文學史料》發表。西方學者利大英於1989年出版戴望舒研究的英文專著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直接從法文翻譯了十八封信函，收入該書的附錄。由於信札的中文翻譯誤譯之處頗多，利大英對各信件的撰寫及郵寄日期曾作仔細整理，本文引用的信函內容以利大英的譯本為主。十八封信札的法文原稿影印本，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檔案及手稿」部的「雷諾‧艾田伯資料庫」（Fonds René Etiemble），編號NAF 28279。參考〈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1933～1935）〉，《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頁215～218；Letters fromEtiemble (1-18), “Appendix 2: Letters To, From and Concerning DaiWangshu,” in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Chinese Modernist, pp. 303-318.
（4） Letter from Etiemble to Dai Wangshu (10), in Gregory Lee, Dai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p. 312; 〈艾登伯致戴望舒信札（1933～1935）〉，《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頁220
（5） 此信的法文原稿，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檔案及手稿」部的「雷諾‧艾田伯資料庫」（Fonds René Etiemble），編號NAF 28279，首次收入Muriel Détrie (dir), 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rencontrent (Paris, Gallimard, 2004), p. 114-115. 雖然此書所載三封艾田伯和戴望舒之間的信件（1934年6月19日、1934年6月20日、1934年8月9日）均表示為未出版書信，但事實上6月19日和8月9日兩封信函的中文及英文翻譯已於八十年代出版，只有6月20日這封信的原文及翻譯從未刊載

（6） « A l’appel de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révolutionnaires », L’Humanité, Le 23 mars, 1933, p. 2.

（7） Correspondence inédite de Dai Wangshu, Le 20 juin 1934, in MurielDétrie (dir.), 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 rencontrent, pp.114-115.

（8） Zhang Yinde, « La Tentation de Shanghai: espace malrucien ethétérotopie chinoise », Présence d’André Malraux. Cahiers del’Association Amitiés Internationales André Malraux (Malraux et la Chin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Pékin, 18, 19 et 20 avril, 2005), n° 5/6 (printemps 2006), p. 84.

（9） 關於馬爾羅曾參與中國1927年革命的說法，柳鳴九在《馬爾羅研究》一書的序言中也曾提及。然而，此說一直存疑。法國近年出版有關馬爾羅生平研究的著作，也對此事提出不少質疑。參考OlivierTodd, André Malraux: une vie [A Life of André Malraux] (Paris: Gallimard, 2001), pp. 96-97, 102-103.

（10） 王茜、劉和平：〈從馬爾羅之中國到中國之馬爾羅——馬爾羅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東方翻譯》2010年第3期，頁67～68

（11） 本文提及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翻譯馬爾羅小說的資料整理，可參考鄺可怡編校：《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

（12） 同（10）。學者指馬爾羅第二部小說的中文翻譯為周克希翻譯的王家大道》，於1987年灕江出版社出版

（13） 王凡西：〈後記〉，［法］馬爾羅著、王凡西譯：《中國大革命序曲》（上海：金星書店，1938年），頁354

（14） 《征服者》描寫1925年廣州和香港的大罷工，小說中文翻譯出版時亦引來香港讀者的關注。戴望舒主編《星島日報》的副刊〈星座〉曾刊載此書的書評，又由於抗日戰爭時期香港報刊的政治審查，文章以「XX」劃去「香港」二字避免提及香港的革命活動。參考樓佐：〈書評：「中國大革命序曲」（原名：征服者）〉，《星島日報．星座》，1939年1月10日

（15） 施蟄存：〈譯者附記〉，《星島日報．星座》，1939年1月1日

（16） ［法］馬爾洛著、戴望舒譯：〈死刑判決〉，收入鄺可怡編校：《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頁242～243

（17） ［法］馬爾洛著、戴望舒譯：〈希望〉，收入鄺可怡編校：《戰火下的詩情——抗日戰爭時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學翻譯》，頁72～74

（18） ［法］安德烈．莫洛亞著，袁樹仁譯：〈論安德烈．馬爾羅〉，載柳鳴九、羅新璋編選：《馬爾羅研究》（南寧：灕江，1984年），頁262。法文原文參考André Maurois, “André Malraux,” De Proustà Camus,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63.

（19） Letter from Etiemble to Dai Wangshu (10), in Gregory Lee, Dai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p. 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