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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安:「東瀛孤燈」三十年

主欄目:《香港文學》2019年8月號總第416期

子欄目:文藝漫談

作者名:長安

李長聲曾是《日本文學》雜誌副主編,1988年去國赴日,至今整三十年。他自勵「勤工觀社會,博覽著文章」,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即在《讀書》雜誌開設「東瀛孤燈」專欄,筆耕不輟,於兩岸三地皆有著作問世。2014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五卷本《長聲閒話》及2017年上海交大出版社推出的三卷本《長聲自選集》分類揀選,集李氏文章之大成。東亞布衣,留得「紙上聲」。

1「我的日本作家們」
《我的日本作家們》收有李長聲對三十七位日本現當代作家的點評文字,書名即顯出私家文論性質。作者雖未明言著史,然重要作家盡皆網羅,有史實更富啓示,自可拿來當文學史讀。百年來文學史類出版物層出不窮,有文學味兒的卻不多。集體創作的自不必說,個人編撰的亦往往千人一面,日本文學史尤甚,海峽兩岸皆然。眼光、趣味、文筆讓這本《我的日本作家們》成為別開生面的李長聲版日本現當代文學史,前所未見。
面對大大小小日本作家的作品,李長聲沉潛把玩、細讀文本,「從一個華人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作家,許多批判隱藏在字裡行間,細讀自顯自知」(傅月庵《作家之顏.閒閒之筆》)。他將述評、感懷融為一體,有體味體悟體察而沒有理論先行、觀念掛帥等時病時弊,讓文學的歸文學,以文學註疏文學。
魯迅留學時對於日本文學「殊不注意」(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感興趣的僅是漱石等少數作家;周作人沉醉於東洋文化,除漱石鷗外又喜川柳狂言、宗教民俗,倡導的美文亦受日本影響。至李長聲,東瀛孤燈三十載,談起日本文學可謂如數家珍。講到永井荷風,李長聲說「他喜愛的日本是十八世紀的日本,那是法國人欣賞的日本,在文化的爛熟以及頹廢上與王次回所體現的中國文化渾然一體。對於他來說,黃金時代在過去,他要尋訪已失去的黃金時代的痕迹,滿懷鄉愁。」(〈永井荷風的江戶、法國以及中國〉)提到芥川龍之介,李長聲說「(他)憑時代的敏銳感覺和博學發覺了隨後將興起的東西是和他完全絕緣的新文化,漠然的不安是思想的,更是文學的。」(〈芥川龍之介〉)李長聲從未標榜文化研究、比較文化,然言近旨遠,從其不着痕迹的行文中亦可讀出歐亞文化既異質又相通,新舊時代雖連續卻隔膜。
李長聲的作家論以《我的日本作家們》為代表,亦散見於其他著述。李長聲欣賞學識文筆俱佳的加藤周一,言其「隨筆寫得很可讀,不像同為『進步文化人』的大江健三郎那般自說自話。」(〈文化的時間與空間〉)至於大江健三郎,李長聲則說:「知道大江,表明妳有知識;不讀大江,或許表明妳有常識」(〈暢銷之罪〉),不欣賞就是不欣賞。李長聲對村上春樹的弄玄弄虛亦不推崇,敷衍一句「倘若把村上春樹和哈利波特扯到一塊兒,從社會現象的角度做一番博士後研究說不定也會很有趣」(〈近過去小說〉),似不屑深究。面對卷帙浩繁的文學全集李長聲更是火眼辨良莠,一句「有島(武郎)文學早已僵化在各種文學全集裡」(〈混浴的感覺〉),一錘定音。

2「日和見閒話」
《讀書》雜誌的文體曾被陳平原定義為「以學識為根基,以閱讀、心境為兩翼,再配上適宜的文筆,迹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陳平原〈《讀書》的文體〉)。李長聲的文字自《讀書》上的「東瀛孤燈」起一直有着自覺的文體意識,與《讀書》文體相默契。在《日和見閒話.後記》中李長聲說:「『日和見』引申為觀望,有等待時機以求一呈的意思。」頗像夫子自道。閒話歸閒話,閒人不等閒。
李長聲私淑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在《紙上聲.自序》中李長聲說:「我愛讀魯迅,……不過,從性情與興趣來說,我傾嚮周作人」。又說「周作人寫的隨筆,長也不過萬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話裡有話,重「真見」而輕鴻篇,欣賞周的含蓄灑脫。李長聲文字經濟雋永,風格上較魯迅多了閒適,比周作人又多了些火氣和痞氣。火氣說到底來自不平之氣,痞氣則多來自時代烙印。不過李長聲行文寓憂憤與鬱悶於閒話,從不曾劍拔弩張。李長聲介乎文人與學者之間,上言古事,下諷當世,文豪巨製與瑣細日常皆成話題,文字有趣且有用,〈四貼半閒話〉〈東居閒話〉〈居酒屋閒話〉〈四方山閒話〉〈風來坊閒話〉〈日和見閒話〉〈東京灣閒話〉汩汩無窮盡,其文人趣味、筆記風情吸引着漢語世界的廣大讀者。
描寫去那須高原喝當地的啤酒,李長聲道:「季節早了點兒,但山野新綠,深深淺淺,比盛夏濃成一片更好看,先就醉了一路。」(〈混浴的感覺〉)言簡意豐。在〈陰翳或陰暗〉一文中,李長聲寫道:「投宿田舍,日式木結構房屋簡直談不上採光,像鑽進烏龜殼底下。打開紙屏則四面來風,夏天很覺得陰涼,但入冬恐怕就只是陰冷。這種傳統建築住久了,從中覺出美,只怕也有點惰性在裡面。隔着投錢箱看神社,深處黑黝黝,不知到底供着些甚麽,陰翳以至陰森,不由得生出敬畏。生活在陰翳下,心理也不免陰翳,弄得歐美人總說看不見日本人的臉。早上,上班族一波又一波湧出車站,穿戴陰翳,隨時準備去守夜似的。晚上,酒館裝修的一家比一家陰翳,如入洞窟,美女也蒙上蛇或狐的妖氣。」寓當世不平於陰森怪異之中,筆墨陰鬱傳神,或可讀作今日聊齋。
五四時代激進文人抨擊「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浮躁凌厲,爾來漢語脫胎換骨,或寡淡或粗礪或膨脹或腐敗,「痞氣」自不在話下。雖有人稱李長聲之「痞」為「雅痞」,讚其「雅俗交融的物我不二境界」(湯禎兆〈尋找李長聲的真身〉),然而李長聲倒似真心有悔意,又善反思,不甘亦不屑與同代人「一起發牢騷,一道走下坡路。」(《日和見閒話.後記》)是以李長聲之「痞」與王朔之「痞」殊異也。
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認為五四之後「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陳平原再度梳理文學史,認為「考慮到此後小說藝術發展神速,而散文又在好長一段時間內失落了作為主心骨的『個人筆調』,魯迅等人的判斷稍嫌過於樂觀。」(陳平原〈從白話到美文〉)隔着漫長的戰爭、革命歲月,「個人筆調」這條羊腸散文小路上隱約可見林斤瀾、阿城等人的身影,東瀛孤燈下亦可尋出胡蘭成、李長聲來。周氏兄弟談論《語絲》時所言「任意而談,無所顧忌」(魯迅)、「古今並談,莊諧雜出」(周作人)或許亦是李的追求?百年望去,散文小品似乎倒也真的不至太過悲觀。
百年之後,成百博士化為土,成千教授變作泥。我是想以吾文流傳百代之後的野心家。」(〈漱石那隻貓〉)這是漱石的話,李長聲大概也在以此自勉自勵自況。

3僑日瞧日知日販日
周作人旅日五年,魯迅七年,李長聲三十年。周氏兄弟來時青春年少,魯迅多激憤而周作人多閒適,二人皆取法日本又多習歐陸;李長聲中年旅日,僑日瞧日復知日販日,心境不同格局亦不同。文章上李長聲除承傳周氏兄弟文脈,海峽彼岸杜漸的《書海夜航》、李嘉的《日本專欄》、司馬桑敦的《扶桑漫步》、崔萬秋的《東京見聞記》和《日本見聞記》、王璿的《廣陵散記》、丁策的《東瀛風土》等亦是其參照對象。
北京有「北漂」,李長聲則自稱「東漂」。短期訪日者或者會沉迷異國情調、為櫻花富士和服和食感動;三十年老「東漂」則認同加藤周一的批判性,針砭日本的「後進性和非國際性」。李長聲認為「把日本樹為敵人或樣板來觀察都大可不必,無非一鄰人,自然交往,於交往之間自然瞭解。」(〈沒跟妳說我懂日本〉)他把日本當鄰居,像對自國一樣不見外,看不慣的就是看不慣,學不來的就是學不來。
李長聲慣於破壞神話、標新立異。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徵,李長聲則說「(富士山)形狀過於簡單,幾乎從遠近高低、四面八方看都一樣,恐怕看多了思想也不免簡單化,不會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那樣哲學。」「真的登上去近瞧,滿地爐灰渣,好似看見了半老徐娘的粗糙,難免殺風景。」(〈富士山〉)江戶時代寄託着日本人的浪漫念想,李長聲卻說:「江戶的太平是鬧鬧哄哄的猥雜的太平。關於江戶,似乎寫得最多的是酒與色,但不少人過分美化娼妓,對江戶抱有一種幻想乃至妄想。」(〈閒來試做江戶人〉)談到日本文化缺乏主體性時李長聲說:「走出中國文化的陰影,脫亞入歐,即走進歐美文化的陰影,彷彿日本只能活在別種文化的陰影裡。」(〈莫須有的日本論〉)還說「本來棄之如敝屣的浮世繪,因為歐美人叫好,趕緊撿回來,捧之唯恐不高。」(〈閒來試做江戶人〉)談到日本的「脫亞」與「歸亞」時也說:「這樣忽而裝孫子,忽而當老子,除了思想文化如日本者,怕是任誰也做不來。」(〈周恩來的日語水準〉)談到「日本特殊論」時又說:「說到日本的特性、價值觀,其實大部分是在戰敗後經濟恢復及發展被歐美驚為奇蹟而不可一世的心態中編造的,近乎僞傳統。」(《況且況且況.序》)談到日本人的曖昧時則說:「彬彬有禮,把真面目藏在禮貌裡,也許包藏着禍心。躲藏在片假名後面,狐假虎威。藏起了真實想法,說話做事自然就曖昧。」(〈藏〉)倒有些近乎「妖魔化」了。
花道茶道常被當做日本文化的象徵,李長聲卻說:「我覺得花道還可以,畢竟有花可賞,而茶道跪麻了雙腿,喝下刷鍋水似的茶沫子,儘管內含着中國古文化,我也不敢領教第二回。」(〈沒跟妳說我懂日本〉)又說「(茶室)封閉而緊張,茶就喝出道行,才可以強調精神性,如『簡素清寂』。」「茶道也好,切腹也好,都像是演戲,平常過日子也就免不了裝模作樣。」(〈房屋〉)周作人聽了大概會苦笑。魯迅好煙,周作人好茶,李長聲則好酒,性相異也。
對知日家周作人李長聲亦是有一說一,更甭提對那些「演出着中國人就能寫中國事的喜劇」(〈周恩來的日語水準〉)的「僞讀書人」(〈閒話晝行燈〉)了。談到內藤湖南主張的「應仁亂後有日本」時李長聲說:「『雖是外國,但其文化的基本與中國同一,所以無論遠看近看,都沒有多大驚異』,這說法就不大靠譜,雖然是周作人說的。」談到國人到日本尋古探幽,李長聲又說:「江戶鎖國二百多年,明治以來也幾經天災人禍,再加上現代化建設的破壞,我們走進京都一眼就看見長安殘影、大唐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周作人語),只怕是看走了眼。到日本找中國文化,思古之幽情可感,但需要先做好攻略的反而是中國的歷史知識。」(《況且況且況.序》)點破國人的一廂情願。

4東亞文人隱於市
從「新京」(長春)東漂到東京,李長聲「一不指望發財,二不追求文憑」(〈閒話晝行燈〉),一簞食一瓢飲一介布衣,可稱其為東亞漢字文化圈自由文人。
日本人把去東京叫「上京」,所謂「人往高處走」,曾野綾子也有句名言謂「東京地價高是因為把心靈自由費也算進去了」。自由雖昂貴且可貴,往往也伴着孤獨,李長聲則甘於孤獨,自言「只有在孤獨的天地裡唯我獨尊,才敢於做一點自己想做、愛做的事,乃至沒工夫寂寞。」(〈閒話晝行燈〉)醺然頹然的東瀛孤燈下,李長聲博覽、著文復暢飲,「暢飲後沉沉睡去,夢裡也盼望太陽晚一點升起。」(〈日本海落日〉)
以他的粗放和直接,在細膩而曖昧的日本居住應該是大不易的」(竺祖慈〈孤燈知日長留聲〉),然而鄰人從泡沫崩盤到廿年失落一路多少謙遜下來,江戶城裡又有啤酒燒酒大吟釀相伴,「東漂」總會於虛無裡尋出些意義來吧。更何況「日本像清酒一樣,剛喝時無滋無味,但喝慣了,便細細品出味道來」(〈地瓜酒〉),又況且「不知打甚麽時候起,溫一壺酒的情形在中國幾乎看不見了。」(〈吟釀酒〉)廣袤的漢字文化圈裡,畢竟還有「溫一壺酒」的店家在。壺裡乾坤大,杯中日月長,「痞氣」也就慢慢喝成沖淡之氣。醉裡不知身是客,自甘邊緣亦好,有書有酒有讀者就好。
有人認為李長聲與本雅明、張岱、永井荷風同道,同為「浪遊人(flaneur)」(湯禎兆〈尋找李長聲的真身〉)。李長聲也曾把日本人對寅次郎的喜愛理解成「因為日本人骨子裡具有漂泊性」,還認為松尾芭蕉「行旅一生的動力就完全是內心的不安,精神上無以為家。這樣的漂泊不是指居無定所的生活現象,而是精神狀態,往往是一種反時代、反處境乃至反自我的精神狀態。」(〈閒話風來坊〉)又是夫子自道?
昔日老三屆,今日浪遊人。漂泊異域,離開想離開的、避開想避開的,自是逍遙。然而如何揚長避短、自我定位亦需智慧。李長聲學成文武藝,不賣予帝王家、不賣予研究所研究院、不進入現代學院的生產再生產體制當中,而是甘當「寓公」,冷眼觀東亞、溫酒作文章,指日而談,枕日而眠,雕蟲復雕龍。三十功名塵與土,東亞文人隱於市。東瀛孤燈,終成正果?

長 安: 二十餘年前赴日本留學,現在日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