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劉以鬯與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

在內地，報刊文章有劉以鬯「隻手開創現代主義」的說法，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劉以鬯加入香港現代主義運動並不早，不過他後來居上，主編《香港時報．淺水灣》，扶植新人，並終以小說《酒徒》奠定香港現代主義的成就。本文試圖討論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的脈絡，以此定位劉以鬯的歷史貢獻。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壇，以「反共文學」為主流，左右文學對立。在詩壇上，較為流行的詩人是力匡和徐速，他們詩行整齊，主要抒發去國還鄉之感，風靡一時。這種詩風逐漸引起一些本地年輕人的不滿，變化從1955年8月１日創立的《詩朵》開始，領頭者是崑南。《詩朵》反對現代詩回歸傳統，主張向當代西方學習。《詩朵》的「獻詩」〈八月的火花〉的最後說，「這裡，我們願意提出新詩和遺產的商榷，也為了新詩向『名作家』們駁斥；我們奏着雪萊的『愛杜納斯』輓詩，來弔新詩的沒落，波特萊爾的『夜梟』來悲哀時代。」《詩朵》第三期發表了雨莨的〈試評《高原的牧鈴》〉，直接批評力匡的新詩作。崑南化名班鹿在《詩朵》第一期發表的〈免徐速的詩籍〉，他列舉馬拉美、梅特林克、波德萊爾等一堆外國現代詩人的話來駁斥徐速有關於「詩是教我們說話的」說法，他甚至說：「假如文化界有『詩籍』的存在，我們得免徐速的『詩籍』！」
《詩朵》只出了三期，只是過渡性的刊物，對於香港詩壇沒有太大影響。正如《詩朵》的「獻詩」中，將雪萊和波特萊爾並舉，《詩朵》在詩歌創作也呈現出從浪漫到現代詩的過渡狀態。《詩朵》只是揭開了香港五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序幕。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蔡炎培等年輕詩人的出現，標誌着香港詩壇新人浮出歷史水面，他們日後逐漸取代了趙茲蕃、徐速、力匡、徐訏、夏侯無忌、曹聚仁等老一代的詩人。不過，歷史還要等待另一個詩人和刊物的出現，才能成就香港五十年代中期後的現代主義詩潮，那就是馬朗和《文藝新潮》。
《文藝新潮》面世於1956年2月18日，創辦者馬朗。馬朗早在四十年代就在上海從事文藝活動，面對五十年代政治所帶來人性廢墟和絕望，面對文學被政治主宰的命運，馬朗提出的方案是尋找真正的文學，這種文學就是現代主義。
《文藝新潮》大量翻譯了薩特、加謬、波伏娃等人的存在主義小說。法國存在主義是二次大戰後西方最為流行的文學思潮，是戰後人心絕望的表現，最為吻合馬朗等人的心理。在詩歌上，《文藝新潮》傾向於翻譯歐美現代詩，這些詩歌翻譯與香港的現代詩運動形成了互動的關係。
馬朗在創刊號發表了一組題為「獻給中國的戰鬥者」的組詩，一是〈焚琴的浪子〉，二是〈國殤祭〉，雖然別開生面，但大體上還是抒情詩。這時候，台灣現代派拓荒者紀弦馳援香港，他在《文藝新潮》上發表了「詩十章」，呈現出獨特面目。崑南以葉冬為名翻譯發表了艾略特的名詩〈空洞的人〉，又發表了一首四百行長詩〈買夢的人〉。嘗試現代主義小說的，則是李維陵，他發表了具有存在主義意味的小說〈魔道〉〈荊棘〉等。
劉以鬯直到最後時刻才登上《文藝新潮》，他先是在《文藝新潮》第十四期上發表了「四短篇」，不過後發先至，「四短篇」被置於目錄的首篇，壓過了排在第二的李維陵的力作〈荊棘〉。這「四短篇」分別為〈春〉、〈夏日兜橋〉、〈秋扇〉、〈冬天來到了〉四篇，大致上還只是小品，然而顯示了不同一般的敘述方式。在最後一期《文藝新潮》上，劉以鬯又發表了〈黑白蝴蝶〉，這確乎是一篇意識流之作，寫「我」在樓上喪失了行走能力的太太和樓下另一個女人之間的心理徬徨，意識跳躍，文字靈動，預示着劉以鬯意識流小說的成熟。〈黑白蝴蝶〉給了《文藝新潮》一個完美的結局。
《文藝新潮》第十四期出版於1958年1月，第十五期停刊號出版於1959年5月1日，隔了近一年半。也就是說，從第十四期開始，《文藝新潮》就開始停滯了。1958年12月12日，崑南創建了「現代文學美術協會」。1959年5月1日，他又與王無邪、楊際光創辦了《新思潮》雙月刊。因為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刊物，《新思潮》較多藝術方面的內容，創作不多。《新思潮》二、三期在詩歌上只發表過一首，那就是葉維廉的〈賦格〉。
就在香港現代主義青黃不接的時候，劉以鬯在1960年2月15日主編改版後的《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給現代主義創建了一個新的陣地，並將香港現代主義推向高峰。
劉以鬯1948年冬天從上海來到香港，《香港時報》請他去做副刊編輯，這個副刊就是「淺水灣」。劉以鬯在抗戰前後曾經編輯過《國民公報》和《掃蕩報》等報刊，《香港時報》看中的就是他的這個背景。不過，劉以鬯這次編「淺水灣」時間並不長，他因為不願意在副刊上刊載舊詩，得罪了老闆，被迫走人，去了《星島週報》，後來又去了新加坡任報刊主筆兼編副刊。1957年，劉以鬯重回香港，《香港時報》再次請他加盟，主編「淺水灣」副刊。
《香港時報．淺水灣》說不上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副刊，它的兩邊有兩個固定專欄：一邊是《香港時報》的老總李秋生以且文的筆名寫「天竺零簡」專欄，另一邊是張列宿的政論專欄。劉以鬯自己主動約來的一個專欄，是「十三妹漫談」。
十三妹是一個具有相當西方文化素養的作者，可以按照劉以鬯的要求介紹西學。她的確在「淺水灣」的專欄上發表了很多介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的文章，如〈關於歐金．奧尼爾〉、〈關於存在主義的文藝思潮〉、〈續談存在主義的反響〉、〈關於意識流小說〉、〈意識流小說與我們〉、〈意識流小說的接受障礙〉、〈標榜現代思潮，謝絕八股老套〉等等。十三妹當時名聲很大，文章非常流行，她在「淺水灣」上所寫的文章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帶動了當時香港的現代主義風氣，也帶動了其他作者。
《文藝新潮》的原班人馬，馬朗、崑南、王無邪、盧因以至劉以鬯本人，都繼續在「淺水灣」上發表文章，延續他們對於現代主義的倡導。馬朗因為要去美國，中止了《文藝新潮》，不過他對於劉以鬯辦的「淺水灣」仍然是關注和支持的。他在「淺水灣」上發表了〈失去焦點的現代小說〉（1960年3月30日）、〈洛迦新詩〉（1960年7月28日）等文章，還介紹過米拉堡的詩歌、野獸派大師等。劉以鬯本人除了以「太平山人」的筆名寫「香港故事」的專欄外，也發表了不少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的文章，他介紹了剛剛去世的海明威，介紹了喬也斯的「優力西斯」，還介紹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等。
在「淺水灣」的作家裡，崑南是較多寫稿的一個。據崑南回憶，劉以鬯主動向他們這一夥倡導現代主義的年輕人約稿，並且還有意識地組織特輯。崑南的稿量很大，在「淺水灣」剛創刊的1960年2至3月，他就用不同筆名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從去年奧亨利小說獎說起〉、〈抽象藝術的意義〉、〈泛論尼采存在主義哲學〉、〈五四談現階段各地的青年運動〉、〈美國詩壇的實況：兼論中國新詩的難懂問題〉、〈端午節談中國新詩三大問題：新詩是洋化的產物？〉等，涉及範圍很廣，既有對於西方思潮的譯介，也有對於中國新詩的評論。此外，崑南還與王無邪合作詩畫，發表了系列作品。1961年，崑南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地的門》，由香港美術協會出版，這是劉以鬯《酒徒》之外的香港現代主義的另一部代表性作品。
據劉以鬯自述，因為發表崑南等人的文章，他曾受到上層的批評。報紙的老總和副老總都不喜歡文學，認為崑南、盧因和王無邪等人的稿子全是「衰稿」，是其它報紙「青年園地」、「學生園地」都不給稿費的學生稿，他們認為劉以鬯根本找不到好稿，拿這些青年人的稿子來濫竽充數。劉以鬯並不退讓，他說：「我是認稿不認人的。我不管作者年紀有多大，他在『青年園地』還是『學生園地』寫稿，只要他們的文章好我就會刊登。」劉以鬯後來解釋自己的辦刊思路：「當時我想介紹現代主義文學，他們就為我撰寫有關現代主義文學的文章。換句話說，這些作者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實踐編輯方針。」
因為是報紙，「淺水灣」介紹翻譯西方現代主義的文章以短篇為主，不過劉以鬯也沒有放棄刊登長篇作品。「淺水灣」刊登過兩個長篇連載：一是1960年10月4日至12月18日，連續刊載了學工翻譯的海明威的小說《危險的夏天》，分七十四次登完；二是1960年12月20日至1961年2月14日連載了矜式翻譯的意大利存在主義小說家莫拉維亞的《兩婦人》，分四十九次登完。這兩部小說，都是現代主義風格的。《危險的夏天》係海明威生前最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於1960年9月分三期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上，海明威生前並未出版，「淺水灣」的譯文是根據《生活》雜誌而來的，相當及時。
值得一提的是，「淺水灣」培養一個年輕的評論家，那就是李英豪。李英豪在1961年底認識劉以鬯，1962年初開始為「淺水灣」寫稿。雖然李英豪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為《中國學生周報》等刊寫稿，但他將自己在「淺水灣」的寫作視為自己文藝批評的真正開始。應該說，李英豪只趕上「淺水灣」的最後半年，不過他仍然以本名及「余橫山」、「冰川」、「李吻冰」、「李冷」等筆名發表了不少文章。他還經常在《淺水灣》上發表連載，如1962年4月24～27日，李英豪連載了「論超現實主義繪畫」（1～4）、1962年5月4～8日連載了「論抽象藝術的創作：欣賞與批評（1～5）」，足見劉以鬯對他的重視。那時候，他才二十一歲。李英豪的文學批評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以當代英美新批評為基礎的文本批評，這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是較為少見的。我們知道，五十年代初期以來，現代主義思潮在港台得到了廣泛傳播，不過批評論述仍然不多，特別是在理由構建上則更少。李英豪的系列批評因此在港台之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文章集輯《批評的視覺》1966年由台灣文星書店出版，成為台港五十年代詩歌批評的力作。
「淺水灣」文學副刊於1962年6月30日停刊，前後維持了一年零四個月，時間不算太長，然而是香港現代主義的一個高峰。這之後，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終於東山再起，李英豪於1963年3月出版半月刊《好望角》，則已經是香港現代主義的尾聲了。
「淺水灣」停刊後，劉以鬯埋頭寫作，於1962年10月18日至1963年3月20日在《星島晚報》上連載長篇小說《酒徒》，此書當年即1963年10月就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出版。《酒徒》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已經成為華語文壇名著，這是劉以鬯對於五六十年代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最大支持。
鑒於談論劉以鬯《酒徒》的文章已經太多，此處不再多言。
（本篇標題書寫：謝有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