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 草：文學因緣

陶然先生第一次向我約稿，是用筆寫在信紙上，空郵從香港寄來我這兒。那時節，我寫稿便是提起筆，把字一個又一個的寫在薄薄的、印了格子的原稿紙上，原稿紙的邊沿印着的是「香港上海書局監製」，想是特製給海外寫作的人用的，稿寫好了，航空寄出，因分量較輕，郵費便可少付一點。那時節，實在難為了陶然，不僅要耐心看我手寫的文字，有問題了，他要費時間寫信以空郵寄過來，然後還要等我回信，他從沒有埋怨，倒是我自己不好意思了，又覺得有「追上時代」的必要，看着別的寫作朋友均是用電腦工作的，再想想用電腦寫稿確實是有一百個的好處，我也用上了。不久，香港上海書局再也不印製那種薄質的、寄航空用的原稿紙了。陶然不用看我的手稿，不用空郵寫信給我，定是舒了一口氣，從此我們在聯絡上快捷得很，實在方便得多了。陶然繼續向我邀稿，我也繼續寄稿給他，又過了許多年，但我們始終是緣慳一面。一向，我還以為他不在意這一點，於是當我看到他在第311期《香港文學》的〈風吹草低〉一文中說：「幾次到巴黎，有心拜訪蓬草，但都不成事，一來我行期怱怱，二來她也難於聯繫，據說她忙，讓我不好意思打擾」。我才吃了一驚，不明白為甚麽是這樣。我急着在電郵中告訴他，我知道的是有一次他來巴黎，参加「書籍沙龍」後，他出席了一次人們替他送行的設宴，關於這個宴會，事前，沒人通知我，我不知情。陶然明白了，不僅釋然，還把他寫的散文「咖啡巴黎」寄給我看，我們便約定了，下一回他來巴黎，我們一同去喝咖啡吧。沒有這個機會。如說在人的一生中，即使有心，還是趕不上、遇不見某一個人，這是很無可奈何的，只得安慰自己，說一切該隨緣隨份，但心中總有遺憾的感覺，如今更是非常難過了。
雖然不曾面談，陶然在《香港文學》寫的文章，我全看了，每一次，像是聽到他在親切的說話。他介紹作者，推薦作品，熱心得很，令我感到他和文學的深厚的因緣。即使明知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誠心誠意的就是要把它做好。偶然，他難免感慨起來，在第379期《香港文學》的「卷首漫筆」中他先是嘆息：「自九十年代中以來，隨着以往小說主要賴於存身的報紙副刊衰落，絕大多數報紙取消刊登小說的慣例，連載小說更加變得無影無蹤；小說地盤寥落，中長篇小說出路渺茫，連短篇也難以生存。」不能不面對現實啊，「當然我們也明白，隨着電子產品的迅猛發展，……紙媒作用已經越來越淡薄，小說就更加不用說了。」這番話，說的人不僅是以編者的身份，他還以作者的身份，站過作家的一方，說出了在今天仍要堅持寫作的人的寂寞的心境。很多時陶然編好了一期文刊後，會客氣的在「卷首漫筆」中多謝所有作者，感謝他們「紛紛應約，如期交稿，讓我們可以及時推出這個專輯。」他可知道，寫作的人，如我，對他是有如何的感激心情嗎？難得仍存有一塊文學園地，更難得的是有一個不管寂寞，守護着、灌溉着園地的人。因是人，有時便會感到疲倦吧！「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可能不僅一次，陶然會自問：還有撑持下去的需要嗎？但他總是努力的向好處想。推出《香港文學》創刊三十一週年紀念特大號時，陶然說：「希望能夠讓香港小說愛好者在寒冬中感受一絲温情。」多麽美好的、純真的希望啊，他倒是讓作者先感受到他對文學的無限的溫情了。我們願意和他一樣，「情願相信，就算是給少數人看，只要世界上還有人群在，小說還是不會消亡。」堅持信念。多謝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