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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雷鳴:《腳註》:記憶、邊緣香港與城市思索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7月號總第403期

子欄目:評論

作者名:池雷鳴

由《腳註》引起的香港記憶
《腳註》,雖新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其實,是作者唐睿的一部舊作:香港三聯版的書名為《Footnotes》,於2007年出版。
據作者在「後記」中介紹,此番再版除了故事的主舞台由「徙置區」改為「安置區」這一關鍵稱謂之外,並無多大改變。
但作為一名普通的讀者而言,此番再版卻改動甚大。若不是語言改為簡體,出版地點改為內地,不知是否有緣觀看此佳作,就不必說此處引出香港的記憶了。
僅從地理而言,廣州與香港無非那麼點距離,且有歷史與文化的同源,但想必大多數人,特別是北來的「異鄉人」,對香港總有一些距離之外的想像。這些想像,大多由影視劇、歌曲、娛樂、新聞、教科書等等構成,涵蓋了那些香港與己的同與不同。那顆東方明珠,在南中國的角落裡,總會有一些魔力,讓不知底細的很多人牽掛。
來粵多年,但去香港只是一次,且帶着公務。最大的印象,與之前的現代都市始終有一些距離,固然維多利亞港灣依舊繁華,但替代不了街道、巷口的逼仄感。可能從小在坦蕩的平原長大,習慣了自然的豁達與暢懷,即便初到廣州便領教了城中村建築物之間的雞腸小道,但香港三日留下的印記,依然是逼仄。後來讀了一篇研究香港小說中逼仄空間的論文,很是有些道理,於是又加深了那種「窄窄」的美學。
這種「窄窄」的印記,雖然遠逝那種距離之外的想像,但依舊是現代的,是現代建築、現代人有意「擠壓」而塑就的。這種現代都市的真實呈現,與之前窗明几淨的現代想像,產生了很大的精神斷裂。
於是,似乎不再想去香港了。
港產的電影,如《寒戰》依舊精彩,陳奕迅的粵語歌仍然再聽,但不再想像香港了。
近日,唐睿兄寄來花城版《腳註》,綠色的封面,十萬字左右的主體,煞是誘惑。原本在讀一本大部頭,間隙翻閱一下,熟料不得不放下大部頭,開始專注於它。若不是有些事情打斷,想必幾個小時即可閱讀完了。
讀完之後,香港又再次勾起了我的興趣,又想去香港了,沿着《腳註》的足迹,去看一番逼仄香港的另一面:逼仄裡也有大乾坤。

《腳註》:題名與「腳註敘事」
人的閱讀時間總是有限的,先不談生活,即便是層出不窮的書籍,就讓人不得不加快速度,囫圇吞棗。在浮光掠影中,有很多在記憶中遺棄了,卻有一些作品堅強地留下了,而且持續召喚、叩問:再讀,再讀,尚需細細品味。
《腳註》正是記憶中需要再玩味的作品。
《腳註》在港問世之處,便得到了認可,獲獎不斷,其中之一是第十屆中文文學雙年獎。如今來到了內地,不知又會掀起怎樣的漣漪?

內地學者凌逾教授寫過一篇學術論文〈腳註時間與腳註時間敘事〉,作者在「後記」中坦言,這篇論文「是目前我所知道,於內地最全面地評論《腳註》的論文」。可能是由於讚賞,作者將其附錄在小說之後,一起與序言文本、扉頁文本、故事文本、後記文本、附錄文本等構成了一個具有互文性的多樣多重的作品文本。這種專業深入的解讀,對於讀者領略小說故事是有裨益的。

凌教授注意到港版的小說題名「Footnotes」,「用了漢語沒有的複數形式,這意味着小說有多重腳註,而且互為腳註」。「首先,開篇的楔子可說是正文――名字如記憶,扯出蘿蔔帶着泥。其餘第一至第三部分,無非是對楔子這句話作腳註。其次,第二部分是對第一部分的腳註,解釋『我』為甚麼對喪失林鋼的友誼耿耿於懷。再次,第三部分是對第一、第二部分的腳註:敘事內核是寫實再現安置區的生活,敘事外層將內核呈現為精神分析談話錄,有意促使讀者對內核進行激情疏離式的觀照。其四,後記是前文的腳註。在後記中,作家解釋,腳註扮演一個曖昧的角色,它曖昧地寄生,召喚有心人為之煥發光彩。溫情的社區故事,不過是出自失憶症者之口,實情被精神科醫生點醒,對之進行解構;最後,精神病醫生被病人感化,也學會了欣賞水影和鏡子中的詩意世界。
凌教授的「點題」鞭辟入裡,對小說文本的解讀關切甚大。如今,這篇論文被作者再版入新的文本之中,成為作品文本之中的重要構成。這難道不也成了文本之間的多重「腳註」嗎?
若作者不以「腳註」為名,若港版不以英文「Footnotes」問世,是否還會有如此細緻入裡的解讀呢?
題名之於小說的寫作與解讀,向來如此關鍵。

《腳註》的多重內涵:邊緣風景與腳註記憶
很多學者、讀者對《腳註》的解讀很是詳盡了,讀了也頗受啟發,但對「腳註」多重內涵的理解,仍有一點意猶未盡的地方。
由「腳註」如何理解香港的邊緣空間。腳註原本的功能,是作為正文的註解,多是一種補充說明、解釋。與正文相比,腳註當然是邊緣所在。在香港的現代詮釋中,高大、整齊、科技、金融、文明的「香港」形象,當然是「正文」,也是全球化想像中的核心。可作者唐睿至少在小說中卻表達了另外一種香港的形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安置區中的香港。這個香港由「異鄉人」(國民黨軍人九叔、印尼婆婆、被稱之為「大圈仔」的黎軍、林鋼等玩伴)主演,由低矮狹窄的安置民居作為舞台,共同展現遊弋邊緣卻安居的另一種現代人生活世界。這裡固然貧窮,卻依舊有適宜生存的詩意、有耐人尋味的哲學:

名字真是樣奇怪的東西,你就是把它改了,換成另一個,原來的那個,還是會默默地跟着你,像影子,又像是那些逐漸,或經已消逝的物事與人物,偶爾借着街上的一點痕迹,借着你的夢,悄然返回你的生命(157)

「李壽林」,是安置區受人愛戴的中醫師,在一次警察搜捕行動中暴露了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原來,中醫師的原名是李立群,是一個曾經盜墓的竊賊,而「李壽林」是一個已經去世多年的中醫師。二者之間的關聯僅僅是在一次盜墓中得到的一張醫生執業證明,卻由此延伸出了不同的人生途徑。

那夜,那些悄悄地立在窗後感到遺憾的人,心裡彷彿都懷着同一股默契,那就是對於那些不能用言語或行動來撫慰的人,我們只能默默地讓靜默的時間臨到他們的身上,儘管,時間從來也不。

忠平嬸因女兒被流彈打中而死,一直無法釋懷,哭了幾個月,哭聲成了咳嗽聲,幾個月之後,咳嗽聲變成了嘔吐聲,幾個星期之後,一輛救護車鳴響響徹了整條巷子。面對如此慘痛的遺憾,靜默消弭了悲慽,而聲音卻永遠地落在了心裡。

活着或許並不是在於長短,而是在於讓多少事物穿透自己,進入內心。我原來的責任是要令他相信,他從沒有蹲閘內聽肥文講故事,而是一直在閘外講故事的那個,但現在,我卻愈來愈覺得,他本來就是在閘外講故事的那個,而閘門背後,我正凝視着一碗涼水在水泥地上緩緩擴散,逐步拉出了一片,遼闊天空。

此句是小說文本的最後一句話。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我」,並不是一直以來的敘事者「黎軍」,而是「他」,黎軍的治療者。在被稱為「腳註」的最後一部分,顛覆了以前所有的情節。原來滔滔不絕的講述者,黎軍,是一個被大火所恐懼而導致精神衰弱、記憶殘缺的病人,而那些貧窮卻溫情的故事情節,是這樣一位十五歲少年的病情陳述。「我」照例是這個邊緣世界的旁觀者,不屬於它,卻在救治中,不覺間被那種邊緣的詩意所歸化了。
當然,精彩的詩意和哲學還有很多。想必只有一讀,方能去尋覓自己的詩意與哲學了。但,邊緣的風景,想必通過僅僅的三個例證,是可以窺其一斑了。就人的真實存在而言,世界之中,有所謂的中心與邊緣嗎?這最後原本處於中心的「我」對「邊緣」歸屬可以說明一點吧。
就香港這座城市而言,《腳註》給我提供了另外的一種風景。這風景雖在低處,卻無比真實,具有高處所不可媲美的美感。腳註:記憶的真實面貌。
《腳註》也是一部有關記憶、懷舊的作品。敘事時間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而寫作的時間與閱讀的時間都是新世紀,時間距離有二十餘年的光景。
從記憶的角度來看,第三部分「腳註」具有更關鍵的功能與位置。它不是小說的結束,恰是開始。它需要讀者們,將此前的情節故事,完全顛覆,而這「顛覆」是記憶本身的真實性而言的,或者說是對記憶的定義本身而言的。它會引起人們持續的追問:何為記憶。
「黎軍」是一名記憶殘缺與精神衰弱的患者。他的爸爸一走了之,目前瘋了,而自己因大火恐懼留下精神創傷。面對這現實中真實的處境,讓人如何相信那些斷裂、矛盾的追憶呢?更何況那追憶,又是如此美好地平凡、平淡、真實。
小說中,至少有三重記憶:黎軍的記憶、姑媽的記憶和治療者的記憶。記憶就是對過去的敘述。雖然三者身份不同、處境有異、地位不同,但記憶的功能與面向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好的重構:對過去的選擇、過濾、忘卻與建構。
最後,治療者之所以歸化,正是由於那份美好無法拒絕,如此魅力;大難不死之後的「黎軍」之所以如此追憶,是否也是由於姑媽與醫者的刻意編織:忘卻禁閉自己的生母,重新建構一個溫馨親情的故事;至於姑媽,雖然只是短暫的出現,卻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正是她的美好堅持,讓面向過去的記憶充滿未來溫馨的憧憬,彷彿為記憶定下了美好的基調。一切得以重構,卻不再是面向過去,而是着眼於新生的未來。
那真實的過去呢?
過去的真實,在一環扣一環的個人記憶「腳註」中,逐漸消解於未來的真實憧憬中。
「腳註」仍然持續。越是微弱、越是不起眼、越是意想不到,有可能越是關鍵。
這「腳註」的內涵,頗有老子的智慧呢。

《腳註》啟迪:廣州城中村與「外來者」
唐睿在「再版及簡體版後記」中說:「不少人認為,文學除了能讓人尋夢之外,就沒有甚麼實際功能,但在這顛簸的年代,我們所欠缺的或許正正就是逐夢的勇氣。
從上中文系開始,轉眼間堅持了十幾年了,現在也在吃文學這碗飯。每每在車上,路上問到,你學的是甚麼專業,做甚麼工作時,難免會有一點點沒底氣地說,是中文,做文學。毋庸置疑,文學是當下社會的腳註,是職業的邊緣。
文學有甚麼用呢?這是很多人心裡的話。
在唐睿這裡,文學當然是有用的。他雖然正面回答得很有技巧,但其實際行動可是實實在在的。
《腳註》裡有一種積極介入現實的精神(雖然形式上是消極的體現):對香港安置區的回憶並不是只是一種單純的懷舊而已,而是有着他結結實實的寄託:「當中的許多人物和故事,都擁有現實原型和根據。昔日香港人能夠拋開彼此矛盾,文化差異,互相包容的精神,正是香港人之所以能夠長足發展的基石,所以我希望能通過小說,將港人的這種特質,呈現出來。
一座繁榮的城市,如何接納異己、尊重他者、融匯差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城市之所以繁榮,不在於它的現在如何繁華,更不在未來如何憧憬,而在於過去如何積纍。一座城市要發展,面向過去嚴於自省、勤於反思、敢於批判,是必要的過程。以此來看,唐睿的懷舊,並不在於「黎軍」美好的少年生活想像編織,而是在夢的形成中,如何忘卻與遺棄那作為繁華都市邊緣人的苦與痛。
於是,姑媽、醫療者的存在就有了寓意。他們的記憶以及對「黎軍」記憶的改造,實際上正是一種忘卻,選擇性遮蔽。正如那原本的安置區,如今被一座美麗的公園所遮蔽掉了。地點依舊是那個地點,但空間發生了質變。但那些存在記憶中,被遮蔽與掩藏的苦與痛,真的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嗎?
如果沒有存在的必要,那些詩意與哲學呢?最後作為治療者的「我」,又為何歸屬呢?而我們,作為讀者,又如何被感動,並開始另一座城市的思索呢?
《腳註》所言的安置區,其實是一種臨時性的房屋區,「一般由一排排一層或兩層的房屋群組成,建材主要是木板和鋅鐵皮」,而居民的構成主要是一些底層的內地移民為主。
從區域建構來看,確實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廣州的城中村,卻有着本質性的不同。廣州的城中村雖然也有逼仄狹隘的空間特點,但其所有者卻是本地居民,以地皮價值、房租和其他生意等形式成為了這座城市「最有錢的人」。除了空間佈局之外,《腳註》裡的安置區與城中村的關聯點還在於真正的邊緣人,也是「異鄉人」,官方的稱謂是「外來務工人員」。
這些外來者,大多從事着藍領工作,如計程車司機、保安、清潔工等,勤勤懇懇,為這座城市發展貢獻着不可替代的力量。與《腳註》的「異鄉人」們比起來,他們來廣州的目的大多不是為了定居,而是打工賺錢回鄉,以至於城中村廉價的房租成為了他們的首選。
這種候鳥式的城市身份,讓他們與定居者、本地人的身份追求有所不同,但並不意味着他們不應該享受現代都市的權益,而只是一味的付出自己的勞動力。
當下的「城中村」改造,無論是就居住條件、治安因素等而言,都是勢在必行了,但在改造的過程中,似乎只有本地居民的權益被聚焦,而那些「外來者」所渴望廉價住宿,所渴求的一份內心安寧呢?是否也在改造的計劃之中呢?
有一種聲音說,這些「外來者」是典型的回鄉消費型:在廣州掙錢卻極其儉省,而在家鄉卻大興土木,娶妻生子……言下之意再明顯不過了,這種聲音裡除了歧視,還有甚麼呢?
廣州的「外來者」與《腳註》安置區的居民,確實有着更大的選擇權,他們至少還可以歸鄉,不管在廣州如何,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收留他們,但是否意味着廣州這座城就可以不考慮如何讓他們安居及其那些詩意與哲學呢?
《腳註》的眼光是少年,其實是以內地移民的第二代視角來敘事的。如若說作為第一代外來者,廣州與故鄉與之都有深刻的聯繫,或者說故鄉與之有着天然的生命關聯,那麼那些外來者的第二代呢,從小甚至就在廣州出生,他們眼裡的「故鄉」與父輩們的「故鄉」還有一樣的生命意義嗎?或許,在他們心中,廣州才是故鄉,那麼這個「故鄉」能否接納他們的這份情感呢?
每個人都有獲得幸福的權利,都有為幸福而鬥爭的權利,而只有被承認,才有尊嚴,才有自豪感,才能有幸福。但幸福不可能是一個標準答案,而是要在差異中融匯,在不同的聲音中追求和聲的美。《腳註》,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反思,與其說是以小說手法編織記憶的美好,不如說是以哲學的追求建構那被遮蔽的痛楚。
哪裡都有邊緣,哪裡都是邊緣,而生存的關鍵或許正是這些邊緣。
或許,我們都是「外來者」。


池雷鳴,河南虞城人,暨南大學中國史學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海外華人詩學和華僑華人史研究。《暨南大學學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