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士清 ： 《香港文學》雜誌的前世今生

1985年1月創刊的《香港文學》雜誌，至今已發行了整整三十三年。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社會，一份純文學雜誌有這麼長的生存期已是奇蹟；但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文學》雜誌在踐行創刊宗旨和展示文學的藝術生命力的歷程中，已經將自己型塑成了一面鮮艷的香港文學的旗幟，開墾成了世界華文文學多采的園地。《香港文學》雜誌還將繼續展示它的蓬勃的生命力。文學界學術界關注它的前世今生，本文就此說一些粗淺意見，以供探討。

1《香港文學》誕生前香港純文學園地的寂寞
上世紀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香港已是亞洲四小龍，是經濟繁榮的東方之珠；但純文學文壇則是寂寞的，有人曾稱香港是「文化沙漠」。當然「文化沙漠」這不是科學的判斷。文化是人類的生存方式，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當時香港有豐富的物質生活，有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娛樂文化、旅遊文化等等、等等，怎麼能說「文化沙漠」呢？所謂「文化沙漠」之說，是文學創作界對寂寞文壇的激憤之言。對此，曾敏之先生在他的〈海外文情（一）〉、〈海外文情（二）〉兩文中有所記述。
當時，一位法國文藝評論家來香港，與香港文藝界朋友會見，在香港法國文化協會的酒會上，有人就悲觀地稱香港是「文化沙漠」。流浪到香港的新馬詩人原甸認為由於色情文字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談狗、馬經的文字統攝了許多報紙刊物，文藝被排擠了。專欄作家依達認為「香港的中文的閱讀寫作能力較差，年輕一代以英文為主，因此中文文學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楚君慨嘆道：「文學創作的環境是很寂寞的」。（曾敏之著：《望雲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252～255）。
香港大學黃傲雲先生指出：在商業化的物慾刺激下，到了七十年代，香港以「賣文為生的人，亦懂得開設文章工廠，在現實方面追上物質潮流；『才女作家』的作品，都以文華酒店、歌星名人作為背景；『脫星專欄』更徹底裸露人類禽獸的一面」。「到了七十年代的末期，香港文藝的脈搏就快要停止跳動了」（《香港文學》創刊號，頁25）。
李英豪在〈香港的文學面貌〉一文中把香港作家創作的困境描繪得甚是慘烈：「如果要寫東西，又不屑和不肯寫『鹹濕』小說、武俠小說、流行小說、『八卦』文章的話，那麼，在香港要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實在是一件極端痛苦的事。愈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愈感到困惑和矛盾。我們都像希臘神話中的坦達羅斯，欲食樹上果而果忽升，欲飲腳下水而水忽退。現實把多少人磨成粉末，無聲無息地不知在甚麼出口漏掉了。」（《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86）
劉以鬯先生在交談中對曾敏之先生說：「在香港搞文學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一個作家想要為自己的理想而寫作，實在不容易。多數作者都是為迎合一般讀者的興趣而寫的。香港讀者並不喜歡純文學，出版一本文學書，能銷上千本已經是不錯了。提到老一輩作家如巴金，或許還有人知道，至於一些新作家的名字，就很少人知道了。現實的趣味卻在於刺激，讀者要看馬經之類的文章。」文藝青年坦陳心聲：「我們是野生野長的，在當時的肯況，我們要成為流氓、騙子、惡棍，非常容易，要成為一個作家卻非常困難。」（均見曾敏之著：《望雲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252～255）。
1980年11月，在寂寞荒涼的困境中，香港的純文學雜誌《海洋文藝》宣告停刊。《海洋文藝》由吳其敏先生創辦並編輯出版，堅持出版了六卷雜誌和叢書之後，因經濟虧損而不得不停刊。《海洋文藝》的停刊震動了香港文壇。時任香港《文匯報》代總編輯的曾敏之先生感慨道：「放眼小島，已沒有大型的純文藝刊物了。另一個《八方》雖是季刊，卻也在飄搖之中。報紙上的文藝週刊，就只有《新晚報》的《星海》和《文匯報》的《文藝》了，而篇幅有限，又能有甚麼作為？也不過點綴於洋場，不甘盡染銅臭而已。」（曾敏之著：《望雲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252～255）。

2《香港文學》創刊，陶然先生是助產士
香港寂寞的純文學文壇，籠罩着沉悶的薄霧！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作家陳殘雲、秦牧、黃慶雲、紫風應邀到港參加《新晚報》創刊三十週年紀念會。《新晚報》組織了文學座談會，邀香港作家、刊物編輯以及各界愛好文藝的青年參加。陳殘雲和秦牧在發言中說：「香港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具有特點，具有極為複雜的令人有興趣探索的豐富的內容，只要作家認真於藝術的追求，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去瞭解、體驗生活，有心地積纍素材，加上有表現技巧，必能寫出偉大的作品，這種作品必然有國際意義，因此他們認為香港文學是有前途的。」陳殘雲和秦牧的發言，是對香港文學界的鼓勵和期待；但是香港的朋友們卻認為他們脫離實際，不瞭解行情而陳義過高。幾位刊物的主編和大學的講師半開玩笑說：「你們在誘惑我們墮入貧窮潦倒的境遇中去」，「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從事文學是最沒有出息的一門行業，走這條路的人只有自討苦吃，而出版文學書的出版商十有九家要破產！香港雖不是文化沙漠，卻也不是文學綠洲，而以金錢為軸心的特殊社會，有甚麼人欣賞文學作品呢？他們欣賞的是物質利益，追求的是物質享受。誰也不關心文藝，也沒有鼓勵文藝創作的文藝評論。處在這樣冷漠的環境中，有哪位作家能得到安定的生活，不為三餐發愁而埋頭於鴻篇巨製呢？」（曾敏之著：《望雲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252～255）。
香港純文學文壇就這樣沉寂下去？
當時，劉以鬯先生已從新加坡來到了香港，在編《香港時報》及一家報紙的副刊，他創作的長篇小說《酒徒》獲得了聲譽。原來，他是不在「左」報刋上發表文章的，後來意識形態有所淡化，也開始在《文匯報．筆匯》發表作品。他在香港「中國文化促進中心」作了關於文學會不會消亡問題的講演後，曾敏之要發表他的演講稿，他欣然同意，從此與劉以鬯先生有了更多的聯繫和溝通。曾敏之認為，如果由劉先生來主其事可能是最合適的了。
1984年秋，陶然先生受命起草籌辦香港文學雜誌的計劃。陶然，1974年開始創作，到1984年，筆耕了十餘年，已是一位較為成熟的青年作家了，他對《香港文學》雜誌的設計自然比較周詳，所以計劃順利通過。1985年1月，由香港某機構出全資，劉以鬯先生出任社長兼總編輯、陶然任執行編輯的純文學雜誌《香港文學》終於面世。如果說曾敏之、羅孚先生是《香港文學》的催生者，那麼陶然先生就是《香港文學》的實實在在的助產士。

3《香港文學》雜誌――香港純文學的一面旗幟
由劉以鬯先生出任社長兼總編輯、陶然任執行編輯（約半年不到，陶然離開了）的《香港文學》的創刊，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社會裡，舉起了一面純文學的旗幟。這使香港文學界受到很大的鼓舞。潘耀明先生（彥火）在〈《海洋文藝》之什〉一文中回憶說：他在紐約為《華僑日報》主編《書林》副刊時得知《香港文學》誕生時，「我為之感奮不已當即在《書林》版發了一段消息：在一個充滿銅鈿味的社會，一份文學雜誌的催生，是經歷掙扎的陣痛，其中孕育着一份勇毅和不折的精神。這種精神已足使客居異域的我深受感動。」《香港文學》的創刊也鼓舞了海外華文作家。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方北方在他的〈馬來文學及其發展路向――兼看華文文學的前途〉一文指出：「香港文學受影響而復甦的文風，將直接地掀起馬華文學工作者面向積極創作的高潮。」香港早期作家侶倫先生說：「一份文學雜誌由創刊出滿一年，在『哺唷』過程上所花的精力與心血，比哺唷一個嬰孩不知要大多少倍。《香港文學》在讀者、作者的熱情支持下獲得了今日的成績，是值得祝賀的事。」（《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82、186、42）
《香港文學》雜誌的誕生是深具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首先，《香港文學》雜誌的誕生，是香港文學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庸俗文化的摒棄，是對純文學價值的確認，對純文學陣地的建設和堅守。
社長兼總編輯劉以鬯先生在〈發刊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文學商品化的傾向十分顯著，嚴肅文學長期受到消極的排斥，得不到應得的關注與重視……在香港，商品價格與文學價值的分別是不大清楚的。如果不將度量衡放在公平的基礎上，就無法定出正確的價值標準。沒有價值標準，嚴肅文學遲早會被摒棄出大門」。劉先生還指出：「作為一座國際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貨物轉運站，也是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有資格在加強聯繫與促進交流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進一步提供推動華文文學所需要的條件。」
劉先生在這裡說的是，要正確認識純文學的價值，堅持純文學的創作和堅守純文學陣地。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成為溝通東西文化的橋樑，在促進交流上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才具備推動華文文學發展所需要的條件。
為了強調和加深對純文學價值的認識，《香港文學》創刊號設了「從《香港文學》創刊談起」專欄，約請了趙令揚、李國威、黃傲雲等十位文化人縱論香港文學，他們說歷史、談現狀，讚揚默默耕耘的作家，鞭撻腐朽之風，寄希望於未來，其關注焦點仍是堅守純文學的價值高地。陳德錦先生在他的四點想法中說：「文學刊物始終要辦下去，哪怕是前仆後繼，屢敗屢戰。」要「重視創作的內在秩序和形式，肯定文學藝術為人類心靈最高最美的成就」。葉娓娜女士認為：「一天所謂文藝青年不能衝破香港環境的桎梏，成長為念茲在茲、專心寫作的人，一天香港的文壇就無法建立，更不要說匯入中國文學的主流了。」而楊明顯先生則認為：「文學的生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是思想、心靈的一種最美妙，最有力的表達方式。……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感人之處是重視人倫、人性。」要重視和繼承傳統，「割斷歷史、割斷傳統，就永遠不會寫出香江歲月的史詩」。眾口一詞：純文學的旗幟要高舉，純文學的陣地要堅守。
第二，進一步明確香港文學的文化定位，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劉以鬯先生在發刊詞中指出：「香港文學與各地華文文學屬於同一根源，都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擺脫也不會中斷的血脈關係。對於這種情形，最好將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喻作一個單環，環環相扣，就是一條拆不開的『（中國）文學鏈』。」在《香港文學．一週年紀念特大號》（第十三期）上，開設了「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專欄，約請楊國雄、黃傲雲、侶倫、金依、彥火、顏純鈎等三十多位作者縱談香港文學。他們雖非特意提起但自然地闡述了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楊國雄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藝期刊〉，黃傲雲的〈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是兩篇萬字長文，他們綜述了這個歷史時期的十多個文學期刊，他們論述的刊物各別，但從文章的標題到內容表述的視角則是相似或相近的，即都是從中國社會歷史、文學變動發展着眼的。如楊國雄在論文的前言中明白表述：「這裡介紹的香港文學早期文藝期刊，時限截至1937年蘆溝橋事變為止。蘆溝橋事變後，大量內地文化人來到香港，形成了這個地區的文藝活動十分蓬勃，而文風又跟前期截然不同，所以從1937年7月以後一直到日本佔領香港前的一段時期，可以作為另一個單元處理。」而黃傲雲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歷史分期。金依在〈香港代有文學出――略談香港文藝拓荒〉一文中回憶說，被侶倫稱為香港新文藝「第一燕」的他父親張稚廬創辦的《伴侶》（1928年8月創刊，1929停刊），寫稿人則是沈從文、胡也頻、侶倫、吻冰等。這就是說內地作家是期刊的中堅力量。
也許有人會質疑這種定位和確認是否有意義？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僅在香港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之前有意義，就是今天也仍然有現實意義。因為分裂主義的暗流沒有滅絕，要想把台港澳文學拉出中國文學整體的企圖，也時隱時現。可以說，當時的這種定位確認，就是對這種文學分裂企圖的預防和抵制。
第三，打造了兩岸四地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交流平台，這是中國新文學期刊史上的創舉。
《香港文學》雜誌的創刊，不僅打破了香港純文學文壇的沉寂，給香港文學創作界憑添了可以耕耘的園地，而且打造了兩岸四地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的平台。創刊號開始就有鮮明的體現。創刊號不僅刊出了趙令揚、李國威、黃傲雲、吳煦斌、璧華、黃維樑、梁秉鈞、鍾玲、林曼叔、梁錫華等二十位香港作家的筆談、小說、詩歌、評論和譯作，還刊出了本刊記者的〈林海音．何凡訪問記〉，日本學者竹內．實的〈魯迅與果戈里兩篇《狂人日記》〉研究論文，丹麥奧胡夫的評論〈1979年以來大陸幾個短篇小說的愛情觀念〉，上海老作家師陀的劇作〈列禦寇〉，美國葉維廉的〈閒話散文藝術〉，新加坡力匡、加拿大盧因的小說，新加坡鍾文苓和陳瑞獻、美國三藩市鍾曉陽、印尼黃東平、法國黎翠華的散文。尤其難得的是，創刊號設立了「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刊出了檳城方北方的〈馬華文學及其發展路向――兼看華文文學前途〉，柔佛州夢平的短篇小說，吉隆坡任良之的隨筆，吉隆坡孟沙、檳城方昂和梁生的詩等等。一期的作者橫跨了本港、中國內地、東南亞、歐亞美三大洲。而第四十一期，不僅含蓋了中國的兩岸四地、歐美和東南亞的作者，而且在詩歌一欄中，還將中國內地的楊苡、劉湛秋、唐湜，本港的陳昌敏、洛楓、陳錦德，台灣的余光中，美國的程步奎、秦松的作品同框刊出。展示了兩岸三地文學交流的態勢。第四十四期同時刊出了海峽兩岸重要的文學活動信息。上海廣州戲劇界知名人士座談白先勇的話劇《遊園驚夢》，刋出了座談記錄全文；台灣新竹召開的有陳映真、陳若曦等出席的當代中國文學國際會議。還刊出了李建的論文〈新加坡華文文藝的過去、現在、未來〉，到一百六十五期時，作者隊伍更擴大到了澳洲和拉美。《香港文學》雜誌，香港作家的園地，兩岸四地中國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的平台，名副其實。無疑這對香港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的創作，評論和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我說這是中國新文學期刊史上的創舉。

4 陶然執掌總編輯，《香港文學》雜誌更上層樓
首先，陶然在總結了劉編時期經驗的基礎上，將雜誌推向了新的境界。
劉以鬯先生從1985年《香港文學》雜誌創刊，到2000年8月卸任，執掌總編輯十五年，在上述三個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劉先生創刊元老功不可沒。2000年9月，陶然執掌總編輯。雖然，陶然與劉先生是兩代人，但他們都是創刊元老。他們拒絕庸俗，堅持和確認純文學價值，堅持和確認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他們在純文學創作中都取得豐碩的成果，同時對香港純文學創作面臨的環境都有清醒的認識；他們有共同的願望，就是要把《香港文學》雜誌打造成香港文學的園地和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的平台，以推動華文文學的繁榮和發展。陶然接掌總編輯至今十八年始終堅持純文學路線。他在《香港文學》第361期〈卷首漫筆〉中寫道：「三十年來，我們秉承『立足本土，兼顧海內海外；不問流派，但求作品素質』的宗旨，為華文文學的繁榮與發展，盡了一份應盡的職責。」陶然說得質樸、低調，甚至有點「輕巧」，但為盡此職責，要花費多少心血，奉獻多少智慧？筆者認為，最關鍵之點在於，陶然看到了劉編時期雜誌的局限而奮力改進之。
局限在哪兒？仔細閱讀劉編時期的雜誌，有兩個突出的印象：一是覺得創作的分量不夠重，如163到165三期雜誌中只有九篇短篇小說，其中有六篇出自香港作者之手，三篇來中國內地和海外。一本大型文學雜誌，小說創作的分量明顯不夠。另外163期上，七位詩作者，沒有一個是香港詩人；散文八篇，只有一篇出自香港作者之手。香港本土創作力量單薄，這很明顯。香港作家黃康顯（黃傲雲）先生在（刊於163期）〈香港文學中的香港感覺〉一文中，將「香港文學」，分為三個層次，即有香港印象、香港味和香港感覺的作品，他認為只有真正寫出了香港感覺的文學作品，才是名副其實的香港文學。他還將作家分為居港作家和香港作家。居港作家有的能寫些香港印象或有某些港味，有的連這些都沒有。他舉徐訏為例。徐訏居港三十多年，除長篇小說，短篇發表的有六十篇，但「徐訏對香港完全沒有歸屬感，甚至只是親切感……寫出來時，又是浮光掠影，給予讀者的，也只是可有可無……」。他認為只有寫出了香港感覺的作品才能變成香港作家。他例舉了劉以鬯的《酒徒》、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西西的《我城》，認為這些作品真正寫出了香港的感覺。他的標準也許嚴格了一些，但說出了實情。香港文學本土創作力量有待於加強，香港本土作家群還有待於發展中形成。陶然先生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他顯然意識到，《香港文學》雜誌，畢竟是一份香港雜誌，它要植根於香港的土地，主要要由香港作家來耕耘，只有這樣，它才能樹大根深，枝繁葉茂。也只有這樣，它才能成為中國文學中有生命力的一環和世界華文文學交流的百花園。
第二，更重視創作，更重視扶持香港本土作家，這是陶然的編輯方針。
蘇州大學曹惠民教授認為，陶然「為香港文學構築了一個高品位的發展平台，把劉編時期的成功又往前推進一大步」。他從五個方面概括當今《香港文學》雜誌的成就：「1，重視文化積纍，成為了香港文化積纍的基地之一；2，打造了香港（並延展至世界的）華文文學刊物的一個亮麗品牌；3，高度重視文學評論在文學刊物中的作用，提升文學批評在香港文學乃至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中的地位；4，堅持開放多元，凸顯都市風味，彰顯刊物品位；5，精心策劃各個地域、各種專題、各類文體的專輯，建構了世界華文文學界交流與互動平台。」（見《香港文學》第366期）
我贊同曹教授的評價，但我想補充說的是，陶然在編輯方針上注重立足本土和建構了世界華文文學界交流與互動平台兩個方面同時下功夫，但更重視創作，更重視扶持香港本土作家。陶然的基本措施是，栽得梧桐樹，招引鳳凰來。他設立香港作家小說、散文、詩專輯或年度香港作家小說、散文、詩展，或大展，日積月纍，凝聚新老作家，終於涓涓之水匯成江河。到創刊三十週年紀念刊出香港作家小說專號時，就有崑南、王良和、羅貴祥、韓麗珠、謝曉虹、黎翠華、游靜、葛亮、李維怡、蓬草、陳惠英、朗天、梁品亮、沈西城、黃淑嫻、黃勁輝、潘國靈、廖偉棠、郭麗容、麥樹堅等二十位作家推出了他們的小說佳作。而363期的香港作家散文大展中，包括西西、陳國球、葉輝、陶然等二十四位香港作家推出了他們的散文佳作。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之際，陶然和蔡益懷博士合編《回歸二十年香港短篇小說展》，匯聚了五十二位香港作家的小說佳作。蔡益懷在〈港人．港事、港味――香港短篇小說二十年展（1997～2017）開場白〉中說：「《香港文學》每年一期的『香港小說專號』，為這次選編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香港小說專號』已然是一個小說年選，大家都樂意也爭取將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上這個平台。」這個小說展就是在《香港文學》每年一期「香港小說專號」的基礎上兼顧其他而選出的。即使從小說創作的一個角度看，香港的文學創作和本土作家隊伍，已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和壯大。這是陶然更重視創作，更重視扶持本土作家的編輯方針之功。蔡益懷在〈純文學品性的追求與堅守――《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感言〉一文中寫道：「我想對《香港文學》之於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貢獻，說兩點看法：其一是凝聚了一大批香港及海內外的作者，形成了一個『香港文學』作者群，展示了豐碩的成果；其二是展現出高度的文學素質，樹立了文學性追求的標杆，具體來說，就是不媚俗，具備超然的純文學品性。」（《香港文學》第365期第25頁）這裡，蔡博士將形成了一個「香港文學」作者群放置前面，可見雜誌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之大。
陶編《香港文學》雜誌重視文學批評。陶然認為：「在香港，文學是屬於小眾，評論更是小眾中的小眾。也許這是由於很多評論寫得沉悶，也許論點論據都缺乏理據，總之，即使愛好文學的人，也大都敬而遠之。但是，不可否認，創作與批評是文學的雙翼，缺一不可」。（第360期〈卷首漫筆〉）。他組織「香港文學小說展評論特輯」，約請香港四位評論家對黃碧雲、陳惠英、李維怡、蔡益懷、羅貴祥和崑南的小說進行評論，點評了這些小說的美學特點。第391期，陶然又組織了「當代香港文學作品評論」專輯。其中蔡益懷、鄭政恆兩位評論了香港作家的小說創作。蔡益懷點評了也斯、崑南、潘國靈、陳寶珍、王良和、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黃碧雲、唐睿、巴桐、黎翠華、陶然、周蜜蜜等十四位時下香港最受關注的小說家。雖然是點評，但慧眼獨具，讚揚、批評，切中肯綮。如在指出唐睿作品多個特點後，他寫道：「當然，這個作品也有敗筆，最值得商榷的地方，恐怕是在平實的寫實筆法中，加入魔幻技法，而且作品前後部分的敘述格調不諧調。如軍仔和飛蛾、狗等生物的對話，始終讓人感到突兀。」陶然總結說：「組織這個批評專輯，本意是對二十年來的香港文學做個小結，可是，或許語焉不詳，部分稿件圍繞着整個香港文學而談。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覺得對推動香港文學有益。」（第391期〈卷首漫筆〉）總之，組織評論也是從推動創作出發的。
第三，在建構世界華文文學交流平台中，正確處理了幾個方面的關係。
限於篇幅，這裡只列基本觀點，不再展開。
一是既重視名家又重視新秀。《香港文學》一方面廣邀名家賜稿，以提升刊物的水準並引領創作，同時給予新秀留出生長空間，使得刊物名家林立，新秀迭出。
二是既重視東南亞的新、馬、泰、菲、印尼本土華文作家的創作，為這些國家的華文文學出專輯，展示本土華文作家的創作成果；同時，在新移民文學崛起後，同樣組織刊出美、歐等新移民文學作品專輯，揭示新移民華文文學創作的風采。
三是既重視各區城群體作家作品的展示，又着意重點的品評，設立「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刊出他們的作品和對他們的評論和研究。如第327期的袁霓專輯，既刊出了她的散文〈我站在印尼零公里點〉，也刊出了寒川的〈雨中春樹萬人家――淺談袁霓其人其作品〉，蕭成的〈赤道線上文學風景一瞥――訪印華作協主席袁霓〉，以及欽鴻的〈袁霓和她的微型小說創作〉。這裡有作家的作品，有訪談，有專論。這樣的專輯，不僅能讓讀者加深瞭解這個作家，還可窺一豹而知地區文學創作概況。
此外雜誌還設計了一些頗具創意的專輯，如故事新編，以今人的眼目燭照過往，既有意義，又有趣味；機場、火車站、港口等專輯，意在推廣記實文學。讓讀者透過這些現代事物的過去和現在，開闊視野，諦聽歷史的回聲和時代的腳音。
最後我引用劉再復先生的一段話來結束本文。

「我要鄭重地說：《香港文學》辦得非常好！現在刊物太多，許多刊物可有可無，但《香港文學》絕對有它存在的價值。它必須存在，它的存在不僅給香港增添了許多文氣與詩意，而且，這個刊物的文學風采還輻射到大陸、台灣、東南亞各國。我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都感受到了《香巷文學》的影響，覺得《香港文學》牽動着東南亞許多作家詩人的心靈。我還要講點自身的體驗。十四年前，陶然兄接手主編時，先是請我寫一篇談高行健的文章，後來又懸擱了。我為此很不高興，並在〈經典的命運〉一文中予以批評。在此之後，陶然兄卻仍然尊重我，不僅發表了我許多文章，還作了專輯，可見陶然兄具有兩樣寶貴品格：一是文化情懷，二是文學見識。我一再說，二十世紀中國，欠缺的其實不是文化知識，而是文化情懷，即能容納百家、容納批評、容納不同立場的胸懷。陶然兄因為具有這種情懷，所以《香港文學》才辦得這麼好。」（《香港文學》第363期，第68頁）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