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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智文 : 五十年代香港眾生相——皇甫光及其作品初探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6月號總第402期

子欄目:批評空間

作者名:彭智文

1 引言:為文學史「補白」的必要
皇甫光(向夏,原名黃六平,生卒待考),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說作者群中的一員,可惜,多年來卻鮮有論者提及,(1)而探討這位長期被忽略的作家及作品,正是本文用意所在。本文試以皇甫光《無聲的鋼琴》、《遺產》、《模糊的背影》中的短篇故事或小說為研討基礎,先就所見材料,補述皇甫光的生平。其次,剖析作品如何折射五十年代香港的地名色彩、就業、身份差異等諸問題。

2 皇甫光的生平與著作補遺
皇甫光的生平行狀,見諸文字者不多,目下三種《香港文學史》均未見記述。(2)僅劉以鬯(1917~)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載其小像、簡單小傳和著作書目。(3)皇甫光原籍江西南昌,1947年來港,1957年赴馬來西亞,1959年11月自馬返港,後應聘任教於新加坡南洋大學,返港後,供職香港大學中文系,職至高級講師,(4)退休後移居美國。
學術和教學方面,皇甫光專治語言文字,六十至八十年代曾以「向夏」筆名,撰寫漢語語法、《說文解字》方面的專著,(5)又替上海書局主編中學中國語文科課本。(6)他的港大學生陳玉階曾為文指皇甫光「治學嚴謹,教學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又指他晚年罹患柏金遜症,「最後見他已手震不止,不能寫作,辜負了一生的學問,殊感可惜」云云。(7)
皇甫光的文藝創作時期以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為主,作品散見於《熱風》、《南洋商報》、《婦女雜誌》、《中國學生周報》、《人人文學》、《幽默半月刊》、《工商日報》等。至於出版單行本,皇甫光跟當時不少作家相似,通常先把作品刊登在報章雜誌,然後結集。劉以鬯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僅列出皇甫光三種作品:《無聲的鋼琴》、《掌上珠》和《模糊的背影》,(8)其實,尚有《遺產》、《伶仃曲》和《枯樹花》。(9)總的來說,皇甫光的文學作品單行本,至少有六種。
此外,在《遺產》的封底開列蕭遙天主編的「南國文藝叢書」,皇甫光尚有《丈夫的悔過書》一書,唯是書未見香港高校圖書館庋藏,究竟此書有否出版,存疑。
皇甫光跟徐訏(徐傳琮,1908~1980)是摯交,徐訏為皇甫光《無聲的鋼琴》撰寫長序,(10)而皇甫光也先後在徐氏主編的文藝刊物《幽默》和《熱風》供稿。徐訏對皇甫光作品甚為欣賞,他指出作品融匯了「傳奇小品」和「幽默諷刺小品」的特點,在徐訏看來,「傳奇小品」在手法上靠「巧合」與「奇遇」,而「幽默諷刺小品」則靠人情世故來呈現,具寫實的表現。(11)下文的討論,正好印證徐氏的評價是否成立。
本文涉及的三部單行本――《無聲的鋼琴》(三十五篇)、《遺產》(十一篇)、《模糊的背影》(十九篇),作品篇幅由千多字至近萬字不等,而《無聲的鋼琴》是以千字極短篇為主。

3 皇甫光筆下的香港眾生相
甲、築構地方色彩
在皇甫光的作品中,有較明顯的「寫實」傾向。(12)細心分析,此中「寫實」,一則可以是作品材料的運用,二則可涉及主題的處理。首先,大部分作品處處流露出香港的地方色彩,在「場景」(scene)的設定,如〈婦人之見〉中「一年前我把家搬到大埔墟」、(13)〈雕蟲小技〉中「那天,我陪幾個朋友在高羅士打喝茶。」(14)的確,五、六十年香港的小說,許多作者也會引入香港的「地標」作為作品的「場景」,俊人(陳子雋,?~1989)、孟君(馮畹華,1924~1996)、鄭慧(鄭慧嫻,1924~1993)等,他們大部分作品俱以香港為背景。然而,我們不能單從「場景」的呈示,便輕易說某篇小說具相對豐富的地方色彩,還要看作者怎樣提煉素材。好像前述那篇〈婦人之見〉,藉「我」居於大埔墟,老同學唐度立則居「山頂洋房」,擁有「汽車三輛,娶了三房太太」,(15)二人同樣由內地來港,數年後,際遇殊異,由此反映出五十年代初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而〈雕蟲小技〉,藉「我」與友喝茶開篇,指出「他們都說寫文章會有甚麼前途,尤其寫適合香港文化市場需要的文章,那簡直是死路一條!」(16)主人公道出當時作家的困境,然後想到要轉行修理鐘錶。
另外,〈長柄傘〉提到「我們的家在香港,還能說香港沒有可逛的馬路嗎?可是鍾太太一定要過九龍去,說尖沙咀彌敦道的風景好,有着像上海霞飛路的幽美情調」。(17)如是,作者不是簡單地點出「地標」便算,還刻意把「彌敦道」與上海「霞飛路」相比。〈偏光眼鏡〉的主要場景是戲院,「我」夥「老朱」觀賞剛引入香港的立體電影,當中說到「自從報上披露立體電影來香港的消息,可把老朱急壞了。」(18)文中提到「老朱」昨日才看罷《古堡藏龍》,稽查此乃美國電影ThePrisonerofZenda,1952年公映。這篇作品,從材料的運用來說,作者勾勒出當時香港人的消閒生活,平民對「立體電影」的好奇與雀躍。
乙、金錢、失業與騙子
根據1949年11月出版的《港九剪影》,引述香港政府的調查指出,截至1949年5月底,香港人口約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人,作者認為鑑於「中國內地不寧之影響,人口仍繼續增加。」(19)及至1950年年中,報載香港人口已「在二百萬以上」。(20)1950年6月16日的一則新聞載述,香港的失業情況嚴重,失業數字更逾五十萬人,若按性質區分,失業者有四類:一是流亡湧港的內地農民、苦力、勞工,當中二十萬人中近十萬人失業。二是自內地來港的大小資本家、精煉技工、醫生等專業人士,為數三十萬人,當中約十五萬人失業。三是來自廣東的大小家庭,甚至地主,為數約三十萬,當中逾半失業。四是國民黨的流亡大小官吏,此中有約十萬人失業。報道又特別指出,在五十萬的失業人口中,約七成寄住親友家中,此中二十萬人失業,他們「財力雄厚」。而有近一成,即約五萬人過着流落街頭的可憐生活。(21)
失業,說到底是「金錢」、也是「生存」的問題。觀乎皇甫光的作品,涉及失業和財政困擾的篇章,着實不少,當中亦不乏透過主人公的遭際,直接表達出對香港社會的觀感。言失業與謀事之難,如〈子夜的月色〉中提到「在香港想找一份職業,比登天還難。」(22)〈牙籤風波〉:「凡是在這個失業城裡的人們,他能夠找到一份滿意的職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優良的技能,另一個是偶然的機會。」(23)〈棋差一着〉直道在香港賺錢之難:「在香港賺一文錢,不但要勞心勞力,而且要憑真槍真刀真功夫的。」(24)言財政困頓,乃至對香港的印象,如〈忠於藝術的演員〉說到,「我」收入微少,太太只好出來工作,「我」的處境正是:「我每月賺的錢不夠家裡開銷,這是無容諱言的事實。」(25)在〈失蹤經過〉,透過敘事者表達出香港是一個「重利輕義」的社會:「在這個吃人的世界,你不吃掉人,別人就會把你吃到肚子裡去的。名譽和道德,值幾個錢一斤?」(26)〈牛刀小試〉又云:「在這個吃人的世界,如果你沒有一手吃人的本事,就得餓飯,活該!」(27)
以上,皇甫光回應了社會實況,作品聯繫主人公失業的處境,故事多由失業而生活拮据展開,當中人物以不同的方法解決困難,增加收入,這正是作者發揮想像力的地方。好像〈失業狂想曲〉中,小李失業,只剩下十多塊錢,他竟然想到在報章刊登一則特別的小廣告,提到「誠徵富孀合作」,(28)想乘機倚仗富有的女人,詐取金錢,怎料真有一位女士應徵,他們見面,說話投機,小李花了十多塊錢請她夜宵,他們吃了不少酒菜,並招待她在家裡睡。翌晨醒來,她早已溜走了,留下字條――「我不能幫助你,正如你不能幫助我一樣。」(29)要言之,主人公「小李」想騙人反先被騙,十分諷刺。
在這個「吃人」的香港,要處理生存問題,多篇作品都以「行騙」為捷徑。〈牛刀小試〉也是其中一篇,文中的「我」和「李林」同是失業漢,窮得要命,以下是他們的窘境:

我和老林來到這個半島上,老實說:憑咱們的本事,早就該餓死的。洋文一字不識,中文寫不成三行字的短信。然而,活着就該吃飯,這是生理上的需要。我和老林都有一個要吃飯的肚子,將就點對付,一日三餐,大米飯也得九碗:吃麵包我沒計算過,光景一餐是不會少於半磅的。(30)

無業、無工作能力、無錢、飢餓,如是或多或少也反映南來難民的底層生活面貌。「我」和「李林」在木屋區落腳,只能吃「隔夜麵包」,(31)他們想出一套「吃霸王餐」的妙計,就是活演一場假的搶錢案。他們預先準備一張一百元「假鈔票」和過期的《星島周報》,「我」先到一上海餐廳吃完一頓「兩菜一湯」,然後安排李林走進餐廳,兜售逾期的《星島周報》,此時「我」把那張「假鈔票」交給李林,李林拔足而逃,我登時高呼「搶錢」,佯追賊便伺機衝出餐廳,「我」成功吃了「霸王餐」。「我」吃罷,輪到李林,他們覓了另一間館子,故伎重施,今次「我」佯為搶錢的賊人,最後竟遇上巡警,誤以為是真的劫案,給逮個正着。
作品情節,充滿幽默感,驟眼看來,展露荒謬。〈牛刀小試〉中的「我」和李林,生活潦倒,他們並非大奸大邪,行騙不過為了吃頓好的,作品中的「我」曾如斯表白――「我和李林都不稀罕別人施捨,吃那些剩菜剩飯,怪不衛生的,當心傳染病」,(32)作者塑造主人公不甘心、不認命的形象。「行騙」,為了捍衛尊嚴。可以說,作者藉荒謬的情節描摹現實生活的悲哀。
承上論及,皇甫光多篇作品,主人公都是以不同的「行騙」方式紓困,如〈失蹤經過〉,(33)「我」興辦一所「汽車駕駛速成專科學校」,就是為了騙財。又如〈吞鑽戒的魔術師〉,(34)老曹夫婦以抵押自己同一顆鑽戒,收了錢便灌人迷湯,騙人錢財,怎料最後反給「老胡」騙走了鑽戒。皇甫光所寫的行騙手法,層出不窮,這是一個騙徒橫行的「吃人世界」,能反映「現實」嗎?的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老千」當道,翻查當時報章上類似的新聞,如〈大老千吃小老千〉、(35)〈老千巧計騙老婦〉、(36)〈騙徒假銀號地址騙去騰記銀號美金二千餘元〉等,(37)可說屢見不鮮。大家不妨留意,皇甫光筆下作品,淪為騙子者,大多有兩個特點:一是生活艱難,復無一技所能。二是行騙的結果,多以失敗告終。

丙、文化差異與身份認同
盧瑋鑾(1939~)曾撰文討論「南來作家」的定義、他們來港後的心理狀態等諸問題。(38)盧氏特別提到這些作家,逃亡來港,生活維艱,在價值取向方面,「由陌生形成了疏離,由疏離而導致孤寂封閉,於是有不投入的苦悶,有一種強烈壓抑感。」(39)在皇甫光筆下,多次表達逃難香港的感受,如〈陰差陽錯〉「她在流亡來香港三年間,還算幸運」、(40)〈藍圖的幻滅〉「自從逃來香港,三年來混得不十分得意」、(41)〈婦人之見〉「後來又逢國內的戰亂,大家忙着逃命,我想這輩子不會再和老唐見面了」。(42)類似這樣的描述,在皇甫光不同主題的作品中,時有出現。有關五十年代初的南來作家,究竟如何書寫香港生活,劉以鬯認為「南來作家不願在小說中反映香港現實。」(43)也許,劉說過於概括,而盧瑋鑾分析,南來作家所以不願反映香港生活,源於他們對香港認識不深,再者,南逃香港,思鄉情切,要寫也會選擇抒發鄉愁。(44)事實上,這個論調,並不適用於皇甫光,他能夠直面香港生活,個別篇章,更對「外省人」和「廣東人」的文化差異作出深刻的反思。

〈唐裝風波〉帶出的價值取向是,「外省」和「廣東」文化迥異,應保持各自的特色,不必强行「融和」。此文以第一人稱敘事,先是鍾太太和「我的太太」從天氣聊起,鍾太太說天氣炎熱,要穿「拷綢短打裙」,但「我」卻嫌棄這種廣東服飾「不夠派頭」。繼而,「我」卻認為「咱們外省人,何必跟着本地人一樣呢?」(45)就是這句話掀起鍾太太的不滿,她先是責難「我」「是個鄉土觀念的崇拜者,大家都是中國人,分甚麼本地人和外省人。」(46)接着,鍾太太主張要把新造的「拷紗唐裝加以海派化,這樣才是滬粵文化交流。」(47)因此,鍾太太和「我」太太採取一連串的配搭,例如:唐裝(廣東服飾)配以白色手套、來路貨白色大皮包、四寸高跟白皮鞋、白珠子耳環和墜子(上海的派頭服飾)。後來,家中來客「老秦」深感不對勁,曉以大義說:

短褂褲是兩廣婦女服飾的特點,但不能滲進釘點兒海派。地道的兩廣風味,別說穿高跟鞋,平底鞋卻不宜穿,最好襪子也免掉,只穿一雙皮拖鞋;最標準的是拖一雙金描花的木屐,也不能拿手袋,揑個三寸長兩寸寬的皮篋子。(48)

表面來說,談的是滬港兩地服飾的不同。分析全文,正見作者用心,在打扮上,上海人對衣飾十分講究,講求派頭和隆重,廣東服飾則樸素簡單。 。作者以 此場風波作為比喻,其實帶出以下兩種價值取向:

人物價值取向
鍾太太、 「我」的太太起初:認為「外省」與「廣東」 文化應該結合融和,促進交流。 最後:被「老秦」說服,但始終 不習慣。
老秦、我兩地文化各有特色,應互相尊 重,勉強湊合,反而不倫不類。

戰後,大批難民湧港,皇甫光也是其中之一,流亡者在香港生活欠佳,他們怎也放不下昔日官僚的身份,又或怨懟從前所受的壓迫,好像在洛風(即阮朗,嚴慶澍,1919~1981)的《人渣》、(49)張一帆(生卒不詳)的《春到調景嶺》等有不同面向的呈現。(50)

皇甫光通過作品也特別關注「外省人」在香港生活的情況。〈我家裡的女工〉以第一人稱敘事,重點雖然在於以誇張的手法描述新聘的女傭人如何不濟事,但當中提到「我的太太」每晚也會把吃剩的飯菜,施捨街邊的人,文本如是描述:

哪怕是半碗飯和一個魚頭,也得鄭重其事的先走下閣仔一趟,站在門口東張西望,找到要飯的,再上閣仔拿來剩下的飯菜送給要飯的人吃。有時覺得太少拿不出手,就另外給添上一角錢。(51)

這樣的描述,逼真具體,而「我的太太」對施捨釐定標準,就是「她說外省人在香港要飯,無論如何較比本地人艱難多了。因此,她規定施捨對象,外省人有優先權。」(52)於是,「我的太太」一再叮囑傭人依她的規矩辦事,豈料,女工逆其意思,把飯給了「本地人」。由是,「我」和「太太」的結論是那女工根本「不同情外省人」。(53)以上片段,大概可以理解當時部分「外省人」生活坎坷,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及的新聞報道,1950年,在二百萬人口中,有近五萬人在街頭顛沛流離,生活淒苦。同時,「我」和「太太」從第三者的角度,表達對「外省人」的關照,其實也寄寓作者對外省人的同情。
〈我家裡的女工〉描寫向「外省人」施捨,這不過是整篇作品的一個片段。〈子夜的月色〉則道出國民黨少將師長李大受,漂泊香港,投靠無門的淒慘故事,面對尊嚴、故鄉、昔日的光榮,乃至流亡者的心理掙扎,是篇都有描述。是篇較為特別,此作除收錄於皇甫光個人單行本《模糊的背影》,更同時載於1955年祖國週刊社編輯的合集《十二月的夜晚》,(54)或可見作者對作品的重視。
翻查資料,國府遷台,不少國民黨舊部流亡香港。據統計,1950年6月,港府將摩星嶺六千難民遷往調景嶺,當中有國民黨少將師長十一人,參謀長三十多人。到了1953年,調景嶺的難民人數高達一萬人。(55)〈子夜的月色〉中的李大受,從前是「少將師長」,投奔香港,因為飢餓,不得不淪為叫化子討錢,但他放不下「自尊心」在街上行乞,他用另一辦法,就是登門討錢,以為這樣可保住僅餘的「面子」。於是,他逐家逐户按鈴,乞求施捨,卻給拒絕和斥罵。他甚至被同是「外省人」的住客趕走,這最教他至為失望;

他清楚聽見這是外省人的口音,照他的想法,大家都是外省人,逃難到這裡來,有的住洋樓,有的睡街邊,這不能怨誰,認命好了。可是,不幫忙他一毛錢,這種人就不夠厚道,缺乏同情心。(56)

於此,可見李大受複雜的心理變化,他認為彼此都是「外省人」,理應互相幫助。接着,他被罵「忘八蛋」,他終於按捺不住,開口還擊:「你不要隨便糟塌人,從前我是少將師長呢!你不給錢,還能指望本地人給麼?」(57)主人公面對飢餓,繼而行乞,竟遇上來自同是「外省人」的羞辱,致內心憤憤不平。究其因,李大受仍無法拋開過去「軍銜」的羈絆,這正是流亡者的心理狀態――應否放下過去的榮耀,甚至為人的尊嚴,面對眼下生存的困境。
飢餓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小說煞有介事透過「敘事者」,再次表達出李大受的執著――「他總是念念不忘過去的光榮歷史,把少將師長這個銜頭,含在嘴巴裡,隨便的就溜出來。他以為這樣,多少能挽回一些面子,或許能博得別人的同情。」(58)這段文字,補充和加強了主人公那番說話的效果,抒發流亡者對過去光榮歷史的執著,才會自怨自艾。
這篇小說把李大受塑造成一個「圓形人物」。他經歷連行乞也沒人施捨的磨難,小說的下半部,敘述他在苦無辦法下,到荔枝角找他以前的部屬胡亞達幫忙,幾經周折和思想鬥爭,他想過跳海自殺,但他看到天上那輪明月,省悟人生的命運,最後放棄死念。及後,得到舊部的協助,李大受搬到木屋區,一間月租十二元的小房,漸漸重拾自信,做了一個出租「小人書」的攤販。文末一句「把過去的光榮從記憶裡抹去」,(59)可見李大受大徹大悟,面對現實。
這篇作品結構完整,刻畫流亡者在香港所受的折騰,以及當中的心理轉變,描摹細緻。小說以「希望」終結,態度積極。而通篇關鍵之處,是主人公能夠放下昔日的回憶,重新生活,展示流亡者如何由「流離」到「歸屬」,怎樣由「焦灼躁動」到「安時處順」的心路歷程。總括來說,可把主人公之主要經歷概括為下圖:
國民黨軍官→流亡香港→生存問題:飢餓→解決方法(1):行乞(結果:失敗)→解決方法(2):投靠舊部屬(幾經轉折)→企圖自殺→接受援助→重拾自信→解決方法(3):自力更生,當上賣書的攤販。(飢餓問題得以徹底解決)
如果我們讀過張一帆《春到調景嶺》,甚至其他難民文學作品,或許會發現當中人物,不少以移居台灣,反攻大陸為目標,政治意識濃烈,他們不會視香港為家。但〈子夜的月色〉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只道出一個難民的切身遭遇,李大受憂慮的是「生存」問題,作品還通過敘事者表達「幸而還有香港這塊自由天地,容許他活下去」的看法,(60)無奈復慶幸,這是對現實的妥協。如此不同,一方面可能是篇幅問題,〈子夜的月色〉屬短篇,《春到調景嶺》是長篇,受制篇幅,作者自然要集中一點,加以發揮。但更重要的價值取向不同,皇甫光的作品聚焦於「現實」生活,而其他作者則着眼於「理想」的追尋。

4 結語
以上所論,筆者嘗試勾勒皇甫光作品的主要特色。在「寫實」的層面來說,他的作品,足以反映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的社會面貌和庶民生活。另外,人性虛偽與貪婪等弱點,也通過作品反映出來。個別作品,更是笑中有淚,主題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值得重視。
然而,皇甫光作品長期被忽略,當中或許因為:一、作品數目有限,當中以短篇為主,而其兩部長篇,似乎也未為論者注意。二、六十年代中期以後,皇甫光耽於教務和教科書編纂,已甚少創作,更未見單行本出版。凡此皆影響了其作品的流播。


【註】:
(1)有關皇甫光作品的評論,至今只見許定銘〈皇甫光的小說〉,此文就其小說作了簡單的介紹。見許定銘:〈皇甫光的小說〉,載《大公報》,2009年3月17日
(2)舉例如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3)有關「皇甫光」專條,見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1996),頁461
(4)1983年11月6日,《大公報》一則新聞的正副標題為〈前港大高級87批評空間2018年6月號|總第講師黃六平建議印古籍宜用繁體字日前在人民日報專欄內刊出〉,見《大公報》,1983年11月6日,第5版
(5)當中包括1,向夏編著:《漢語文言語法綱要》(香港:中南出版社,1961)。2,向夏編寫:《說文解字敘講疏:中國文字學導論》(香港:中華書局,1974)
(6)1978年,皇甫光以另一筆名「向夏」主編的一套中學中國語文科課本,由上海書局出版,其後於1984年再版
(7)陳玉階為保良局胡忠中學前任校長,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有關他對皇甫光的記述,可参其網頁〈可敬的良師〉一文,網址為:http://www.plkwcc.edu.hk/~cyk/respectful-teachers.html(2017年3月25日擷取)
(8)《無聲的鋼琴》(香港:創墾出版社,1952)、《模糊的背影》(香港:海天文化服務社,1961)、《掌上珠》(香港:中南出版社,1960)
(9)《遺產》(香港:南國出版社,1953)、《伶仃曲》(香港:虹霓出版社,1955)、《枯樹花》(香港:友聯出版社,1955)
(10)此序刊登於皇甫光:《無聲的鋼琴》,頁7~15。又以〈序皇甫光「無聲的鋼琴」〉為題,刊徐訏主編的《幽默》半月刊,第1卷第10期,1952年10月1日,頁22~23
(11)可参徐訏:〈序〉,載皇甫光:《無聲的鋼琴》,頁15
(12)「寫實主義」(Realism)肇始於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一場文藝運動,復蔓延各國,發展成為文學思潮,及於美術、文學、雕塑等不同的媒界。有關「寫實主義」的定義和歷史淵源,可參王德威:〈寫實主義是甚麼?〉,《聯合文學》(台北)第9卷3期(1993年1月),頁215。另,溫儒敏曾就「寫實主義」在中國1917至1949的發展,有專著析述。見温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13)皇甫光:〈婦人之見〉,載《模糊的背影》,頁36。又,重點符號一律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不另註
(14)皇甫光:〈雕蟲小技〉,載《模糊的背影》,頁80。這裡可補充,文中「高羅士打」即位於中環告羅士打行(現今置地廣場)
(15)皇甫光:〈婦人之見〉,載《模糊的背影》,頁36
(16)皇甫光:〈雕蟲小技〉,載《模糊的背影》,頁80
(17)皇甫光:〈長柄傘〉,載《模糊的背影》,頁101
(18)皇甫光:〈偏光眼鏡〉,載《模糊的背影》,頁44
(19)見安平、林興烱:《港九剪影》,〈第二編港九地理歷史紀畧〉,(香港:港九文化出版公司,1949),頁4
(20)原文謂「家本港之實際居民,在二百萬以上」。可參新聞〈本港失業人數竟超過五十萬大部分在親友家中作客〉,載《工商晚報》1950年6月16日,頁4。另外,有關香港的人口和社會轉變等問題, 可以參考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8),第五章,〈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頁195~201
(21)可參標題〈本港失業人數竟超過五十萬大部分在親友家中作客〉,見《工商晚報》1950年6月16日,版4
(22)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39
(23)皇甫光:〈牙籤風波〉,載《無聲的鋼琴》,頁153
(24)皇甫光:〈棋差一着〉,載《無聲的鋼琴》,頁172
(25)皇甫光:〈忠於藝術的演員〉,載《無聲的鋼琴》,頁29
(26)皇甫光:〈失蹤經過〉,載《無聲的鋼琴》,頁54
(27)皇甫光:〈牛刀小試〉,載《無聲的鋼琴》,頁69
(28)皇甫光:〈失業狂想曲〉,載《無聲的鋼琴》,頁139
(29)皇甫光:〈失業狂想曲〉,載《無聲的鋼琴》,頁141
(30)皇甫光:〈牛刀小試〉,載《無聲的鋼琴》,頁68
(31)皇甫光:〈牛刀小試〉,載《無聲的鋼琴》,頁69
(32)皇甫光:〈牛刀小試〉,載《無聲的鋼琴》,頁68(33)皇甫光:〈失蹤經過〉,載《無聲的鋼琴》,頁54~58
(34)皇甫光:〈吞鑽戒的魔術師〉,載《無聲的鋼琴》,頁64~67
(35)〈大老千吃小老千〉另有副題「大老千挾走黃金百両小老千被捕判坐苦監」,見《大公報》,1952年7月13日,版4
(36)〈老千巧計騙老婦〉,另有副題「自西貢來港換銀紙露財被老千窺見在後面追蹤進旅店下手騙了三千元」,見《大公報》,1951年6月15日,版4
(37)〈騙徒假銀號地址騙去騰記銀號美金二千餘元〉見《工商晚報》,1952年3月1日,版3
(38)可參考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13~124
(39)見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17
(40)皇甫光:〈陰差陽錯〉,載《無聲的鋼琴》,頁73
(41)皇甫光:〈藍圖的幻滅〉,載《模糊的背影》,頁124
(42)皇甫光:〈婦人之見〉,載《模糊的背影》,頁35
(43)見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1985年4月27日在「香港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載劉以鬯:《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106
(44)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載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頁120
(45)皇甫光:〈唐裝風波〉,載《模糊的背影》,頁119
(46)皇甫光:〈唐裝風波〉,載《模糊的背影》,頁119
(47)皇甫光:〈唐裝風波〉,載《模糊的背影》,頁120
(48)皇甫光:〈唐裝風波〉,載《模糊的背影》,頁122
(49)洛風:《人渣》(香港:求實書店,1951)
(50)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51)皇甫光:〈我家裡的女工〉,載《遺產》,頁41
(52)皇甫光:〈我家裡的女工〉,載《遺產》,頁41
(53)皇甫光:〈我家裡的女工〉,載《遺產》,頁44
(54)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見祖國周刊社編輯:《十二月的夜晚》(香港:友聯出版社,1955),頁33~44
(55)見鄭寶鴻:《默默向上游——香港五十年代社會影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16~18
(56)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42
(57)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42
(58)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42
(59)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50
(60)皇甫光:〈子夜的月色〉,載《模糊的背影》,頁143。

【附錄】:皇甫光作品知見單行本
1.皇甫光:《無聲的鋼琴》(香港:創墾出版社,1952)
2.皇甫光:《遺產》(香港:南國出版社,1953)
3.皇甫光:《伶仃曲》(香港:虹霓出版社,1955)
4.皇甫光:《枯樹花》(香港:友聯出版社,1955)
5.皇甫光:《掌上珠》(香港:中南出版社,1960)
6.皇甫光:《模糊的背影》(香港:海天文化服務社,1961)(修訂再版,此書應在1954年初版,唯「初版本」未見庋藏香港各圖書館。)
7.皇甫光:《無聲的鋼琴》(香港:海天文化服務社,1961)(修訂再版)。


彭智文: 早歲先後畢業於中大、嶺南、港大。著有《潘飛聲(1858 ∼1934)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