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7月號總第403期
子欄目：悼念華語文壇泰斗劉以鬯先生特輯
作者名：黃萬華
這篇文字原本寫於今年2月，現在修訂之際，深感題目無須改動，即便劉以鬯先生離去，香港文化的脈搏還在鮮活、強韌地跳動，劉先生的生命脈搏也仍在久久跳動。
多年前，曾寫過一文〈跨越1949：劉以鬯和香港文學〉。今年劉先生百年壽誕，想再為他的文學生涯寫些後學者的文字，拿起筆，腦海裡最先浮起的是崑南曾感嘆的，「為《淺水灣》寫稿的這段日子」，「感覺非常好。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副刊跟它一樣」（1）。這肺腑之言讓後來者觸摸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脈搏，而這脈搏始終跳動在劉以鬯先生的生涯中。
香港的脈搏在劉以鬯先生的生活中時時可以觸摸到，不妨就從《淺水灣》的一點往事談起。熟悉香港文學的人都知道，劉以鬯先生1950年代初就進《香港時報》編副刊，《淺水灣》在他1960年接手主編後改版成文藝副刊。當時，香港戰後成長起來的本地青年作家開始被文壇關注，劉以鬯就向崑南、盧因、王無邪等人約稿，崑南由此產生的「感覺非常好」，是因為在香港社會做「典型的『寫稿佬』」，就得「對方要甚麼稿，我就寫甚麼稿」，而劉以鬯主持的《淺水灣》，其要的「甚麼」就是「文學」，從來「不干預我們所寫的內容，實在太好，求之不得」，至於作者「不論是左派，或是右派」，只要寫的是文學，就都「接受」（2）。左右翼政治高度對峙的五六十年代，崑南等年輕人的文學抱負是要成為「超越兩股政治濁流之外的一道清泉」（3），而劉以鬯主編《淺水灣》，也是要以「勇氣」和「傻勁」堅守文學（4），這使得雙方一拍即合，崑南等初出茅廬者得以在《淺水灣》盡情暢游，有了那個年代香港文學的新意生氣，我這裡想說的是其中引人注目的新意──文圖「互文」。當時，崑南為《淺水灣》寫稿後，覺得《淺水灣》的「版面有時太『悶』了，只有文字沒有圖畫」，就提議讓王無邪畫畫自己寫詩，形成了頗有意趣的詩畫合作（5）。其實，從1940年代在上海編報刊開始，劉以鬯就有自己給版面「劃版樣」的習慣，他看重副刊的內容，也看重副刊版面的「形式」，盡量讓版面「天天變，天天新」，以文字版面的圖像化，來影響文學的實驗性，甚至由「劃版樣」「建立新形式」（6）。所以，他積極支持崑南、王無邪等的詩畫合作。今天，我們翻閱到1960年代初期的《香港時報．淺水灣》，見到崑南、王無邪的詩畫「互文」，畫是用類似木刻的線條作的抽象表現主義繪畫，詩則是地道的都市現代詩，甚至葉維廉翻譯艾略特的〈荒原〉，也由王無邪配畫，仍會覺得耳目一新。例如，富有禪意的垂釣圖景，有着抽象表現風格的城市與太陽畫面，與詩作〈垂釣垂釣〉、〈城市之惆悵〉（7）交相輝映，將黑白線條的生命與文字的意蘊交融在一起，留白的畫法和詩句的隱喻都在時空的聯繫中將思考推向人類和人生的意義。
當時，包括被稱為「香港詩壇三劍客」（葉維廉、崑南、王無邪）在內的一批年輕人，為香港詩壇提供了不同於「南來」作家的「本土」寫作。其中，崑南被公認為「完全在香港成長與生活的最重要詩人」（8），其小說注重空間性，尤其是心理空間的呈現，則將漢字的現代視覺性發揮得淋灕盡致。而「王無邪寫詩寫散文，亦從事翻譯及繪畫，是三人中詩作最成熟的」，他後來由詩歌轉向繪畫，因為他覺得繪畫更便於「反叛」、「突破」，而又能守住「文化中國」的底線（9）（10）。葉維廉的文圖理論及其實踐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圖理論中最自成一家而影響廣泛的，突破了以往語圖相異或相同的討論，從古今中外藝術對話的高度探討詩畫關係，成為他極有影響的中西比較詩學的重要內容；〈無極之旅〉等題畫詩，則皆為詩畫交融的佳作，往往呈現傳統美學與現代詩對話的美好意境。劉以鬯《淺水灣》時期，這些年輕人在文學與圖像關係上展開的嘗試、探索，呼應着《文藝新潮》之後，《新思潮》《好望角》等以現代藝術的開放性、自由度打破當時冷戰意識形態背景下「政治掛帥」的封閉性的努力，大大推進了香港的現代主義藝術，不僅成為1950～1970年代香港文學史非常值得關注的一環，也極大影響了日後的中國文學。
劉以鬯熱情為崑南他們提供詩畫合作、文圖「互文」的園地，本意自然在於他看重文學的創新，他自己可以說是香港作家中創新能力最持久最旺盛的一位，同樣借力於「文圖」互文展開文學創作；而這正切中了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資源，成為形成香港文學傳統的重要內容。
香港都市文化的重要資源顯然是豐富的現代媒介，這使得香港作家的文學自覺往往是從現代都市的語圖媒介中產生的，香港文學甚至成為「跨媒介」文學。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建立於現代印刷技術和都市商業之上的報業和出版業已經成熟，作為華語電影中心的優勢也開始形成，這些都使得香港文學與圖像的關係日益密切。這種關係的密切圍繞現實主義的深化和現代主義的興起展開，其豐富也就成為香港城市文學傳統的重要內容。劉以鬯主持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就處於這種潮流中，它「所介紹的現代主義文學，是當時香港所見的其他文學刊物未曾甚至沒有介紹的，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是香港文學史上新的里程碑」（11），而這時期香港文學所湧動的現代主義藝術思潮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意義重大。劉以鬯自己的創作，則稱得上戰後中國作家中探索小說新形式最多的。然而，劉以鬯一直追求的是「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結合起來」（12）的「現代現實主義」，既深化現實主義，又推動現代主義，這使得他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最有廣泛代表性的作家。而他在小說結構和形式上的頗多創新，往往是敏感於現代都市社會中媒介因素的作用，從而溝通文學與圖像的更多聯繫，或者可以說，「文圖」是劉以鬯讓現實主義得以開放的重要途徑。
文學和電影關係的密切發生於現代城市大眾文化的環境中，電影的介入是文學深化現實主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現代小說的探索，吸收了影視帶來的視野，也消化了它的表達的方式和附帶的觀念」（13）。而我們知道，劉以鬯是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說《失去的愛情》改編成電影後離開上海到香港的，他的小說創作一開始就在文學與電影之間「跨媒介」地借力。但劉以鬯的更大貢獻在於他「文圖」上「現實和現代」的交融。劉以鬯是在「賣文為生」的個人生涯中逐步被公認為「對香港文學貢獻至深」（14）的「本地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大師」（15），而在香港，「主流文化是指起主導作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強調以大眾方式書寫『高端文化』」（16）就成為那些堅守文學的作家的求生之道，這種追求無疑讓歷來強調文學與現實社會密切聯繫的現實主義進入開放狀態。而都市多媒介因素，尤其是視覺媒介的發展，成為作家突破原有創作的局限，深化文學思考的一種自覺實踐。劉以鬯當是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中最自覺展開這一實踐的人。《酒徒》能成為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中最突出的作品，就在於將喬伊斯、福克納等意識流大師的藝術手法運用到香港環境中「酒徒」形象塑造上時，多種文體（情節化的小說敘事、詩化的抒情、電影蒙太奇式的結構、戲劇性對話等）有機交融，使得人物意識流動中的豐富畫面呈現多層面的隱喻世界，表現出了鮮明的社會時代性。《酒徒》本身是非常成功的「現實和現代」交融的語圖文本。幾十年後，《酒徒》還能被改編成電影，引起後來香港人的共鳴；而大陸民眾，更多的人是從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2046》而關注到劉以鬯，這不僅說明劉以鬯以《酒徒》為代表的創作在香港這樣的都市社會的成功，也再次讓人感受到，香港的脈搏跳動在劉以鬯的生命中。
劉以鬯既有相當深厚的香港現實生活的積纍，又有非常自覺的形式實驗、探索意識，在此兩者的結合中來突破傳統現實主義的寫法，進入他稱之為「開放的現實主義」的表達，「跨媒介」的形式探索是其重要內容，而其內在核心始終是文學對人的關懷。例如其小說直接借助於印刷文字「排列」變化中的「語象」傳達出的深廣意蘊一定指向對人的命運的深切關懷。「故事新編」〈蜘蛛精〉描寫唐僧面臨蜘蛛精挑逗在宗教信念壓抑下的情慾衝動，以此肯定了本真的人性和自然的人性形式，全篇採用兩種字體，第一人稱敘述唐僧的心理、感覺、意識時，用黑體字不加標點地排列，充分顯現了唐僧內心的徨亂、無奈。全篇又不分段，兩種字體緊迫地交替出現，強化了唐僧同蜘蛛精的緊張糾結。〈黑色裡的白色白色裡的黑色〉最為人稱道，採用特殊的印刷排版，從封面到正文都以「黑地白字」和「白地黑字」的「色塊」相間，在強烈對比的視覺效果中使小說的表現有多方面進展，除了以黑、白兩種顏色的交叉結構（頗可引起人們對社會黑、白兩道結構的聯想）表現都市生活美醜相容的雙重性和人性善惡並存的複雜性（小說通篇以「白底黑字」展開意味着光明、純真、善美世界的敘事，而「黑底白字」的敘事則呈現出黑暗、虛假、惡醜）之外，還有着藝術構思上的多種效果。黑白兩塊呈現敘事視角、結構線索的雙重性，既有主人公麥祥的心理敘事角度，又有作者全知觀點的敘事展開；既有按一天時序依次展開的結構線索，又有借助都市種種信息生發出的「旁枝」，縱橫交錯，由此呈現「城與人」的關係。小說以麥祥一天的經歷、見聞來寫香港城，需要呈現現代都市的「黑白」相間雜陳的複雜存在，又不能讓過於龐雜紛繁的都市「信息」使敘事變得混淆不清，黑白相隔對敘事內容起了一種梳理、凸現的作用。小說末尾兩節是無文字的黑白色塊，且以黑色終結，與前面二十三節文字呼應，既有餘音繞樑之感，又有善惡、美醜的思考無盡之意義。〈島與半島〉則以楷書字形成紀實的香港敘述，以秀體字表示虛構的小說正文，兩者交互作用，真實的香港「反照」出香港的真實。這些小說都是利用現代印刷字體「排列」的創新強化敘事的「視覺效果」，凸現人、人性世界的豐富複雜，而它們的來源實際上是劉以鬯對都市存在，例如都市空間分割的體悟和思考。至今看來，已成為香港文學史中的重要印迹。
文學與圖像是香港文學最重要的流變之一，當年劉以鬯在《快報》開設「我之試寫室」專欄，相繼推出的西西、也斯等後來都成了香港「文圖」最有影響的作家，香港之「文圖」也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圖像關係史中富有特色和重要價值的一章。
這篇懷念劉以鬯的小文僅從「跨媒介」語圖的角度談論劉以鬯先生，也可見到這位上海南來的作家與香港城的息息相關。我原本擬了兩個題目，另一個題目是〈一個人的生涯釋放了一座城的能量〉，劉以鬯個人的寫作生涯，卻釋放出香港這座東方現代城市蘊藏的文化能量。劉以鬯一生視「經濟文化上的獨特性」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其中「創作上的百花齊放和自由精神」更為他看重（17），他的眼光、胸襟、能力開掘出香港豐富的文化資源，他的很多文學活動開啟、拓展了香港文學的多種流脈。
「不寫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學則已，要寫便需要先着力寫好劉以鬯這一筆。」（18）黃繼持所說的「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學」當是指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香港文學，這是香港文學自成格局、自成品格的重要時期。「寫好劉以鬯這一筆」，不僅可能呈現一段重要時期的香港文學的格局和品格，而且可以揭示香港文學的傳統如何形成及其豐富內涵。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需要先着力寫好」的「一筆」在香港文學史中已被每個關心香港文學、關心香港命運的人所用力，我們也能永遠感受到劉以鬯先生的生命脈搏。
（本篇標題書寫：謝有順）
【註】：
（1）何杏楓、張詠梅、鄧依韻〈訪問崑南先生〉，《文學世紀》34期（2004年1月）
（2）同（1）
（3）王偉明：〈歡如喜如出梵音――訪崑南〉，《詩網路》2002年第6期
（4）劉以鬯〈香港的文學活動〉，《素葉文學》2期（1981年6月）
（5）何杏楓、張詠梅、鄧依韻〈訪問崑南先生〉
（6）劉以鬯〈從《淺水灣》到《大會堂》〉，《香港文學》79期（1991年7月）
（7）崑南詩，王無邪畫，1960年4月8日、21日《香港時報》
（8）王無邪：〈「三劍客」的故事〉，《香港文學》2011年11期
（9）王無邪、梁秉鈞〈在畫家中，我覺得自己是個文人〉，《香港文學》第311期（2010年11月）
（10）梁秉鈞：〈一九五七年，香港〉，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等著《一九四九以後——當代文學六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頁202
（11）何杏楓、張詠梅〈訪問盧因先生〉，《文學世紀》第34期（2004年1月）
（12）劉以鬯〈我怎樣學習寫小說〉。《香江文壇》4期（2002年4月）
（13）也斯〈文學和影視的對話（代序）〉，也斯等編《小說家族》，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頁3
（14）梁秉鈞〈《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書序〉，梁秉鈞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頁ⅸ
（15）譚國根〈序一：劉以鬯與香港公開大學〉，《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頁ⅶ
（16）（法）弗雷德里克·馬特爾（社會學家）〈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轉引自李乃清《馬特爾撥開全球文化戰爭的迷霧》，《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24期
（17）東瑞〈我的小說是現代現實主義――專訪香港純文學旗幟劉以鬯〉，《中國文化院》網頁《名家名人訪談》（2016年6月29日）
（18）江迅〈王家衛為何「特別鳴謝劉以鬯」〉，《文學報》2000年12月月末版。
劉以鬯先生獲頒「2014香港藝術發展獎」之「終身成就獎」
（羅佩雲女士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