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步釗：君子之交的一種——記陶然先生

晚上收到朋友在手機傳來陶然先生過世的消息，既感突然亦十分難過。認識陶然先生，當然還是因為他編《香港文學》，承他謬賞，過去多年刊物上的「散文大展」特輯，都會邀約我的稿件，日子久了，我也每年遷就調整，預留文章給《香港文學》，成了默契﹔近兩三年，他也邀請我在暑假為康文署的創作坊主講一課，雖然耗上昂貴的週末下午，我願意給文壇前輩的面子，而且到底是推動文學，於是又成了每年另一種的約定。
雖有默契和約定，但我和陶然先生私交並不深，從沒有私下相約茶敘飯局，只是偶然在文學活動場合會碰面。論資歷，陶然先生是前輩，不過每次見面，他都十分客氣，認為我是忙人，就常愛帶着笑容說﹕「知你忙，不過幫吓手！」他寫作資歷深，經歷背景和文學路途，跟我這成長在香港殖民政府前後的後輩，大不相同。我不愛飲宴典禮之類的應酬，因此和他見面最多的，都是文獎評審會議和研討會，不過每次也只閒聊三兩句，然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角色。陶然先生予人感覺很溫厚，不存在「眉梢眼角也在傷人」的才華自賞，亦沒有一副「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前輩氣習。他，容易親近，說話不多，說起話來也紓緩柔淡，我從未見過怒目睜眉的陶然先生，也沒有聽過他罵人。我和他年齡相距超過二十年，不同那些相識於青少年時候的文友。我們未必會推心置腹地交換心事，但互相尊重，因為他的親厚和善，見面總很輕鬆自然，無甚防範負擔，雖然不是深交，但君子之交，或者也是一種。
陶然先生擔任《香港文學》總編輯多年，孜孜用力。身為讀者，看見雜誌各方面一直平穩妥當，成為香港文學作品發表示現和交流發展的重要平台，貢獻很大。身為作者，我與他合作，感覺良好。他約稿辦活動，指示交代簡明清晰，合理而有禮貌，讓我感到他真心地認為我的文章寫得不錯。《香港文學》這些年來作者網絡寬闊廣泛，既要照顧雜誌本身的客觀條件和限制，而在門戶之限很深的香港文學雜誌群中，仍能讓讀者看得到眾多不同背景風格作者的作品，並且維持相當水平的文章質素，陶然先生的兼容並包，禮對作者，是重要原因。
草草盃盤，可記的人和事不多，只有感覺和印象。記得一次創作坊講座，我是講者，他是主持。雨中午後，我匆匆趕到，推門進入大會堂的活動室時，陶然先生已經坐在主持座位上，前面坐着零星的參加者。他沒有馬上把眼光望過來，只仍然出神地坐着想着，半晌才看到我，舉手招呼。這是我和他相交，印象很深刻的一個鏡頭，而且後來常常成為他在我腦海中的造像：坐着，不說話，若有所思，眼神定定地，落在不遠處的桌子前方。那是穩定的、明白的，不在尋找、不是擔心，只似乎正等待甚麼，也似乎要追憶甚麼，勘透甚麼。現在斯人去遠，天上人間，我還是在生活中冒失匆忙，陶然先生已磐坐遠岸，想仍然是一派的安靜，只是那不由自主的出神，間夾着落寞的目光，正不知投向何方！我沒有答案，只好借區區短文，向前行者送上敬悼之情。

2015年1月24日陶然先生在《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慶祝晚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