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稀方：陶然的告別

昨天下午深圳有一個讀書會，由王良和與陶然對話，這是一個香港年輕作家和資深作家的碰撞，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就相關問題和主持人周潔茹進行了溝通。然而就在昨天晚上，我還在想「對話」如何的時候？突然傳來陶然去世的消息。我不相信是真的，後來打了電話，才證實了消息。原來陶然昨天突然感到呼吸不暢，就去了醫院，然後直接就去了另一個世界。
我整個地就不好了。昨晚一直在給《香港文學》「陶然紀念專輯」組織稿件，藉以打發時間，緩解情緒。早上起來，我對太太說：「人說沒就沒了，做事還有甚麼意義？」今天必須首先寫完有關陶然的文章，才能重新安頓心情，面對今後。
說起來，陶然遽然離去，沒有病痛折磨，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件好事。只不過，給我們的shock太大了。其原因，我想了一下，是我們一直沒有注意到陶然的年齡。陶然心態非常年輕，和我等在一起稱兄道弟，插科打諢，完全平等，我們從來沒叫過他一句老師，都一口一個陶然兄。現在想起來很奇怪，為甚麼我們都忘了他的輩分？因此，他突然離去，讓我們覺得有點怪異。
回想這幾年，感覺陶然彷彿對自己有預感，他似乎早就在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了。幾年前，《香港文學》就舉辦了「《香港文學》創刊三十週年兩岸四地文學研討會」，這是陶然對《香港文學》、也是對於自己的事業的一次總結。陶然專門邀請我做大會總結，面對兩岸四地的學者，我覺得有點班門弄斧。為此也看了不少《香港文學》期刊，這大概也是我後來研究《香港文學》雜誌的開始。月前，《大公報》開始連載我寫的〈《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學〉，已經發表四期，下一期正是涉及陶然的部分，可惜他看不到了。
去年，陶然離開了《香港文學》總編的職務，讓年輕作家周潔茹繼任。他擔任顧問，輔佐周潔茹。周潔茹雖然年齡不大，但早就在內地成名，既有資格，也有能力，經過一年鍛煉，她完全勝任了。就在去年年底，周潔茹正式接任總編輯，幾個月後，陶然放心離去。
近來，陶然開始有意識地寫一些回憶性文字，涉及不少華文文學界的朋友，文章詳細描述自己與朋友交往的各種細節，這被劉登翰先生稱讚為活的華文文學史料。現在看起來，他竟是在一一和朋友敘舊，了斷此世緣分。
更神奇的是，今年春節他忽然自製了一個影集，總結自己的一生。收到的人都覺得有點奇怪，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最終的告別！我最後一次和陶然見面，是去年12月4日。香港三聯和《香港文學》舉行香港三聯版《小說香港》讀書會，陶然也親自來了。對話者除陶然之外，還有陳國球和劉俊。陶然雖然是主角，但他其實講話不多，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他講過甚麼了。所記得的是晚上招待我們吃飯，他們專門點了一道冒着煙與火的菜，蔚為奇觀。飯後告別，本已分開，陶然又回來了，為的是給我指地鐵在哪兒？望着他消失在燈光暗淡的街頭，我沒有意識到，這是我與陶然先生的最後一次見面了。
至於我甚麼時候和陶然認識的？已經很模糊了。陶然在文中說，也想不起來甚麼時候認識我的？但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據他說，有一次華文文學會議的時候，他來訪劉俊教授，而我正好和劉俊住在一個房間，這才認識了。他在文中提到，我當時說：「早知大名，但沒有主動去打招呼。」他感嘆「我有那麼可怕嗎？」作為作家的陶然果然敏感，這的確是我的特徵：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特別是不善於和名人打交道。認識陶然以後才發現，他雖然是名人，然而也是一個不主動的人。他世事洞明，然而少言寡語，有一種文人氣質。
據我的記憶，至少在2003年北京三聯版《小說香港》面世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記得他和我談論過這部書，並且提出過意見。這部書中對於他的評價，他並不是都認可，不過他還在次年的「第五屆香港文學節」上，隆重推薦了這部書，這是他的無私之處。
後來就經常聽到陶然先生的電話，是他為《香港文學》約稿。陶然經常抱怨，香港寫文學評論的太少，於是我就成了被拉稿的對象。陶然編輯《香港文學》時期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刊物之外又編了一套「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將刊物的精彩作品按照「小說」「散文」「筆記」等類型輯集成書。這套書出過好幾批，每次都要同時推出一個評論專輯，我也寫過幾次小說評論。
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陶然才放鬆下來，這時候你會發現他的冷幽默。有一次，在銅鑼灣會議上，晚上我們幾個朋友剛聚到一起的時候，陶然立馬憤憤不平地向我們譴責劉俊教授，「劉俊本來和我說話，一見到台灣美女和他打招呼，臉上立馬綻放笑容，屁顛顛地就過去，再不回來了，完全置老朋友於不顧！典型的『見色忘義』！」大家哄笑起來，劉俊教授漲紅了臉爭辯，於是四周立馬「充滿了快樂的空氣。」後來每次開會，都成了和陶然等朋友的聚會，至於會議內容倒反而記得不太清楚了。
陶然曾在文中提到，在南昌開會的時候，我們幾個正在咖啡廳聊天，忽然有一位海外作家走過來，對我說：「你很像我的初戀情人」，引起哄堂大笑，我大窘。從此，「初戀情人」就成了陶然取笑的材料。陶然的這篇文章，發表於《文匯報》，題為〈昨日紀．趙少爺〉，我一直有點納悶，我何以成了「趙少爺」，看起來我在陶然心目中必定是不太靠譜的，可惜現在已經沒有機會再問他了。
有一次聚會較為例外，快樂變成了淚崩。2013年9月28日，江蘇師大舉辦「陶然創作40週年研討會」。老朋友見面，大家照例很高興。不料，作為陶然北師大老同學的曹惠民教授，在會場PPT上亮出了陶然的一些老照片，並為之流淚動容，引起會場一片欷歔，讓大家完全跌入懷舊和感傷之中。後來我把這個場面發到了朋友圈裡，經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轉發，風行一時，無數人為之感動。
有了微信以後，和陶然的聯繫就更密切了，特別近來研究香港報刊和《香港文學》雜誌，頗多向他請教的時候，這些在微信記錄上都保存下來了。有些是資料方面的，如《香港文學》創刊時主編是如何確定的？開始的時候為甚麼左派的作品比較少等等。討論的話題，則比較廣泛，如有關於大灣區文學的，有關於香港作聯的，有關於劉以鬯的，有關於羅孚的等等。作為近二十年的《香港文學》主編，陶然有不少內幕，也有不少苦衷，和我說完以後，他經常告誡我：不能外傳，我在此也就不便透露了。
最近看到陶然有關於自己身世和認同困惑的文章，忽然覺得以前對於陶然的定位過於分明，陶然的不滿是有道理的。以前基本上把他作為南來作家的代表來談，談陶然在內地形成的價值觀與香港社會的衝突。現在想來，生長於南洋，就學於北京，創作於香港的陶然，與別的南來作家畢竟還是有差別的。這就讓他在內地背景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地方，那就是「離散」的眼光。所謂離散，既有文化遊離之苦，其實更有由不同文化所帶來的超越性眼光。
陶然前期有一部中篇小說，題為《天平》。這部小說於1984 年在馬來西亞《星州日報》和大陸《台港文學選刊》創刊號發表後，因為較早涉及「九七」而引起爭議。這是一部愛情小說，涉及香港年輕女性楊竹英對兩個男人的選擇：她對黃裕思較有感情，但連福全卻能夠帶她移民美國，逃避「九七」，於是她選擇了黃裕思。這種結局不能為左翼的評論所接受，論者批評說：小說人物不典型，像楊竹英這樣崇洋媚外的女孩在香港很少。後來我們知道了，陶然是清醒的，在那個年代能夠超越於意識形態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香港文學》的編輯上，陶然的「離散」的特色也很明顯。2000 年陶然主編以後，取消了《香港文學》以括弧註明國籍的做法，不過所編的國別華文作家專輯比以前反而更多了。除台灣、東南亞、北美、歐洲、澳洲幾大塊以外，在《香港文學》發表作品的華人作家還有來自於澳門、日本、南美等各地區的華人作家，地域相當廣泛。這種選擇顯然與陶然本人的背景有關，事實上也涉及到香港文學的獨特定位。香港回歸後，有人認為它已經成為中國內地的城市之一，成為省籍文學，重要性下降。其實不然，香港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這一點無可替代，也是它對於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
正因為如此，我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文學研究。然而不幸的是，近年來香港文壇連續痛失也斯、劉以鬯、金庸幾位作家，這次又輪到了陶然。這四個人說起來非同小可，劉以鬯和金庸是1949 年後香港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翹楚，也斯和陶然則分別是第二代本土作家和南來作家的代表人物。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作家，竟然同時離場，這對於香港文學無疑是一個摧毀性的打擊。香港文學的前朝，快要被風吹雨打去了。

                                                                                                                                                                                                                                                                                                                                                                       2019年3月1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