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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瑤琴:「紥根」:近期海外華文小說中的 「他國故事」寫作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10月號總第406期

子欄目:評論

作者名:戴瑤琴

近年來,「中國故事」一直是海外華文小說的創作主題和研究主題。毫無疑問,它的不斷升溫得益於標誌性作家的持續開發,以及其成功所指向的可見的廣闊市場。「他國故事」文本的實績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事實上,「他國故事」書寫是海外華文小說從「留學生文學」到「新文學」的四十多年發展進程中,對華語文學的獨特貢獻,華人的生活景況和心理困惑是身居他國的寫作者應該投之以關懷與審思的。
漢學家卜正民在《哈佛中國史》的中文版序言裡引用朱維錚先生的比喻「你想像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裡面,屋裡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裡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1)基於這個研究視角,海外華文文學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它所處的位置使其有機會檢視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陳思和教授認為「來自中國大陸或者台港地區的第一代海外移民作家,他們的寫作還沒有融入在地國的文學體系,他們用華語寫作,創作內涵是從母國帶來的生活經驗,發表作品的媒介基本上是在海峽兩岸的範圍,主要讀者群也來自兩岸。這一類旅外作家的創作,應該屬於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2)倘若借鑒這一界定,「他國故事」文本因其題材的獨特性,更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具有明晰的文學史價值。陳謙、曾曉文、王芫、張惠雯,雖歸屬於不同「身份共同體」,但都是在當前海外華文文學領域,堅持「在他鄉」書寫的代表作家,作品體現出的顯著共質性是時代性,她們關注現時代或現時態的華人群體,用新材料和新構思,直接提升小說題材的豐富性。
西蒙娜.薇依在《紥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中提出:「紥根也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視的一項需求。這是最難定義的事物之一。一個人通過真實、活躍且自然地參與某一集體的生存而擁有一個根,這集體活生生地保持着一些過去的寶藏和對未來的預感。所謂自然地參與,指的就是由地點、出生、職業、周遭環境所自動帶來的參與。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每個人都需要,以他作為自然成員的環境為仲介,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內容。」(3)她從個體精神需求層面論述「紥根」的自然性和必要性。嚴歌苓有個論斷:來到異國就是把自己連根拔起重新栽種。那麼,研究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把握中西文化比較的議題時,專注並放大着「拔起」即「失根」的痛苦,而忽視了「栽種」即「紥根」的潛能。因此,當前海外華文小說的研究,面對新的寫作群體、新的寫作視野、新的寫作經驗,是否可以嘗試兩種路徑:一是「尋根」,整理、分析中國文化具體元素的流轉與傳承,並精耕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一是「紥根」,發現、思索現時態的「他國生存」,呈現及解析當下新一代華人群體「紥根」的原因、方法與結果。誠然,「紥根」也有兩種狀態,即「紥根」中與「紥根」後,從某種意義上說,陳謙、曾曉文、王芫、張惠雯的近期創作,提供的是一系列「紥根」後抵達中產階層的華人群體,認識、尋找、確立自我的敘事文本。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留學生文學」以來,四十年間,當「新移民」的「物質夢」已然實現,是否精神的慰藉也紛至遝來?接下來的夢想又會是甚麼主題?陳謙於2002年發表的《覆水》就借助「依群」的情感困境涉及了這兩個論題,而張惠雯在2018年出版的《在南方》,則更將其作為寫作的重心。無論是生活裡,還是故事裡,每一場夢,都會誕生歡樂與痛苦,並伴隨着「喧嘩與騷動」,《在南方》對精神富足的強調,源發於作者找到了一個聚合「痛苦」的點:新移民之前在追尋「美國夢」時,判斷可以暫時擱置的東西,如信仰、忠誠、情感等,現今已凝聚為一場新「夢」,更是由其「可盼不可得」的特質而製造出心理上的難「平」難「捨」。
與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相比,陳謙、曾曉文、王芫、張惠雯筆下的「異國故事」,呈現的是「傷痕」新形態的敘事,不是由強外力附着引發的「傷痕」,例如歷史事件、家庭遭際、物質貧乏、文化懸浮,而是純粹由情感製造的「傷痕」,它本是現今新移民在追求精神自由時,與心靈外世界交換的代價。換句話說,不是為了生存而銳痛,而是為了生活品質而隱痛。張惠雯曾描述為一種「現代病」,即「如果你有幸和任何一個生活於幸福模式之家的人深談,如果你能窺見哪怕一丁點他的內心世界,你幾乎都會發現那種無法治癒的、現代的煩悶,那種揮之不去也無所寄託的欠缺與失落。」(4)她的《十年》《幸福》《夢中的夏天》《暮色溫柔》都通過勾勒和闡釋人相異的心理世界,持續地追尋幸福的含義:真正的幸福不是言語的、不是形式的、不是儀式的、不是物質的,「是自由、躍動、漂移不定而又揮灑自如的,它是即堅固又柔軟的。」陳謙《無窮鏡》裡珊映的創業逐夢以失去家庭為代價,而功成名就的海倫正是她的參照。「我知道,總是對別人的生活提建議很不美國,但我還是想對你說,其實夢想跟日常並不矛盾,我們中國人追求和看重的天倫之樂,是最本質的東西。」(5)成功的海倫被定位在「賢妻、良母、好姐妹、出色科學家、傑出的工程師、良師益友」,但無人知道她最渴求的是成為小提琴手。她們不再去着力族裔與離散這樣的宏大敘事,轉向關注着他們同齡人的情緒的煩悶與失落。「新移民小說」是聚焦在「紥根」這個「栽種」過程所引起的排異,而這四位作家已將視點放置於「紥根」後穩定的生活系統。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華人作家對「中國故事」書寫也在發生新變,例如李鳳群,她對家族、代際、兩性等常規敘述元素進行重新編排,《大風》採用的敘事策略是將全部故事託付於人物來講述,因為每個人的思路和角度都有不同,所以鋪就小說迷象叢生的事件虛實和路徑分岔。李鳳群把人與故土之間的悲劇性關係推進一層:個人與鄉土之間是互相掛念或互相拋棄的,當人主動選擇漠視和遺忘自己的過去,那麼等你想尋回的時候,也終不可得,於是只能把他鄉當故鄉。張文亮執著地「尋根」,其終極目的是為社會卑微者的尊嚴找到依據。
放下國族敘事,專注於個人書寫,「代際」重新進入了創作者視野。「落地」之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移民」的下一代已成長起來,他們擁有迥異於父輩的生活境遇和文化接受。同時,越來越多的大陸小留學生「被」留學,其展現出與之前兩代「留學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然不同的知識儲備、個性意識和多元視閾。中西文化比較一直都是海外華文文學的重大主題,但聚焦於某個「比較」點的寫作和研究為數不多,我認為「代際」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明確「問題意識」的切入點,它可輻射向社會、教育、倫理、心理等多個維度。
譚恩美的《喜福會》表達華裔子輩對父輩嚴密控制的一次反抗,嚴歌苓《花兒與少年》以「團圓」為共識,達成代際間的諒解。而陳謙的《虎妹孟加拉》則轉向另一種現實:不能逾越的鴻溝、不想和解的少年。玉葉選擇飼養「孟加拉」虎,既是一種心理上的「移情」補償,填補在其成長中「不在場」的親情,又是一種情緒發洩,老虎的暴力和獸性調動她心底被放逐海外、長期物質化「圈養」培植的恨意。於是,代際關係被詮釋為錯位及補位:父親博林派老移民老樹全方位照顧她,她執著地悉心飼養一隻老虎。玉葉其實已對「家」不抱希望,她選擇走向叢林,以放棄身體的「活」,獲取心靈的自救,「孟加拉」的存在接續着她賴以生存的精神補給。
《啊,加拿大》精準呈現了華裔家庭的母親安泊與女兒愛麗絲各自對「紥根」的理解。複合式的代際矛盾體現在既有爭鋒相對的觀念碰撞,又有不期而遇的人性互通,進而突顯小說重心,即探測出母親這輩人的心理複雜度。常年的搬家,讓愛麗絲心底充溢着「落地」的渴望,因此她想盡辦法守在加拿大,對於她而言,留下就意味着守護住「家」。反觀安泊,她成長於中國大陸,「搬家對於她來說都易如反掌」,因為她秉持的理念是永遠追尋更好的機會,所以安泊對「紥根」十分淡泊。她將搬家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歸結在受制於母愛,她必須「生拉硬扯着一個不情願的愛麗絲」,「她實在無法向愛麗絲投入更多了」。女兒說出的厭惡搬家理由是「她老是覺得沒有朋友。」可安泊「越想自尊自重,越是情不自禁地進入『數落』模式:我跟她說過多少次,一來交朋友需要時間,需要耐心;二來……安泊的聲音低了下去。她趕緊喝了一口菊花茶,把『朋友根本不重要』嚥回了肚子裡。」(6)母親依然是用「愛」來推卸一切的掌控,依然不自覺地為子女制定自己滿意的「路線圖」。對於年輕小移民來說,他們外表激進前衛,玩世不恭,但其內心湧動着最強烈的「歸屬感」訴求,並將親情和友情視為人生必不可缺的「認同感」的基礎。反觀母輩們,她們生存的韌勁和思想的彈性才真正難以預計。王芫設計的最溫情的細節是母女被迫再返回加拿大,「隧道就在前面,原來她們已經離家那麼近了。」「安泊全身的毛孔像耳朵一樣張開,彷彿這樣就能在黑暗中捕捉到更多聲音。」(7)安泊是否可以因此頓悟?她自己未察覺的本心也正是渴望「歸屬」。
與之形成呼應,華裔作家伍綺詩的新作《小小小小的火》聚焦點是美國家庭的「代際」問題,由此強化人類對自由的嚮往、對初心的尊重。這部小說其實延續了《無聲告白》的主題:「我們終此一生,就是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但不同的是,作者審視的重心發生了從子輩到母輩的平移。首先,母愛的本能。驕傲強勢的理查太太,依然和所有母親一樣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流浪,她的心第一次裂成碎片,伊奇――那個給她惹了如此之多的麻煩,讓她無時無刻不憂心忡忡的小孩,終於選擇了遠走高飛。」(8)其次,呈現「代際」的共同迷局:「她一直以為這個孩子和自己完全不像,代表了她的反面,但伊奇繼承了她母親很久以前便壓抑在內心深處的反抗火苗,與理查太太一樣,伊奇對自己辨別是非的能力深信不疑。」(9)第三,詰問跨越代際的人性本心。理查太太「本人是那隻衝破籠子飛向自由的小鳥,還是小鳥的籠子?」(10)
如果說之前的「留學生文學」和「新移民文學」關注「我們」的奮鬥與困境,當前的海外華文小說自覺地轉向思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題,揭示「人」的普同性逐利、背叛、善意與溫情。「命運共同體」並非一個空洞概念,它的實質是將海外華文文學一直定位的「文化對話」,進一步細化。隨着新一代海外華文創作者對現時代西方文學的熟悉,他們更有能力對歐美文化傳統實施更紥實的透析,寫作風格更趨內核的「西化」,作家願意主動從「集體記憶」中、從「家國」限定中跳脫開來,不再定位於尋求中西文化的「異」,而是更有興趣提取文化的「同」。「新移民文學」從「他者」(西方)反觀「我者」(中國)的思考慣性被打破,而轉換為「我者」(華人新移民)觀審「他者」(西方本土)的思路。
王芫的《路線圖》展現的是都市人對生活多樣態的理解。「為了維克托」就是父親邱振峰的動力和藉口。事業的挫折、家庭的危機,是堅硬的真相,但所有的冰冷和惡念卻被雪夜突然降臨的「聖誕老人」劈開了。桑德斯與邱振峰有着相似的境遇,可他以「聖誕老人」的愛心和童心,真正地拯救了瀕臨被拋棄的維克托,同時喚醒了邱振峰的善意與真情。《路線圖》裡的安泊,每一次選擇都先精心設計出「路線圖」,羅列利弊、安排進度、權衡得失,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更順利地成為「加拿大人」。然而,安泊與愛莉絲的母女情一次次製造了路線的拐點,理性終究讓渡為感性,投機敗於親情。
《無窮鏡》視角獨特,蘊含着比較稠密的時代性。小說以美國範式的矽谷高科技公司為敘事背景,以華人「新移民」中的白領女性為塑造對象。珊映、海倫、郭妍、安吉拉四個女性故事實質互為鏡像,每個人的隱秘都因不經意留下的Evidence而被逐漸披露。陳謙揭露了具有人類共性的No Evidence式本能戒備,人生不由得自己來掌控生活。在「鏡」中,移民成為一個共同群體,無論是來自中國還是北歐,大家也都有共同的成功慾望:「矽谷的資本很勢利,但這裡也確實擠滿了對開發新技術充滿激情、像你這樣立志借此改變世界的人。他們每個毛孔都張着,隨時準備吸收新的理念,新的靈感,就跟癮君子沒兩樣。只要你手裡有好貨,英雄不問出處。」(11)擺脫No Evidence監控的方法就如尼克所說「如果我們能與自己和解,早早就懂得要不是停下腳步,聞聞玫瑰的芬芳,多好啊!」(12)
曾曉文的小說題材有很強的辨識度。《金塵》的開場是「女蛇頭」青姐的隆重出殯,「造孽者」受到眾多「偷渡客」的禮遇,是對通識觀念的公然挑戰,「懸念」就已調動了閱讀的興趣。「偷渡」是華文文學很少出現的題材,若從講故事的角度來看,飽含着充沛的興奮點。作者對偷渡事件是常識性描寫,但卻耐心地分述由「偷渡」而扭曲的各色人生。小說很精彩的落點是尖銳地指出人「逐利」的共性,無關乎國籍或種族。陶霏拋棄了丈夫、金西背叛了法律、煒煊擱置了藝術,阿芸自願冒着巨大風險「黑」進美國,青姐十年如一日地坦蕩經營「帶血」的事業。另一部作品《重瓣女人花》以私人設立的女性不孕俱樂部「重瓣花」為中心,將不同族裔的女性集合在一起,她們以「互看」剖析因生育問題飽受非議的女性命運,得出結論:她們的人生悲劇皆由「孕」生發。同時,小說又從文化層面拓展了「母」的內涵,即從女性的「母性」,拓展為根植於人性深處的故鄉情愫。晨槿雖渴望「天涯」,但始終堅持中國傳統倫理,「多倫多是移民城市,來自世界各國的女性在這裡落地生根,但母國文化不像身上的刺青,可以被去除,或者被輕易地改變形狀。」(13)風光無限的凱琳,選擇在彌留之際,重回「母體」,即故鄉,「凱琳說:一日是紐芬蘭人,就終生是紐芬蘭人。魯迪當年雖然去了多倫多,但一直想念家鄉』。」(14)
「紥根」後還回不回頭看?莫里亞諾在《夜的草》裡寫到:「樹林,空蕩蕩的大街,樓房黑黢黢的身影,還有一扇被燈光照亮你的窗戶,這扇被燈光照亮的窗戶讓你有一種你在另一段人生當中忘記把燈關掉,抑或某個人依然在盼着你歸來的感覺……你一定隱伏在那些街區當中。用的是哪一個名字呢?總有一天,我會找到那條街道。可是,每一天,時間總是如此的刻不容緩,而每一天,我都對自己說,還是等下一回吧。」(15)莫里亞諾提供了他的獨特處理:讓回憶就駐留在巴黎,而人生的美妙正是人對過去的念念不息。但張惠雯的《失而復得》選擇決然地告別過去,因為「我想像着在那座帶頂樓的房子裡,又具有某種愚蠢的冥頑不化,它們像所有扭曲的愛一樣會瞬間飽含恨意,它們悄無聲音地佔據了各個角落,像瘋狂的藤蔓一樣長滿了所有的空間,窒息了所有的可能。」(16)陳謙《覆水》表達得最為簡單直白,依群臨行前,母親給她五個字:「好好上路吧」。而方麗娜則在《迷失埃茲》裡借尼采的話,更深層地披露「選擇」的動因:「一個人知道自己為甚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我欣賞新一代海外華文女作家創作的坦率、果敢與瀟灑。

[本文屬於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二十世紀以來美國華文小說中「中國夢」書寫研究(DUT18RW104)、遼寧省社科基金台港暨海外 「70後」華人作家小說中「中國故事」書寫研究(L17BZW0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註】:
(1)(加)卜正民主編:《哈佛中國史》(1)序,王興亮譯,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頁15
(2) 陳思和:〈旅外華語文學之我見〉,《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3 期,頁2
(3) (法)西蒙娜.薇依:《紥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徐衛翔譯,三聯書店,2003年,頁33
(4) 張惠雯:〈關於幸福〉,《人民文學》微信公眾號,2017年1月3日
(5)(11)(12)陳謙:《無窮鏡》,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 頁111、182、176
(6) (7)王芫:《路線圖》,太白文藝出版社,2017年,頁118、154
(8) (9)(10)伍綺詩:《小小小小的火》,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8年,頁390
(13) (14)曾曉文:《重瓣女人花》,太白文藝出版社,2017年,頁 56、101
(15) (法)派翠克.莫里亞諾:《夜的草》,金龍格譯,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53
(16) 張惠雯:《在南方》,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頁44。



戴瑤琴,女,1979年生人,籍貫江蘇,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大連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已出版論著兩部,發表論文五十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