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慧怡：嘉道理先生未圓的夢

提起嘉道理Kadoorie，有人會想到高尚 住宅區，有人會想到農場，有人會想到環 保工作，也有人會想到賺大錢的企業──地 產、運輸、豪華酒店和電力公司，可是很少 人會想到城市規劃。
嘉道理家族雖然在上海發蹟，但到了第 二代的羅蘭士Lawrence和賀理士Horace兄 弟，已經以香港為根本。兄弟兩人雖然生於 十九世紀，但人生軌迹卻緊扣着二十世紀的 香港歷史。我在大埔長大，因此從小就聽到 他們成立農業輔助會，幫助村民和難民的故 事；但關於羅蘭士．嘉道理在日本投降後， 馬上為香港的發展規劃作出大膽構思，卻是 最近才在嘉道理家族檔案中看到第一手資料。
嘉道理家族的祖屋本來在上海，日治時 期，日本人把他們在香港的家族成員也押送 到上海去，全家軟禁在祖屋雲石邸Marble Hall（現在的上海少年宮）。戰後羅蘭士． 嘉道理一面重新啓動在香港的生意，一面監 督重修祖屋的工程，港滬兩邊跑，卻不忘觀 察兩地重建的細節。一次，他在上海看見新 的勞工階層住宅區，覺得社區規劃和房子設 計都值得香港借鏡，於是不但向當地政府取 得設計草圖的副本，還找人做了一個房子模 型，回香港後，把草圖和模型交給香港政 府，讓他們參考。
這只是他思考香港規劃的一鱗半爪。

香港首次城市規劃
日治期間，香港不但經濟蕭條，基礎 設施也遭受嚴重破壞，戰後重建既需要 錢，也需要政策和規劃，香港的工務局完 全沒有這樣的人才，因此只有向英國政府 求援。1946年8月底，英國同意派出Patrick Abercrombie阿柏康比到香港視察。當時他 可以說是英國城市規劃的頭號專家，首都倫 敦和蘇格蘭首都愛丁堡戰後重建，都是按 照他提供的藍圖。他在1947年11月至12月 訪港，住在總督府，至於行程所需的費用 一千二百五十英鎊，則由英國殖民地發展及 福利基金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Fund提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雖然可以自豪 地宣稱是為正義而戰的得勝國，但抗戰帶來 極大的經濟打擊，幾十個大城市被德軍轟炸 得千瘡百孔，重建的經費浩大，是沉重的負 擔，國民直到1955年還實行食物和布料配 給，政府卻馬上撥款成立殖民地發展及福利 基金，可能有點讓人意想不到。可是，當時 英國各主要殖民地離心力愈來愈強，政府知 道假如要保住帝國，就得付出代價，殖民地 的民心取向成了考慮重點，而殖民地發展及 福利基金正是爭取民心的辦法，香港也因此 有了第一次作長遠規劃的機會。香港政府在 1947年1月成立房屋及城市規劃小組，就是從屬於這個基金，而向來關心重建的羅蘭 士．嘉道理，順理成章受邀請加入香港的殖 民地發展基金聯絡委員會，同時也是城規小 組的成員。
阿柏康比雖然在香港只有一個月，但他 引用了堅實的本地資料，不論是人口密度、 工商業區的擴展、連接港九交通（海底隧道 是他的主意）、回購軍方用地、維港填海限 制和市民嚴重缺乏康樂空間，都囊括在他的 初步報告書中。他有很多看法，在今時今日 還是正中香港的要害：例如香港到底可以容 納多少人口，港府無法控制移民人數，維多 利亞港不應無休止地填海，市區的軍方用地 應該收回作民用等等。
阿柏康比報告書把香港、九龍和新界分 為三種發展用途，基本上香港是商業區，九 龍是工業區，新界則是農業和休閒區；唯一 的例外是新界西，他建議在荃灣一帶填海作 工業用地。他特別提到九龍缺乏民娛空間， 倡議收回尖沙咀的軍營，改建為公園（也就 是今日的九龍公園），也說可以考慮在沙田 建第二個馬場。雖然香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 經歷重重波折，但回顧城市發展的大局面， 還能看出不少建基於阿柏康比當年的構想。
阿柏康比的初步報告書在1949年9月21 日提交立法會。他認為香港應成立「城市規 劃局」，全面策劃十年發展藍圖，預計需時 三年，期間城規局職員的薪金和其他開支， 估計是港幣一百零二萬五千多元，折合六萬 四千零八十五英鎊。考慮到香港的保安與防 禦開支浩大，城規局所需的資金將全數由殖 民地發展及福利基金提供。

世界旅遊中心：香港
阿柏康比訪港期間，羅蘭士．嘉道理在1947年11月28日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標題是「香港作為旅遊中心的可能性」。他既是香港的殖民地發展基金會員，又是港府城規小組的成員，當然是阿柏康比到港後接觸的頭一批香港人，而阿柏康比的初步設想，也會首先向他們透露。

羅蘭士．嘉道理在信中提出，與其為本地居民安排個別休閒區，不如考慮香港整體的旅遊發展潛力。他指出相對於別的大城市，香港得天獨厚：和煦的冬季，美麗的沙灘遍佈港、九、新界。他特別强調新界東部的地理環境可以媲美法國東南海岸French Riviera，而新界西部屏山、青山和屯門一帶的山巒景色，仿似從法國尼斯通往蒙地卡羅的Corniche環山路。時至今日，只要你環顧從吐露港到西貢海的海岸，也一定同意嘉道理先生目光如炬，比喻貼切得很。
他又說昂船洲景色宜人，又有美麗的沙灘，如果在那兒建大型遊樂設施，配合各階層人士的口味，吸引力可以媲美國際旅遊勝地，如紐約的Coney Island和英國的黑池Blackpool。至於往來交通，除了坐輪船，也可以考慮一石二鳥：建一道堤壩與港島連接，既方便往來，又可以為小船和遊艇提供避風的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他對大帽山的安排：日治時期這兒建了通往山頂的路，他認為應該重修，然後在山坡上建設一系列精緻的度假屋。這可不就是效法瑞士和奧地利的山區嗎？
羅蘭士．嘉道理心目中的遊客來源非常廣，近至廣州及其他內地城市，遠至東南亞和歐美各地。他還特別提到，香港除了風景以外，另一個賣點是傳統節日。他認為節日氣氛在中國大陸逐漸淡化，而香港政府一直支持本地慶祝中國傳統習俗，如端午龍舟競渡和農曆年的年花市場，都可以吸引國內旅行團和外國遊客參與。為了證明此路可行，他特別舉出兩個例子：香港慶祝英皇佐治五世銀禧紀念（1935）和佐治六世登基（1937）時，價格相宜的觀光團帶來了大批廣東遊客參與盛事。在他心目中，這是香港可以成為世界級的旅遊聖地的佐證。
要搞旅遊，對外交通自然重要，所以羅蘭士．嘉道理在信中也提及新機場（當時考慮的地點是深灣）和九廣公路。總的來說，把這份七十年前的構思對照今天的香港，最大的差別是新界景色被高樓大廈破壞了。至於廉價吸引內地遊客訪港，會造成甚麽可怕後果，實在不是當年只有百多萬人口的香港能想像的。
分析羅蘭士．嘉道理信中的細節，他集中描寫的是新界和近岸島嶼，似乎覺得阿柏康比的初步構思忽略了這些地方。嘉道理家族成員在外國名勝地區旅遊時，相信也和我們一樣，會聯想到香港景色同樣美好的地點；他建議香港作大規模的旅遊發展，基礎是他對外國的名勝相當熟悉。
嘉道理家族檔案中並沒有阿柏康比對這份建議的回應。事實上，甚麽回應也會變得徒然。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被問到他最怕甚麽的時候，有這句名言：Events，my dear boy，events（事故，年輕人，事故），這正好是1949年香港的寫照。
阿柏康比的報告書在1949年9月21日正式上了立法局的議程，但到了10月，一切都改變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湧進香港，香港政府面對千斤重擔，除了應急措施之外，還有多少精力搞旅遊呢？
對嘉道理兄弟來說，這項「事故」同樣是他們人生的轉折點。羅蘭士．嘉道理在給阿柏康比的信中，提及香港政府在粉嶺與香港大學合辦的實驗農場，可以擴大規模，作為展覽東南亞農業未來發展的櫥窗。這在原信中只算個註腳，但嘉道理兄弟面對1950年代無家無業的內地難民時，卻把這個註腳發展為他們最成功的慈善事業：農業輔助會的目標不是救濟難民，而是幫助他們自立謀生，因此成為香港向國際社會展示的一面櫥窗，不論英國皇室還是美國總統訪港，都要到那兒參觀。1962年，嘉道理兄弟獲頒有「亞洲諾貝爾和平獎」之稱的Magsaysay獎，羅蘭士．嘉道理1974年封爵，到了1981年又成為第一位進入英國上議院的香港人，究其根本，農業輔助會是主要基石。

英聯邦公園：康樂園
1960年代，羅蘭士．嘉道理又再向政府提出前瞻性的城市規劃藍圖。1965年3月15日，他寫信給當時的輔政司戴斯德EdmundTeesdale，只談一件事，那就是康樂園。他開宗明義說：「上星期六我參觀了已故李福林將軍的花園，一般人又稱它為康樂園農場。……這個美麗的果園鋪排有序，老樹甚多，有個小湖，還有柏油途徑通向不同的望遠觀光點。」

信中提到的李福林將軍，是廣東軍閥，在1917年反對袁世凱的護法運動中，孫中山在廣州任大元帥，李福林的部隊是大元帥的親兵，他是親兵總司令。1920年代中期他當了廣州市長。在那軍閥割據的年頭，廣州雖說是革命軍基地，但內部紛爭很厲害，據說他不認同蔣介石的做法，這樣的市長不好當。李福林1927年底因為鎮壓廣州起義，終於下台，退隱田園，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務農，以陶淵明自況。他的農莊大門旁有來自王維詩的對聯：「門前學種先生柳，道旁時賣故侯瓜。」
八年抗戰期間，日軍想收買廣東守將，向李福林入手，卻被他用反間計弄得損兵折將。1941年日軍佔領新界後，第一時間要緝捕他，還好他當天剛好在九龍，趁機會逃亡往大後方，日軍抓不到人，把他的農場沒收了，改名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管理大埔農場」，日本人投降後才物歸原主。到了1949年，位於大埔公路的康樂農場就成了李福林終老的地方。廣東省的軍閥到香港避難的不止他一人，但說到晚境適意，還得首推這位二十世紀棄槍務農的「識耕老人」。
十世紀棄槍務農的「識耕老人」。李福林在1952年去世，就在康樂園內下葬，他的後人依然住在園中，繼續經營，直到1970年代初。我小時候，家裡夏天吃的荔枝多半是康樂園的產品，也有幾次隨父親到他們的果園。李家住的小洋房簡單舒適，不講氣派，夏天待客還是用熱茶，大家聊天，等茶涼了再喝，一派從容的格調。可是，經營果園勞心勞力，收入又不斷受廉價進口貨打擊，所以他們終於打算把產業賣掉。我憑着小時候的印象，以為他們尋求退路是在1960年代末，可是羅蘭士．嘉道理這封信卻說明，早在1965年李家已經想到結業。他信中這樣說：「據我瞭解，此物業將要出售，很可能會分割為若干地段賣出，要是真的那樣，多年培育的老樹恐怕都要砍掉，苦心經營的花園也要毀了。有鑒於此，我建議政府考慮公衆利益，斥資購買這個景色美好的地方，闢作香港人的『英聯邦公園』。」
李福林農場在大埔道18咪，靠近林錦公路的交匯處，那時候嘉道理兄弟的農業輔助會就在林村，相距不遠，當然消息靈通。為了保住這個在香港罕有的龐大花園兼果園，羅蘭士．嘉道理採取了頗不尋常的做法，他給輔政司戴斯德的信件副本同時發給四名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要員，分別是利銘澤Dick Lee、鄧律敦治Dhun Ruttonjee、羅理基Alberto Rodrigues和姬達JackCater。他顯然希望盡快引起港府最高層的關注，甚至不避向輔政司施壓之嫌。
當時任輔政司的戴斯德有豐富的香港和新界經驗，1941年底日軍入侵香港的時候，他是本地英國駐軍的少校，逃到中國大陸後加入BAAG（British Army Aid Group英軍援助組），負責訓練當地游擊隊，專門收集敵後情報，據說頗善於和中國隊員相處。戰爭結束後，他回到香港，曾經出任新界政務司，也是農業委員會的成員，對新界應該很熟悉，對頗有名堂的李福林農莊不會完全沒有印象。可是行政和立法局的成員未必知道這個地方，所以羅蘭士．嘉道理特別說到香港島有植物公園，九龍區的居民也需要同類的休嬉地方，顯然是讓議員們明白康樂園農場的規模和性質。最後，他連這個設想中的「英聯邦公園」對外交通也安排好了：「此產業交通便利，汽車和巴士都可以直達，而且通往上水的火車軌道貫穿其中，大可以在公園範圍內設一個火車站，連接九龍，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和相宜的火車班次。」
1965年3月16日，戴斯德給羅蘭士．嘉道理寫了極簡短的回信，說「會安排有關部門盡快研究此事」，似乎是典型的官樣文章。戴斯德在同年離任，離開香港，嘉道理的歷史檔案裡沒有再提到「英聯邦公園」。當年香港政府已經收回尖沙咀的軍營，也許想法是將來有一個九龍公園就夠了。
1970年代李福林的後人和發展商合作，在康樂園建「低密度」住宅，十多年建成了差不多兩千棟房子，讓人想起英國有名乏味的新市鎮MiltonKeynes。對當事人來說，這是最具經濟效益的決定，而他們賺錢之餘，也想到以公益事業紀念先人：現在大埔體育會的李福林體育館就是得到李家支持而建成的。當年大埔體育會申請政府撥地和籌措捐款時，正、副主席是黃源章和我的父親，因此對這件事頗有印象
事隔幾十年了，我每次路經康樂園附近，就會想起小時候曾在那一片果樹下聽蟬鳴。假如1960年代羅蘭士．嘉道理的「英聯邦公園」願景能夠實現，那麽從林村到大埔墟就完全由綠化區連接起來：佔地幾十畝的「英聯邦公園」緊接着梅樹坑公園，然後沿着林村河到大埔海濱公園；這樣的規模，相信連阿柏康比也會為此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