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 《小說香港》香港三聯版前言

感謝香港三聯重版《小說香港》一書。一本研究香港文學的書，終於能夠在香港出版，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聽取香港學界和讀者批評意見的好機會。為尊重歷史起見，我對於原著沒做甚麼大的改動。
內地學界對於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情況，一直不甚了了。內地出版的一本「學術研究指南」《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在指導人們研究香港文學的時候，不無眼光地指出：「講香港文學研究，應包括香港本土對它的研究。」強調香港文學研究應該包括香港本身，雖然是常識，然而是正確的看法。不過，接下來，這本書又言之鑿鑿地說：香港文學研究「始於1979年。在此之前，香港本土學人，注意它的甚少，當然談不上研究。」（1）也就是說，這本書認為，香港文學研究是1979從內地開始的。這種看法，在內地是有代表性的。其實香港本地的一些學者對此也未必清楚。1979年創刊的《八方》，第一期就在討論「香港有沒有文學？」這無疑支持了內地學者的上述看法，沒有文學，何來研究？
事實上，早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文學研究就已經成為一門學科。幾年前，我在港大孔安道圖書館書架的最下面一層，偶然發現一大本油印講義資料，這才瞭解早在七十年代中期港大就對香港文學有過詳細的講授。那是在1975年7～8月暑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和文社在港大開設了「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課程輪流講授，並且編寫講義，剪貼報刊，師生座談。第一講由黃俊東主講，題為「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回想」，這一講由西文和中文的香港史背景一直講到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報刊方面涉及到《生活日報》《大風》《大公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文藝陣地》《野草》乃至於淪陷時期由葉靈鳳編輯的《新東亞》雜誌等。第二講由戴天主講，題為「五十年代香港文壇藝的發展情況」，介紹的報刊有《人人文學》《海瀾》《文藝新潮》，還提到《文壇》《文學世界》《文藝新地》《蕉風》等。第三講題為「六十年代文學發展之一」，該講主要介紹了左翼文學，介紹《文藝伴侶》《海光世紀》《海洋文藝》《文藝世紀》等報刊。第四講題為「六十年代文學發展之二」，講者是蔡炎培、許定銘和吳萱仁。介紹了《新思潮》《好望角》《淺水灣》新刊物，以及創建社和文社的活動。第五講由羅卡主講「《中國學生周報》的回顧」。第六講題為「六十年代香港文壇概況的分析」，主講人是胡菊人。胡菊人側重講了香港與台灣、與歐美及與內地的互動關係。第七講題為「香港70～75年文壇概況」，由也斯主講，討論介紹了《盤古》、《七十年代月刊》《海洋文藝》《南北極》等刊物。這次系列講座的主講者，黃俊東、戴天、蔡炎培、胡菊人、羅卡、也斯等都是知名作家、學者和編輯，由他們來疏理香港文學脈絡無疑具有親和感。當然，由於各講分離，在系統性方面顯得還不夠，在史料上也有參差的地方。這次講座的最大特點，是從報刊的線索介紹香港各階段的文學，就對於報刊的掌握程度而言，它們可以說超過了內地至今以來所有的香港文學史。
三個月以後，1975年10月，也斯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選修部又開設「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該課程評價香港二十年來的作家作品，由五十年代的力匡、齊恆、余懷、馬朗、劉以鬯、李維陵、楊際光、蕭銅、何達……直至七十年代的新作者，目的在整理、發掘及討論香港本地的文學。」（2）也斯是學者兼作家，對於香港文學有相當研究，相信這次討論可以彌補港大「學習班」所缺乏的系統性。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話，早在1955年，李文就在亞洲出版社出版了《當代中國自由文藝》，其中第二章系統論述了五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東方既白、趙滋蕃、易文、張愛玲、沙千夢、徐速、黃思聘、徐訏等人。1961年，羅香林在中國學社出版了《香港與中國文化之交流》一書，其中第六章題目為「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不過，無論自由主義還是中國文化，其涉及對象主要都是南來香港的內地作家。
香港文學的主體，是伴隨着香港本土年輕一代的成長而出現的。1959年7月17～18日（365～366期），《中國學生周報》就連載了兩期署名「殘樵」的文章〈香港是文藝沙漠嗎〉。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以吳平接替盛紫娟主持《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為標誌，香港本地作家的創作開始繁盛。1971年11月5日，《中國學生周報》第1007期發表〈甚麼樣的文化？〉，全文刊載「崇基學院創校二十週年『香港文化座談會』」。1972年9月1日，《中國學生周報》舉行「香港文學問題討論」專欄，共計發表了八篇文章，作者包括洪清田、漫健騮、古蒼梧、黃俊東和也斯等人。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和中文大學「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後，1976年1月23日，《大拇指》第14期刊出了一個香港文學研究專輯，專輯包括六篇評論香港文學的論文，其中包括：梁國頤的〈從《蝕》看李維陵的小說技藝〉、莫美芳的〈尋覓與緬懷――談新人小說中的三篇小說〉、少如的〈由綠騎士說起〉、偉的〈文學、歷史〉、盧德儀的〈康同與吳漢魂――試談王敬羲的一篇小說〉、何福仁的〈評介三首詩――梁秉鈞的《茶》，李國威的《曇花》，康夫的《愛情故事》〉。評論對象涉及李維陵、林琵琶、崑南、亦舒、綠騎士、劉以鬯、王敬羲、梁秉鈞、李國威和康夫，論述的範圍相當廣泛。
1978年的素葉出版社和1980年的《素葉文學》，是香港文學的高峰。它既出版了多種香港文學經典作品，如西西的《我城》《哨鹿》《春望》、也斯的《剪紙》、馬博良的《焚琴的浪子》、吳煦斌的小說集《牛》、戴天的《渡渡這種鳥》、古蒼梧的詩集《銅蓮》、鍾玲玲的《我的燦爛》、何福仁的詩集《龍的訪問》、淮遠的散文集《鸚鵡韆鞦》、康夫的詩集《基督的頌歌》等，也出版了多種文學評論作品，如鄭樹森的《奧菲爾斯的變奏》《藝文綴語》、董橋的《在馬克思的鬍鬚中和鬍鬚外》、何福仁與西西的對話集《時間的話題》等。《素葉文學》除發表作品外，也刊登香港文學評論。值得一提的是，也斯在《素葉文學》第5期上發表了〈從緬懷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試談馬朗早期詩作〉一文，在這篇論文中，也斯經由閱讀《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報刊，將馬朗、李維陵、崑南、葉維廉、戴天、李英豪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與當下溝通起來。從這篇論文的精湛，大致可以推斷也斯幾年前開設的「二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的水準。《素葉文學》第2期最後刊登了中大文社編的「主要文藝雜誌年表初編」，這個年表刊載了自1938～1981年香港文學的期刊名稱。儘管這個目錄並不完整，特別是1949年前的刊物較少，然而它應該是最早的對於香港文藝雜誌的目錄整理，也是香港文學史奠定的標誌。
中國內地對於香港文學的關注，最早在1979年，在時間上恰恰接續了香港文學的高峰。但出人意料的是，內地學界卻錯過了「素葉」，而把關注點主要放在了香港左翼作家身上。
在評論方式上，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也是與香港左翼相配合的。1980年內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小說選》，「後記」中有一段非常簡要的評價，「這裡收入了三十位香港作家的四十八篇作品，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寫，反映了摩天高樓大廈背後廣大勞動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時，揭露和鞭笞了香港上層社會那些權貴們的虛偽和醜惡。這些作品題材新穎、情節生動，另開生面，獨具一格，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3）這一段思想和藝術點評，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模式。
盧瑋鑾女士提醒學界，由於史料缺乏，香港文學暫時不宜寫史，她甚至提出：「由於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都還沒有，就急於編寫《香港文學史》，是不負責任的態度。」（4）但內地學者卻不管不顧，蜂擁寫史。內地第一部《香港文學史》是1990年出版的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這部書只寫到1949年之前，顯然就是一部香港左翼文學史。其後又陸續出現了潘亞暾主編的「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台港文學導論》（1990）、潘亞暾、汪義生合著《香港文學概論》（1993）、王劍叢《香港文學史》（1995）、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1998）、袁良駿《香港小說史》（1999）。這些文學史著作，應該說越來越完善，不過來自香港學者的批評卻至今不斷。有從寫作立場上進行批評，陳國球認為，這些《香港文學史》是「把『香港』寫入『中國』」（5）。有從寫作方法上進行批評，陳焯雄認為，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並不相同，然而仍被納入現實主義模式（6）。還有從史料角度針砭，香港文學親歷者慕容羽軍在〈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一文中諷刺內地學者，「遠在國內，只作了一兩次『香港遊』，購買了幾本書刊便縱筆寫《香港文學史》。」（7）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是與政治上的「九七」回歸相配合的，因此香港文學史的撰寫出版在「九七」前後達到高潮。其後隨着香港回歸，學界對香港文學興趣逐漸下降，不但著作很少，研究論文也年年下降。
《小說香港》一書面世於2003年，離香港回歸已經過去六年，這個時候回顧香港文學史的研究，會更加清醒一些。內地的香港文學史撰寫為甚麼會出現同一種模式？內地與香港對於香港文學史的敘述為何不同？香港本地人的敘述是否就能代表「歷史真相」？英國殖民主義，是否也是一種話語講述？筆者希望從理論與方法的角度，對歷史書寫本身進行思考和反省。《小說香港》的上半部分為「歷史想像」，主要分析香港不同類型歷史書寫方式，觀察香港的文化身份的流動。下半部分「本土經驗」，則希望擺脫批判現實主義的模式，思考作為一種新的主體的當代香港文學的發展動力，那就是六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的城市化過程。如果說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是對於都市化的牴觸，那麼新派武俠小說、言情小說等通俗文學則本身就是商業化的產物，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都市性及其反省其實是香港文學的命脈所在。
《小說香港》出版後，居然風行一時，上了三聯的銷售排行榜，學術界也出現了較為強烈的反響，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如果說這本書給香港文學做了廣告，那倒是我所樂意看到的。
1997年算得上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香港文學研究以內地為代表，而在其後，香港學界開始發力，這其中最具貢獻的，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主編的一系列「資料選」、「作品選」和「年表」，其中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98）、《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98）、《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1999）、《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2000）等。盧瑋鑾等人還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學報刊，促成了「香港文學資料庫」，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原文及目錄面世。這些基礎工作，無疑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必要準備。近來引人矚目的，則是陳國球教授主編的十二卷《香港文學大系》，這套「大系」的出現，標誌着香港文學經典結構的建立。
《小說香港》完成後，有人勸我不必再研究香港文學了。就我個人而言，作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現代室主任，應該把視野放大到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中去；就香港而言，它已經成為中國一個區域文學，重要性自然下降。我對香港文學卻不能釋懷，覺得現在正是研究香港文學的好時機。
讓我高興的是，香港學者的研究與我的研究出現了遙相呼應。在《小說香港》一書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國內地學者所撰寫的《香港文學史》，無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學史」，這些《香港文學史》沿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新舊文學對立的框架，卻沒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大陸，舊文化象徵着千年來封建保守勢力，而在香港它卻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徵，具有民族認同的積極作用。在大陸，白話新文學是針對具有千年傳統的強大的舊文學的革命，在香港舊文學的力量本來就微乎其微，何來革命？如果說，在大陸文言白話之爭乃新舊之爭，進步與落後之爭，那麼同為中國文化的文言白話在香港乃是同盟的關係，這裡的文化對立是英文與中文。」（8）可惜的是，這種質疑一直並無反響。最近在陳國球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中，我卻看到了精彩的說法。陳國球在「大系．總序」中專闢一節，標題是「香港文學大系」是「『文學大系』而非『新文學大系』」。他解釋說：「『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既有可能互相對抗，也有協成互補的機會。……如果簡單借用在中國內地也不無疑問的獨尊『新文學』觀點，就很難把『香港文學』的狀況表達清楚。」（9）負責編輯「大系．舊體文學卷」的學者程中山，語氣要比陳國球尖銳得多。他斷言：從1843年至1949年，中國傳統文學是「百年香港文學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學史僅僅書寫新文學，是荒謬的，「近三十多年來，香港文學主流研究者，對百年香港舊體文學大多視而不見，或更排斥詆毀，製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學史》，至為可惜。」（10）聽見有同道的聲音出現，我無疑覺得十分寬慰。
在研究方向上，我與盧瑋鑾、陳國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着急撰寫香港文學史，而首先應該加強對於一手報刊史料的研究。近年以來，我主要從事香港報刊文學史的研究。我是中國現代文學出身，學生時代就是從閱讀中國近現代報刊入門的。作為一門學科的香港文學史的建立，當然也應該從報刊入手，可惜的是，內地學者一直沒有這樣的條件，而香港學者從事香港文學研究竟也不多，像盧瑋鑾這樣的重視報刊整理的學者更少。
果然不出所料，一旦實際進入一手報刊，我立刻發現文學史種種說法都變得似是而非起來。下面僅以香港早期文學的問題略加舉例說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專輯」上，劉以鬯先生發表了〈香港文學的起點〉一文，提出香港文學的起點應該追溯到1874年《迴圈日報》的創建。這一說法的根據，來自於忻平的《王韜評傳》（11）中的一段有關王韜在創建《迴圈日報》時增設副刊的一段話。我找到忻平的《王韜評傳》，發現忻平本人並未見過《迴圈日報》，他的有關說法，引自於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再查閱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找到所引段落，才發現出了問題。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緒三十年，增加篇幅，分為莊諧二部，附以歌謠曲本，字句加圈點，閱者一目瞭然。」（12）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緒三十年」這個時間點，也就是說，戈公振所說的《迴圈日報》創立副刊時在1904年。王韜在1884年就離開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這就是說，忻平所謂王韜創辦副刊的說法，完全就是一個史料錯漏。筆者在大英圖書館查閱資料的時候，曾經專門看過《迴圈日報》膠片，可以佐證。劉以鬯本的這一觀點現在被文學史廣泛採用，需要糾正過來。
1928年8月創刊的《伴侶》，被認為是「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筆者通過多地查找《伴侶》原刊，才發現侶倫的諸多被文學史沿襲的說法也很有問題。侶倫說，《伴侶》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藝雜誌」，「純文藝性質的雜誌」，「側重刊登創作小說，其次是翻譯小說，此外還有雜文、閒話、山歌、國內文化消息等項目。」事實上，《伴侶》英文名為IllustratedFamilyMagazine，是一個標準家庭生活類刊物，主要刊登生活類雜文，文學很少，直到第7期開始才變成以文學為主要內容，可惜時間不長就沒了。《伴侶》也並非由甚麼文人團體主辦，據第1期封底，《伴侶》係由中華廣告公司主辦，地點在香港大道中六號四樓。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說星期刊》，一向被我們視為香港的鴛鴦蝴蝶派刊物加以批判，事實上這是一個綜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說、古典詩文、白話文學、地方劇趣等多種欄目。僅以白話小說而言，《小說星期刊》刊載的白話小說就有短篇小說六十篇，中篇小說四篇，長篇小說兩篇。再看，《伴侶》共計發表短篇小說十四篇，長篇小說兩篇，翻譯小說五篇。從數量上看，《小說星期刊》發表的白話小說數倍於《伴侶》。並且，《小說星期刊》還發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說」和新詩。
如此看來，香港早期文學的基本框架，顯然還需要我們重新考量。幾年下來，我涉及的報刊越多，發現的問題越多。香港文學研究的路，顯然還很漫長。可惜的是，走在這路上的人越來越少了，這讓我有點迷茫。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


【註】：
（1）王劍叢、汪景壽、楊正犁、蔣朗朗《學術研究指南叢書．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頁269
（2）《香港的聲音》，《大拇指》第14期，第6版，1976年1月23日
（3）《香港小說選．後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4）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1988），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迹香港文學》，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74
（5）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48
（6）李焯雄〈名字的故事〉，陳炳良《香港文學探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香港第1版
（7）慕容羽軍《為文學作證——親歷的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社2005年7月初版。頁1
（8）趙稀方《小說香港》，三聯書店2003年5月北京第1版，頁90
（9）程中山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商務印書館，2014年11月第1版，頁25～26
（10）程中山編《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商務印書館，2014年11月第1版。頁44、76
（11）忻平《王韜評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12）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3月第1版，1956年第2次印刷。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