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 敏：遇見陶然老師

那夜，粵地陰沉，大雨滂沱，春寒陣陣。我躺在牀上翻閱微信群的消息，看到了陶然老師因病突然逝去的消息，一時愕然，百感交集。與陶然老師交往的點點滴滴，如春潮湧動於眼前，我忍不住流淚了。也許，我與陶然老師的相識不過是人海中的一次遇見，痕迹淺淺，可有可無，我仍決心寫下對他的懷念與感激。

初見陶然老師，似在2001年一次春日的學術旅行中，那時，我還剛考入暨大讀研不久，是新人，對華文文學的人與事都生疏，見到活生生的學術前輩和作家們，總覺得他們與文字世界裡的形象有所不同，難免隔膜。陶然老師的幾部小說集和他主編的《香港文學》，我是讀過的，也略知他在香港文壇的影響，但見到人群裡神情淡然、不苟言笑的陶然老師，竟不敢造次上前，只是遠遠望着。後來見面多了，彼此也不過禮節性地問候一聲，從未多聊。憑藉模糊的感知，我甚至得出結論，陶然老師並不是那麼容易親近的人。可後來的交往卻打破了這一印象。那是五六年以後的事了。我寫一篇論文時，想瞭解有關《香港文學》的一些史實，便試探着給陶然老師去了封電郵，竟沒想到，他回信迅速，回答極為詳實，言辭溫雅體貼，原來，在他看似淡然的外表下，有一顆火熱寬容的心。從那以後，我們之間有十餘年的郵件往來，主要是我請教，他回答。我問的也多是一些瑣碎平常的事情，可陶然老師總會及時回覆，從未有過厭煩之言，偶爾還來一些幽默的對白，讓我如沐春風。現在想起來，陶然老師作為主編是很忙的，哪有那麼多閒工夫回答年輕人源源不斷的問題呢？可又想，對歷經滄桑的陶然老師來說，成人之美，提攜後進，當是他樂意為之的事，故寧可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也不肯讓年輕人失望吧。
陶然老師是個優秀的作家，也是個優秀的編輯人，他視野開闊，兼容並蓄，《香港文學》在他的着力耕耘下，有着海一樣的情懷。刊物既能推薦大家，關注文壇風向，又能發掘新人，蓄養文學後勁；既立足文學創作，兼顧文學批評；在紥根香港本土的同時，又能放眼華文世界。一本文學刊物能有如此視野與成效，實屬不易，作為主編必然要耗費心力，更重要的還是要有不凡的情懷與視野。我親歷的兩件小事可見陶然老師作為主編的胸襟。我的博士論文中，對陶然老師發表在《特區文學》的一篇小說，曾做過概念化的批評，他看過後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是個嚴厲的批判者」。可當我博士論文正式出版時，《香港文學》的新書引薦專欄還是做了簡介，可見他是個坦蕩蕩的君子，能接受各種批評的聲音。2017年，楊絳先生去世，陶然老師向我約稿，請讓我寫一篇紀念性的論文，我有些猶豫，他說：「你在《文學評論》上寫的批評楊絳的文章很有意思，不用推辭了，寫寫看看」，因這篇言辭有些激烈的文章，我受過身邊一些楊絳迷的嘲弄，有人甚至斥責我是信口開河；陶然老師的讚許讓我有些感動，我心裡想，難道他和我對楊絳老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可後來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陶然老師因錢瑗之緣，與楊絳先生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聯繫，對她非常尊重和敬仰，他能肯定我那篇文章，當有愛護提攜小輩之用意，但更說明他能容納不同於己的觀點與立場。我想，正是陶然老師海納百川的主編視野，讓《香港文學》幾十年來，一直成為開放的文學園地，為香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融合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陶然老師朋友多，人緣好，受年輕人敬重。我每次在會議現場遇到他，總見他與三五人在一起聊着；我看慣了他被一群年輕學子包圍的熱鬧，竟不能想像他獨自一個人的樣子。2013年，在惠州召開的香港文學研討會上，我作為承辦方的代表，敲開他居住的門，準備和他聊聊會務瑣事時，卻見到了陶然老師一臉的寂寞和困頓。那日，他聊起香港文壇的一些事，表現了隱隱的憂慮。我們都知道，陶然老師對香港文學瞭解極為深入，也有着更多的期許，常聽他在大小會議上呼籲：「大家多關注香港文學，多寫一寫香港文學的研究文章」，而他自己就是身體力行者。也許，在人心浮動的社會，做實事的人，總歸是有些寂寞的了。我常想，陶然老師做事從不張揚、腳踏實地，可本質上還是一位具有理想氣質的詩人。然而，正是詩人感時悲世、有所作為的天性，讓陶然老師不顧歲月將老、不畏路途艱難，不懈努力着吧！
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是緣份。如我一般已入中年，或是更年輕的學子，若能遇到像陶然老師那樣淳樸至真的老前輩，就如有了照耀前路的燈塔，受益自匪淺。我慶幸在年輕的時候，遇見了看盡世事，卻依然熱誠的陶然老師，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我也相信，在華文文學這個大世界裡，有過很多這樣的遇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麼多年來，正是幾代人執著耕耘，撐起了華文文學的夢想之廈，使後來者能有所蔭庇，發展更為順利。對這些逐漸遠去、老去的前輩，我們怎能忘記？又如何緬懷追憶？無疑，在文學的園地裡，後來者的行動也是勝過千言萬語的。
寫到這，我依然不敢相信，陶然老師已經離開了我們。在這濕潤和煦的春光裡，我願意相信的是，他只是出門遠行一趟，走在沒有終點的文學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