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楸帆：刻舟記（V2.0）

從深圳北到西九龍搭高鐵只需要二十三分鐘，出隧道之後，車窗外的景象卻像倒退了半個世紀。我望着與童年記憶別無二致的石屎森林，時間似乎被困在了這座七百萬人口的城市裡，停滯不前。
港科大的吳樂天博士已經在出關口等着我。好笑的是，來自上海的他開口第一句話卻是粵語，而我卻選擇用普通話問候。久別重逢，我們都努力給彼此營造良好印象，畢竟要在兩天內攜手完成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Miss梁，我已經訂好了龍鳳酒樓的茶位，給你接接風，你也很久沒回來了吧。」
「吳博士有心了，我想還是趕緊做事吧，兩天後大會就要在港召開了，上頭不想有甚麼閃失。」
「話說回來，這件事真的很蹊蹺，從他離開住處到登上高鐵，中間要經過一千多個智能攝像頭的盤查，怎麼可能？」
「1429個。」我補充他模糊的說法。「別忘了，他可是這套演算法的始作俑者。」
我們在談論的是我們共同的導師，也是這次隱秘行動的最終目標，神經行為—影像學權威劉劍威教授。他發明了一套演算法，能夠擺脫傳統神經影像學手段，比如MRI、PET及DTI對於硬體的過度依賴，僅從對象的聲紋、表情、運動姿態及行為模式的變化，來實現對高危精神病患者的亞型判斷，以及病情預防、監測及干預。這套演算法可以方便地被移植到任何一路當下通用的T2000深瞳智能攝像頭上，這也是一切的開始。
自從昆明火車站殺人事件之後，類似的大規模傷害一再發生，像是某種傳播途徑未知的傳染病。兇手毫無例外被定性為重度精神病患者，這讓政府部門與大眾陷入了情緒激烈的針鋒相對中。由於醫療資源匱乏，舊的精神病患者收容制度被廢除，而新的評判標準尚未建立，大量症狀介於模糊地帶的病人被推回給家庭，家人往往視之為洪水猛獸，只能放任自流。這時我完全理解他們的處境和做法。
劉教授的演算法給了雙方一個和解的機會。民間稱之為「神經演算法」，一來指代涉及到的人工神經網路技術，二來在中文更大眾化的語境裡，神經是對患有精神疾病的一類人帶侮辱性的稱呼。
這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名稱就這樣在網路上流傳開來。
我們開始最傳統的排查方法，從劉教授在港的親朋好友開始，他肯定不希望自己的生物ID進入系統，因此不可能選擇住酒店。可惜一無所獲，手機測謊工具顯示他們沒有隱瞞甚麼。
我努力將那些隨着走訪觸發的記憶關在意識外面，蟻巢般的大型屋邨，氣味陰濕的地下食肆、幽長走廊、生鏽閘門後充滿戒備的臉。我一邊痛恨着大腦的自動機制，一邊不禁讚嘆其高效精妙。那些記憶會把我拉回某個原點，將我這些年來艱難築起的心牆擊潰蝕破，那是我逃離香港的緣由。
「現在怎麼辦？」我們坐在大家樂裡，吳樂天吸着可樂，背靠着落地窗。卸下偽裝之後，他還是當年那個沒有主意的大男孩。
「你是被安排來接應我的partner，partner啊，不是茄哩啡（跑龍套、跟班），給點貢獻好不好。」我沒好氣地回他。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畢竟我只是個被臨時委派的研究員，又不是特工。
他突然大笑起來。「梁華嬌，你真的一點都沒變，還是那副港女做派。」
「哈你個上海小男人，幾時輪到你來教訓我。你忘了上學那陣，劉教授讓你組織大家看電影，你挑來揀去，次次都要我最後幫你拿主意⋯⋯」
我突然停下，呆呆地望着吳樂天。
「誰讓他那麼影癡，每次我挑的片子他都不滿意，還是你懂他心意⋯⋯喂，怎麼了，死機啦？」吳樂天在我眼前揮揮手。
在他背後鋪滿陽光的尖東街頭，神遊電影節的電子招牌不停變幻色彩。

我花了一些力氣才讓上面接受了我們的猜想，但還得靠自己，畢竟這是一項機密任務。
也許劉劍威教授跑到香港，並不是為了參加甚麼國際數字人權大會，而是為了看電影。
畢竟年輕時他也曾有過導演夢，只是在雙親的壓力下棄影從醫，但凡繁重的科研工作一有空隙，劉教授一定要去電影院看一場新上的戲。
「你真的覺得劉教授花這麼大的力氣，冒這麼大的風險就是為了看電影？」吳樂天將信將疑地看着我。
「至少現在我們把目標縮小到了全港十二座戲院的一百二十六場演出，而且⋯⋯」我把神遊電影節的排片單在檯面上鋪開來，用紅筆圈畫着。「⋯⋯這不是普通的電影節。」
「沒搞錯吧？」他看着被我圈出來的九部影片，後面都印有紅色小標籤，寫着「ISC專場」。「這不會是⋯⋯咱們當年用MATLAB做的那種ISC吧？」
我看着吳樂天，做了個「你猜」的表情。在傳統的fMRI裡，需要設置嚴格的實驗條件，包括參數化的啟動模型（parametric activation model），才能研究特定腦區功能與認知加工之間的關係。但這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情境相去甚遠，比如聽音樂會、聽媽媽講睡前故事，或者，看一場電影，都存在着諸多不可控的複雜因素影響，比如環境、心情、人際互動等等。
而ISC（Inter-subject correlation）的方法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在自然情境下，不同個體面對相同的刺激時，如果認知加工過程是相同的，那麼相應功能腦區的啟動模式也應該具有相似性。比如兩個人在觀看電影中的恐怖片段時，杏仁核區域被啟動的模式高度一致，那麼就可以認為，杏仁核與感知恐懼相關。
剩下的部分便是交給統計學和數學工具了。
劉教授曾經帶着我們做過許多ISC實驗，我猜這也許是他將興趣與工作融為一體的最好辦法，但那些資料處理工作着實讓人崩潰。
而如今娛樂業竟然把這項技術發展成了一種新的互動觀影體驗，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所以如果我與其他觀眾的ISC系數偏離超過兩個標準差時，就有可能看到分支劇情？」吳樂天讀着電影節官方網站上的說明。
「所以他們是把fMRI小型化到能塞進一個VR頭盔裡？」我的關注點和他完全不同。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方設法成為那個特別的人。」
「也許這就是『互動』的含義，你改變電影，電影也在改變你。可這並不容易，除非⋯⋯」
我們倆都沉默了，終於要正面問題的核心，那個引發這場逃亡和任務的原點。
「你真的相信劉教授瘋了嗎？」可以看出來吳樂天已經憋了很久。
「我不知道⋯⋯是他的演算法把他自己圈出來的，從那之後他就被隔離了。」
「你就那麼相信那套演算法？它甚至沒有經過足夠樣本量的內測！」
當劉劍威教授向他最得意的兩個弟子發出邀約後，我和吳樂天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我跟隨導師北上，在政府支持下將這項當時並不完全成熟的技術推向市場，讓它在所謂「野蠻生長」的環境中通過實際應用，接受過度競爭、適應生存壓力，最後完成自我修正和進化。這也是為甚麼中國科技行業能夠在過去二十年間實現巨大飛躍的原因，監管缺失和產業結構落後有時候並不完全是壞事，初生的牛犢也要比身纏鎖鏈的猛虎更有活力和衝勁。
更何況，我相信這些技術能夠幫助人們，過上更有尊嚴和安全感的生活。
而吳樂天選擇留在學校實驗室裡，日復一日地搭建他那精緻而宏偉的紙上殿堂。
「如果香港市民不是那麼頑固的話，也許我們現在就不用站在街頭，盤算着去哪家電影院攔截病人了。」
我冷冷回答他。帶有神經演算法的智能攝像頭遭到香港人的極力抵制，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個空洞的大詞，隱私、公平、人權。
儘管是土生土長新界人，劉教授經常用一個中國寓言諷刺同胞，叫做刻舟求劍。說的是古代有一個人坐船過河，把寶劍掉進了水裡，他就在船邊刻了個記號，說，這就是我的劍掉下去的地方，等到船靠岸了，他便從刻記號的地方下水找劍。
他說，九七就是香港人心中的那個記號，他們到現在還在水裡找劍，而歷史的大河已經滾滾向前。
而我只想說，你們根本無法瞭解，一個家被精神病人毀掉是怎麼一回事。

從黃昏到早晨，由元朗到西貢，我們跑遍了六間電影院的ISC專場，像是最狂熱的影迷。
出於保密原因，我們無法向影院管理人員提供任何名字、身份或者照片，只能扮演一對焦急尋找失智老人的夫婦，在獲得同情之後，靜悄悄地躡入黑暗中，憑藉銀幕的閃光仔細辨認那一張張只露出下半截的臉。
觀眾的肩頸都被座椅特製的橡膠護具所固定，以避免頭部位移造成的掃描誤差，頭上扣着一頂齊眉的銀色掃描頭盔，與座椅背後的線纜和處理器連成一體。
我猜錯了，他們戴的並不是VR眼鏡，而是特製的主動式快門眼鏡（activeshutterglasses），可以通過紅外線通信與熒幕的頻閃進行同步，從而控制液晶鏡片的透光度變化。雙眼的刷新率至少要達到60Hz才不會讓大腦感知到畫面抖動，那麼同一塊熒幕如果要同時呈現四路不同的動態畫面，刷新率就需要達到240Hz。3D畫面刷新率還得翻倍。
不得不說，這是非常巧妙的一個設計。既保留了集體觀影的現場感，又給分支劇情的呈現保留空間。
觀眾們似乎也習慣了這種新的觀影模式。每當關鍵場次即將到來，熒幕正上方會有綠色光點閃爍，觀眾們正襟危坐，盡量保持姿勢。光點轉為紅色，則掃描開始，每次持續六至十五秒不等。資料即時傳輸到椅背後的處理器，先進行矯正、去線性漂移、標準化，再將每個人的BOLD（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信號上傳到雲，計算在同一時間序列上的群組相關性系數，再將結果回傳到端處理器，經比對之後決定眼鏡能看到哪一組劇情。
在這種劇透式的觀影模式下，我們經歷了報業大亨的隕落、雨中曼妙的歌舞、破繭而出的怪物、血漿噴湧的大門。黑暗中很容易辨認出閃爍頻率不同的眼鏡，就像是月光下玻璃與貝殼的區別。
看起來進入分支劇情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般稀有而病態，可這些人裡沒有一個是劉教授。
我們呆坐在影院門口，最後的三場是在下午，而且是同時放映，即便我們分頭奔赴一家電影院，也很難趕上第三場，這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失手。那「你知道嗎？這套東西最早是東莞發明的，曾經在幾條大院線試運行過，最後卻一敗塗地。」
「因為監管嗎？」我知道在中國，接受文化創新的氣度遠遠比不上科技領域。
「因為根本沒人看得到分支劇情！」吳樂天自己哈哈大笑起來。「不好笑嗎？」
「會不會我們對劉教授的判斷根本就是錯的，只是自以為很瞭解他。」我感覺沮喪。
「刻舟求劍。」
「甚麼？」
「劉教授最愛用的例子。有一次你跟他在課堂上爭起來，你說有一些東西是不會變的，比如人，所以刻舟有時候是可以求到劍的。」
「我怎麼完全不記得了。」
「我還記得師門聚餐，你最喜歡吃龍鳳酒樓，這總沒變吧。」
我突然臉頰一熱，往事撲上心頭。億萬次刺激—反應刻就的神經通路，哪能說變就變呢，也許這就是人類大腦功耗如此之低的秘密吧。
「讓我們再從頭推演一遍。」我努力用手指梳理自己思緒般凌亂的頭髮。「如果劉教授真的瘋了，那他的行為模式已經不在我們熟悉的範圍內，上頭就沒有必要大費周章地找咱們倆，對不對？」
「邏輯沒毛病。」
「所以劉教授沒瘋，至少沒全瘋。對於一個被判定為瘋子的正常人來說，他最想做的是甚麼？」
「證明自己沒瘋。」「但是他又不可能去任何醫學機構，因為第一步就會被自己發明的演算法判定為精神病人。」
「第二十二條軍規。」吳樂天不合時宜地咧嘴一笑。
「所以ISC專場是他最好的選擇。」我得出結論。「他一定會去的。」
「可那些看到了支線劇情的人，他們也不一定都有精神問題啊，正態分佈的兩個標準差還是在正常範圍內的。」
「也許⋯⋯他也搞不清自己瘋了還是沒瘋？」「這聽起來就挺瘋的。可是我們還是來不及跑遍三家影院啊。」
片單上三場放的是同一部電影，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我看着海報上身段曼妙的旗袍女子，突然有了主意。
「走！去刻個舟。」我拉起了一頭霧水的吳樂天。

上頭終於動用關係，幫上了一個動靜不大但至關緊要的忙。
我和吳樂天被允許進入位於油麻地的百老匯電影中心（Broadway Cinematheque）中控室，這裡可以看到三場ISC專場的視覺化即時資料。其他兩場分別在銅鑼灣皇室戲院（Grand Windsor Cinema）和沙田新城市廣場的MovieTown。
工作人員緊張查驗着所有設備的運行狀況，大熒幕進入倒計時，就好像外面馬上要發射一枚飛向外太空的火箭，而不是上映一套關於婚外情的電影。導演出了名的苛刻，不允許在原版畫面上做任何改動，因此影院不得不在銀幕兩側豎起電子提詞板，提醒觀眾即將進入ISC段落。
這給了我們可乘之機。
我從來就不喜歡這部電影，倒不是因為影片本身，而是那些仿古街道和唐樓內飾，讓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那些母親還沒崩潰，父親還沒離開的日子。然後，痛苦的回憶便會像片中不期而至的密雨，朝我劈頭蓋臉地襲來，讓人無法呼吸。
吳樂天似乎看出了異常，關切地搭着我的肩頭，安慰說一定會找到老師的。
找到劉教授現在已不僅僅是個任務，對我來說，這意味着我們是否在用正確的方式去追求我們自以為正確的答案。也許那個刻舟求劍的人就是我。
終於來到那個經典的段落。
金雀餐廳（Goldfinch Restaurant）昏黃燈光下，綠色檯布和牆紙映襯出曖昧氣氛，舊時火車車廂般的皮卡座中，張曼玉旗袍加身，用小勺劃弄着杯中咖啡，對面的梁朝偉西裝革履，眉頭微蹙，眼神憂鬱。在接下來這場戲中，這對鄰居會在餐桌上袒露出生活的真相，兩人的另一半都有了婚外情，而出軌的對象竟然就是對方的另一半。
電子提詞板開始倒計時，提醒觀眾保持姿勢，迎接掃描。
倒計時結束之後，提詞板上猝不及防地出現了一句話，那是上面所能幫到我們的極限。
「劉先生，完場之後請到龍鳳酒樓小聚。嬌。」
這句幾分日常幾分無厘頭的話，與這個片段所要傳達的壓抑情緒格格不入，大部分觀眾會一哂了之，而劉教授的大腦會自動捕捉到幾個關鍵的信息點，調動海馬中的長期記憶，甚至掀起更為複雜的情緒反應。
我和吳樂天都看到了資料圖形中那個醒目的亮點。
「銅鑼灣！」我奪門而出。

從油麻地經紅磡海底隧道直達銅鑼灣只需要十三分鐘，前提是不堵車。出隧道之後，我看到了與記憶中毫無二致的最繁華的香港中心。
車上，我和吳樂天做好種種預案，應對可能發生的一切。
「你看，個體的行為是最難預測的，而一旦放大到某個集群尺度就變得極其可預測。」他這時候還有心思講課。
「可我們還是找到了他。」我傲氣地回答。吳樂天做了個不置可否的表情。
進入電影院時，片子已經放到尾聲。我和吳樂天分別從座位兩側開始，在黑暗中逐行尋找劉教授。所有的面龐都半掩在眼鏡與頭盔之下，閃爍着銀光，看起來毫無分別。我走得極其緩慢，生怕錯過或者驚擾到那個人。
我和吳樂天在同一排停住了。
那個人早已摘下了頭盔眼鏡，將自己的臉完全暴露在銀色反光中。他望着我，指了指銀幕。我順着他的動作轉頭。
銀幕上出現幾行引文，來自原著小說《對倒》（tête-bêche），在法文中專指一正一倒的雙連郵票。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懷念着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着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我又迅速望回那個人，生怕他憑空消失，可是他並沒有。
黑暗的人群中，完片字幕，劉劍威教授微笑着，似乎在說，不是你們找到我，而是我找到了你們。

（作者註：謹以此文紀念劉以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