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芬：卡夫卡式布拉格

 在布拉格的早晨醒來，我還沒有變成一隻甲蟲。

這座波西米亞首府的故事太過豐厚，移步換景，幾個世紀的歷史藝術宗教政治之種種全都糅雜在方寸之間。體會布拉格，需要些耐心，如同尋寶者的耐心，才能在不同建築空間裡挖掘歷史所隱埋的線索。否則，很容易讓人走馬觀花不知所措。然而，直到我踱步到瓦爾塔河邊，直到那層層疊疊的城堡撲面而來，「猶如一個患着憂鬱狂的人，原來應該把他鎖在家裡最高一層的房間裡，結果卻從屋頂鑽了出來，高高地站立着，讓世界眾目睽睽地望着他。」（《城堡》），我這才明白這是卡夫卡的布拉格。而我在這座城的「卡夫卡日」便是逡巡於滿是鵝卵石的舊街道，在原址和複建的樓群裡尋找卡夫卡及其筆下人物的影子──或許這就是向作家致敬的最好的方式了吧。
1883年7月3日，巨蟹座的弗朗茲卡夫卡出生在舊城區的麥瑟街和卡普洛瓦街交接的路口的塔樓，可惜我到的時候，這座太過於破舊的樓正在維修，除了貼在玻璃窗上的卡夫卡咖啡館的海報，懸掛於牆上的K的頭像已經看不見。
K的一生大都活在舊城廣場的四周。他出生在中產階級家庭，家境也算殷實，父親在舊城廣場的不同角落買了店面。六歲時，他們家搬到五百米之外的「分鐘屋」（N04）。樓的外牆上仍保存着古希臘神話故事的灰泥刻，一層如今是一家意大利餐館。
K就讀的德意志男子小學在曼斯納街（Masná Street，地圖上的5號），離家十分鐘的距離。每早女傭帶着他從家到學校的路，也是日後他給情人蜜倫娜的信曾描述的路，便要經過十五世紀新教徒領袖胡斯（JanHus）的信徒發動三十年內戰所聚會的廣場（舊城廣場），經過立着城中最古老的教堂之一的提斯教堂（Church of Our Lady before Tyn），經過他中學和大學時代要住的閣樓（N07），經過他四年後就讀的德意志阿爾斯泰中學（位於現舊城廣場金斯基宮內，N08），經過他日後創作出《飢餓藝術家》和《約瑟芬，女歌手或耗子民族》的奧拜爾樓（N26），以及他日後參加當時捷克知識分子常去的芬達女士的沙龍所在地：麒麟樓──當時在布拉格教書的愛因斯坦也曾是麒麟樓的常客。只是，六歲的K走在這條路上的時候並不知道日後這些空間對他的意義。那時的K想的更多的大概是校園裡的冷漠，同他在日記中所描述的：

 「我們這兒的學校有點奇怪，人們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論，然而卻以冷漠的、幾乎沒有內容的、不可摧毀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動物般自以為滿足的無所謂的態度出現，這種自以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無所謂態度我在其他地方從未遇見過，當然，無所謂態度在這地方也是保護自己不被恐懼和負疚感摧毀神經的唯一工具。」

 這條路往東南方向六七百米，便是 K 高中畢業後就讀的查理 - 斐迪南大學 （Deutsche K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 N10），也仍舊離家不遠。在這裡，他先學 化學，後轉學法律。因為父親認為法律是日後找工作的保障。對卡夫卡而言，學習法律卻是因為法律課程長，他就可以在學校多呆一陣，以便學習德語與文學。這位學霸曾在日記裡描述這樣的妥協：

「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於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將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可惜的是，這位以德文寫作的猶太人，他的作品在生前並不受歡迎。其實K用德文寫作並非他的捷克語不好。他就讀的德意志阿爾斯泰中學是一所面向古典文學的文法類學校。他在那裡學了八年的捷克語，成績斐然。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德語還是捷克標準語言，是精英階層的語言，是比捷克語更高一等的語言。K的父親，精明的猶太商人，自然從小就讓K學習標準德語。但是，在一戰以後，捷克社會對德國，尤其德語，極其反感。高漲的捷克民族意識讓本土的知識分子要求復興捷克語，文藝界也努力開創本土藝術，第一部捷克語歌劇的創作便是本土語言力變成陽春白雪，爭取精英階層的例證。加之，K的文字又超越當時時代。《卡夫卡傳》的後記裡的一篇曾這樣描述卡夫卡在故土的失落：

 「卡夫卡懂得從一切事物中提煉其閃光的一面。就像人們走到了陽光照耀的海邊，海面上顫抖着成千上萬發亮的小浪花――由於刺眼，人們不得不閉上眼睛，以尋找較弱的光線。」

 即便如此，這位身高一米八一的瘦弱男子終其一生都認為文學是他唯一的天職。他在1912年3月的日記裡寫道：

 「我恨一切與文學無關的東西， 交談使我感到乏味（即使是關於文學的也罷），拜訪使我感到乏味，我的親戚們的痛苦和歡樂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裡去了。」

五年後，他獲取法學博士學位，隨後曾在兩家保險公司工作。可惜工作後，K在空間上仍未能與父親家拉開距離。公司在舊城廣場周邊，十五分鐘的步程，就能到他在舊城廣場西北角的公寓。而日後他曾短暫居留的黃金巷22號，也都在步行半小時的距離裡。他的公寓如今已是洲際酒店，酒店的頂層是酒吧和餐館，不僅可以遙望城堡，還能俯視布拉格全城。只是這樣的美景也沒能削減K對早九晚五式官僚體系的工作的深惡痛絕。寫作於他，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寫作對他來說，是解脫，是救贖，是「祈禱的形式」。於是，變成甲蟲的推銷員薩姆莎；莫名被捕接受審判的K，判決中對父親畏懼順從的奧格爾和發怒要判決淹死兒子的父親；以及被父母放逐到美國的羅斯曼都在這兩座公寓裡誕生。 
在這麼小的布拉格──二十分鐘能把市中心走遍的城市裡，K每隔四五年就搬次家。但是，即便如此，K終其一生未能在空間上與父母家拉開距離，直到他生命的後期，因為生病而離開布拉格。最終，離家最遠的估計是他的墓地。他的家人，他的文學朋友圈，包括他筆下的人物都活在舊城廣場四周。日後，很多「卡夫卡學」的學者將其文學風格與即有控制慾的父親和工作中的官僚體系的壓抑相關聯。而K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缺乏一個空間上的緩衝或許是他成為卡夫卡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如果說布拉格的空間造就了卡夫卡，那麼布拉格之外的空間創立了「卡夫卡學」。只不過，卡夫卡學裡卡夫卡是否還是卡夫卡？K的校友──同樣畢業於查理大學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就曾在他的《被背叛的遺囑》中，嚴肅批判「卡夫卡學」。昆德拉舉例考證比較了不同版本的翻譯，並批評了K的摯友馬科斯勃羅德（Max Brod）在發表卡夫卡作品時所加的序言。在昆德拉看來，這些序言中的解讀違背了K的本意。而後世的「卡夫卡學」就更是將其文學和其自傳與宗教太過緊密聯繫，以至於忽略了他所開創的文學形式的重要性。──這樣的重要性曾讓馬克薩斯驚嘆「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更不用說，再後來的「卡夫卡學」學者將研究糾結在卡夫卡的性取向，以及他的可能的精神分裂症等──這些「卡夫卡學」早已經與卡夫卡的文學毫無關係。
我並不研究卡夫卡，也無力考證評判「卡夫卡學」。在有限的閱讀裡，卡夫卡學在中國的一波三折就更是與卡夫卡沒啥關係。曾艷兵的《卡夫卡研究在中國》曾詳細描述卡夫卡在中國的發展：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茅盾。在1923年10月發表在《小說月報》的文章中，茅盾介紹《奧國現代作家》中提及「卡司卡」，隨後，趙景深在1930年譯為「卡夫加」，1936年趙家璧譯為「考夫加」，直到1944年孫晉三撰文專門介紹，「卡夫卡」成為標準譯名。從1948年葉汝璉翻譯卡夫卡日記片段開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翻譯的各個小說，卡夫卡文學在中國大都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在「內部發行」。直到八十年代初，卡夫卡的文字隨着當時的文化熱潮，才開始成為文學影響了一代中國作家，甚至被選入中學課本。而如今「卡夫卡式」更是成為一個時髦的詞，似乎所有能被解釋的和不能被解釋的都是，或都將成為「卡夫卡式」的。
即便昆德拉對勃羅德的序言嚴加批判，勃羅德仍當之無愧是K的頭號粉絲。他不僅對K的每一個文字「瘋狂崇拜」，以致違背其遺願，讓後人能讀到這些文字。其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對K的繪畫推崇備至，一度把K的繪畫與保羅克利（Paul Klee）和Alfred Kubin相比。勃羅德認為K的繪畫既有現實主義者的良知又是幻想世界的創造者。他從K的廢紙簍裡拯救出的草圖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無形繩上的黑色木偶」的組圖。這組圖也被稱為「六個小黑人」，經常被用來作為卡夫卡小說的封面圖。每一幅都彷彿是字母K的變體，更是K對自己的描述。我尤其偏愛右上角那一張圖：K在辦公室裡處理諸多保險條款之後，把手搭在書桌上，垂頭喪氣。這樣的沮喪，K在1913年3月寫給女友 Felice Bauer的信中提過，在《審判》中描述65過，也在他自己的日記中描述過：

「……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為文學勞動而準備的，這種勞動對於我是一種神妙的輕鬆，一種真正的活力之表現；而在這辦公室內，起草一篇該死的文版卻必須從我有能力享受這種幸福的軀體上活生生地奪去一塊肉。」

或許，很多文人在面對官僚體系時，都有過這樣似曾相識的垂頭喪氣吧。

經年之後，布拉格之外的「卡夫卡學」終於把K帶回了城堡。只不過，卡夫卡的空間從他幾乎不曾離開的布拉格，經過他不曾到過的國際社會，最後回到了他不曾想到的馬克杯和T恤上。很多人批評布拉格把卡夫卡商品化了，彷彿那些印在馬克杯和T恤上的流行卡夫卡對不起閃耀在文字裡的真卡夫卡。卡夫卡博物館也不得以承認「卡夫卡」被市場化作為展覽的無奈結語。真的滿城盡是卡夫卡麼？其實在面向大眾遊客的紀念品商店裡，還是很難見到卡夫卡的紀念品。時至今日，年輕世代的捷克人仍在抱怨「不知道為甚麼他的文字如此壓抑」；年長一代的也坦言，對卡夫卡的熱愛也只存在於知識分子圈裡。市場只不過讓普羅大眾可以有更便捷的方式知道K的存在，而至於如何解讀K的存在，這該是教育的範疇了吧。真是不知道K在面對如今對自己的諸多「卡夫卡式」的解讀，會作何感想。
要離開布拉格的時候，被困在機場十二小時無法起飛。於是，回到《變形記》的誕生地，寫完這些文字。其實無論做甚麼，能做到極致，百年之後就也會有像我這般的陌生人千百里之外來找尋拜祭。畢竟，「最好的旅行，是在陌生的地方，發現了久違的感動。」（昆德拉《生活在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