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 敏：世華文學視閾中的潘耀明報章專欄研究

導言
新聞界有個觀念，叫「新聞招客、副刊留客」，說的是副刊在體現報紙文化品味上的重要作用，而副刊中的「文化專欄」又是報紙展現其品質的最佳窗口。
潘耀明的報章專欄兼具獨家、深度、原創、個性和觀點等最可貴的價值，不僅品位高雅、形式活潑、風格清新，還在記錄社會、還原歷史、敘寫人物、傳達思想、彰顯情志等方面均具有獨特的文化功能。他的專欄文章既強化文本表達，為讀者創造一種價值閱讀，又強調人文情懷，讓讀者的閱讀變成了「悅讀」。
研究潘耀明其人和他的文學生涯，報章評論是必不可少的一大板塊，捨此將無法完整呈現潘耀明在世界華文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成就，因此有必要作更系統、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即以潘耀明先生在1979年到1991年間主筆的報紙專欄為研究對象，從內容、特色、風格等文學層面切入，進一步體味箇中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變遷，以此勾勒潘耀明在創作、出版、編輯和文學組織活動中的多面相，從文字中一窺他的人格修養和美學旨趣。

1 豐碩豐滿的文化專欄
縱觀潘耀明在報上連載的欄目，從1979年到1991年十二年間，依次有：
《澳門日報》的「楓楊小語」（彥火1979.3～1982.5）
《東方日報》的「七星陣」（羽光1986.5～1991.4）
《文匯報》的「文化穿梭」（彥火1988.10～1989.12）
《明報》的「變焦鏡」（艾火1987年9月～1990年3月）
《明報》的「蘆葦下」（艾火1990.4～1991.6）
《星島日報》的「七情輪唱」（彥火1990.7～1991.8）等六個欄目。（註）
其中，1988～1989年同時有「七星陣」、「文化穿梭」、「變焦鏡」三星閃耀，1990年7月到1991年6月則有「七星陣」、「蘆葦下」、「七情輪唱」三花齊放。
根據時間前後和報紙定位不同，可以約略區別各欄目的側重點：
「楓楊小語」開設最早，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着眼於港澳文化生態。作者在為香港文學園地的貧瘠發表感慨、提出批評的同時，探討和尋找突破的路徑。此時，潘耀明已開始為中外文化的交流牽線搭橋，並關注和傳遞內地的文化信息，筆涉美術、文學、地域風情，多有創作雜談、文學史料、文化動態等豐富信息。
「七星陣」可謂《東方日報》的品牌欄目，連續五年長期刊出，不僅是文學、歷史、人文、地理、經濟、社會等百科全書式的文化信息專供，更重要的是獨家專訪的文化名人、海內外作家的介紹和軼事。
「文化穿梭」記錄了潘耀明旅居美國和在世界各地遊歷期間的跨文化比較，以及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審視。此外還有多篇介紹在大陸掀起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思熱潮，蘊含作者諸多精彩的解讀。
「變焦鏡」是作者留美期間，以跨文化的視角進行多重文化的比較與反思的結晶。作者回望故國，遠眺文化故鄉，思考重建中國文化的路徑。作者梳理中國現當代文學，既有史實的介紹，又有深具史識的分析評論。這些文學評論以專題連載的形式，分幾期刊載，最長的達十幾篇。充足的容量，使作者得以從容、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論證和觀點，由此產生了一大批難得的思想評論和文學評論佳作。
「蘆葦下」是緊隨「變焦鏡」後，繼續在《明報》上連載的文化欄目。作者延續對文化思潮的關注，也對大陸和台灣轉型期的各種現象提出警示或批評。這個欄目的人物介紹和評論尤為精彩，作者在文中展示的真實、真誠、真情和遇挫不倒，直面黑暗的人品和文品，是最能體現潘耀明美學情趣的內容。此外，他對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華文旅遊文學的思考也多見於這個欄目。
「七情輪唱」是潘耀明應《星島日報》之邀，與另外六位主持者就各自專長的領域輪流主持的欄目。潘耀明主持的文學專欄，專寫文學動態和文化人物，對文學大家的寫作計劃或出版進展一一道來，間以細節勾勒的作家風貌，尤顯情致。

2 由人物撐起的個人化文學史
與通常由集體撰寫的文學史相比，個人化的文學史帶有鮮明的個性化色彩，融匯了作者的個人體驗和獨特思考，也提供了一種新的解讀文學史的視角。
文學史應該有大關懷，大理想，而個人化的文學史則更少羈絆，更易展現這樣的大關懷、大理想。潘耀明的文學史通過展示文學的細節，反映作家的創作過程，凸顯思想碰撞，反映優秀品格，浸潤着作者自己的文學體驗，具有強烈的時代印迹和重要的時代意義。
潘耀明將作家和文學史的介紹作為專欄最主要的內容，他以獨特的視角和形式，建構起一部微縮版的現當代文學史。這其中有他與作家的交往軼事，有他寫的作家印象記，有他與作家的對話訪談，還有他的文學批評文章，以及參加各種重大文學活動的隨筆記錄。此外，還有他對文學史和文學事件的補遺和釐正，如〈徐志摩墜機之謎〉、〈戴厚英風波〉、〈梁實秋與老舍演相聲〉、〈沈老的愛情故事〉等，單看題目便知其涵蓋甚廣，內容豐厚。
要把作家及其作品介紹得更有深度，更有新意，關鍵在於講述內容的取捨。潘耀明在介紹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時，更突出的是他們的性格特點和人格追求。
以《星島日報》的「七情輪唱」為例，潘耀明介紹的名作家陳映真、聶華苓、俞平伯、錢鍾書、秦牧、于梨華、陳登科、文潔若、柏楊、張香華、唐德剛等，除了他們的非凡經歷和作品評析之外，更突出的是他們的性情、遭際、情感，以及對於文學的摯愛與責任。
《明報》「變焦鏡」欄目也同樣如此，潘耀明在選取介紹的文學名人如冰心、艾青、蕭乾、索爾仁尼琴、張抗抗，錢鍾書、王蒙、蘇童時，強調的是做人的誠和逆境下奮發堅持的主題。
考慮到受眾的廣泛性和接受度，報紙語言一般要求樸實無華，短而精緻，不能過多抒情和學理化。要在短短的篇幅內寫好一個人，講清幾件事，還要表達一種情緒，一種趣味，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耀明筆下的作家卻是個個傳神，事事入心，總讓人過目不忘，這主要緣於潘耀明與大多數作家都有過較深入的交往、接觸或採訪，並有不為人知的軼事、掌故等「秘密武器」，因而他能抓住對象的主要特點，在細節中表現人物，並傳達自己心目中的情志和趣味。
如柏楊的妻子、詩人張香華就是潘耀明眼中一位真實、單純，飽含了人間真情的女子。作者在〈全然接受生活的人〉中，從自己因發音缺憾常遭人取笑，引出從不取笑他的「溫柔雅致」的張香華，那是一位經歷太多人生創傷卻仍保持純情的女子。作者評價她的詩是「長保一份率真，不避生活的荊棘，在淡淡中有一份『堅韌』」。說的是詩，評的是人，實乃知人論詩，詩如其人。一個永保純情與真性情的人自然是令人難忘的。
潘耀明筆下傾情描繪的文人，大多歷經坎坷，卻胸懷抱負。他們或死守真理，以抗庸愚，或正直勇敢，直面黑暗。有的因言獲罪劫後餘生，卻仍不改敢說真話的勇氣。如1979年身陷囹圄四年多的台灣作家王拓，雖身受磨難，仍深具使命感，在獄中堅持孜孜寫作，完成兩部長篇小說，這位負重前行者正是「為了追求子孫更美好的明天而受苦的人」。他的人格、精神和情緒正是潘耀明最推崇的講真話，做真事的風格。
潘耀明的人格與情懷離不開真誠、勇氣、遇挫奮進，還有堅持、愛和對文學的癡情。「變焦鏡」中有幾篇文章生動摹寫了韓國詩人兼中國文學專家，世界華文文學的老前輩許世旭教授。在〈中韓文化的播種者〉、〈韓國人許世旭〉、〈雪花賦與千般情〉、〈吃酒記〉等文中，許世旭教授是癡情漢語文學，愛喝酒，重感情的浪漫才子，是「憨得可親，浪漫得可愛」的大詩人。〈雪花賦與千般情〉把許世旭的《雪花賦》和張香華的詩集《千般情》放在一起作比較，以《雪花賦》裡第一首滿是中華文化符號的詩，傳達了許世旭濃濃的中華情，作者由衷感嘆：「一個外國人，這樣癡愛漢語文學實在是罕見的事」。
〈八千里風雪行〉寫了許世旭伉儷和女兒一家三口，在風雪之日開車去伯克萊大學，臨行前與愛荷華的中國作家一一作別。等車離開愛荷華後，他們想起臨別的不勝依依，夫婦倆情難自已，在車內不禁放聲大哭。許世旭曾在自己的散文集裡記錄了當時的情景，作者引述曰：「我們當初落地，各在異地，而且隔得好遠，而今天萍水相逢，風雪靡靡，惠好相從，所謂親如弟兄何必骨肉親呢？」所謂民族、國家的分野怎抵得了因文學、因情感織就的「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感情呢！正如潘耀明隨後的評論所說：「人生道路並不迢遠，人生軌迹不是一個圓周，朋友的相遇相聚，是一種緣分！」這種緣分是因真誠、愛和對文學的癡情贏得的。
同樣，在〈帶劍怒飛〉中，作者以對比手法描寫柏楊的創作和他的日常。作者重點突出柏楊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他曾身陷囹圄九年之久，卻仍不改堅韌不屈的意志，以他著作封面上「帶劍怒飛」的形象傲現於世人。但作者又告訴我們另一個柏楊，那是溫和寬厚、平易近人的日常中的柏楊，他有友情的滋潤，有身邊相扶相持的伴侶張香華的彼此照護，因而平和專注，著述不輟。〈俞平伯的另一半〉和〈陳映真的另一半〉都把筆墨傾注到作家背後的賢內助，俞夫人患難中不離不棄，晚年帶病抄寫完丈夫的重要書稿；陳夫人除支持丈夫的事業外，也不忘提升自己的學養。潘耀明要突出的正是這種待人的真誠，真實，患難中與親人相扶相持的情意，以及對文學事業的癡情。這既是潘耀明的美學旨趣，也是他推崇的人格風範和人文情懷。

3 潘耀明專欄文章的美學特色
潘耀明的美學情趣首先在於「真」：真誠，真實。他認為，愛文學的表現就是要真實面對生活，表現生活；要專注，要耐得下寂寞，甘於淡泊。潘耀明總是對這樣的作家投以更多的關注，並作傾情推薦。汪曾祺就是這樣一位抱持「淡泊」，提倡「淡泊」的人，在汪曾祺眼裡，「甘於淡泊的人」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點生活」。他將淡泊與人品、文品聯繫起來，將之看作人之為人的準則。潘耀明在連續五篇文章中介紹汪曾祺的思想和觀點，可謂心有慽慽焉。在介紹冰心時，潘耀明引用了她鼓勵青年創作者的八個字：「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因為這種不趨時，不迎合的人生態度，正契合了潘耀明關於個人修養與美學品格的標準。
潘耀明也提到了與真誠相反的表現，那就是跟風、浮誇、虛偽。在〈變焦鏡．創作談之二〉中，他講到有些作家喜歡跟風而動，「潮流是甚麼，他就寫甚麼」。對此，作者認為：「雖然他們寫流行題材銷路廣大，聲名大噪，但這些人只是一時成名，卻不能長久流傳」。在寫於1986年的〈耐得寂寞〉中，他針對內地個別作家的一炮而紅心理提出批評和警示，指出作家要耐得住寂寞，不要做走馬燈式的人物而曇花一現。
其次，潘耀明的美學情趣還體現在對傳統文化優秀因素的宣揚。在父親節前夕，潘耀明寫下〈親情〉這篇描述柏楊父女情的文章，讀來感人至深。柏楊入獄時，他的女兒佳佳才八歲。在佳佳十二歲時，她開始和獄中的柏楊通信。到佳佳十六歲那年，她決定去火燒島探望父親，潘耀明傾情記敘了這對父女感人至深的血緣親情，讀來令人動容。這何嘗不是潘耀明自身父女情的有感而發？果然此後幾天，潘耀明又發表了〈給女兒的一封長信〉。這些文章無不蘊含着潘耀明所推崇的優秀傳統文化因素，關於誠實、正直、吃苦、堅韌等優秀文化的弘揚。
第三，潘耀明的美學情趣還體現在嚴守新聞和史學的標準，在介紹和評析中力求中肯、客觀、切題，擊中要害，畫龍點睛。
報紙文化欄目是新聞的延伸，反映事件也需要如新聞般的即時性和貼近性。潘耀明在介紹人物，回顧歷史時，嚴守新聞和史學的標準，依託歷史，結合當下，從新角度切入老問題，使讀者在獲取知識的同時，也獲得情感的寄託和文化的享受。
如1987年12月初白樺在香港逗留和演講期間，潘耀明便連續十五天在「明報．變焦鏡」欄目中跟蹤報道，介紹白樺其人及其作品，以及他在香港的演講內容，將白樺對當代文學與政治關係的梳理和反思進行了深度解讀。〈一句話遭殃〉、〈大謊話的時代〉、〈完全失落的文學〉、〈中國人的人性〉等，便是潘耀明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十年文革中文學的獨立性徹底喪失等問題的深切反思。他揭示的是中國文學在「左」的路線影響下，一步步失去獨立性的慘痛教訓。考察歷史的陰影，就是為了打開作家的「心獄」，「讓中國當代文學的本性從完全失落漸漸回歸到自己的軀體」（〈心獄的解放〉）。這幾篇文章展示了時光的流變，梳理了歷史的脈絡，濃縮了白樺演講的主要內容，又加入了潘耀明自己的思考和希望。既厚重深沉，又通俗曉暢地將當代文學的發展過程理性、清晰地一一呈現。他以司馬遷式的實錄精神，秉筆直書，將沉悶的歷史表述，高度濃縮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既普及了學術，提升了報紙品位，又滿足了精英讀者更高的精神需求。
第四，遣詞造句注重簡潔和錘煉，擅用類比、比較、引用來直觀地說明道理。
潘耀明在文風上力求乾淨、通曉、樸實、親切。他有錘煉文詞，煮字覓句的功力，文中時有佳境。如〈七星陣．紅葉頌〉以多重層次極寫秋葉豐富的色彩：「沿途蓊鬱的林木，均被秋的神來之筆，輕抹慢染地塗上繽紛的色彩，泥黃、燦黃、金黃的葉，朱紅、淺絳、緋紅的葉，還有斑黃與斑紅的葉，摻揉一團綠葉，在樹幹上聞風舞動着，被秋風剪下零落着」。可謂色彩豐富、感受獨特。作者又將色彩、植物、雲霞、心境熔於一爐。描寫手段多樣，比喻別致，意境皆美。
潘耀明寫作的風格經常是冷靜理性的，但又不失機敏和幽默。〈風雨行〉（《東方》1987.8.7.）描寫作者在菲律賓所遇的特大風暴，他僅用一個成語——「肝腸寸斷」，便貼切傳神地描繪了兩旁道路的災況，可謂比喻形象傳神，用詞別出機杼。
又如〈高買！高買〉一文，作者先舉幾個高買（即順手牽羊）之例，繼而提及愛荷華國際作家營裡也有女作家有高買之習，某一次失手後，警察問她為甚麼要去高買，她的理由居然是——「為了體驗生活」。作者隨即俏皮地補上一刀：「若其寫的是殺手，那後果堪虞。」冷不丁地幽上一默，平添了輕鬆、微諷的色彩。
潘耀明習慣用類比說理的方法，將一事物與具有相同特點的他事物進行比較類推，選材生動有趣，又能兼顧知識性、思想性和趣味性的統一。〈救火與救火的權利〉（1988.10.23）就是一篇類比說理的優秀散文。文中首先將美國比喻為一家大酒店，酒店失火，住客不是捲起行李一走了之，而是同心協力去救火，原因在於他們是酒店的持股人，酒店的得失與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他用酒店比喻國家，說明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緊密掛鈎的重要性。如果住客不是酒店的股東，也就失去了救火的熱情。退一步說，即便有熱心救火的住客，如果老闆說「這是酒店的事，與閣下無關」，那失去救火權利的人也只能一走了之。作者由此總結道：「民族的凝聚力是保證國家富強的決定因素，民族凝聚力的紐帶，來自國家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通過類比，作者進一層的論點也已呼之欲出，那就是「救火或是走為上，取決於是否有為了利益撲救的權利！」寥寥數語，卒章顯志。這既是一篇文化比較之文，更是一篇文化批判的佳作。

4 由活動勾連起的世界華文
文學版圖在大陸和台灣從彼此阻隔到堅冰漸融的八、九十年代，香港作為文化的自由輸出口，自然而然成為兩岸四地和世界華人文學和文化交流的仲介場。身處其中，身兼創作、出版、編輯策劃和活動組織的潘耀明，義不容辭承擔了架橋和火炬傳承的責任，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中具有重要貢獻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關於「海外作家」和「海外文學」的字眼，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在潘耀明的筆下出現。他在〈海外作家的本土性〉中，介紹了最早的一批海外華文文學作家，如聶華苓、于梨華、白先勇、柏楊、張香華、陳若曦、李昂、施淑端等多位。在潘耀明的文學專欄中，他以多篇「人物論」為這些作家造像，成為世界華文文學最早的引介者之一。同時，他還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介紹到海外。這些作品後來分別結集成《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愛荷華心影》、《海外華人作家掠影》等專著，其中對海外華文作家的素描和人物評論，成為世界華文文學寶庫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聶華苓的八小時〉中，潘耀明敘述了為文學不辭辛勞奔忙的聶華苓，她馬不停蹄穿梭於大陸、港台和美國，為華文文學與世界的交流傾心奉獻。她與丈夫保羅．安格爾共同主持「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為聯結兩岸作家，為加強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聯繫不遺餘力。
〈于梨華的路〉介紹了于梨華的身世與文學之路，她關注大陸人在異國的跨文化生存經驗，創作了描述大陸留學生在美國掙扎、彷徨的長篇小說。在早期北美華文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之外，又有了新的開拓。
潘耀明不僅介紹海外的華人文學家，還把外籍漢學家也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版圖，如澳洲的白潔明、美國的葛浩文、西德的馬漢茂、加拿大的王健、美國的保羅．安格爾等。
此外，我們還可以在潘耀明的筆下，清晰看到兩岸最初的交流情形。對於如何處理政治隔閡下的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他主張借鑒東西德的經驗，在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前，加上「中國」二字，以「中華文學」整體的角度去看待，指出「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是源於中國文學，也必然合歸於中國文學」。可見，潘耀明的思考超越了地域、黨派的隔閡，而着眼於「世界」的範圍，這是世界華文文學版圖形成的前提和應有的格局。
在「蘆葦下」欄目中，潘耀明還以〈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學〉一文，提出「擴大華文文學為華人文學」的建議，認為「強調華人的重要性，比只強調華文的重要性，要來的切合實際」，對世界華文文學範疇的理論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
潘耀明不僅研究兩岸文學的出版狀況，還熱切關注兩岸出版界的相互交流，並為之出謀獻策。在〈第四類接觸〉（1987年5月4號）中，潘耀明介紹了當時大陸和台灣對彼此文學作品的出版情況：台灣對大陸文學有限度地開禁，允許出版一些大陸文學傑作，而大陸對台灣的出版可謂星羅棋佈。在此背景下，作者回想1979年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曾舉辦「第一屆中國週末」，來自大陸和台灣的作家第一次在美國接觸，進行跨越政治的純文學接觸，這被洛夫戲稱為第三類接觸。作者就此引申開去，認為兩岸出版界通過相互出版而不是面對面的接觸，可稱之為第四類接觸。作者希望「大陸和台灣的統一先從文化始」，文中承載的對於兩岸交流、民族統一的期盼可謂言之殷殷，情之切切。
總之，潘耀明對中外漢學家、世界華文文學作家、評論家以及其他藝術工作者的介紹、評論和交往，奠定了他聯結和推動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重要地位，無愧為世界華文文學的架橋者和播火者。

5 文化比較與文化批判的自覺實踐者
在美國幾年的進修學習和多國遊歷的經歷，使潘耀明養成了中外文化比較的自覺。他習慣以比較的視點，信手拈來幾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情物事，進行文化縱橫談，既彰顯了各文化的特色，又饒富興味，予人以增廣見識的愉悅。
潘耀明文化比較的文章多見於他的「變焦鏡」欄目。寫於1989年初的〈智商及其他〉，從中美兩國人才智商高低的對比，聯想到華裔在美國科學界精英分子中佔大多數的事實，作者提出了美國走在世界前列是因為「靠收買人才起家」的獨特見解，從而警示華裔精英被收買的問題，讀來發人深思。〈美國精神與傳統文化〉（1989年2月21號）則比較了亞裔和美國人性格的差異，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亞裔是堅守型，美國人是攻取型。集體的協作，意見的一致性固重要，但是如果缺乏開創性，只有墨守成規，將一蹶不振；如果只是懶得衝鋒陷陣，而不懂得如何保存碩果，也是徒勞的」。而在異國的華人，很多能將兩種文化價值觀「擇優而取，兼收並用，在懂得守成之外，還學會進取的本領，攻守並用，相扶相持，便有如虎添翼之概」。這是立足本民族，在文化比較中得出的清醒認識。
此外，他在「文化穿梭」欄目中，也以比較的視點寫了一系列外國城市與外國人，如〈牛津之戀〉、〈美國憲法及其他〉、〈德國人與啤酒〉、〈巴黎人〉等篇目，都是有趣而有深度的文化散論。又如〈三分之一和半邊天〉一文，是潘耀明對香港和美國婦女參政活動的對比。他引用美國學者的觀點：「美國婦女僅佔三分之一天，香港婦女佔半邊天」，對比美國婦女從政的鳳毛麟角，香港婦女從事政治活動甚多，可謂港美婦女地位大比併，讀來饒有趣味。
潘耀明宣導反思和檢討的勇氣，鼓勵對傳統文化作出全面的省視和反思。因為「沒有反思，如何辨別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兩派學人的意見〉「文化穿梭」1988.11.10）。〈思想界的戰國策〉則關注內地新舊價值觀的大討論，把思想界、文化界的動態傳達到香港和海外，作者所持態度理性、客觀，時有獨特闡發。
潘耀明還關注社會轉型中的問題。他關注八十年代「後文革」時期的人心浮動和社會變化，並以文人的責任感對之一一診斷。〈人體畫風波〉（1989.3.10）和〈法理〉（1989.3.13）記錄了內地具有時代印迹的文化事件，如人體模特兒獻身藝術的同時，還面臨隱私權、肖像權的爭議，潘耀明記錄了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這一「風波」，引申出對人格問題、版權問題的思考。對於當時用行政手段解決版權糾紛的尷尬，他提出了完善法治的必要性，這是八十年代中國的一個頗堪玩味的歷史記錄。
潘耀明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它所批判的現象多是進入商品化社會後出現的人心浮躁、唯利是圖和環境問題。〈放過沈老一馬〉，批評台灣媒體不擇手段炒作名人，即使在沈從文老逝世時也要不失時機地大作文章，從中謀利。〈香港人太熱情？〉則批評香港媒體追逐名人，無孔不入地搭便車、蹭熱點。不管是港台還是大陸，其實他的批判鋒芒指向的是所有的華人。
〈新的尋金夢〉（1990.1.12），揭露了早年美國西部的尋金夢如今正在中國上演，尋金導致了生態毀壞，作者揭露了事態發展的嚴重性，直指貽害後代的環境問題。〈現代的盜墓賊〉（2019.1.19）則歷數了八十年代越演越烈的盜賣國寶的嚴重程度，指出這些人與西方盜墓者的不同是「前者挖掘的是人家的墓地，而中國現代盜墓者卻是盜挖自己祖先的墓地——敗家一至於此，夫復何言！」焦慮和擔憂之情力透紙背。
此外，潘耀明還關注兩岸盜版書的問題。他認為大陸、台灣互有盜版，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單向交流的惡果，雙方都無法去對方市場追蹤並追究，由此造成各自出版業的損失。因此，作者提出加強大陸、台灣出版業和知識產權的交流，對於當時的大陸來說，無疑是超前而具有建設性的見解。
總之，潘耀明涉獵廣泛，旁徵博引，縱論中西，有限的篇幅承載了廣泛的信息和智慧的火花。他的文化比較和文化批判，貫穿着反思歷史，關照現實的主脈。

結語
通觀潘耀明報章專欄文章，我們可以清晰地得出結論：潘耀明是集多種身份於一體的多面手。他是把中國現代文學介紹到海外的先行者，是堅持不懈推動文學的播火者。他見證了世界華文文學的發展歷程，是中外文學文化交流的溝通者和橋樑者，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者。
潘耀明還是一位文化比較和文明變遷的見證者和批評者，見證和記錄了兩岸四地文學、文化、出版等多方面的交流，也指出了社會形態變化中的諸般問題，並進行理性的反思和溫和的批判。他的反思和批判建基於「真」和「愛」的基石，因而是批評中有關切，反思中含體諒，情理交融，分析與展望並存。
潘耀明的人文情懷體現在對說真話做真事的「誠」、夫妻相扶相持的「愛」、山水割不斷的骨肉「親」、遠遊別離的鄉愁「情」的講述中，這些樸素的情懷和閃光的人格情操，在潘耀明的簡筆描畫下，已然產生極大的魅力。
潘耀明通過作家「人物論」所傳達出的品格，是中華傳統士子最重要，最難得，最長久也最有吸引力的人格情操，那就是愛中華、愛親人、愛文學、堅韌不渝、真誠淡泊等人文情懷。他把人物、文學事件、文學信息、文化比較，中國人的過去與現在都及時傳達給廣大讀者。多年的積纍和高水準、多系列的文化隨筆，使他的報紙「文化專欄」成為一個很難複製的文化品牌，匯集成一部個人化的獨特文學史，其在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地位和價值，值得研究者們繼續深入探究。


【註】：潘耀明先生在1997年以後還長期主持《大公報》專欄「文不加點」（1997.7～2006.8）和《文匯報》專欄「琴台客聚」（2006～今），都是每週一期的文化隨筆。限於篇幅，留待以後續寫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