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善標：人生總是不容準備──悼念陶然先生

那幾天捧着Robert Darnton《閱讀的未來》臨急抱佛腳，但委實不是可以專心的環境，螢光筆抓在手裡，久久沒有派上用場。 書買了好幾年，作者和課題都吸引，就欠一個鄭重打開的迫切理由。現在有了，卻來得措手不及。
這書英文原名叫The Case for Book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顧名思義談論書籍的過去、現在、未來。我最想知道電子書和互聯網對紙本書有怎樣的衝擊，兩種 「書」對閱讀、寫作，以至信息本身，有甚麼不同的意義，可是明明作者開卷就承諾「為那些試圖穿越知識畫卷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就是穿越不了。
這當然不能算入陶然兄的賬裡，他不過是好幾個月前約我在一個講座系列裡談談「關於紙本閱讀」。那時預計今年不會很忙，沒有細想就答應了，只暗笑題目未免太古意盎然，正配合出題者的形象。未料到主辦的公共圖書館獻出新猷，希望講者預先撰文一篇，在活動前放到網上或印發出來。猜想是宣傳手法吧，這樣做很合乎情理，不過政府機關的程序總是異常複雜，截稿日竟早在演講之前的兩個月。那時碰上了母親突然入院，圖書館的聯絡人體貼地說不必理會限期了，但我實在需要隨身帶着一本讀物來鎮定心神，《閱讀的未來》就這樣陪伴了我幾天。

除了講座，陶然兄還約了我今年夏季在他主持的青年散文創作坊客串一次。這已是第四年參加了。頭一年他分配給我的題目是「哲理散文」，我脫口說能不能換成「說理」呢，因為非常不喜歡那些不湯不水的「哲理」。他不以為迕，任由改動，我故意選了些距離「哲理」很遠的文章作示例。翌年他又找我，仍是談議論文，有些作品我依舊選入。最近才猛然醒覺，我或許選了些他不以為然的篇章。可是他沒有表示不滿。我一直認為他並非意見強烈的人，但有甚麼理由這樣認定呢？
最初應該是在某次文學圈的筵席上認識陶然兄的，一直很少聚會，多數是他以《香港文學》主編的身份打電話來邀稿。他邀稿也是開門見山的，哪個月有一個散文展，可不可以寫一篇。我問明了交稿時間，他就說再見了。數一數，過去十年間，我在《香港文學》上的詩文不過一打，已經是發表得最多的刊物了，可見如果不是他推動，我一定更寡產。
陶然兄的邀稿我也推辭過的，那是好幾年前約我寫一首和圖畫相配的封底詩。我說沒有把握一定寫得出來，他也不游說，但以後仍在辦散文展時算我一個。去年十一月初，收到電話，終於重提封底詩了，我忽然覺得有些信心，就接下了任務。我的詩文通常沒有庫存，但幾個月前恰巧寫了一首內容很個人的，覺得不適合發表，現在無妨看看是配甚麼畫，或者可以觸發靈感改成讓別人看得懂的。結果真的寫出來了，也結束了三年多無詩的日子。

別人真看得懂嗎？也許我不是有信心，而是不再在意吧。於是在心神不寧的日子又寫了好幾首。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小站之站──再和田泥〈生活〉

開往夢的列車陡然增加了許多站
我們各坐一線
苦於無聊中，踱到兩個車廂之間
獨自抵抗不斷呻吟的季候風
久久，像愁予所說，偶然
兩列並排停下的車上
我們互相發現了
那時燈光溫熱
暫撐開了厚厚的魆黑
但我們還是認得出來
有一團是母親
乳房上的腫瘤

在病房裡不能寫詩，只能看書。後來看書也不可能，因為母親不斷要扯掉氧氣口罩，直到最後兩天嗎啡的分量夠多了。
我終究沒有在那篇趕出來的〈大書是人生〉裡提到《閱讀的未來》，但心想四月的演講應該還是可以用得上的，再不七月的創作坊總找得着理由提它幾句，反正陶然兄不會疾言厲色。母親在大除夕的凌晨去世，從發現得病起只有半年，住院僅四十天。〈大書是人生〉是十日後寄出的，沒有逾期。不到一個月之後陶然兄遽逝，吃驚之餘想到他大概沒有看到那篇間接邀稿的文章，當然更不可能聽到四月和七月我東拉西扯甚麼了。人生總是這樣不容準備嗎？
母親終年八十一歲，陶然兄僅比她小五歲，可以說是我的父執輩。但我一直稱呼他陶然兄，完全沒有戰戰兢兢的感覺，一意孤行地表達自己。在我而言，這是最舒服的寫作狀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