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夢南：君子念陶然

上一年藝發局評審，仍與陶然同座，今年評審，陶然缺席。想不到今早打開手機，遽聞死訊。雖然有點突然，卻又沒有太大的錯愕。早於四五年前，已聞他身體不好，並想辭退香港文學的主編工作。關於香港文學，陶然其實是創辦人之一，後來離開，頗有微言，卻隱而不發。一直等了約二十年，方接手再編《香港文學》。平情而論，《香港文學》在陶然手上，編得比前任結實，於文風日下的大環境，團結了各方的文字力量，做了不少文類的專輯。人情稿、政治宣傳稿，明顯不比以前多。但局限於定位，雜誌不能走得太前，曾有文友抱怨自我審查，我總是站在陶然一邊說：「做到這樣已經不易了，連這個公開發表地盤也失去，香港文學更寂寞。」
我尊敬陶然，並不因為他以前經常發表我的詩作，而是因為他是文壇的君子。他是左派，卻無左氣。相交幾十年，未聞他批評過甚麼人，更遑論政治謾罵了。看在年輕人眼裡，這一種溫吞的人生態度無疑是和稀泥，但不可不知的是，陶然每一刻都在做文學的工作：編雜誌、編散文選、編當代作家合集，每一卷都是厚厚實實的，利用公司資源，為香港文學留下了大量的原材料。
君子之交淡如水，四十年了，我印象中從來沒有與陶然吃過一次飯，談話大多是約稿，約的多是配畫的七、八行短詩。朦朦朧朧，似有還無，我亦優而為之，即叫即傳。我寫給《香港文學》最長的一首作品是「歸去來兮」，得稿費一千二百元。那時負資產，稿費猶如楊枝甘露。
陶然、古劍與葉輝，是七十年代「體育週報」三好友，起步艱辛，養妻活兒，生活並不好過，卻堅持寫作，後來三人各自發展，皆有所成，都是香港仔過去的故事。如不「黨同伐異」，陶然作品，於香港早期寫實主義潮流中，應佔一席位。
陶然生於1943年，長我三歲。聞走並不傷感，他做了一生要做的，也是自己最喜愛的文學工作，應無遺憾然。如今他為自己畫下句號，如晚來春雨，今早簷前之水滴，圓潤悠然落下，那麼「得」的鏗鏘有聲――人生應如是，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