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朱婧：從閱讀作品開始──「海外華文作家小說專輯」小記

為《香港文學》組「海外華文作家小說專輯」的工作是我和朱婧共同完成的。
共同完成並不意味着文學觀和趣味的重疊和覆蓋，甚至也不是商量和說服。更多的時候，朱婧成為整個過程中的細小聲音，一種微妙的矯正和調正，她能識別大風雪中的小徑，這一點在《花城》的欄目「花城關注」許多專題就是這樣――朱婧攜帶自己的聲音參與進來，比如她時刻讓我警惕對寫作者身份的過度關注導致題材綁架審美，進而導致價值判斷的畸與歧。
事實上，除非對話體，或者擬對話體，很難在一個合作的文本中完全包容不同的聲音――比如本文，我們一開始也想在「共同」中保留對話和爭辯，但最後只能放棄， 選擇了單數敘述的「我」作為了闡發者；比如在完成這個專輯之前我們彼此的閱讀經驗和文學趣味的小傳統，朱婧作為一個小說家可能更直覺和私密，和她靠近的作家是白先勇和林文月。固然有的時候有的事情上可以填平代際的溝壑，白先勇的文學氣息，我們的共鳴就多於差異，但差異還是存在的，朱婧曾經在我給學生開的閱讀課上講過白先勇的《謫仙記》。那一刻，我覺得她比我也許更懂白先勇。
新文學的海外和海內寫作之分由來已久，比如創造社作家，比如老舍、林語堂等等，這是東西交流的自然結果，但文學史討論1949年之前的文學幾乎不將「海外華文文學」單列。「海外華文文學」成為一個有意識的「文學問題」應該肇始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白先勇、於梨華為代表的留學生文學。留學生這個群體是流動不居的，他們的「海外」和「海外」寫作生涯極有可能是階段性的，尤其是在今天中國國力和就業機會背景下，有的人完成學業之後會選擇回到中國，他們的留學階段寫作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也是如此。問題可能還要擴大一些，除了留學，旅居、訪學、陪讀等等海外短暫居留，而不是「永住」，這一部分人「在海外」的寫作算不算「海外華文文學」？事實上，有的作家在海外短暫留居期間就自稱海外華文作家。
在今天，和「海外華文文學」相關的研究領域還有移民文學和少數族裔文學。移民文學或者少數族裔文學的華裔文學不等於「海外華文文學」，因為華裔文學包括非華文寫作，比如湯婷婷、譚恩美、哈金、李翊雲等。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我們討論「海外華文文學」對以台港澳為出發地出國留學或者移民的華文寫作關注不夠，今天進入我們視野的幾乎所有「海外華文文學」作家都來自中國內地，這又是一個文學事實。可以想見，由於我們的盲視造成的研究缺失值得思考。
以中國內地為出發地出國留學或者移民的「海外華文文學」往往選擇嚴歌苓、查建英、戴思傑、虹影和蘇煒等為觀察起點，這些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國，他們中大多在國內就開始文學創作，是成名的青年作家，在進入新世紀之前又在海外寫出了有廣泛影響的作品。緊接着他們的是張翎、陳河、陳謙、袁勁梅等，這一撥人和前一撥年齡相差不大，有時候被命名為「新移民文學」作家或者「新海外華文文學」作家，「新」只是出場先後。也確實如此，「海外華文文學」是不能像中國內地作家成長譜系按照清晰的代際分出新與舊的，不斷有「舊」年齡的寫作者加入「新」年齡的寫作者共同成為共同造成「新生代」作家群體，以至於今期登場的更新一代的海外華文作家跨越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數個代際。我們這個專輯首先要充分打開的就是這個「新生代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群體，而不是生理年齡上的「青年」作家。
「新生代海外華文文學」聯繫着新的地緣政治，聯繫着新一代登場的作家如何想像中國，聯繫着「我」和中國的關係等問題。再有一個就是新媒體的影響，這是「新生代」作家開始寫作時和前輩作家完全不同的「世界地圖」。在新的世界文學地圖，他們標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位置，也體驗着他們所理解的「我」、中國和世界的新的關係方式。新生代海外華文作家確實可能擁有着「異鄉」、「離散」、「邊緣」、「孤獨」等等主題詞，但是作為具體的「人」擁有這些，而不是抽象的「中國人」，而且和前輩海外華文作家相比，網路新媒體使得他們的讀者有可能突破狹隘的國家疆域，分佈在世界各地，可能有效地克服語言孤島的孤獨感。
具體到這個專輯，凌嵐的〈陀飛輪〉完成的是一次祛魅。異國他鄉的青春期「沉淪」從新文學一開始就被歸罪於所謂弱國子民，但〈陀飛輪〉在「少數族裔」創傷成為世界文學背景下，把青春創傷交給了青春，創傷成為與青春偕行的隱秘邏輯，而不是刻意景觀化華裔在美國的「少數族裔」身份，進而滋生被迫害的妄想。陳濟舟的〈太陽的女兒們〉關於記憶和創傷。琪官的〈當河灣流進廚房裡〉，或多或少涉異鄉、離散、邊緣、鄉愁。而在「中國往事」可能更暢銷的時代，而且「中國大故事」在當下海外華文寫作有其格式化的大邏輯，張惠雯的〈勸導〉、慢先生的〈歌詩苑〉則是同時代的「中國小故事」，他們更屬意在他們各自的此生此世此時此刻活着的人的故事，屬意每一個具體生命的細小命運和隱痛。我們或許可以追問的這些新生代的海外華文寫作者「他者」的眼光呢？是的，作為不同文化地理空間的旅行者，他們都獲得了「他者」的眼光，但「他者」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世界觀，而不是一種可以突出「中國故事」的裝置。如果說上面這些小說還有既有的「海外華文文學」想像做闡釋的參照，那麼，王梆的〈女巫和貓〉在小說的形式探索上是「新生代」裡的新青年寫作，在當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重內容輕形式的風尚下，他們的寫作值得注意。

2019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