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益懷 ： 文心的神會與對話——劉再復《怎樣讀文學》閱讀劄記

戊戌新年，接到三聯編輯轉來的劉再復新著《怎樣讀文學――文學慧悟十八點》，展讀之際，別有意會，喜不自勝。劉先生在自序中說，他從1989年出國迄今，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八年，「贏得了『自由時間』、『自由表述』和『完整人格』這三樣東西，還贏得了置身『象牙之塔』中的『沉浸狀態』與『面壁狀態』」；他說自己「早已不是『文壇中人』，卻始終是『文學中人』」；他還指出「組織」、「計劃」、「主義」、「豢養文士」，都是文學的死亡點，進而強調文學要力戒「平庸」、「矯情」、「迎合」、「媚態」、「認同」。這些說法都深得我心，與我一向的思想相契合，於是在新年期間，花了兩天時間一口氣通讀全書。
這次閱讀如同神會故舊，與良師益友的一次藝術人生對話，暢快淋灕，真乃多年未有的賞心樂事。從翻開第一頁開始，我的身心就整個被書中的內容吸附住了，心窗也漸次打開，以至在與文學前輩對話的過程中，也對個人的治學、求索、證道、悟道人生作了一次回溯。我發現自己的文學理念與心路歷程，與再復先生的文學思想及人生路徑有驚人的相似處，一顆心好像也拉近了。這次閱讀讓我回想起八十年代廢寢忘食捧讀《性格組合論》的情景，那是一本對我的創作理念產生過深刻影響的文學啟蒙之作。今次重拾閱讀的滿足感，一時興起，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留下幾句感言︰「從早年讀《性格組合論》，到讀《告別革命》，再到此最新之作，可謂一路追隨。近年告別體制，做一個文學的個體戶，求的也正是這樣一種自由、自在，以及自性的光明。同是天涯客，卻非淪落人。真正沉浸在文學中的人，怎會寂寞與沉淪？」這幾句草草而就的留言似乎有點語無倫次，不過倒真是由心而發，萬千意緒都在其中。為了對這一番感慨作一番補充，同時讓更多的朋友瞭解此書的內容與精華，近日特別對閱讀心得作了一下整理，茲分享於後。
這是一部文學講演錄，但又不是普普通通的講義，而是承載着真知灼見的文學導論專著。這部書產生於真切的文學體驗，蘊含了深廣的文學體悟，煥發出的是智慧的金光，可以說是一部至誠的文學自傳與感悟錄，一部「明心見性」之作。本書系統展示出劉再復先生的文學思想，內容涉及面廣，論述全面，思想透徹，又深入淺出、簡明易讀，着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門文學讀本。全書從十八個方面展開論述，以「點」帶面，即所謂「十八點」︰文學的關鍵點、起點、特點、優點、弱點、難點、基點、亮點、戒點、盲點、拐點、制高點、焦慮點、死亡點、交合點、審視點、回歸點、終點。我近年也在專上院校講授「文學與寫作」，許多課題與再復先生的文學課內容不謀而合，如講「有感而發」，講文學的自由，講文學的「無用之用」，講想像力、講藝術創新等等。大概正是這個緣故吧，我讀此書倍感親切受用。當然，這不足以成為我為之傾心的理由，最讓我感到貼心的是再復先生那赤誠的文心，以及超拔的藝術心性。
在我看來，此書中最具磁性的思想內核是「自由的心性」與「獨立的人格」，這是貫穿全書的兩大脈絡，也是再復先生文學思想中最可貴的精神支柱。正是這兩點應合了我的心性與文學信念，也最觸動我的心弦。

自由的心性
文學的自由，可從「自由空間」與「自由心性」兩方面來理解。再復先生在談文學的優點時，集中講述了文學的自由本質。他說文學「最自由」，主要是指文學的超越性，超越於政治，超越於社會功利，超越於現實邏輯，等等；而從文學的主體性來說，主要是指自性的覺悟，得到「內心的自由」。在劉再復先生看來，自由不自由完全取決於自己，所以，他常常以高行健、卡夫卡、李卓吾為例子，來印證他的「自由觀」。高行健說︰「自由不是賜予的，也買不來，自由是你自己對生命的意識，這就是生之美妙」（P48），「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讚賞，更別說譁眾取寵，而譁眾取寵總活在別人的趣味裡，快活的是別人，而非你自己，你這自由也就完蛋了」（P49）。劉再復先生對高氏的話語十分認同，並加以引伸，他指出「自由應該依靠自己的覺悟，既不能等待上帝的恩賜，不能等待政府的救助，也不能等待他人的施捨，而只能靠自己對於自由的意識」（P49）。基於這樣的思想，他一再強調，不能等外部自由條件成熟了才寫作，等是等不到的，相反只要自己意識到自由，就可加以表述，哪怕有政府的禁錮，哪怕在文字獄猖獗的時代，都一樣能把自由內心的聲音書寫記錄下來。他認為，一個作家如果具有李卓吾「藏書」「焚書」的氣魄，再專制的機器都奈何他不得。

再復先生的「自由觀」，與莊子、禪宗以及陽明心學一脈相承，歸根到底一句，即自由不假外求，全在創作者個人的意識之中。只要有了這種大自在的心性，就能得到大解脫，擺脫名韁利鎖，沉浸在自在自為的生命空間、藝術空間中。這也是我一向以來對藝術人生的理解和追求。這些年，我漸漸疏遠乃至告別各種各樣的文學團體與組織，就是為了得到一種心靈的解放，保持一種自在自為的身心狀態。

在我看來，創作的自由大致可從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的。外在的自由，受客觀環境的制約，如社會的、制度的、物質的、時空的因素影響；內在的自由，由個人的心性決定，如人生觀、價值觀、個性等都是重要因素，一旦開悟則海闊天空、無所罣礙。一個作家所面對的創作窒礙，可能是現實政治的，也可能是社會經濟的，或家庭生活的，而最關鍵的則是內在的精神束縛。
再復先生常以卡夫卡為例言說作家的自由狀態，這確實是有說服力的典型例證。卡夫卡的困境，其實也是所有文學人現實困境的一個寫照。大家知道，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換句話說父親就是他的暴君。為了有一個自己的創作空間，他悄悄在布拉格的黃金小巷租下一個小房間，讓自己專心地創作。伍爾夫說女作家都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男作家又何嘗不需要？所有的作家都需要，需要一個自己的空間，一個自由的空間。卡夫卡為了寫作的自由，作出很多自我犧牲，包括與戀人幽會的時間。有一次，他的情人菲麗斯寫信告訴他，想在他寫作時坐在他身旁。他在回信中說︰「哦，可是我想，這樣我就無法寫作了，（儘管我可以寫得少一些）但這樣我就根本無法寫作了。」他在信中還表明了自己的寫作態度，他說︰「甚麼叫寫作，寫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敞開，直到不能再敞開為止。寫作也就是絕對的坦白，沒有絲毫的隱瞞，也就是整個身心都貫注在裡面」；「對寫作來說，坦白和全神貫注卻遠遠不夠。這樣寫下來的只是表層的東西，如果僅只於此，不觸及更深沉的泉源，那麼這些東西就毫無意義，在這時刻產生的只是真實的感情使地層的表面晃動而已。所以，在寫作時，隻身獨居還不夠，一個人靜靜地形影相弔還不夠，夜深人靜的深夜到底太少。所以，對一個寫作的人來說，需要有很長的時間供他支配，因為路途太長，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還會感到害怕，在毫無強迫和誘惑的情況下也得控制自己的快樂（這種快樂後來多半要遭重懲），正如猝然之間被自己最親愛的人的芳唇吻了一下！」（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卡夫卡對寫作的虔誠，以及他的自我克制。為了心無旁騖地創作，他甘願承受形單影弔的孤獨。沒有這種自制力，就不會有自由空間，更不會有沉浸的狀態，當然也領受不到獨處的樂趣。在「捨」中求「得」，在隱忍中獲得成長的空間，在寂寞中找回自己，這就是藝術人生的弔詭之處。卡夫卡清守自持，承受的是孤獨，收穫的是可貴的自由。這是一種相當難得的特質，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試問，有多少人能夠像卡夫卡一樣，甘願忍受無盡的孤寂去換取這樣一種創作的自由，保持一種沉浸的狀態？

自古聖賢皆寂寞，大概當作如是觀，其中自有自由在。

獨立的人格
獨立人格，是創作自由的另一個面相。這也是劉再復先生文學思想的另一翼。在談「文學的戒點」時，他提出了力戒平庸、矯情、濫情、偽情，也強調力戒迎合、力戒媚俗、力戒認同，他說「不媚，才有文學的尊嚴與自由；不媚，才有作家的主權與獨立；不媚，才有作品的格調與境界」（P103）。他又說，「凡是只知認同權力意志、政府意志與集團意志的作家，都不是有出息的作家，唯有敢於質疑流行觀念、時髦觀念的作家，才可能有所創新，有所貢獻」；「好作家一般都帶有『異端性』思維，即對官方認可的理念具有質疑性的思維。喜歡叩問，喜歡質疑，乃是作家的精神品格」（P105）。是的，特立獨行，具批判精神、質疑精神，是一個作家應有的特質。獨立思考，獨立意志，不附合、不盲從、不依附、不隨大流，都是獨立人格的表現。

自由心性與獨立人格，一體兩面，是一個好作家的兩個特質，在內為自由的心性，在外為獨立的人生姿態。然而，現實總非想像般理想，世間的事情也常與願違，要做到獨立不倚又談何容易？君不見鐵幕國家、專制社會實施嚴厲的思想箝制，文人被奴化，作家的思想普遍受到束縛，失去獨立人格，失去自由意志，也失去創作力。蘇聯斯大林獨裁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文革」時期，都是極端的思想箝制年代。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無數的作家、藝術家被打斷精神的脊樑，不少人由天才淪為庸才，如曹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再復先生對作家身不由己的現實困境，有深刻的觀察和認識，在書中特別講述了何其芳的苦惱、李准的焦慮，又述及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大苦悶。這裡就來說說法捷耶夫的悲劇吧。此君是一位優秀的作家，為人也頗為正直，才華加時運，使他成為蘇聯作家協會的總書記，孰料這一值得驕傲的榮耀反成了他的催命符。從作家到文藝官僚，是他個人悲劇的開始，如再復先生所言，「他被困死在自己參與製造的各種囚牢中」，良心的掙扎，自我的焦慮，最後迫使他自己走上了絕路。他在死之前給蘇共中央寫下了一封絕命書，作出死諫。他說︰「我為之奉獻終生的藝術已被黨的自負而無知的領導所扼殺，現已無法挽救。優秀的文學幹部在當權者罪惡地縱容下，或被從肉體上消滅，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數之多，甚至歷代沙皇暴君做夢也難想到」。「文學――這最神聖的事業――遭到官僚主義分子和人民當中最落後分子的蹂躪」，「我們被貶低到孩童地位，被消滅，被意識形態恫嚇，卻把這一切稱之為『黨性』……文學落入平庸、卑劣和愛記仇的人的手中……」（轉引自網絡）這是一封絕命書，又何嘗不是一個預言、一段讖語？有這樣的體制存在，就免不了有同樣的悲劇重演。中國「文革」時期，多少文人面對同樣的處境，遭遇同樣的下場？
作家之死，在於喪失自由意志，失去獨立人格，成為工具，成為機器的一部分。而作家之死，就是文學之死。再復先生在書中對文學之死的原因作出分析，總結出兩大因由，一是外部原因、一是內部原因。外因是「組織」、「計劃」、「主義」、「養士」、「市場」，內因是「太開竅」、「太依附」、「太勢利」、「太無恥」。文人一旦淪為「組織」的一員，接受指令，聽從安排，接受豢養，將心靈交給「組織」，交給集體、國家，也就意味着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成為喪屍走肉，就不再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同樣，淪為「市場」的奴隸，名利的俘虜，迷失自我，也不會再有超卓的心性、高遠的境界。
外在的牢籠固然無情，終究不及內在牢籠的可怕。我一向認為，作家最大的敵人是「心賊」。甚麼是心賊？欺世之心、盜名之心、逐利之心、依附之心。被「心賊」俘虜的人，整個的心思都放在外在的追逐上，追求地位、名分、利益，追求存在感、榮譽感，要麼跑會，要麼跑獎，要麼跑官，要麼跑贊助，爭曝光率，迷金錢榜，總之挖空心思鑽營。他們的嗅覺又似乎異常靈敏，像蒼蠅一樣，哪裡臭就往哪裡鑽，說到底就為了一些現世（獻世？）的回報，其結果只有一個，將自己關進慾望的牢籠。外在的箝制縱然不幸，終不及心靈奴化的可悲。對於一個創作人來說，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奴性，自我約束、自我束縛、自我矮化、自我閹割。這不是鐵幕國度才會出現的現象，縱使在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地方，也愈來愈多人「自律」了、喑啞了、失聲了。這是甚麼原因？一句話，失去了自由的心靈、獨立的人格。環觀時下的香港，自由空間在收縮，更需要作家作出獨立的思考，發出自己的聲音，然而卻有愈來愈多的作家退縮了。
作家是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人，這就是自由意志、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意義。同樣，這也是文學存在的理由。如果你是一個真作家，有甚麼權利自動繳械？

自性的煥發

文學不為名不為利，不為國家不為市場，那麼為甚麼？為生命的尊嚴，為明心見性，為煥發自性的光輝。

是的，這就是文學的本質。文學是生命的道場，是一種自我修行的「宗教」，讓我們認識自己，看到自己，喚醒內在的力量。以文學為生命道場的人，做的都是本色文章，如陶淵明、蘇東坡，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在於深明文學之道，且身體力行，以文學來悟道、證道。

然而，在現實世界並不是人人都能領悟文學的真諦，掌握文學的奧義，從而登堂入室進入文學的聖殿。很多人不明白文學的本質，包括許多有多年寫作經驗的文壇中人，都只是在文學的表層、外圍兜圈打轉，以至滿足於在淺池裡爭逐，自我陶醉，自鳴得意。事實上，並非所有寫作的人都配稱為作家，也不是所有寫作都具備文學品質。
劉再復先生在談文學的「無用之用」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當代文學（1949～1976）「精神層次太低，它追求的是合黨派目的，即有利於中國革命和執政黨的目的；之前還有一個層次稍高的『合國家目的』，看似抬高文學的地位，其實是貶低文學的地位。」（P63）他確實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死穴」――政治的附庸。現在，縱使放棄了赤裸裸的強暴性政治號令，卻依然沒能走出權力的陰影，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在文學創作中依然有許多禁區、緊箍咒，作家還是不能真正遠離「組織」的「關心」，從心所欲地寫作。所以，我們看到的當代中國文學，一樣屬於鳥籠文學，縱使出現莫言、余華、閻連科等少數突圍而出的作家，也不能說整體的文學環境與生態已有改觀。

寫作有層次之分，在我看來，可分為上中下三等。下等也者，為現實功利目的而寫作，如「遵命文學」，配合「主旋律」，反映甚麼「時代精神」，這些東西形同政治海報、政治號角，只有宣傳鼓動作用，談不上甚麼藝術價值，存在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充當政策宣傳品。這類貨色只能以等而下之來形容。中等也者，有現實觀照，有個人感懷，甚至有血有淚，但也只是對現實作出是非裁判，停留於社會倫理的道德審判層次。這類文本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也能起到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但始終是一種功利寫作，形同新聞報道，藝術價值同樣有限。我成長在七十年，記得高中時期讀了不少「紅色經典」小說，如《紅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戰古城》、《沸騰的群山》等等，到了八十年代又讀了不少「傷痕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等等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鐘鼓樓〉，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現在看來，這些作品都沒有達到文學寫作的應有高度和境界，僅停留在中流的層次。近年流行的一些甚麼「官場小說」、「反腐文學」，大多也屬這類作品，以世俗的社會規範、

道德倫理為準則，充當道德判官，以政治正確為依歸，同樣屬於二三流貨色。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是生命寫作，是以人性為基本尺度的靈魂叩問，是自我修為的外顯，是生命覺悟的拈花微笑，這個層次的寫作不講甚麼「主旋律」，也拒絕參與頌聖的大合唱，超功利、無世俗目的，只有「合天地目的」，合普世的人類道德，即人道的精神。這是文學寫作最大的「善」。這個層次的寫作所講的時代精神，與官方所講的「時代精神」是全然不同的概念，這是指對社會歷史現象作出深刻觀察，為時代把脈所產生的人文意識。建基於這樣的洞察所作的經驗書寫，自能傳達出一種精神暗流，自能觸動讀者心靈、引發廣泛共鳴。如笛福的《魯濱遜飄流記》反映了工業革命時期中產階級的心態，卡夫卡的《變形記》揭示了現代社會的異化疏離病象，他們都勾劃出了各自時代的真實圖像，也道出了現實人生的真實聲音，自然有普世的意義，能夠俘獲全世界的讀者。只有這種深入到真實生命狀態、觸及靈魂的寫作，才是有意義的，也是合符道德的寫作，否則都是在浪費紙張、謀殺別人的生命。

由此，大家也就不難理解劉再復先生對「文壇」與「文學」的區分了。文壇是由一些在場面上遊走的人構成的，文壇中人，大都熱衷於追逐外在名分與利益，作等而下之的文字，所以未必是文學中人。真正的文學中人，在乎的是自身的修為與寫作本身的快樂，通常不在乎自己是否在文壇之中，甚至於不在乎作品是否發表。像卡夫卡那樣泅泳在生命省思之中的人，連兒女私情都可以放棄，連出版傳世的念頭都可以打消，又怎會顧及甚麼文壇「約會」或「盛會」，或爭甚麼排行榜與甚麼大獎？他睬你都傻。
說到這裡，想到個人這些年的一些經歷與感受。
幾年前（2012）我辭去媒體的穩定工作，自斷生路，僅靠打一點文字的鐘點工維持生計，有人相當不解，問我為甚麼會這樣做。我一般不作回答或解釋，因為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愈說愈費解。試想，一個人為愛私奔需要理由嗎？文學就是我的愛。
大概是見到我淪為文字遊民、「低端人口」的緣故吧，時有好心人向我招手，許我以「厚祿」，見我不為所動，又總會勸說「你總需要一個平台吧」。我婉言謝絕之餘，總會想，一個作家的平台是由別人搭建的嗎？一個人的生命平台、事業平台，從來都是自己搭建的，憑自身的閱歷、學識、意志、行動來構建與支撐。一如阿基米德所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撐起地球，作家需要的只是一個創作的支點，即生活本身，其他的甚麼外在身份與名號都不需要。他手中的筆不是由誰賜予的，而是自己磨礪出來的，自然也只能由自己來掌管。
這些年，離文壇遠了，反倒離文學更近了。雖然長年在文學道路上獨行，同伴愈來愈少，卻領受到了一種難以言喻的自在、自得之樂，這亦未嘗不是一種收穫與回報。如今，我為藝術生命中重逢再復先生而欣喜，為自己有這樣一位良師益友而慶幸，當然也為自己有一個忘年的同行者而滿足。這就是我說「同是天涯客，卻非淪落人」的道理。還是那句話，真正沉浸在文學中的人，怎會寂寞與沉淪？再說，在文學中找到自己的人，不為別人而活，只滿足於生命的自由與自性的煥發，求的就是簡單、自持，清貧猶樂，甘之如飴，何苦之有？

有出息的文友們，早早告別體制與名韁利鎖的牢籠吧，將那個污濁的豬圈留給那些逐臭的生物好了！

讓自己活在自由的精神狀態中，掙脫沉重的枷鎖，自我解放，感受生命中的「輕」，自能輕如飛鳥，鳶飛魚躍。

2018年3月10日於南山書房

【註】：卡夫卡︰〈致斐麗斯〉，見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頁299～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