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珠：劉以鬯小說的創新論

1 引言

在《打錯了》的自序中，劉以鬯先生指出「時間是不會停止的，社會生活也會跟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遷。」他一生筆耕不斷，又一直從事報章雜誌編輯工作，留下了實驗性小說、「娛人娛己」的作品，滋養着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作家。「娛人」的目的是換取稿費，可以不避俗和避熟；「娛己」的目的是通過小說尋找另一類的敘述方式。劉先生於今遠去了，但後人對他的敬仰和思念是不會停止的，仍然是我們的學習典範。他的文學觀念是源自生活，主張在虛構的情節中展現社會生活的真實一面，而當中又要敢於創新。他的小說技法是受到現代主義小說、中國傳統小說、五四小說等影響和啟發，借鑑歐美文學理論和技巧之長，加以吸收、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創作條件。本文簡要概論劉以鬯小說的創新觀念，在文學路上，他創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試驗，表現對小說世界新的理解，也帶出對內在生命新的體會。

2「創新」的理念

「創新」，指創造、推陳出新。這是劉以鬯一直恪守的寫作原則，「文貴創新，創作最重要的是有新意」，故他有意用不合常規的表達手法來開闢另一條小說的道路。在《劉以鬯小說自選集》及《多雲有雨》的自序中，他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我們可以以「沒有」和「有」作為他的獨創精神的註腳。大致上，從小說敘述角度來看，沒有人物的〈吵架〉，有以物為主的〈動亂〉；從小說思想內容來看，有探求內在真實或人物內心衝突的〈蜘蛛精〉，有睜開眼睛做夢的〈副刊編輯的白日夢〉，有利用黑色和白色重現社會真實面的〈黑色裡的白色白色裡的黑色〉；從小說體角度來看，有詩體的《寺內》，有詩與小說體結合的《酒徒》，有政論體的〈春雨〉；從小說結構來看，有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的《酒徒》，沒有故事或有雙線平行方式的《對倒》，沒有頂點與結局或有鏈條結構的〈鏈〉，有橫式結構的《島與半島》，有重複敘述或稱為複式結構的〈打錯了〉。舉凡種種的實驗性嘗試，充分反映劉以鬯探新求真的精神，不斷作出新的嘗試。為了尋求新的寫作方式，他追求「不合常規」的美學，以此展現作品的獨特個性。「求新求異」可以說是這種美學的闡述。在港版《酒徒》的序文中，他有比較詳細的分析這方面的主張，傾向以標新立異的方式探求內在真實，尤其是在複雜的現代社會，需要小說家以橫斷面的方法再現人物飄忽的心靈、幻變的心理、不定向的思想等。在他看來，「標新立異」是一個中性詞語，但對小說家來說，意義深刻，是文學創作進程必然的發展方向。「標新立異」的方式可以描繪許多都市人的失落面，表現人物種種的思想和感情，重塑人物的內在本質，是苦悶時代下現代人的精神出路。這是他的「娛己」小說的要點，也是「創新」理念的基石。

3「創新」的實踐

在「不合常規」的創新性上，最廣為熟悉的是《酒徒》、《對倒》、〈打錯了〉等。《酒徒》以意識流手法展現上世紀六十年物慾橫流的香港，文化人在商業化的都市狹隘中掙扎求存。酒徒濫寫武俠、色情、庸俗的「垃圾」文學維生，反映轉型期的香港貧富不均、道德敗壞、人際疏離等社會問題。所謂意識流，是指人物的意識（如清醒意識、無意識、夢幻意識等）如流水一樣流動，而不是片段式的銜接。這種手法有利表現人物腦海裡的不合邏輯、雜亂的思緒。因此，作家在寫作上能夠消滅時空古今的觀念，更好地表現人物內心世界，充分重現社會中的人物的孤獨感、疏離感、壓迫感等。《酒徒》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第一本意識流的長篇小說，地位舉足輕重。在九十年代中期，《酒徒》兩度被改編成電視劇。2010年，又被黃國兆搬上大銀幕。

沒有故事的《對倒》的故事是發生在七十年代的香港，兩個主人翁分別是1949年為逃避戰火從上海移居香港的中年男子淳于白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女阿杏。兩個平凡的人，兩種平凡的生活。但兩人的故事互相交織起來，像對倒郵票一樣，使故事變得不平凡。以雙線平行結構展現故事，短篇《對倒》共有四十二章節，長篇的則有六十四章節，一個章節描述一個人物，可以獨立成章，看似沒有情節，結構鬆散，但卻是鏡像的模式。中年男子對過去的懷念，年輕少女對未來的憧憬，表現人物似是沒有現在，在時間的軸線上只有過去和未來。劉以鬯在《對倒》的序文中，表示「寫這部小說的促動因素是兩枚相連郵票：1972年，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華郵拍賣，我投得『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十分高興。郵票寄到後，我一再用放大鏡仔細察看這雙連票的圖案與品相，產生了用『對倒』方式寫小說的動機。『對倒』是郵學上的名詞，譯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一正一負（準確地說，應為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在七十年代，以雙線平行結構寫小說是非常創新的。「用一正一負的方式寫小說，會形成『雙線並行發展』的另一種『雙線格局』。這種寫法，雖然可以充分發揮對比作用，卻不易構成吸引讀者的興味線。香港報紙的負責人多數重視經濟效益，刊登的連載小說必須有離奇曲折或纏綿悱惻的情節去吸引讀者追讀，像『對倒』這樣沒有糾葛的小說，縱有新意，（至少我自己認為這是嘗試性的寫法，）也不可能得到報館方面的讚許。因此，寫了一百多天（每天一千字），我將它結束了。」可見，創新是劉以鬯的文學觀念，更是推動自己作出不斷的嘗試，超越自己。這種方式表現文人對文學的自覺性追求，也適時地在文學創作與市場需要中找到平衡點，是「娛人」與「娛己」並行的折衷方法。《對倒》和《酒徒》獲王家衛分別改編成電影《花樣年華》（2000）和《2046》（2004）。劉以鬯的小說再次引起關注，在華語文壇產生廣泛的影響。〈大眼妹和大眼妹〉、〈兩夫婦〉、〈八號與大頭仔〉等微型小說，也有類似的鏡像模式，故事中的一個人物是另一個的人物倒置，折射自己的種種行為，但人們只看到外在的本質卻看不到內在的實質。

〈打錯了〉寫於1983年，劉以鬯據當日一樁車禍報道，因為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改變了男主角陳熙的命運，逃過死亡一劫。內容看似簡單，其實包含了豐富的人生哲理。他以大部分相同的情節、篇幅和文字的複沓方式，說明人生中的重複是「常態」的，但因為一個小插曲表現時空交錯與人生易位，帶出命運的偶然性，屬「變態」。劉以鬯稱這些重複文字的技巧是「時間的蒙太奇」，收錄於《打錯了》的七十篇微型小說，部分的手法也有類似電影鏡頭的剪接方式，或表現人物的思緒混亂，或表現人物遭遇的壓迫性，等等。〈打錯了〉被譯成英文、法文和日文，也獲選入二十幾種選集和報刊，備受文壇重視。其他的如〈天堂與地獄〉、〈動亂〉、〈吵架〉等，也是創新之中的代表作，以物件推動人物和情節，從物件中重構人物形象。

4「創新」的根源

在創新不斷的文學路上，除了轉化西方寫作手法為己用外，劉以鬯不忘對中國文學的繼承和創造，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學、歷史人物等的再創造，二是對五四文學理論與作品的吸收。《甘榜》收錄十三篇短篇小說，主要是三十至七十年代在內地和香港報刊發表，相對地有關它的研究比較少。〈年紀輕輕〉寫「死水文社」創辦人之一的蕙芳傾心於畫抽象畫的畫家畢加，對一直守護自己的文社成員鄒立德視而不見。這是一個愛情故事。實際上，劉以鬯借人物表達他對當時香港文學的看法。鄒立德表達了對新詩的憂慮，「文學作品貴乎獨創，是每一個文學愛好者都明白的道理。現階段的新詩作者們，大部分都在努力製作內容與形式都十分類似的新詩，不但不會開花結果；而且遲早會走到DeadEnd的。」劉以鬯真實地反映商品般複製的香港文化生態環境。蕙芳阿諛畢加，強迫自己接收「諸如達達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野戰派……等等，以示其興趣與畢加十分接近。」畢加遷出後並與愛人結婚，蕙芳大受打擊以殺蟲水自殺不遂，從此對文學失去興趣，滿腦子只有如畢加般的很長的頭髮與一對很大的眼睛。後來，來了一個有畢加般外表的新租客，是一個在夜總會工作的吉他手，蕙芳隨即找到新的傾慕對象。劉以鬯借以蕙芳為代表的追逐西方主義者，暗示一個「主義」還來不及告退，人們又轉投另一個「主義」的懷抱，但是他的態度是開放的。在港版《酒徒》序文中，他認為各種「主義」是一個此消彼長的演變過程，以「新的」代替「舊的」，文學作品才不會停留在某個階段或水平。以堅守嚴肅文學為代表的鄒立德，是文壇的捍衛者，他呼籲「死水文社」會員自掏腰包出資印刷特刊，積少成多，重申特刊的意義。「——特刊，本身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文章已變成商品，我們必須設法保持這個園地。」然而，鄒的堅持只是換來會員的沉默不語。「死水文社」變成「死水」，特刊告吹，但鄒沒有放棄文學和自己，計劃以三年時間完成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鄒告訴蕙芳「從事嚴肅的文學工作，原是一種苦役。我是不會灰心的。」這是劉以鬯的心聲，他告訴讀者，香港文學舉步維艱的文化生態環境。在中國文學步入現代化進程的一百年後的今日，西方的各種主義與現代小說的關係，甚至是香港文學與商品的關係，仍然值得我們探討。可見，劉以鬯的見解是超越時代的。〈烤鴨〉寫一個「東方通」的美國人威廉，熟讀《中國哲學史》、《金瓶梅》等，告訴讀者一個美國人古佛烈到北平（現為北京）遊歷的故事，當中出現種種誤解：烤鴨、人力車、人力車夫、北平的人情味，表現文化的落差，又是葉公好龍的延續。在認識、瞭解、吸收各種文化的同時，需要的是自己的實踐。

劉以鬯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再創造，如《寺內》、〈崔鶯鶯與張君瑞〉等，直接從王實甫《西廂記》轉化過來，借助時空錯亂的方式，把經典文學的人物行為置入現代人的內心。《寺內》是一部詩化的中篇小說，以「小飛蟲」、「牆」等意象展開情節。如「小飛蟲」的飛來飛去暗示崔鶯鶯與張君瑞二人的情慾欲罷不能，又以它見證他們的愛情故事。其他新詩常見的技法，如排比、複沓、借代、擬人等的運用，也加強了崔張愛情的纏綿、起落、變化等。詩化的文字也見於《酒徒》中主人翁的「潮濕的記憶」，「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更加能夠表現人物內心幻化的狀態。〈崔鶯鶯與張君瑞〉可以說是《寺內》的簡化版，淨化了二人的內心世界，昇華了愛情。故事具體刻畫二人逐一脫去衣服的種種行徑，直至赤祼着身體睡在被窩裡為止，惜二人不能共枕，因為中間隔着一道牆壁，張睡在西廂，而崔則睡在別院。除了展現原典的精粹外，它也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縱使能夠赤裸裸地展示自己的軀體，卻又要緊裹在被裡，甚至加上一道牆壁。其他的如〈孫悟空大鬧尖沙嘴〉、〈除夕〉、〈蛇〉、〈追魚〉、〈蜘蛛精〉等，也有故事新編的成分和意義。故事新編是把廣為人熟知的題材或人物加以再創造，以現代性手法再現經典作品或人物的精粹，便於新舊作品的傳播和接受。小說家以重新詮釋故事的方法來延續文學經典，而自己的作品或許可以是原典的另一個層面，屬現代性的領域，具啟示意味，產生新的審美效果。而劉以鬯對歷史人物的故事也有所開拓，如〈迷樓〉中的煬帝的酒池肉林、〈北京城的最後一章〉中的袁世凱的暴戾等，把扭曲了的人性和心理推向高點。

劉以鬯對五四以來的小說也有所吸收，除了承接魯迅《故事新編》而來外，也有一些是淨化了長篇小說的作品，如〈土橋頭——烏九與蝦姑的故事〉、〈甘榜〉等。〈土橋頭——烏九與蝦姑的故事〉寫車夫烏九由奮發上進的好青年到淪為乞丐的故事，夾雜着烏九與蝦姑的朦朧愛情、與老闆娘「扁啊」的曖昧關係。這個故事的獨特之處，是人物對白保留了大量的馬來話，再現社會底層人物的性格、形象、思想等。可以說，這個故事容易讓人聯想到老舍的《駱駝祥子》。《駱駝祥子》寫北京城的車夫祥子的墮落過程。兩篇小說都是反映在大城市下，小人物的個人奮鬥不敵社會環境、個人命運等悲劇色彩，也表現生命之中的種種巧合、偶然、誤會等元素，造成人類的悲劇。〈甘榜〉寫住在甘榜河北和河南的妮莎和張細峇，因他們分別喜歡唱歌和吹簫而暗生情愫，惜二人不能交往。輾轉下，張細峇從父親那處得知原委，妮莎是他的同母異父的妹。〈甘榜〉瀰漫着沈從文《邊城》的愛情悲傷色彩，而有所變化。兩篇小說都是反映人類的命運悲劇，生命中到處都是偶然的。這兩篇小說是承接五四文學的感傷色調而來，作品除了展現南洋的地方色彩外，故事扣緊社會現實，更多的是滲透着人們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憂傷。在寫作手法的創新上，就是以馬來話入文，保留地方色彩，刪減大量的枝節，讓故事更為緊湊，營造悲傷色調。於此，劉以鬯以沖淡的手法來展現原典的面貌，而另有創新，就是注入時代氣息和地方色彩。

5 結語

劉以鬯選擇以小說「娛人娛己」，是順應上世紀報刊連載小說的蓬勃景象，也符合讀者的需要，更可以解決生活所需。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求新求異」的小說是回應了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三大主義」、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八事」、魯迅文學革新論、梁啟超以小說救國論等。從內容到形式上，劉以鬯肯定平易、寫實和通俗的五四文學，突出小說的社會功能，並從實驗的角度開拓香港文學，與中西融合的方法與思想互為因果，以「創新」作為文學理念的實踐主軸，創造了一部香港人的心靈史。劉以鬯以高尚的情操、廣闊的思想和創新的文學理念，通過小說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香港這一個特定的商業城市裡，在特定的時期上，現代社會人物內心的真實情況。凡此種種足以展現香港文壇巨人的風骨，留下來的作品是世界華文文學的遺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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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甘榜》，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劉以鬯：《酒徒》，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

劉以鬯：《打錯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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