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8月號總第404期
子欄目：文藝茶座
作者名：周良沛
1
近日，老櫃的舊故箋中，突見周揚（1908～ 1989）和袁水拍（1916～1982）上世紀五十年代 初給原名「陳亦門」的詩人、文論家阿壠（1907～ 1967）的信，一時，我都說不明白此時自己處於一 種甚麼樣的心境。人道滄桑，這些信都寫了六十多 年了，阿壠也走了半個多世紀了，這些信的影印件 到我手上，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落實政策， 發還這些過去抄走的文稿時，阿壠的獨子陳沛， 我慣稱的「小沛」複印寄來給我這個叔叔的，也 三四十年了。這百年的文學，或擴大為文化，是誰 也無法迴避的所謂 「胡風問題」， 阿壠又是此中繞 不開的中心人物，周揚給他的信，不容等閒。信後未署年份。從袁水拍的信所署的1952年看，它也可能，或應該是這同一時段前後的事，這也是「胡風 問題」的敏感時期，此信也就很有意思了。在此， 咱們還是先看原信吧。
阿壠同志：
兩信收到，你的兩篇文章也看了。我對於陳湧和史篤兩同志批評你的文章，他們的基本論點我是同意的，雖然他們的文章也有某些缺點，如說理不夠充分，史文態度亦不夠好。你前次的自我批評，我也覺得是好的。因此，你這回的文章，完全是替自己辯護，沒有一絲自我批評，而且連上次的自我批評，也自己取消了，這是不好的。你花了許多篇幅辯明描寫私生活的必要，對於當前的創作，這有甚麼好處呢？所講私生活，照一般的瞭解，即是指一個人在政治的、社會的生活以外，純粹處於私人的生活。在藝術上表現一個偉大人物或一個普通人，當然要表現他的個性，描寫他的個人生活的。這是不成問題的，但重要的是描寫他政治的、社會的活動，他的事業和功績，以及作為他生活基礎的體力的精神的勞動，離開了這些，任何個人生活、身邊瑣事的描寫，都是無價值的，無意義的。你的理論基本點，就是抽象地強調作家深入生活――而在你看來，生活又是到處存在的――因而強調作家深入私生活，另一方面則忽視甚至拒絕作家要深入工農兵鬥爭生活，描寫他們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並從中改造作家的思想，改造他的人生觀，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靈魂和核心，你的理論恰恰忽視甚至拒絕這一些，甚至認為我們在理論強調這點是公式主義產生的原因之一。這就是我們和你理論分歧的根本點。你的文章儘管旁徵博引了許多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中的字句，但卻閹割了它們革命的核心。所以我覺得你的這種理論是不正確的。而你的兩篇答辯文章的態度也是不好的。如果你一方面檢討你理論上在這一方面的錯誤觀點，同時修正陳、史文章中說得不夠、不恰當、不正確的地方，亦對目前文藝理論創作上一些公式主義傾向從正確的高度進行適當的批評，那我們是非常歡迎的。對當前的文藝運動，亦是有益的。但像你現在寫的這兩篇則是於你於讀者都沒有好處的，因此將它們退回你，並寫了上面的意見，希望你重新加以考慮，如我有說得不對的地方，亦望指正。此致
敬禮
周揚六、九
這封直寫在每頁八行如舊時「十行紙」格式
於「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公用箋」上的信，周揚是用毛筆工整地直寫了四頁。對於時任文化部黨組書記，也是全國文藝界的首位領導而言。這絕非他平日一般公務的處理，是用了心的費時費力之作。此
信面面俱到，深刻着他在官場的世故和老練，宣示
「我們和你理論分歧的根本點」也是明確的劃清界線，明確了他對包括阿壠在內的，一大攤子人事的所謂「胡風文藝思想」一以貫之的反感、排斥。當年，他不論是否像他同老家元配所生的兒子、曾任
「魯迅文學院」副院長的周艾若（1927～）在新時期公開著文稱他的「文藝界的沙皇」，也是一言九
鼎，文界獨尊的大人物。此時能如此以友善的言詞
向阿壠放話，也可以說，此時他還是把阿壠看作一
個人物，雖是無職無權的文人，卻是新文化運動，
尤其是抗戰之中頗有活力，很有影響的「七月」這
支隊伍中的代表人物。
阿壠1937年在技校與1954年在天津
阿壠這位原先一個綢莊的學徒，靠勤奮，同時熱衷詩文，除寫稿投稿，有詩文發表，也考進上海工業專科學校。「工業救國」的美夢被「一．二八」上海事變的戰火擊碎後，他又進了軍校，看透了舊軍隊的腐敗，他又獨自直奔延安。在訓練中。他摔在蒺藜叢刺破了眼球，由於醫療條件欠佳，特批他上西安求醫，之後，回延安的交通線已被國民黨嚴密封鎖。流落在外，求職謀生的他。正遇1940年初，大後方在重慶的「文協」舉辦抗戰以來的長篇小說評獎，評委的胡風從來稿中，發現了他非虛構，紀實南京失守的長篇《南京》，極力推薦。雖然此獎原來人家是準備給他們自己人的，由於胡風的堅持，得到大多評委的認同，還是給了阿壠四百元獎金。這，還是真正幫了一把處於困境中的阿壠，也讓他走近了抗戰的文藝陣地《七月》，和圍繞它的作者群的「七月」同仁。周恩來（1898～1976）每次從延安到重慶，必定要帶一批文稿出來，主要是在《七月》和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發表。讓它在國統區擴大影響。魯藜（1914～1999）那「老是把自己當作珍珠／就時時有被埋沒的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眾人把你踩成一條道路」的〈泥土〉，就是周總理將它交給《七月》的，這該看作組織的安排。它不僅擴大了此詩本身和解放區文藝在國統區的影響，也為新詩造就了新的經典。正是在這種組織的安排下，聯成了魯藜與《七月》，以及從它以詩會友所結識的阿壠及許多《七月》的詩友。人與人的這種關係，很正常。隨着解放戰爭的推進，天津解放，魯藜又成了老延安來的文藝人，負責天津文聯，都是時代的必然。那年頭，部隊、地方，幾乎每到一地，都辦起了各式各樣的「軍政大學」，雖然也有一些文字上的條例，除了個別特例，大多都是無條件入學。本來，世上哪有幾十天讀完的「大學」課程？因為全是年輕人，無非讓他們過幾十天軍事化的集體生活，也便於這種臨時組合的管理。更多的，無非對每個人完全是聽他本人講述，和寫成文字的家庭和學歷等情況，當時根本不可能對它有甚麼調查、落實、研究。接管政權時，除了部隊就地轉業下來的幹部分散負責一些部門工作，這些「大學生」，大多安排為具體幹活的人員。有些在學習中看到他沒有甚麼文化和工作能力的，直接回到勞動崗位又有他參加了革命資歷的都有。這樣網羅人員的年月，魯藜掌管一個部門，要人給他辦事撐起門面，網羅幾位已是聲名在外的作家進來，完全透明、正大、符合組織要求和組織手續，絕非後來栽誣的齷齪交易。不過，此時阿壠身上雖未潑上後來的污水，他所處的位置，也僅是天津文聯編輯部主任、創作組的組長，在周揚眼下，按照現有的組織原則，幹部的級別劃分，他只能是一個一般幹部，且是周揚此時屬下的一個小人物。
可是，開國前，先於全國「政協」，1949年7月召開的「文代會」，他卻是上海的當然代表。若比之今日有人奉為文聖的沈從文（1902～1988）卻被審查為不具代表資格而拒之門外的情況，現在有人稱此為「歷史的誤解」，這是不對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中外古今，皆莫能外。當時審查資格者為沈從文在國統區寫過反共文章而如此，在今日看來，這種堅持是否對，當時能不能有種更廣闊的胸懷接納沈從文，那是另一個議題，可以包涵今日更深刻的政治，也非昨日「歷史的誤解」。對歷史，不容虛無主義。所以拿出這樣一樁陳年舊事來作比較，實在是今日這樣看沈從文者，也該知道當年人家把阿壠是放在一個怎樣的文學位置，才好研讀周揚的這封信。因為周揚除以文化的領導顯赫文化界，很多時候也是以「文藝理論家」的儒雅之風亮相，甚至可以說，不論他的理論怎麼樣，這件理論的外衣，絕對增添了他這文藝領導於文藝的權威性。
1947年秋於南京棲霞山。左起：化鈇、路翎、
黃若海、冀汸、黃若海夫人、阿壠
可是，在這個行道，阿壠著作等身，從他學 子中他所鍾愛的林希（1935～）道：「一部百萬字的理論著作《詩與現實》，只因為有人寫了一條不足百字的批語就被打入冷宮，他的一篇〈論傾向 性〉的文章竟似犯了甚麼天條一般，受到了殘酷的圍攻，他許多精彩的文章和著作，如《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創造》，四十萬字的理論專著《詩是甚麼》，使仇恨他的人都犯愁加罪無詞，但也仍遇到冷遇。其原因就是他的理論，直到他的存在，都被熱衷於宗派活動的人視為一種威脅。」
以上對阿壠身受不平的激怒，也是事過多年的 事後之言。他所怒斥的「宗派活動」，直到1979年 11月8日，「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在一個事先完全沒有分配發言名單和發言者有寫好的發言稿 時，提到之前的宗派主義，使多少作家深受傷害的 悲痛，提出要揭文藝界不團結的蓋子時，不論指不 指名，都逼得周揚上台表態。」周揚的上台表態， 指不指名，也是昭然若揭。很快，港刊港報傳出他 「誠懇、熱淚盈眶」地向受害者「道歉」之說，顯 然是「藝術加工」之作，是大大加工的文字遊戲。 也不知人家在香港傳媒有甚麼內線。此時，此事，我在場，是現場見證。只見周揚在台上嘻嘻哈哈地 向台下坐在前排受害的老作家問道：「那時——說，說，說你是個甚麼問題，戴了甚麼帽子呀？」 他給人戴頂「帽子」，苦了人家，還拖累了人家的 家人半生，這時他倒忘了。真是開國際玩笑，也是他此刻的真實狀態，有多少人在他手下蒙冤受罪， 乃至致死，他哪裡記得那麼多呀？這恰恰是「誠 懇、熱淚盈眶」地向受害者「道歉」的反面，對當事人，效果怎樣？可想而知。
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下，周揚提到「傷了同志感 情」的人名時，也沒有胡風，更沒有阿壠、路翎等 人。可這個宗派問題，四次「文代會」大家面對面撕破面子來談，「指不指名，也是昭然若揭」的現場。對阿壠的人和理論所遇到的冷遇、排斥，乃至 災害，也是找到冤之頭，債之主。
可是，開國之初，周揚所在的文藝領導位置， 還未顯出他以權力所運用文藝於文藝之外的權威 時，阿壠的理論地位，不在他之上，也不會在他之 下的狀況，此信的筆墨，也就可以看到某種於此的 平等，或為領導的禮賢下士之風。
當時，周揚，還有《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的袁水拍，不是讓一般編輯而是親自退回給阿壠的兩篇文稿的具體所寫，毫無所知，僅憑周揚之信所批評的寫私生活之說，是不能為第三者研讀和瞭解原作全部真實的。周揚信中表示同意陳湧和史篤（蔣天佐）的批評論點，同樣毫無所知。幾十年過去，蔣天佐（1913～1987）一直在認真他的翻譯，主要是俄文翻譯，也不見他參加文藝評論界的活動和立說。陳湧（1919～2016）是公認，報刊公稱的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可是，《中國文庫．陳湧文論選》中，沒有看到他批評壠的文字。也許編者，包括作者，在陳湧的全都文論中，掂量每一篇的分量時，出於對它輕重的考慮，同樣可能，幾十年過去，陳湧同志對此有新的想法，不再堅持原來對阿壠的批評。
不論怎麼說，上述的情況，讓我們已經無法對周揚所表示他對阿壠所持的觀點和態度再說些甚麼。
2
當年，1952年7月，胡風奉周揚之命，已從上海叫來北京。他見郭沫若時說「這次是來接受批評的」。周揚轉交周恩來總理給他的書筒道：「知你已來京，但我正在忙碌，一時無法接談。望你與周揚、丁玲（1904～1986）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對你的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作一檢討，最好不過，並也可以如你所說，結束二十年來的『不安情況』。舒蕪（1922～2009）的檢討文章，我特地看了又一遍，望你能好好讀它幾遍。……」
看來，這檢討已非寫不可。還在抗戰勝利後的內戰時期，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人民與文藝》已傳開了。南北「二喬」的「北喬」胡喬木在北方根據地，「南喬」的喬冠華則在《大眾文藝叢刊．文藝創作與主觀》點了胡風的名，批了他的「主觀戰鬥精神」。後來還有沒有上半句「人民大眾身上負有統治階級加給他們的」後半句「精神奴役創傷」……過去說這是「香港的批評」，不對，一看就知道這是地下黨或是秉承上級的指示，借香港之地，向內地和海外華人之發聲。可是，此時在上海「地下」的「湖畔詩人」和文藝理論家的雪峰（1903～1976）看到這樣將炮火對着他們在內地的朋友而來，就說這叫他在內地的工作沒法做了。後來在香港，潘漢年（1906～1977）也說：「目前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理應團結一切能團結的人士，為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怎麼能在此時掀起無謂的鬥爭呢？」漢年此時就是地下黨南方局負責文教的，他都不知此事，緣何如此，七十年過去，也不見有個說法。當時，胡風對馮乃超（1901～1983）說，今後我要採取「三不主義」：不寫理論文章、不當編輯、不擔負文藝團體的職位。可是，此時，還不到北京，提出請他考慮的「職位」，他可以不回應，可「不寫理論文章」，還是要為「理論文章」寫檢討。然而，此次「是來接受批評」也好，「寫檢討」也好，可是，「檢討」或是有人叫他的「認錯」，他不僅沒有動筆，還不知道該怎麼考慮。文無完文，文章沒寫好，也不就是反對工農兵文藝方針呀？他一再強調：「無條件地成為人生的戰士者，才能有條件地成為藝術上的詩人。」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週年，他還寫了長文〈學習，為了實踐〉，怎麼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呢？「舒蕪的檢討」已掄先了一步，走在他的前頭，並立竿見影，已有轟動效應了。此事，路翎（1923～1994）已經告訴他了。為此，也就不能不先說幾句路翎和舒蕪。
路翎原是重慶白廟子天府煤礦的一個小職員。1940年他第一次到北碚石子山來看胡風，是談他的一篇〈何紹德被捕了〉的修改問題。在那白色恐怖下，單從作品的篇名，也隱隱約約地感到這位小青年的風采。而且，他特敏銳，胡風提的任何一點小意見，他都有感悟的天賦，也能藝術的，形象於人物內外刻畫地改出來。叫胡風感到同他談話的愉快。之後的《七月》，幾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直到這樣出來他的中篇〈飢餓的郭素娥〉，乃至八十萬字的巨篇《財主的兒女們》問世，他已是大後方公認的青年才子。不僅總在爭奪各種文化活動主導權的國民黨拿不出人來比，就是左翼、進步文化圈內，也看他為為大家爭了氣的同志。他這樣在胡風身邊成長，跟胡風的感情、關係，自然很不一般。舒蕪是路翎在合川唸書時認識的，只比路翎大三歲，可老成多了。讀過很多書，口裡也是一套一套的。他將路翎介紹到他工作的中央政治學校當了一名圖書館的助理員，這當然不是一般的人情。他跟路翎見到胡風時，胡風知道路翎跟他讀了一些書，是些平日不太涉及的哲學書，感到還是有益路翎的朋友，也沒多想他怎麼能到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工作，還有介紹路翎去的能耐之思想傾向。有次，胡風看了舒蕪反駁郭沫若（1892～1978）論墨子的文章，感到其中有些新見。後來同陳家康（1913～1970）與喬冠華（1913～1983）談起此事，他們很感興趣，要胡風領他們與舒蕪面談。能言善辯的舒蕪，很會迎合對方，博得好感。胡風也感到他有才學。
1944年5月，停刊的《七月》，以《希望》之名登記送審，準備出版。它也像《七月》一樣，願出台更多新發現的文學青年。此時的舒蕪，說他是個青年，名符其實。自然也是胡風關注的。他的來稿談哲學，不是不可以在文藝，還是文化之內的。可與《七月》下來的風格很不諧調。據梅志說，那時舒蕪的《論主觀》「放在胡風的抽屜裡已有半年，介紹不出去，舒蕪常常問起它。胡風對它的觀點持保留意見，有些內容也拿不定主意，但最後還是在這一期冒險發了它，在〈後記〉上他含糊地提了幾句無法說清的用意，沒想到這事竟給他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後患……」
梅志說的「後患」，可以籠統的說是帶給「七月」各家二十多年的災難。可是，我這個當年的文學青年，聽那些老延安、老革命說：延安大整風，是後來的解放戰爭、全國的解放所先於刀槍而勝於思想的凱歌。若無此，絕無後勝。整風中，毛澤東主席講課的，發表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後，《論主觀》的出台，無疑是對着前者唱的反調。為此，「七月」從胡風起，所有各位之言，也都囊括進《論主觀》的哲學基礎論是非了。過去片言隻語或閒言碎語，由此也成了負面的「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周總理才望他「作一檢討」。不過，梅志說的「後患」，也是往後之事，當年還沒有那麼嚴重和外化。作為後方一位抗日文化領導者之一的胡風，還不能說他不抗日，不愛國，還無法不同路，可有了這事，同路是否同心，也難怪人家嘀咕。即便不是真正的、完全的同志，還是可以團結的先生。也不必弄得那麼緊張。
所以從路翎和舒蕪那裡繞了這麼一個大的圈子再來說阿壠，實乃阿壠，乃至「七月」的詩人作家之災難，都離不開這個背景。路翎告訴胡風所謂的「舒蕪的檢討」，實在是舒蕪太會察顏觀色，迎合各方。當年，不論《論主觀》在延安有甚麼反應，他都可以完全不用在乎，何況還有針對延安反應的，對他欣賞喝彩的呢。可是，今日的天下，是延安來的革命者坐鎮，這個利害，對於這個絕頂聰明人之盤算，旁人無法猜揣。他知道要檢查的「胡風文藝思想」之弊，始於《論主觀》，搶先寫出「舒蕪的檢討」，並說他的理論完全是依從胡風的，自己也就洗刷得一乾二淨。將胡風在「七七」事變後，為抗戰的擔當所創辦《七月》和圍繞它活躍和有成就的作家群，完全違背大家是以文會友，因文結緣的這一根本事實，「承認」他和他們是一個不滿現行秩序有組織的「小集團」。這一來，問題就複雜了，嚴重了。可是，9月25日《文藝報》發了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後，當天林默涵（1913～2008）約談胡風，長達數小時，說他看了路翎提供有關舒蕪的材料，他相信是真的。並說「路翎是有貢獻的」，他的作品解放後不能出版發行，是下面不瞭解情況，以後會解決的，路翎還可以做很多工作……對胡風本人，他夫人梅志回憶：「林提的問題是：有的文章提得不夠明確，容易生副作用；其實大家都很忙，沒有時間老談過去的問題……林的態度很親切，使胡感到欣慰，覺得領導還是講道理的。」為此，由「這次是來接受批評的」心態，變為也要接梅志上北京住下來的主意。在上海來的戲劇家杜宣（桂蒼凌，1914～2004）的參謀下，在離北海後門不遠的太平街買下一個小院。1953年一月號《人民文學》發出了路翎的〈初雪〉，這真是這年文學的報春花。凡響熱烈。在志願軍赴朝兩年多的援朝文學中，別具一格，他將志願軍一位駕駛兵在路上抱來一個朝鮮孤兒的故事，將我們抗美援朝的大義在人間的冷暖中表現得刻骨的動人。譯成外文後，外國朋友亦說它是世界級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周揚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表揚了〈初雪〉。
阿壠收到周揚的信，正是在這麼一個時段的文藝背景和氣氛下寫出的，為此，他才會對直接下屬的阿壠，有禮賢下士之態，或是同路不同心，予以面對可以團結的先生所露出的微笑。
3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時有舒蕪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有了舒蕪編織好的「反黨集團」這頂帽子，往下以他提供的「材料」，還有抄來更多從書信中斷章摘句「編」，乃至「造」下來的「材料」，「反黨」、「反共」等等，都由人說了，鬧得有人不解，擔心是否過分。當然，「材料」的不實，方式的簡單粗暴，確實不可能達到預期結果。可開國的新政，為意識形態的安全，和借此展示新政新的意識形態，也不難理解。馬克思（KarlMarx1818～1883）1843年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道：「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沒有想到，原先的實情弄混了，想以此武器掃清意識形態安全的障礙之努力，也就成了大家不忍看到的那個後果。
然而，總有那麼一些政治投機、詐騙、竊利者，推波助瀾、添油加火，更壞的是，無中生有，用心之極，使問題弄得更複雜，扭曲得變形變質。如詩人綠原（1922～2009）由於學生的救濟金跟不上抗戰時大後方的物價飛漲，過着半飢餓的日子，在當局的號召下，他從復旦大學到了遠征軍。分配當譯員的可能，既解決了吃飯問題，也能進一步學習英語。可是人家從他發表的詩文看，認為「有思想問題」，分配通知由到「航委會」改為去「中美合作所」。這一來，問題嚴重了，胡風趕忙設法讓他盡快逃離重慶。如此棄「中美合作所」者，在哪位編織的「材料」中，竟成了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特務。刀筆殺人，鮮血淋淋。再如張中曉（1930～1967）解放前在信中罵國民黨的言詞，也在「材料」中篡改為對新中國的咒語，要殺要剮，理所當然。然而，兩年後，人民大學的葛佩琦，說共產黨若脫離群眾，群眾也不會讓他有好的下場。此話被「材料」的編織得將「共產黨若脫離群眾」的前提刪去後，張中曉式的悲劇只能重演。而葛佩琦原為地下黨潛伏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由此也成了「反動軍官」。此種狀況，絕非個別、偶然。為甚麼這樣一些造假的傢伙會得到寵信？為甚麼這些傢伙整的「材料」，未經調查、核實，就可以據此對人醜化宣傳、定罪？難怪《人民日報》的批語，將這個所謂的「集團」說成「是一批叛徒、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和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的人，對於這種人自然不能書生氣的，而革命者一方就因過於手軟而吃了大虧」之言，對於這批真正的書生，遇到非書生氣的對付，還有甚麼好說呢？
這些人的「錯誤」或曰「罪行」，都是那些白紙黑字的理論害了他們。當時，且莫道說錯了甚麼，就是人家看得不順眼的，也有「難以想像的後患」。直到胡風去世三年，1988年6月向全體黨員下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的中發辦（1988）六號檔《中央辦公廳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通知》，將原來（1980）七十六號文件（《通知》）雖然在政治上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了反，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活動等卻仍然沿用了過去那些誣予的不實之詞所大批判的說法所留下不少「尾巴」的，一個不徹底的平反而有的第二次平反。這一文件將原先《通知》中的多項「尾巴」，都予以「撤銷」。「小集團」的問題不存在了，阿壠原先所定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之罪名自然不能成立，說是冤案，也理正。周揚信中「我們和你理論分歧的根本點」所劃清的界線。按照二次平反的檔所說――
《通知》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經複查認為，對於胡風同志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應按照憲法關於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規定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決斷。這個問題也從《通知》中撤銷。
這些話，也是對胡風一路人有了二次平反，才可以這麼說的。當年若說了，後患無窮的日子，也不是人過的。可是，史實是不以此為轉移的。首先，絕不能將胡風這些理論忘了他是在國統區根據那裡的情況寫給那裡的讀者看的。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不能離開具體的時間、地點、具體事實，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問題的起碼態度。林默涵說胡風「有的文章提得不夠明確，容易生副作用」，很中肯。可是甚麼話都說白了，反動派也不是吃素的。在解放區批胡風在國統區說的「主觀戰鬥精神」，從唯物同唯心史觀敵對的對立，對它持有異議，不怪。可是，唯物主義者並不否認個人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這也是唯物還辯證之理。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1844年寫的《神聖家族》道：「歷史甚麼事情也沒有做，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彷彿歷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先聖之言，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胡風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也不是共產黨員。他之所說，哪怕「提得不夠明確，容易生副作用」，不論是作者思想傾向和水準，還是由於當時國統區的某種情況，這一遺憾，再怎麼說，也不能上綱到對抗解放區的文化政策而論。何況，國統區千千萬萬受欺被壓的勞動人民，有不少是認命、宿命的，若有點主觀能動性，乃至能鼓動反抗，而不是煽動解放區翻身當家作主的人民造反，怕是不能完全視為消極的。重要的，還是要看此話是在何時何地怎麼說的。
尤其是「精神奴役的創傷」，億萬在國統區受反動派欺壓者，他們不是被奴役麼？被奴役者的精神，不是被奴役的創傷，還能是幸福的花朵麼？
若是先驗地以人劃線，不是以事看人，那麼，這一「先驗」，恰恰不是聲稱反對「唯心」觀者它所對立的「唯物」武器啊。
可是，先驗一統，不僅胡風，凡列為這一所謂「集團」者，皆莫能免。路翎分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他寫的劇本《英雄母親》，在周揚也提出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之際，都感到它別有風采。張瑞芳（1918～2012）、吳雪（1914～2006）這些戲劇明星都下鄉體驗生活，準備開排，一反胡風，這個自然有不同於一般農村婦女的《英雄母親》之英雄處，也為「主觀戰鬥精神」殉葬了。
阿壠，列為此中「骨幹分子」，他的「到處有生活論」，更是不能不批。從上面周揚給他的信看，目前，雖然不見被駁的原文，過來人就從周揚所說，也略見端倪。從我們僅能看到阿壠1949年9月寫於解放後的上海北站職工宿舍「虹江路」，刊於翌年主要是羅飛、梅志、羅洛、化鐵「七月」同仁編輯的《起點》二期，署名「張懷瑞」，是寓其懷念愛妻張瑞之意，這倒是瞭解作者的一份信息。從標題〈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正是針對其時周揚本人也表示要反對的公式化、概念化而來的。不少都是從馬克思、毛澤東（1893～1976）、高爾基（A.M.II e IIIOB1868～1936）等所言引發開的。雖然周揚信中批評阿壠「儘管旁徵博引了許多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中的字句，但卻閹割了它們革命的核心。」有趣的是，周揚原信的手迹中，「馬列主義」四字，都是事後添寫在「毛澤東文藝思想」一旁的。阿壠對「馬列」的學習和引用是否到位，大可商榷討論。可是他對現實中文藝創作中所謂的「正面人物」之「神化」，不也是反對概念化麼？他是念念不忘馬克思反感不食人間煙火，喪失了血肉和性格的影子之「腳穿短靴，頭帶神光」者。
以上「腳穿短靴，頭帶神光」的譯文，可能是解放前的，與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卷三二四頁1998年版有異。之前，它不同於引用得很多，廣為人知的引文，需要對它做點說明。它出自馬克思、恩格斯《評科西迪耶爾公民前警備隊長阿．謝努〈密謀家，秘密組織：科西迪耶爾主持下的警察局：義勇軍〉1850年巴黎版》――
如果用倫勃朗的濃重色彩終於把革命派的領導人――不論是革命前的秘密組織裡的或是報刊上的，還是後來官方的領導人――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出來，那就太理想了。在現有的一切繪畫中，始終沒有把這些人物描繪出來，而只是把他們畫成一種官場人物，腳穿厚底靴，頭上繞着靈光圈。在這些神化了的拉斐爾式的畫像中，一切繪畫的真實性都消失了。
拉斐爾（Raphael1483～1520）和倫勃朗（Rembrandt1606～1669）是那兩百年間宗教畫的大家、聖手。馬克思說：「倫勃朗是按照尼德蘭的農婦來畫聖母的」。有對倫勃朗的世俗精神和人性的點讚，才有這種同拉斐爾的比較。阿壠借用馬克思之所說，不完全是針對革命領袖人物，而是針對一般的人民群眾，乃至統對「人」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評，恰恰是針對以此袒護了它的庸俗社會學。然而，原文引用馬克思反對為革命者頭帶「神光」之說，恰恰是過去那些自稱馬列文藝、且為專家和權威者閉口不說，從未提及的。對此詫異，無需詫異。實為此一主義，已被為其所用的實用者裁割了它的原貌，同時，這一切，也有不願和可能進入這等人的知識範圍，他宣稱的這一主義，只是照他的所想、所說的樣子之主觀，並無馬列主義自身之客觀。以此提供真格的馬列主義，對英雄人物塑造所不同於庸俗社會學之說、之思考，反成忌諱了。阿壠對它的引用和應用，即便掌握得不準確，乃至走了樣，恐怕還不能說「閹割了」馬列主義「革命的核心」。阿壠提出的寫「私生活」和周揚的只能寫「公生活」，這一「公」、「私」，從語言的表述看，正是一題兩極的說法，都是同樣的不周全、不確切。當年許多如周揚要求描寫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往往被寫成「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一些過程的交待，忘了文學是人學的根本，不能不說與周揚對其指導性的表述有其不周。據馬克思和恩格斯1845到翌年合寫的《費爾巴哈．一般意識形態，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說到的「人」，首先「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他們為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這裡，先聖們絕不是忘記了，或是不知不懂「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對這，別的咱就不說了，由此，是否從先聖所言，可將「生活」二字的涵義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天地來看它和解讀呢？
「人」者，既是生命個體的「存在」，為此謀生做工，辛勞之後卻難保溫飽，才會為生存而鬥爭，由此才有他階級的人，英雄的人。然而，無論怎麼樣的人，他的生活，都是一個完整的生活，衣食不可能與鬥爭無關，鬥爭也不可能只是離開它的揮拳吶喊或刀槍相見。若簡單化地將它分為「私生活」或「公生活」，並不妥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特別反對將「歷史的東西則被說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更不是周揚所說的那種狀態。《紅樓夢》大觀園裡的驕奢淫逸，如《左傳．隱公三年》：「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是地主階級貴族集團的腐敗，和周揚叫寫的「階級鬥爭」，天南地北，毫不相干。可是專家們介紹《紅樓夢》，從來都沒有少說它「廣泛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對封建禮教和地主階級的傳統思想進行了鞭撻。」若是賈寶玉、林黛玉，乃至黛玉的葬花，和許多其他都可斥之為「身邊瑣事」的細節，若它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也像周揚所要求的那樣，也就沒有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紅樓夢》也就不成個東西了。這已經是文藝的一般常識，在此這般的說，已有對權威們的失敬。因為過去對阿壠的「到處是生活」並為之的「論」，批得很厲害，由此甚麼是「生活」也讓人困惑時，加以「身邊瑣事」的概念同樣模糊，他們所說的「生活」，不論公的、私的、瑣事或偉業，我只知道：文學的人學中，凡是有助於刻畫人物典型環境典型性格的，不論它是甚麼，哪怕一草一木，都是藝術中不可缺的生活，它絕不是離此設想的，更不是由此固化的甚麼東西，乃至說此，則抵制、對抗了現有的文藝政策而有罪。
不僅如此，阿壠作為創作組長，尤其是編輯部主任，發現、輔導年輕作者，本是份內工作。對不同的人，根據各人的特點以不同方式，不分時間地點所認真、負責的熱情，卻成了「腐蝕」青年，拉攏他們，壯大自己力量，組成反革命隊伍獲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原名侯紅鵝的著名作家林希（1935～），這位新時期以寫天津解放前的世態系列長篇，翻譯成多種文字，影響廣泛，海外稱之津味作家者，阿壠看中他，是有眼光，說成「腐蝕」，別有用心。因為1955年部隊準備像蘇聯蘇軍的形式改編，文藝工作者成為「僱傭人員」，我嫌「僱傭」與「革命」不搭界，準備轉業到天津時，從1958年「反右補課」把我逮回昆明之前，還是在那裡呆了不少日子。看門的老頭說到阿壠，都是「老實巴交的一個人，怎麼會是一個『反革命』呢？」他不識那些這樣或那樣的說法，可他不僅看熟解放前，就是敵偽時期的那一切，全都瞞不過他的那雙眼睛，革命不革命，也不能把阿壠和那些漢奸、惡霸、貪官污史混在一起說。不過，這也是氣候好轉些，抓去的魯藜的一夥放了回來，領導說是「從寬」，大家，包括這老頭兒私下都是說「抓錯了」才敢如此說。風聲一緊，就不同了。可是，不管「鬆」還是「緊」，新的，取代了魯藜的新領導方紀（1919～1998），在「挽救」被阿壠「腐蝕」的侯紅鵝，展示政策的陽光時，看了他的作品也驚嘆他「確實有才華」留在《新港》編輯部監督使用。但「侯紅鵝」此時已被批爛了，監督使用，已是「寬大」，要清理和肅清爛批的影響，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在編輯部工作，無法不接觸天津的業餘作者，他們要知道處理他們稿件的是批爛了的侯紅鵝，那還了得。那個影響，誰也不好負責。為此方紀要他易名改姓，才叫了「林希」。我倆不僅後來成了好友，此時也不乏對此事真實的瞭解。如今他在大洋彼岸仍著文此事，是它未能如煙。那時，林希還不是青年，從幾方的人士就看出他對生活所萌發的那種文藝感覺看，說他是個早慧的文藝少年，是有眼力，不會錯的。當年他只是聽了學校請作家來校的報告會，對阿壠報告的印象深刻，隨之也看了些胡風的文藝理論。只是阿壠從來稿中讀到林希的詩，既欣賞也提出進一步完善修改的意見，輔導他的過程中，稱讚過、鼓勵過，更有很嚴厲的，也是最受益的批評了他。這樣，也就有了一般的正常往來，在情感上又是每次都留下烙印很深的教誨，一般的往來，也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相互間也有了不一般的影響，才有阿壠給胡風的信談到天津有個叫侯紅鵝的少年，很刻苦，讀了些書，詩也還寫得不錯，對許多問題有看法，很可能有點希望。此中「對許多問題有看法」，自然是指能接近、欣賞他們的文藝觀點，這也是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可是，揭批胡風，搜查中看到阿壠的這封信後，各處接到通知：說有個叫侯紅鵝的胡風分子潛伏在天津，動員各方查尋。由此，揚言「一個青年，受了胡風文藝思想影響，按照胡風文藝思想寫文章，這不正是受胡風文藝思想影響到為『胡風集團』賣命的『反革命』典型嗎？」1955年7月7日《中國青年報》在「揭發」胡風「毒害」青年人的大標題下，視為典型的侯紅鵝已是「墮入了反革命深淵，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向人民進攻打先鋒的嘍囉。」此後，再也不是阿壠對侯紅鵝的「腐蝕」，而是成了「特務拉攏」。
憑甚麼說他是「特務拉攏」的「特務」？
「他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他要你去他家談詩，在信中要你『理解歷史與現實』，這不就是特務拉攏！」
不對！他投筆從戎，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抗日戰爭中的「國軍」，臉上還留有「八．一三」淞滬抗戰的傷疤。這就該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嗎？他接觸了進步思想，1939年直奔延安，是八路軍中的一位革命戰士，是經組織批准到西安醫病，回不了延安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但他於此之便，則有不少非常人所能之為。僅1947年初夏，阿壠在他一些舊時軍校的同學中，知道一項絕秘，並設法偷出此中存檔的材料，就連夜送到胡風家中。此中沒有誰是專業人員，誰都明白事關重大，想到廖夢醒是廖仲凱、何香凝夫婦的女兒，廖承志的姐姐，會有門路直通上面，翌晨一早胡風轉到她手上。5月，山東蒙陰的蒙山東南，是這平原之地海拔五百三十六米花崗岩體的山峰孟良崮，在此一戰，我軍殲敵主力的一個軍之大勝，絕非等閒之事。廖夢醒對胡風說：謝謝你交來的材料，我們大賺了一筆，希望以後還能有這方面的材料。僅以此看，我軍若被反動派原先陰謀的包圍戰所圍，即便突圍勝利，損失也不會小，然而，據此情報，一反而為反包圍戰，轉危為勝，殲敵一個軍，還不該給阿壠請功麼？
另一位地下黨派去與阿壠接頭的羅飛（1925～），後來雖然也被網進「集團」，卻是共產黨員。他從阿壠手上接送的情報就多了。專案人員逮捕了他要他檢舉阿壠的「罪行」時，羅飛反問：「阿壠將國民黨的軍事情報輸送給我黨中央，難道這是『罪行』嗎？」專案人員無法回答，勃然大怒，拍桌大喊：「他是反革命！」羅飛坦然從容：「我活着就是證據！如果他們是反革命，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你們諸位也就找不到我了。」
遇到這等事，真是「秀才碰到兵」！
4
有次，林希從報刊看到，將不主張格律的人竟然斥之為背叛祖國文學傳統，從而斷定這是反對與工農兵結合和文藝工農兵方向之論，大為不解，寫格律詩還是自由體不是作者的自由麼，怎麼成了政治問題呢？他問阿壠，阿壠同樣困惑不解。這回，同樣，他對「生活」等等的看法，既是意識形態，自然更是政治，乃至是他的「反革命」問題，由此他也明白對格律詩的態度之所以為政治問題了。
他安然地蹲在牢裡，無懼、無畏，沒有抗爭於淡然的鎮定，像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鎮定到莊嚴：「我放棄上訴！」又站立起來：「一切事情都由我負責，與任何人無關」。在無可分辯的境地，他選擇了犧牲自己以成全自己和他人，自負了一切責任，就沒有任何負擔。在永遠不可能輕鬆中又有他的輕鬆、自如。也有肅靜於肅穆的威嚴。
他的妻子張瑞早走了，他是1944年陸軍大學畢業於成都實習，在「平原詩社」與她相識，如他所言：「愛情，開始就帶有人生戰鬥底不顧一切的殘酷」所在。一年後張瑞懷孕從重慶回到成都。翌年3月17日，她餵了孩子的奶，留書自殺。他是寫了兩千多行的長詩〈悼亡〉寄哀。是百年新詩中的奇篇。詩中有七百七十行寫到第三者的侵犯，才知傳言不假。可傳說的第三者也是「七月」圈內的熟人，他見人就「辟謠」。旁人，還是熟人，無法說甚麼。阿壠哭亡妻「被侮辱與損害」，正是夫妻兩地分居，他雖每天寫出一封編號的長信，也被郵路擁堵，郵局延誤，或失落而收不到。待產、分娩的張瑞所需要的人不在身邊，外人趁機獻殷勤、死糾纏，她怕丈夫也被人騷擾見異思遷，無法承受這種被侮辱與損害，因而「用生命完成對他的愛」而去。他除了責怪自己為謀生無法盡到丈夫之責，「愛情，開始就帶有人生戰鬥底不顧一切的殘酷」永遠在折磨他，鰥夫與亡妻，只有人在書案與桌上的照片日夜相望。在牢裡，沒有書桌，更沒有照片，只有伴在心裡。
張瑞留下的兒子，是她的，同是他的，是他們的「愛情，開始就帶有人生戰鬥底不顧一切的殘酷」之幸福。襁褓之中，一介武夫，在自身安全都失去保障的白色恐怖下，東藏西躲，南北顛簸，先是交他四姨媽張瑚抱領。1950年阿壠安定了下來才接到天津。阿壠每天要上班，業餘還寫了一兩百萬字，還要又做爹又做媽的帶着小沛，真不容易。入學的前一天，老爸的詩說，孩子在夢中走路，橋斷了，「他拿着一朵小花走過去，橋，又升起了。」國慶日，孩子「望着輝耀的太陽：他問：『太陽出來也是看遊行，爸爸是嗎？』」父子對新的生活，是一片純真的熱情。1955年反胡風後，小沛則有指定的監護人和學校生活、學習。滿十八歲成人，下廠做工。直到1980年阿壠平反後，小沛才獲得機械製造、電氣自動化的兩個文憑，任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他的女兒留美獲博士，為「海歸」的醫學碩士導師，兒子的微電子專業，為一家外企技術總監。不圖虛名，都是「老實巴交」的勞動者。
爭氣的兒孫，阿壠在天之靈，足以瞑目。可是，不僅死後，就是生前，他在牢裡也不可能知道兒子被甚麼人和怎樣「監護」，只有心裡想得痛。
從獄中傳出的信息，阿壠整天面壁而坐。他不信佛，博學及佛，面壁修行，淨越魂靈，沉默無語，勝似誦經。
他完全不像傳媒宣傳的那樣，兇神惡煞。個頭不高，囚衣布衫，方方的臉，寬寬的下巴，臉上的傷疤，多了幾條紋路，粗深的皺紋，粗深的人生，若不知他是行伍出身，「流血的人是不流淚的」，看這位中年人，更像城市的勞動者。不知是生活的擔子，還是這一切讓他活得太累，樸素、堅毅的神色還無法驅走深深的倦容，面壁苦修，似位高僧，鐵窗難鎖，他的入定。
他這樣關了十一年，若不結案，怎稱法冶？判刑十二年，不久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刑滿釋放」，關是關得有理，放也放得明白。可是，他沒等到這天，1967年3月17日因骨髓結核死於獄中。據林希說：「屍體火化只有一個號碼，沒有姓名，骨灰本來說要揚棄掉的，後來善良的人不願中國的大地再遊蕩一個冤魂野鬼，才找到一隻破木箱把骨灰裝上深埋在火葬場的牆腳下。1980年胡風案得到平反。幾經周折才尋到當年埋葬阿壠骨灰的地方，當阿壠唯一的兒子陳沛抱着骨灰盒去火葬場收殮阿壠遺骨的時候，我和他抱頭痛哭。」
正如西方有位藝術家所言，他的努力、創新、成果，不是自己生前，一定得等時間過去之後，隔代，或更長的時間才能被人認識。阿壠也是這樣。落實政策時，從他1965年6月23日在獄中寫的一份材料，大家讀到他的遺言：
從1938年以來，我追求黨，熱愛黨，內心潔淨而單純，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如此不祥的「案件」。
當然，我也從大處着眼，看光明處。但這件「案件」始終黑影似的存生。我期望着又期望着，能夠像1942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整風的結果那樣，能夠像毛主席親自解決問題那樣，最終見到真理，見到事實。只要那樣，個人吃了苦也不是毫無代價。
整個「案件」，就是這樣一個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圍繞着這個矛盾中心而旋轉。
這是一個錯誤。但相對於黨的整個事業和功勳而論，這個錯誤所佔的地位是很小的。黨必須拋棄這個錯誤。
所以，最後，我唯一熱望是，通過這次事件，能夠得到黨和同志們的諒解和信任，得到喜劇的收場。
這一番話，讓過去視他為敵者，才認識到他是一位偉大的同志。負責為他落實政策，此時文化部黨組的詩人賀敬之（1924～）讀它落淚，多次在大會上說到我們受屈的同志，是這樣向着黨、愛着祖國和人民。這裡，我們還是以他1944年9月9日寫的〈無題〉，也是百年新詩中的經典，以緬懷詩人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