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偉：永葆文心，致力雕龍——黃維樑教授訪談錄

□： 黃維樑  ○：潘建偉

訪談時間：2017年2～3月（通過電郵及電話）

訪問及整理：潘建偉

○：黃老師您好，在前年（2015年）六月份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非常榮幸初次認識您。時光一晃就過去一年半了，現在更加榮幸能夠採訪到您。您的求學與任教的經驗都非常豐富。您出生於廣東省澄海縣，很小的時候就與家人移居香港，並在那裡接受了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之後赴美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又在兩岸四地任教。能否先請您談一下您在香港與在美國時期接受教育的大致情況？

□：我在家鄉澄海縣（現在是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出生，讀了一年小學，1955年由母親帶領，與弟妹到了香港。小學和中學讀的都是普通學校。中學的校長李天祝先生，國文教師歐廣瀚先生和吳金源先生，英文教師葉志柔先生等好幾位，都是盡心盡責的良師，我獲益至大。吳老師兼教歷史，他中西文化藝術都講，拓寬了我們的視野。我寫過文章憶述他們，但不夠詳備，以後應該再寫，以表揚師道。大學四年（1965～69），讀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副修英文。開卷有益，上課當然也有益。諸位教授中，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最令我難忘。我擔任《新亞學生報》的主編，並在該報撰寫文章，曾不點名批評系內的一位老師；潘先生是系主任，不悅，上課時不點名教訓了我一頓。畢業時我獲得的是「一級榮譽」學位，報考中大研究院，也獲得錄取。潘老師在學位和研究院等方面，是手操「生殺」大權的少數資深教授之一，他顯然沒有計較我的「放肆」。我本來打算在中大讀研究院，因緣所繫，赴美深造：1969年夏天畢業後，在美國讀新聞和大眾傳播，兩年後得碩士學位。繼續升學呢，還是就業？留在美國呢，還是回港？我一時成為東方的漢穆雷特（我不喜歡把Hamlet翻譯為哈姆雷特）。結果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學，在東亞語文學系註冊，在該系、英文系和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修讀課程；從1971至1976年，我修完各種課程，寫作並獲得通過博士論文，取得學位。8月底的一天，上午參加了畢業禮，下午即與妻女啟程飛回香港，任教於母校中大新亞書院中文系。在香港讀大學時，讀書之外，還參與多種學術文化活動，時而對社會文化作出「放肆」的批評（其實我一生對人對事對文的批評，主調是相當溫柔敦厚的）。在美國，我「肆意」讀書。「俄」大的圖書館是飽蠹樓，餵飽我這一隻飢「餓」的書蟲。飽蠹樓是錢鍾書對牛津大學 Bodleian Library音義俱佳的中文翻譯，這裡我免費借用。在美國讀書，一樣得益於好些良師，不能一一談到了。我發表過〈向大國取經：留美七年之養〉一文，「養」指的是學問知識的營養。我讀大學和研究院全靠獎學金，在俄大的尤其豐厚。凡此種種，我都十分感念。

○：您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是陳穎教授，但在中國大陸對這位中西比較文學先驅的介紹似乎不太多。您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開拓――台港學者論文選》序〉中說過：「在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國深造的陳穎教授，大概是首位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在〈《新詩的藝術》自序〉中也提及：「聆聽業師陳穎教授的披文入情、析辭見采的詩藝講論，獲益良多。」但這些都只是吉光片羽，故而很想詳細瞭解一下陳穎教授對您產生的影響。

□：先師陳穎（字穎士）教授是河南人，年輕時內地戰亂，去了台灣，台大畢業後到美國深造。他博聞強記，中西文學修養精湛，我國的古典詩詞記誦特佳。如果時光倒流，以學生身份現在參加中央電視台的「中國詩詞大賽」，一定掄元。穎士師一生愛文字的奇妙、美妙。我在香港讀大學時，初次接觸余光中的散文，驚喜於他遣詞造句的出神入化；讀錢鍾書的小說，佩服他文字的精巧機智；讀劉勰的《文心雕龍》，深愛其華美。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聽穎士師講課，讀他的著作，強化了我對語言藝術的鑒賞和重視。錢鍾書論文學，以「行文之美，立言之妙」為標準。可以這樣說，我一脈相承的，是劉勰、錢鍾書、陳穎士、余光中的文學觀。穎士師在Indiana University的博士論文比較的是李賀和濟慈（John Keats）中英兩位詩人；他還有論文講述洪深和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戲劇。在1949年以後中華學者的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方面，穎士師屬於先驅人物。他強調文學的優雅傳統（the refined tradition），不論用中文或者英文來寫作，他精心煉字，用寫詩的方式撰寫論文。例如，李賀和濟慈同為藝術的忠臣，穎士師論述時藉此強調文學性的重要，他寫道：「……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s art rather than archives, a monument rather than a document，……」句子中art和archives雙聲， monument和document疊韻。環顧今天的文論界，冗長夾纏、詰屈聱牙的「論述」（discourse）被「主義」（-isms）和「後學」（post-）種種艱深術語充斥，不清通、乏韻味，穎士師那種優雅風格――也是現代錢鍾書以來的為文風格――快要失傳了。怎樣翻譯上述句子中的雙聲疊韻呢？下面是我的一個嘗試：「文學是文藝（art，原為藝術之意），而非文獻（archives，原為檔案之意）；是紀念碑（monument），而非紀錄冊（document，原為文件之意）。」去掉括弧內的註釋，是這樣的中譯：「文學是文藝，而非文獻；是紀念碑，而非紀錄冊。」這樣的功課，不知道過得了穎士師的那一關否？穎士師述而少作，但逢作必精。他少作，在學術界名聲不很彰顯。在他「少產」的著譯中，有魯 迅舊體詩的英譯。我曾為此翻譯集寫了書評。他的舊體詩詞功力深厚，在這些篇章結集出版前（詩詞集在他去世後才面世），我為文賞析過若干首。2004年秋天，我在兩岸三地發表了〈一言一語思青年〉一文，記述我和陳穎先生的師生文學因緣，也可說是一種「晚有弟子傳芬芳」。2009年，穎士師仙逝。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這篇文章是他健在時我寫作和發表的。如果在他去世後才寫，他怎樣知道弟子是這樣的感恩。穎士師在那一年的端午詩人節逝世，我以聯語敬輓之：「歌城典雅諸生化雨弦歌室，玉琢詩騷師穎飛仙白玉樓。」歌城指俄亥俄州首府Columbus市。2015年夏天，我與妻兒有美國之行，曾驅車到歌城拜候陳師母，並在先師墓園拜祭，事後有文章記述。

○：您回港後，任教於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我聽說過1974至1980年代初，余光中、梁錫華、黃國彬，還有您，四位都在中大工作，並且交往頗多。中大在香港沙田，故戲稱為「沙田幫」，想來那段時光一定很值得懷念，能否請您談一下關於「沙田幫」的故事？

□：有「沙田幫」，甚至有「四人幫」或「沙田四人幫」之稱。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我們可說名稱合為時而取。「四人幫」是余光中的戲稱。這個詞的「能指」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四人幫」有點荒誕的關係，當然其「所指」就完全不一樣了。「沙田四人幫」指余光中、梁錫華、黃國彬、我，其活動都與文學相關。梁錫華說「沙田幫」的特色是各人「對文學及文學創作興趣濃厚，且共通於若干基本觀念，而彼此未必完全一致的地方，又同具容人的雅量」。我覺得這個概括很好。我們四個人中，余光中與黃國彬在1974年到中大教書，梁錫華與我兩年後加入。1980年至1981年度黃國彬不在中大，1981年至1982年度再回中大，不久又離開中大。余光中與梁錫華在1985年離開中大。換言之，四人都在一起的時間約有五年，四人中大多數在一起的時間約有七到九年。四人都著作甚豐，其中余光中最為德高望重，名聲最大，影響最廣，故而「沙田幫」又可稱為「余群」（「余群」所指的人數更多），雖然余光中本人沒有要當「首領」的意思。在「沙田幫」基礎上形成了「沙田文學」，推出了「沙田文叢」。文叢由林振名主持的香江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第一批三本於1985年面世，後來再出版了詩、小說、散文、評論等很多本，在香港文學中應有重要地位。2000年武漢的華中師範大學為「沙田文學」舉行了學術研討會。黃曼君教授和其弟子喻大翔教授，以至蘇州大學的曹惠民教授等，都曾先後為文稱譽這個「幫」、這個「群」。2016年我應邀編成《黃國彬卷》（並寫了二萬餘言的「導讀」）出版，余先生讀後寫了〈遠念黃國彬〉一文（刊於香港《明報》2016年12月5日D7版）。這位文學大師寫道：「沙田幫除我之外，其他三人的才學各有可觀，各有勝過我的長處，令人欽佩。能身在其列，我深感自豪。那幾年大家意氣風發，我曾戲稱幫中三傑為『黃粱一夢』。現在卻久已天各一方……」所說「其他三人」都發表過文章推崇余先生，我特別多。余先生不避「互相標榜」之嫌，如此稱許「幫友」，而他說起自己來，則非常謙虛，真是很難得。「久已天各一方」，誠然，1994年梁錫華退休離港赴加拿大之後，四個人再也未曾一起相聚過。二十多年了，「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您在文學批評上成就卓著，對古今文論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知道您非常推崇《文心雕龍》，並一直致力於將《文心雕龍》運用於古今中外文藝作品的實際批評，最近且出版了《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一書，這本書我剛剛得到。能否請您談一下在這方面的具體工作？

□：魯迅在《詩論題記》中有這樣一句話：「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模。」這可能是從中西比較角度對《文心雕龍》最早的推崇。但事實上《文心雕龍》比《詩學》所論的範圍廣闊多了，艾布拉姆斯《鏡與燈》（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提出的摹仿論、實用論、表現論與客體論，《文心雕龍》都有；《詩學》就沒有表現論，也就是沒有提到作者的性情如何影響作品。對於摹仿論，《詩學》也談得簡略，而《文心雕龍》則相當詳盡。另外《文心雕龍》還評論了當時的各類文體，從《明詩》篇以下至《書記》篇都談論文體，甚至於有人認為他所收範圍太廣，分類太多、太細。《詩學》主要討論悲劇，也涉及史詩、喜劇等，但只是點到為止。《文心雕龍》還討論了多種風格，還有文學史觀等，有一篇簡直可當作文學通史來讀。這些《詩學》都沒有。我認為可與《文心雕龍》相比的是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兩者都稱得上章學誠所說的「體大而慮周」的著作，但是後者畢竟寫於二十世紀，《文心雕龍》比它早了一千五百年。

當今批評界一向只有「洋為中用」，而無「中為洋用」。艾布拉姆斯編的《文學術語詞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例舉論述了近二十種文論潮流和主義，卻無一來自華夏之邦。韋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學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其實只是近代西方文學批評史，沒有提及任何一位東方的批評家。格洛登 （Micheal Groden）等人編的《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雖然提到了中國文論，但是篇幅相當少，且成見很多。比如他說中國古代極少全面的、完整的文論著作，《文心雕龍》只是一個異數。他雖然沒有點明，但其實要說《文心雕龍》是受到佛教的「論」為模型才有嚴密的體系。中國文論在二十世紀的西方被忽視，《文賦》、《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等經典在西方批評界全無蹤影，「賦比興」、「興觀群怨」、「神思」、「知音」、「情采」等術語沒有痕迹。文論應該中西雙向交流，這才構成人類文化的健康發展。也有華裔批評家為改變這一現狀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劉若愚在1975年用英文寫了《中國文學理論》，以艾布拉姆斯《鏡與燈》的架構為藍本，來說明中國文學理論的特質。雖然有人說「由於這本書的出現，西洋學者今後不能不將中國的文學理論也一併加以考慮」（杜國清語），但劉氏做的主要是爬梳、歸納的功夫，而沒有建構自成一家、有中國特色而且具備相當普遍性的文論體系。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充分說明《文心雕龍》可運用於古今中外作品的實際批評，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套理論體系，才能讓中國的文學批評在國際爭得一席之地。

○：您能否對於這一議題作更為詳細的介紹？

□：多年前我寫過一篇〈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分為三大部分加以述說。其一是文學通論，包括文學的本體研究與文學的外延研究，或者叫文學的內部研究與文學的外部研究；其二是實際批評及其方法論，包括具體作家作品的批評與實際批評的方法論；其三是文學史與分類文學史，《時序》即為文學通史的原型，《明詩》至《書記》二十篇就是分類文學史的方式了。具體的內容在這裡不能細講，我只想指出的是，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所提出的文論體系內容，《文心雕龍》完全具備，這難道不正好說明劉勰的偉大麼？有人說我這個體系是步趨西方，事實上這是我刻意為之：體系形式受到西方文論的啟發，體系內容則主要是中國的。比如西方學者常將文學分成「內容與形式」（content and form）兩大部分， 《文心雕龍》中的情與采或意與言，就是和「內容與形式」相通的二元式架構。再如「神思」相當於西方的「想像」（imagination），「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和西方的「文如其人」（The style is the man）大致相當。相比於西方，《文心雕龍》的有些論述更為細緻，比如《體性》篇就例舉了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兩兩對應的風格，西方美學大致上只分為優美 （beautiful）與崇高（sublime）兩種。典雅可對應西方的優美，壯麗可對應崇高，而其餘六種風格，西方就很少提到。當然《文心雕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很少論及文學與其它藝術門類之間的關係，沒有提到文學與繪畫、音樂之間的異同，自然更不可能涉及與戲劇、電影等之間的關係。既然缺乏，我們就要補充，使這個體系趨於完備。我另外鄭重地建構了一個「情采通變」文論體系，這用的全是《文心雕龍》的關鍵術語，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有「自成一家」的用心。下面會略為涉及它。我還用《文心雕龍》提出的「六觀說」來分析夏志清對《老殘遊記》的評論、劉若愚對《錦瑟》的評論、余光中對張曉風《半局》的評論等多篇批評文章，發現他們評論時所注意的，都離不開「六觀」說的範疇。這正說明《文心雕龍》既有體系性、恆久性、普適性，也具有實用性。

順便把拙著新書《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的內容介紹抄下來，藉此對上面所講的做些補充，請不要當作自我宣傳才好（一些讚美作者的話還是刪了）。「傳統的《文心雕龍》研究以版本考訂、篇章註釋、理論解說為重心。本書另闢蹊徑，通過中西比較凸顯《文心雕龍》理論的體系性、普遍性、恆久性，闡釋其重大的現代意義，並將其高明的理論（特別是『六觀』說）應用於古今中外文學的實際批評。書中〈『情采通變』：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建構中西合璧的文學理論體系〉長文，尤為別具創意的力作。（……）書中多篇論文發表後甚受關注、推崇，論者謂其視角新、觀點新，予龍學界深刻的啟示。作者希望『讓雕龍成為飛龍』。」

○：有這樣一種意見：古代文論畢竟是古代文學的理論，是屬於歷史範疇的東西，「古代文論」這一名稱本身就表明我們意識到它們與現代文學經驗之間的鴻溝，與我們的距離感。對於此，您怎麼看？

□：我不同意這種意見。錢鍾書說過：「中國詩只是詩，它該是詩，比它是『中國的』更重要。」我套用他的話：古代文論只是文論，它該是文論，比它是「古代的」更重要。錢鍾書的《管錐編》正是很好地實踐了打通文論的時空隔障之典範。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民族產生的文學觀念、文學思想之間相互比較、發明，使得跨時代、跨國界、跨語言的文論得以溝通，以此認識人類文化的基本共性，這是極有價值的事。這樣的結論是在不同文化背景、文化體系下所得出的，因而也就會具有普遍意義。如果認為古代文論只是古代文學的理論，是一些如陳列在博物館內的古董，這就是在自我設限。這種觀點的直接後果很可能是既不願意承認古代文論可以解釋現代文學作品以及西方文學作品，也勢必拒絕用西方文論來與古代文論相互闡發。

當然，我知道你談到的這種意見是在說，對待古代文論需要先加以「詮釋」，將古代文論放回到產生它們的歷史年代與文學創作背景中去，通過詮釋使文論的術語、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一個清晰的呈現。這種工作自然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我們不應止步於詮釋這一層面，不應滿足於像對待青銅器、陶瓷品等古董那樣對待古代文論。《文心雕龍》、《詩品》、《文賦》、《滄浪詩話》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失去它的實際意義；同理，西方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郎加納斯的《論崇高》、但丁的《論俗語》也並非只有歷史的意味，而更具有普遍的價值。偉大的批評家不但超越時代，也超越地域與民族。朱東潤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時以批評家個體立章節目錄，有意迴避時代與宗派，就是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覺得這很有啟發性。

○：談了古代論文，我們再談一下現代文論吧。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論的奠基之作，但您似乎對它不太滿意。您的一篇長文〈王國維《人間詞話》新論〉當年發表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您當時出於怎樣的考慮寫這篇文章的？

□：這是四十多年前寫的，我至今維持這篇少作的基本觀點。學界對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推崇太過，甚至將其「作為中國文論現代化的典範之作對待」。我這篇論文就是希望能將這類言過其實的評價向下移一兩格，以示公道。《人間詞話》所用的一些術語、概念如「境界」、「隔」與「不隔」、「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等，看起來好像有新意，為很多人津津樂道。其實《人間詞話》的境界說，其真感情和不用典等要旨，在中國批評史上，源遠流長。境界一詞的概念和用法，清末已非常流行。大境小境、隔與不隔等說，前人亦多有論述。靜安沿用古人理論而已，即使以清末民初那時代的觀點來看，也沒有甚麼創見。我搬出古今中外幾塊文學批評的試金石，比併而觀，發現境界說整個批評理論，既不夠圓通和實用，更談不上體系的精緻宏大。他在論述方面多有簡單或含糊之弊。比如他以是否「語語都在目前」為標準來討論詞的優劣，就非常不妥當。他高度推崇北宋詞，貶低南宋詞，尤其痛斥姜夔的詞是「霧裡看花，終隔一層」，主要原因就在於王國維認為直書所見就是「不隔」，使事用典就是「隔」，而姜夔的詞大量用典，自然被歸於「隔」的一面。但事實上，如果以此來區分「隔」與「不隔」，鍾嶸的《詩品．序》早已說過類似的話，比如「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不就是王國維所講的「語語都在目前」麼？

○：您在從事文學批評之餘，也從事文學創作，已出版的有《大學小品》、《突然，一朵蓮花》、《至愛：黃維樑散文選》、《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迎接華年》等，可謂成果豐碩。哈羅德．布洛牧（Harold Bloom）曾評價英國十九世紀批評家瓦爾特．佩特（Walter Pater）「以獨有的感性，為我們展現藝術的思想境界，並且他的文章模糊批評與創作之間所謂的區別」。那麼，您是如何處理批評與創作之間關係的？

□：當代的文學研究界有一種不太好的現象，就是區別了批評與創作。很多做批評的學者不寫散文，不寫詩，甚至認為創作與批評相互矛盾，這未免太狹隘了。我從事文學批評之餘，也寫一些散文，並非想在創作上獲得多大的聲譽，而是心中有話，不得不說，在劉勰看來就是，「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人生有多種可能，不應將自己的才能局限在某一方面；而且，各個方面往往能夠觸類旁通。此外，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批評家如果筆下連我說的「清通」也做不到，他怎能評論別人的文字；他的文筆如果不優美、靈活、「多姿」，毫無感性可言，他對所評作品的藝術性，大概也就缺乏敏銳的鑒賞能力了。還有，文學批評是可以用散文創作的筆法來寫的。我同意布洛牧對瓦爾特．佩特的說法，感性與知性可以兼具。

文學批評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現在很多批評文章連篇術語，詰屈聱牙，甚至連文從字順都做不到。我曾說「術語是必須之惡魔」；但艱深的術語過多而且不解說清楚，則寫出來的文字一定令人難以卒讀。我覺得現在年輕學者寫論文真應該精讀一下錢鍾書《七綴集》裡的論文。錢鍾書的論文，學問多，術語也不算少，但他妙在能點石成金。文筆機智，佈局又好，讀來令人覺得如在通幽的曲徑上漫步。曲徑上花木扶疏，旅行者目寓神遊，很想盈手一摘，把有姿采魅力的花卉採回家，供奉在書桌上。錢鍾書主要是學者，其次是作家，可是他即使寫《管錐編》、《談藝錄》、《七綴集》這樣嚴謹的學術著作，也很有文采、很有意味，讓人嘆服。所以批評家多寫且寫好散文、詩歌，對於他的批評工作只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余光中有「以文為論」之說，意思是用文采斐然的散文筆法來寫評論，他的論文就是個典型。上面所說沙田「四人幫」的其他人，看法和做法也是這樣。我即使難臻美善的至境，卻也身體力行之。我聽到一些「黃維樑的文學批評寫得漂亮」之類的話，雖然也會謙遜一番，到底有遇到知音之感，難抑高興之情。2006年的一天，犬子若衡出生，就在醫院產房附近的一個角落，我醞釀良久的一篇序言（為龔鵬程教授的書《文學散步》而寫的，後來收在拙著散文集《迎接華年》裡面）一揮而就；龔著出版後，一位朋友讀到拙序，特來電郵對我的寫法惠予讚譽。這篇序是我諸多「以文為論」的一個例子。

○：的確如此，您的這些話道出了目前文學研究界的癥結所在，文學研究，畢竟是關於文學的研究，其本身也應具備一定的文學性，這是它不同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特徵之一。我瞭解到，您寫過大量關於余光中先生的文章，接下來能否談一下您的「余學」研究歷程？

□：「余學」這個詞是香港詩人戴天看了我編的《火浴的鳳凰》之後說的。古代有「龍學」、「紅學」，當代有「魯學」、「錢學」，我認為余光中的成就也當得起「余學」這個稱號。我在大學時開始閱讀余光中的作品，一讀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在大四時以筆名「游之夏」在《中國學生周報》專欄《小小欣賞》裡連續發表六篇對余光中散文的評論（六篇短文輯入《火浴的鳳凰：余光中作品評論集》時以《余光中：最出色最具風格的散文家》為題目）。當時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學青年，有些地方現在看起來難免粗疏，但我珍惜這六篇短文，在2014年出版的《壯麗：余光中論》一書中我仍然收錄進去，這是我的余光中研究之起步。以後隨着對余光中作品的認識逐漸深入，陸續又發表了很多評論；至今五十年，大概發表的論文長長短短有近百篇，涉及余光中的詩歌、散文、評論以及翻譯等。在五四新文學以來的眾多作家中，余光中是極為重要、極為傑出的一位。我曾說余光中有五枝筆，他用紫色筆來寫詩，用金色筆來寫散文，用黑色筆來寫評論，用紅色筆來編輯文學作品，用藍色筆來翻譯。

余光中的成就極大，在這裡不能細談，只講一個與上面談到「實際批評」有關的例子。我在2008年寫過一篇〈余光中的「文心雕龍」〉，這篇文章認為余光中的創作思想，其創作的實際表現，與《文心雕龍》中所講的有相當大的一致性。比如余光中的寫作特別講究情采兼備，就與〈情采〉中所提到的「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一致。情是指情感，屬於文學的內容；采是指辭采，屬於文學的形式。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批評思想往往太過看重情感內容，而忽視辭采形式，豈不知劉勰早就講過：「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辭采能使情感得以傳之久遠，使情感通達讀者的心靈深處。余光中特別重視辭采，就是承自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論傳統的一貫脈絡。這種承接性不僅在情采，還有結構，《文心雕龍》中的〈熔裁〉、〈章句〉、〈附會〉等篇暢論之。余光中的〈白玉苦瓜〉、〈民歌〉等許多詩都結構嚴密、脈絡清晰，明朗可讀而又意蘊豐富，無形中是〈熔裁〉諸篇理論的實踐。另外，《文心雕龍》強調文學的功用在於「經緯區宇」、「炳耀仁孝」，余光中的詩文呈現的感時憂國之思，也很符合劉勰的經世致用主張。

我寫這篇文章源於多年來自己的批評理念，即將中國古代文論運用於現代作品的實際批評。《文心雕龍》體大慮周，歷久彌新，足以探討余光中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余光中的作品情采繁富、格局宏大，也經得起《文心雕龍》這一部文論大著的檢測。所以用《文心雕龍》來分析余光中作品的藝術成就，可謂批評理論與文學作品結合的一个極佳例子。

○：希望未來能夠看到更多將中國古代文論運用於實際批評的著論出現。感謝黃老師接受採訪！最後，對於從事文學批評的年輕學者，您有甚麼贈言呢？

□：謝謝你花費很多時間閱讀我的著作，並提出很多到位、深刻的問題。你是以美學為研究專業的博士；文學理論和批評屬於美學範疇，難怪你的文學理論修養這麼好。這是我從訪談得到的印象。我對年輕學者有甚麼贈言？應該記住《文心雕龍．知音》所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然而，「博觀」極難，甚至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莊子在二千多年前已慨嘆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現在是甚麼時代？可是我們只能知其不可而為之。為學必須先「博觀」：「博學之，審問之……」劉勰與錢鍾書一古一今，是最博觀的理論家、批評家；我做不到其十一，但向劉看，向錢看。另外，我希望大家在析論文學時，除了作品的內容思想之外，要重視藝術性。二十世紀的心理分析、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文学理論批評家，都只對內容思想加以分析。還有，請大家不要過度崇洋崇新。我們取西方的新經，也要唸中華的舊經。錢鍾書最能平視中西古今，劉勰如生於今日，也必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