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思：淺論劉以鬯與香港文學的血脈關係

劉以鬯先生（1918～2018）（羅展鳳．攝）我不是以研究劉以鬯先生（以下敬稱略）作品為學術專業，但卻是他的認真讀者，更是個瞭解他生活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文壇情況的香港人，故我試以「文學血脈」切入點來談劉以鬯與香港文學關係。

1 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推展――從上海到香港
通過無數訪談，大家都知道劉以鬯在上海，是以不寫農村而寫租界為題材作寫作起點的。儘管他辦懷正文化社，也出版過農村、抗戰題材作品，例如姚雪垠《牛全德與紅蘿蔔》，但他自己的寫作，   則深受現代主義潮流影響，取材以現代都市生活為主。
1948年到香港後，除了是個初來者，一時間人脈生疏外，對新生活環境、意識型態，只不過像由上海外國租界跑到了英國殖民地差不多，適   應不會太困難，也不妨礙他從事現代主義文學的取材觀察與寫作。且看他初抵香港兩三年內所寫《天堂與地獄》（1）中的作品，內容所見咖啡館、電影院、舞場（廳、院）、賽馬、電車……各種    場景，除了名字港滬有別外，都與上海現代派小說無異。
說起上世紀二十、三十年代香港的早期現代文學，本來就追迹上海的現代文壇。香港青年文藝創作者如謝晨光、侶倫等，精神、心態、文    風都緊緊接踵上海，可見在某種意識形態上，雙城很靠近。只可惜三十年代中葉，這文風就中斷了。劉以鬯抵港不久，即找到報刊編輯工作。工作方式正合他在內地本行，在這崗位上，自然仍有    順着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寫作的機會。
在文化氣派不夠上海大的香港、在心中只有報紙銷路好壞的報館老闆屬下打工的劉以鬯，面臨的困難和挫折，必然多得很：「冒着被解僱的危險」（2）所選用的專欄或連載稿，被上司下令「腰斬」（3）有之，甚至「常常被報館中人指為『難懂』或『不為讀者所喜』」（4）但他一直不忘初衷，不單不斷仍按自己所好，爭取寫作機會，寫出與   眾   不同的作品外，更在現代派文風於香港斷層後，着手向青年一代中播種。香港新一代的現代文學作者，養分雖非全由他一手提供，因五十年代後的新生代，懂英文的人多了，可直接閱讀外語作品。可是在寫作園地貧乏的香港時空，是他多方設法，讓他們在公眾讀者目光下試筆，培養寫作信心。這種輸血般推動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2「此南來」與「彼南來」之大不同
有研究者稱「以劉以鬯為代表第二批南來作家」（5），說他「借文學抒發懷鄉之幽思」（6），未免有些偏離實況。何謂第二批南來作家？是相對於三十年代的一批，還是相對於四十年代的一批？如泛指三十、四十年代的南來作家，則劉以鬯無論風格、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均大大不相同。如指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南來的，劉以鬯也非代表，他的作品中哪有多少「抒發懷鄉幽思」？就算同是由上海來的作家，還是與他的文風差異很大。例如徐訏、姚克、陳蝶衣、司明、易金等，同屬泛稱海派，風格卻各異，他並不代表哪一派。我很同意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同寫的論文：〈徐訏的疏離與劉以鬯的融合──上海南下香港作家的文化適應〉（7）的看法。
九十年代陳同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來唸研究院，想從社會學角度做上海人到香港生活的文化適應比較。他鎖定以上海來港作家為例。他的指導老師叫他來跟我談。我遂提出劉以鬯、徐訏二人為例最理想。往後他就一人獨力研究寫成論文。這論文利用二人作品比較，得出二人「適應與間離」的大不同結論。他認為「適應與間離，並不代表一種好惡的判斷，而所涉及的作品比較也不是文學分析意義上的比較，其目的是叙說徐訏和劉以鬯兩人與香港當地文化所處的具體關係。」對劉以鬯他有中肯定論：「劉以鬯則力圖使自己去適應香港的現實……他所扮演的角色明顯體現了兩種功能，首先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的需要，而這一過程又為他追求自己的目標造就了一定基礎。在這裡，文學的藝術價值與世俗的閱讀需求，社會道義與低級趣味被雜糅在一起，構成了一種複雜異常的人生。」
歷來的南來作家，取材方向除了抒發懷鄉幽思外，再多的是以疏離視點作兩地比較，或以優越身份批判殖民地的文化低劣。另更有些以主題先行，政治立場鮮明地有意服務主題的作家。劉以鬯到港後寫作，取材在在以庶民生活及處境所見所聞為主。他初來香港不久，所寫小說已經充滿生活化的在地感。住屋問題、生活物價、著名的庶民活動場地修頓球場、南來文化人和港滬商貿人士聚頭處中環聰明人咖啡館，都在他筆下出現了。就算《酒徒》中有許多描繪香港文壇惡劣生態，但筆底處處流露的是無奈與同情，表現文化人尋出路的徬徨。這種反映香港現實態度，不是在於挑剔和揭發，而是關注與融和。
他身處有創作自由環境的香港，往後日子，在適應後，更能盡情完成創新的意圖，例如：〈對倒〉、〈打錯了〉，這些開拓試驗寫作手法，帶給香港文學示範作用。更由於他自己要求「新」，當然也能接受投稿者的「新」。故無論他自身的成就與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劉以鬯都是「此南來」非「彼南來」。

3 對現實狀態的應對策略
從大氣派的大上海來到蕞爾小島，許多人會感到委屈，可是要求活謀生，就必須遷就。要遷就，就要改變主意和策略。如何改變主意而不忘初衷？那要靠智慧與能力，妥為運用策略了。
劉以鬯到香港，與許多南來文化無異，都投身報刊工作。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正值香港報刊出版蓬勃，大報、小報、不同風格雜誌多不勝數。只要不計較政治立場有異、風格不同流，總可找到餬口養家之需。寫得優劣如何，這就得看個人對文學要求的初衷有無堅持了。
綜觀劉以鬯工作歷程，從未離開過報刊出版。他很快察覺香港這地方的文化特色像雜錦鍋一般。他深切理解商業效益控制下，嚴肅的文學作品實在無法佔據市場空間。於是他採用了下列兩種應對策略：

（A）俟機插旗：
1951年11月，劉以鬯同時擔任了《星島週報》的執行編輯及《西點》的主編。這兩本刊物均是綜合性雜誌，所謂「綜合性」就表示內容以知識、消閒、趣味題材為主，對象是一般讀者，為商業利益計，必然走通俗路線。劉以鬯立刻決定採取一種策略：他常用「擠」、「寄生」來形容如何把嚴肅文學作品置入通俗文學的版面。例如「為了滿足文學愛好者的要求，我作了一個反傳統的決定：以一半的篇隔刊登短篇創作」（8）於以趣味消閒為主的《西點》中。他還用過「夾帶」一詞，雖這三個動詞都很淒涼夠貼切，但我總覺得不正派，還是用「俟機插旗」較有氣勢。
不久，《星島週報》、《西點》的老闆策略便與劉以鬯兩不相容了。從此他就到《香港時報》、《星島晚報》、《快報》這些大報去當副刊編輯。本來穩穩當當打份工，認真發稿畫版樣，自己也寫寫稿賺稿費，那已經做好本分。可是他還是不忘初衷，總不斷找機會，在通俗、流行風格中，設法為嚴肅純文學作品插旗起義。在《香港時報》辦「淺水灣」版、《星島晚報》辦「大會堂」版、《快報》副刊中採用有個性新手作品。特別是「淺水灣」、「大會堂」辦出純正有文學大度的風格，這兩面旗幟，在當年文壇已迎風飄揚，用劉以鬯自己的話：「為香港嚴肅文學工作者開拓了相當寬闊的活動空間」（9）他日寫香港文學史，不能寫漏這一筆。而在《快報》副刊中，他把現代意識純文學作品，雜插在淺俗版面中。刊過多少西西、崑南、也斯及其他青年寫作人的作品，也培育了多少人才，讓新人有天天試筆的地盤，同時也令讀者在無意間接觸清新作品，提升閱讀品味。這插旗策略是極佳的。容我岔開一筆說：香港文學史重要成分，都分散藏身於大大小小報刊雜誌中，如雜錦鍋一般的副刊裡。想寫好香港文學史，非得有極濃熱愛、耐得起寂寞，花得起時間，切切看過這些雜錦鍋，不分好歹，都用心淘一次，方有信心能力。單靠讀「知名作家」出版過的單行本，或散閱零碎斷章就下定調，會錯過許多重點的。

（B）借地棲身：
由於香港各大學圖書館及公共中央圖書館均不收藏小報、通俗刊物、隨報附送刊物，這令香港文學研究者錯過許多瞭解香港重要作家的發展過程。
在我尋找香港作家資料過程中，最大苦惱是他們用上無數筆名，在著名或通俗流行報刊、小雜誌中都刊出作品。常用筆名還有迹可尋，有些連作家自己都記不起來的，那真毫無頭緒。而要找那些報刊雜誌，就更難上加難了。我有機會接觸多位當年著名香港作家，全問過同一問題：「您在香港，為甚麼寫作？為甚麼用那麼多筆名？」他們幾乎都說：「為謀生養家。為多賺稿費，同一版上要寫兩三篇稿，用同一個筆名，對讀者沒吸引力，也說不過去。而已經出了名的筆名，又給寫慣的報紙專用了，於是化出許多筆名來，多寫幾張報紙、幾個專欄。」不過，劉以鬯比較特別，他在許多大小報例如《快報》、《成報》、《明燈》、《銀燈》、《新燈》上寫稿，都堂堂正正簽上「劉以鬯」三字。他和葉靈鳳都在《成報》副刊寫了好長時間，（葉靈鳳以「秋生」筆名，寫了二十二年。）他們多利用外國文學中有趣作品，改編、改寫、改譯成吸引讀者的文章。據劉以鬯回憶，「《成報》的稿費比較高，千字有十塊錢。……一天有十塊錢，吃飯不用發愁了。」（10）「小說在這裡容易變錢，絞盡腦汁寫出來的嚴肅作品，往往連發表的地方也找不到。」（11）幾句話道盡「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淒酸，但他在借地棲身的當下，仍不忘初衷，堅守寫好文章的最後防線。如細讀小報上專欄文章，會發現都寫得十分認真。除了他說為了「娛樂自己」而寫的著名作品能在香港「少數幾家乾淨報紙」（12）刊登外，他會清楚自己在甚麼報紙棲身，面對甚麼階層的讀者而定好策略，把「社會道義與低級趣味雜糅在一起」。（13）這策略做起來好艱難，但劉以鬯為實踐對文學之愛的承諾，一生都這樣做。

4 眼界與胸襟
與香港文學血脈關連，也在這關頭上。無數南來文化人到了香港，都當上各式報刊的編輯，他們各有偏好與個人風格，這直接影響某一段時代的文風。從三十年代中葉開始，茅盾、蕭乾、楊剛、戴望舒、葉靈鳳等等，他們的編輯目標清晰，各有前設服務需要。加上他們心不在香港，關注的目標更非香港文壇，嚴格可以說，筆下一切與香港文化無關。

四十年代，劉以鬯先生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
出版了不少名家巨著和譯作。 （小思供圖）

劉以鬯在上海辦「懷正文化社」出版的作品、介紹的作者，就明示了他對文學編輯的眼界與胸襟，早已大定。所謂眼界，是有識才之智慧與準確判斷能力。所謂胸襟，是有容才、用才之量度。作為一刊的編輯，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刊物的風格優劣。太多偏執與派性，都無法令刊物具恢弘容量，且極容易淪為私人俱樂部或派系霸佔的舞台。（如果編輯才高胸襟廣，俱樂部、舞台仍有可觀的，這裡一言難盡。）幸好，「懷正文化社」是劉以鬯當家作主的出版社，一人話事。到香港後，在不同報社打工，當一刊一版編輯，儘管還有頂頭上司，他還是有選部分作者、用部分稿件的權力。就這樣，他以恢弘眼界與胸襟，善為運用的「夾帶」策略，為香港文壇造就一番風景。
他設定一週一刊出現的《香港時報》「淺水灣」、《星島晚報》「大會堂」，是文藝專業副刊形式。命名很具香港地域色彩，內容卻非完全本土化，常見世界文藝視野的作品與評論，突顯了副刊的個性及特色。這使我想起他晚年創辦及編了十五年之久的《香港文學》來。
當初，他認為香港是個世界各地華人方便匯流的好地方，如辦一本華人文學雜誌，應有匯流意義。香港算是個有創作自由的地方，他堅定地說：「我們創辦《香港文學》時就拿定宗旨：盡量發揮香港的橋樑作用，為華文文學服務，將各地華文文學結合在一起，當作有機的整體來推動。」（14）對於「為了使各地華文作家有更多發表作品的園地」（15）這一心願，我深信發軔於1952年至1957年，他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當編輯的那五年。這正值東南亞進入東西方冷戰高峰時期，左右翼積極爭取發聲地盤，當地政府也極度戒備，這樣就使文壇不幸陷入政治干預中。劉以鬯先後在兩地不同報紙，如新加坡《益世報》、《鋒報》、《中興日報》、《新力報》等及吉隆坡《聯邦日報》任主編或寫稿，那些報紙深受政治及經濟困擾，弄得他無法安定下來。就這樣，他決定結束南漂生涯，並與羅佩雲結婚，回到香港安頓，展開他大半生的文藝事業和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同時，就因在這南洋漂泊時期，他深切體察寄人籬下的華文作家無處投稿之苦，及華文文學凝聚結合在一起的重要性。故在八十年代中葉，香港有了有利出版純文學雜誌條件，他便決定負起重擔，把香港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凝聚平台。自1985年1月《香港文學》創刊以來，直到1998年仍念玆在玆，看他在當年嶺南學院主辦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題目：〈香港文學在當代華文文學的位置〉，就明白他如何重視以香港成為促進國際華文文學交流中心了。
可是等到刊物正名之際，卻節外生枝，有人認為刊物既在香港出版，應該突出香港地位，必也正名《香港文學》才合理。主事者的想法如此，劉以鬯也只好將就，他又再用「夾帶」方法，在香港文學以外，採用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品。本來這樣做，未嘗不可，可卻惹來不知情的人「說《香港文學》內容與刊名不合」（16）。這些年他所受委屈，恐知者不多。為了廣容眾聲，他還是努力工作了十五年。這仍是值得敬佩的胸襟。

5　小結
香港一貫文藝土壤貧瘠，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始，香港愛好現代文學的青年，都一無憑藉，全靠共同愛好的少數文友，合力在寂寞、荒涼環境中掙扎，求得園地發表作品極度艱難。偶爾有些報刊設有學生園地、學生週報、有心的文藝刊物編輯肯接受新手稿件，機會仍是有限。劉以鬯在天天出版的報紙上擁有一定刊稿空間，而他又有眼界評定好手，「認稿不認人」是他做編輯的特色，就這樣多少年來培育了無數青年作者。我在上文說過「養分雖非全由他一手提供」，但有一定專欄面對讀者，這實在是最有效的培育寫作信心保證。
幾十年來，他自己也不斷以香港地庶民生活為題材，寫下無數作品，用文學描繪着香港身世，見證了香港的風雨陰晴。他對香港，不離不棄！
我感謝劉以鬯先生對香港文學血脈的無限加持。


2018年5月17日
（本篇標題書寫：謝有順）
  鳴謝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
（1）劉以鬯《天堂與地獄》，香港海濱書屋，1951年初版
（2）〈香港文學的市場空間〉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142～150
（3）〈從《淺水灣》到《大會堂》〉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247～255
（4）同（3）
（5）韻竹〈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在地化」進程――寫在劉以鬯先生百歲誕辰之際〉見《文藝報》2017年7月7日4版
（6）同（5）
（7）陳同〈徐訏的疏離與劉以鬯的融合――上海南下香港作家的文化適應〉見《文匯報》2014年3月2日
（8）〈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99～114
（9）同（2）
（10）王紹培〈香港文學家劉以鬯伉儷訪談錄：寫小說就是要寫到與眾不同〉見《深圳特區報》2013年7月30日
（11）〈記葉靈鳳〉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193～204
（12）同（2）
（13）同（7）
（14）〈《香港文學散文選》前言〉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258～259
（15）〈《香港文學》發刊詞〉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256～257
（16）〈編《香港文學》的甘苦〉見《暢談香港文學》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7月初版，頁262～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