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怡雯 ：混血與流動——《華文文學百年選•香港卷》序

曾經在一篇題為〈遺落的鄉愁〉的散文提到，新馬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殖民地，我跟香港的因緣，也跟香港的流行文化有關。生平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半斤八両》，小學二年級；後來更看了不少公仔書，跟着大人追港劇、聽廣東歌。從小學三年級起，開始追報紙的連載小說，金庸、梁羽生是最早的文學啟蒙，亦舒和倪匡也每日必備，就這樣在香港的流行文化陪伴下度過了青少年時期。接觸純文學是很後來的事了，大概是1988年來台讀大學，最早讀的是西西，開始蒐集香港雜誌，如《素葉文學》。九七之前，香港主體性的論述引發我對香港文學的興趣，也可以說，因為九七，香港純文學真正進入我的生活，進入教學，成為大學部和研究所亞洲華文文學課程的必備。當然，跟香港的因緣，最直接的當然是寫了〈夾縫裡的中國性〉，那是博士論文《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2000）的一節；也寫過論董橋和杜杜的論文。除此之外，在《香港文學》寫了三年專欄，應該也算難得的香港因緣吧。（1）
其實，新馬跟香港的關係千絲萬縷，這是進入馬華文學研究之後的發現。1950年代初，是華人的大遷徙時代。當時南來新馬的文人其中有一個群體是從香港南來的作家群和文化人，他們在馬來亞的報館工作，辦雜誌和報紙、編華文教科書，或在南洋大學任教。他們從內地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了新馬一帶。（2）或者如徐訏，他之於香港是南來文人，但是跟甫謝世的學者饒宗頤一樣，都曾在南洋大學短暫教過書，最後魂歸香港。
當時另外有一波北返中國大陸的新馬文人，乃是跟時代與政治認同有關。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頒佈緊急法令，試圖削弱漸成氣候的馬來亞共產黨。緊急法令之後，新村成立，華人被送入新村集中管理，而被懷疑援共的華人則被英殖民政府遣送回中國，最有名的例子是馬來西亞出生的九葉派詩人杜運燮，他以筆名吳進寫的《熱帶風光》（1951），是在香港編《大公報》期間出版的。
緊急法令頒佈後，禁止輸入中國出版品，於是中國文學對新馬的入口貿易轉而由台港文學取代。因此，香港不止是那時代文人的中途站，同時也是華人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和文化中心。曾在香港居留，又於此取道南下的新馬文人，便把香港經驗帶入馬華文學，如蕭遙天。
與此同時，又有一批從中國南來，在香港逗留或定居的文人以及學者，最為人所知的包括張愛玲以及蕭紅，這個名單可列舉的作家很多，已纍積相當豐富的論述，不贅。從新馬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香港是遙遠的大後方；對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史而言，香港則可視為後花園，在一個大動盪的時代，提供庇護及照應，或者，成為作家文人的另一種抉擇。留在香港或留在中國大陸的文人，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態。香港的殖民地背景和都市性格，以及前面所述的「中途站」的地理特質，形塑它「混血的歷史」和「流動的身世」的文學特質，讓香港文學呈現截然不同於中國大陸文學或台灣文學的風景。
這兩本香港選集大體上呈現了前述的幾項觀察。它包含了大比例的純文學，以及部分大眾文學。九七之前，有學者認為香港的身世特色是雜糅和不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雜糅和不純意味着多元。從一開始我們就打算選入武俠和科幻小說。當然，即便是「純」文學，也仍然有它異質的聲音，沒有一個概念可以概括所有的作者，香港文學的多元和豐富，就留給讀者仔細品味。
【註】：
（1）詳見鍾怡雯〈遺落的鄉愁〉《明報•明報副刊》2017/11/05
（2）這群文人包括終老於馬來西亞的姚拓；力匡則居住在新加坡直到逝世；有的短暫逗留之後重返香港，包括《蕉風》編輯群的方天、黃思騁；黃崖1950年南來後，到1986年離馬赴美；楊際光和白垚則分
     別在1974和1981年離馬定居美國到過世；小說家劉以鬯也在馬來亞住了五年，而後定居香港，成為香港作家；埋骨於馬來西亞的蕭遙天，正屬於這個時期從香港南來的文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