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強：有一種文明叫輕

甚麼叫輕？
過去，建造埃菲爾鐵塔需要七千噸鐵，如今只需要兩千噸現代鋼材就可以。重量減輕了五千噸。這當然是輕。新型A350空客在建造時採用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複合材料，為此重量減輕了十五噸。這當然是輕。IBM公司在1981年設計出第一台個人電腦，重量超過了二十公斤。現在，一台蘋果筆記型電腦重量幾乎不到一公斤，厚度不超過兩厘米。這當然也是輕。一個小小的塑膠袋，它能承受自身兩千倍的重量。這當然是輕中之輕了。這裡的問題是，減去了重量的輕，為甚麼也能擔當角色出色地完成任務呢？就在於減去重量的輕，其內在的「質」並不輕，它甚至比原本的更重。這就如同法國人利波維茨基在《輕文明》中所說，輕意味着走向本質，意味着遠離被淘汰的命運。輕與其說它是視覺與裝飾的美學價值觀，不如說它是一種總的倫理要求。
這是一種怎樣的「總的倫理要求」呢？這就令人想起日本。如果我們追問日本文明的天性是甚麼的話，筆者以為就是一個「輕」字。當年小泉八云說日本的貧寒就是它的力量。這裡的「貧寒」換作今天的語言就是「輕」。當然韓國學者李御寧多少年前寫《縮的日本文化》，這個「縮」字也是今天的「輕」字。把「輕」冠以一種文明形態，並用這種文明形態在再生型迴圈社會裡幫助我們轉型，正是我們今天所熱切期望的。
顯然，輕是日本人精神的原點，也是日本人所有志向中最為顯要的志向。日本人善於將直觀性的東西縮小並減少至最低，以簡素的面貌出現「無相」的狀態，反映出日本禪學的本真品德。如矮小的石橋，窄短的階梯，寺院內的小木屋，碎石鋪路，小陶泥人，能劇舞台，枯山水，盤腿正座，二貼半的茶室，如此等等。形雖小，但思考空間無限；相雖空，但觀空如色。
其實早在一千多年前，美麗的宮中女子清少納言就在玩「輕」的遊戲了。她說「懊悔的事」是寫好送人的詩歌，突然想到有一兩個字要訂正；她說「難為情的事」是母親覺得自己的嬰孩可愛，便逗他玩耍，還要將嬰孩說的話講給人家聽；她說「遺憾的事」是宮中舉行佛名會，天並不下雪卻下雨。還有我們並不陌生的《源氏物語》，寫了五百多人物，寫了八百多首和歌，寫了那麼多死去的人，看上去很「重」很「沉」，但它把美麗至極的男女私情，綽打成無數碎片，撒落各方。滿地都是淒美的蒼涼，再也難以收拾與還原。到最後，只空留一行清冷的題目――雲隱。這裡，我們看到了落日黃昏的「輕」色。我們聽到了厚重木屐敲石路的「輕」聲。
深入人心的「道」，一定要「重」才壓得住人嗎？千利休對此加以了否定。在他的教化下，所謂的茶道就是燒水／點茶／喝茶。有比這更輕的「茶道」嗎？千利休在這裡還原的一個理就是「輕」才是「道」的肌理與骨髓。於是「一期一會」，本質上就是無常的輕帶動情緒上的一種牽扯。同理，日本的花道也繼承了這個輕的心向：有千萬枝，偏挑一二枝；有萬千瓣，任性一二瓣。這去繁去艷的輕。
日本的俳句，是世界上公認的最輕最短的詩歌形式。法國作家羅蘭．巴特說它是「最精煉的小說」。另一位詩人安德列．貝勒沙爾說它是「傳播的微光與顫慄的詩歌」。而本土思想家鈴木大拙的說法是俳句的意圖，只在喚起其他人原本直感的表象而已。由此故，俳人在本質上必然是一位禁慾主義者，素食主義者，更是沉默主義者。他們只在靈魂教化的這點上，是個憧憬主義者，體驗主義者，更是暗示主義者。如芭蕉的「靜寂蟬聲入岩石」。如一茶的「最上川，蟬聲貼在天」。這是用「輕」表現「蟬聲」觀念之重的典型。
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一個概念「閒寂／わび」，真意是講一種「滿足」的輕。或者滿足於「雙腳等閒伸」的草庵，或者滿足於從田園採摘沾露的鮮果，或者滿足於熟透的青梅在雨夜落庭院的寂靜。這當然是梭羅式的，更是良寬式的。更有趣的是三島由紀夫，他說日本人牀笫情事也是輕的。他在《阿波羅之杯》的遊記文中描述，日本人的性交，若蜻蜓交尾般輕輕擺動一下，淡泊而清潔。
再看看日本人生活中的輕。聽說過用紙造房子的嗎？但在地震多發的國家，這肯定是多少人的夢。而1957年出生的建築師坂茂，多少年前就在全球率先開發出「紙木宅」，讓建築再次回歸初始的人類精神意義上的庇護而不是高級豪宅的代名詞。建築指向輕，它的卡哇伊就在於鋼筋鐵骨和水泥不再是建材的唯一。硬紙管、竹子、織物、紙板等用於建材，這是去物質化的「輕」替代不可戰勝的「重」的最好範例。四個輪子是用來當步的而不是用來炫耀身份與有錢的，這也只能在日本變得可能。日本的輕自動車規定：六百六十CC的排氣量，車體長度必須在三點四米以下，寬度必須在一點四八米以下，高度必須是在兩米以下，定員必須在四人以下，載重量必須是在三百五十公斤以下。超出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作為輕自動車而只能作為普通車登記。現在日本三台車中有一台是「小方殼」的輕自動車，追求的是經濟性和合理性。小空間中有大空間。
日本現在還時興一人生活的「輕」。一人出行，一人料理，一人性愛，一人讀書，一人行樂，一人消費，一人臨終，死後是零葬（無葬禮，無骨灰，無墳地）。入宿者在2米×1米×1.25米的空間裡過夜，但這種膠囊旅館則是天天爆滿。厭惡脂肪是從日本開始。是他們改寫了「優雅離不開圓潤體型」的巴爾扎克之說。Zara和優衣庫的平價時尚，是年輕男女的首選。二十四小時亮着燈火的便利店和一百日圓的小超市，更是將百貨店逼得年年紅字淒慘無比。丟掉衣服，腸胃就會通暢；丟掉書本，腦袋就會變得清晰；減少化妝用品，皮膚才會變得光滑。真正的人生，始於丟棄之後。一本《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玩的就是一個「輕」字。
當然更為輕的是日本年輕人不願再為國家犧牲，不願再為國家上戰場。因為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的原因，哪怕是正義的原因，值得發起一場死人無數的戰爭。因此這也是總有半數以上的日本人反對修憲的一個原因。當然修憲未必就是戰爭，但修憲一定是戰爭的先聲。日本年輕人的這些做法實際上與正義無關，與仁義無關，更與善惡無關，而是一種國家觀在當代的輕。正義太重，仁義太重，善惡太重，當然莫名地搭上一條生命則更是重之再重了。現在的年輕人怎能承受這個重？於是，這個重，便還原成一種公民義務的輕。
何謂公民義務的輕？就是不再為投票或參與公共事務而熱情奔走。不再聽政治家在站前的搖旗吶喊，也不再為自己沒有喜歡的政治家投上無用無果的一票。於是投票率年年新低的一個結果就是政治家連任的可能性增大，玩政黨政治的人在減少。「輕」便從根源上清除了公民的義務感和追求更高社會目標的理想。日本著名的風向首級評論家大前研一，前幾年出書說日本進入了無大志時代的「低慾望社會」，愛拚才會贏已經是上一代傳詠的往事。按照筆者的理解，大前的一個根本觀點實際上就是講整個日本社會都患了「輕之病」，但這不需要治療。非但不需要治療，最好是要「感染」更多的文明區域與更多的人來患這種「輕之病」，從而創生出一條新的「國富論」。
從趨勢看，人類的造物走向了輕，人類的生活走向了輕，人類的消費走向了輕，甚至人類的思考也走向了輕。當代社會，已經不再可能複現也不需要複現亞里斯多德式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思式的百科全書巨匠了。甚至也不需要複現康德式的沉重的思想家。尼采的那種輕，「自由的思想是輕生活的神」的那種輕，才是今天的人們脫開鐐銬跳起舞步的真諦。於是，我們看到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是一種生活的輕；新海誠的《你的名字》是一種青春的輕；筱山紀信鏡頭裡的樋口可南子是一種肉體的輕；草間彌生畫料中的圈點是一種思辨的輕；壽司之神小野二郎是一種舌尖上的輕；一日一花的川瀨敏郎插花是一種日常的輕；整天唱着「Ineedyou」的AKB48是虛擬戀愛的輕。當然不可忘記三宅一生的輕，他的褶皺服裝，每件重量僅為九克。憑藉聚酯面料上永不變形的褶皺，消除腰部和肩部僵直感的管狀線條取得成功。毫無疑問，這是三宅一生將「重」內悟為「輕」的一個去聖悠遠。
這樣來看，輕如果是未來人類社會一個指向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日本則是這個未來的青葉白花。因為它的文明天性決定了它在這方面的靈氣與情緒。這種靈氣與情緒導致它總是把曾經最無意義，最為渺小，最為忽悠的輕，成就為改變這個世界的首要力量。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國家沒有天然資源。那麼引導這個國家繁榮昌盛的資源一定是在別處。這就是用纖細，精心，縝密，簡潔設計物品的智慧和對自然環境的感受性。天然資源在今天流動性的世界用錢可以買。但在文化根底發育而來的對初始文明的感覺資源是錢所買不來的。
日本的平面設計大師原研哉就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日本人之一。他前幾年寫《白》書，說人骨是白的，乳汁是白的，當然，精液也是白的。可以說象徵生命起源與寂滅的色就是白。為此，如果問何謂白？答曰：「白就是包含了任何色的白」。這個思路就與「輕就是包含了任何重的輕」同格。翻譯過《源氏物語》的豐子愷曾經說過，甚麼東西一入日本，就變本加厲，過分誇張，同時就帶有一種淺薄和小家子氣。這個「淺薄和小家子氣」恐怕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輕」吧。「輕」確實有時表現為淺薄和小家子氣，但問題在於淺薄和小家子氣決不能成為走向事物本質的輕。看來，豐子愷也有他知性上的盲點與弱點。
進入拐點的人類社會，輕文明首先在日本露出端倪。它的意義在於：捷足先登的日本，又一次引領全球經濟與文化運作的新模式；不忘初心的日本人，又一次教導我們如何用輕養育重的精神。這就如同一百五十多公斤的大相撲，看上去是重得可怕拙得可愛，但他們瞬間爆發的對撞與拉扯，用的則是技巧的輕觀念的靈。這就如同禪在中國是智慧修行，而在日本是生活本身；在中國是亂世志士的哲學，而在日本是平民大眾的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