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華：陶然走了，《香港文學》猶在

陶然走了，留下的是他靜靜的微笑和《香港文學》開得大大的視窗。
我是在1999年後才結識陶然的。那時，我出了一本書《文化轉化中的世界華文文學》，他讀到了，特地在一次會議期間找到我，提醒我香港文學中應該關注的問題。當時，我對香港文學知之甚少，聽到的中肯之言更少。而與陶然的初次交談，我感覺到香港文學的窗戶猛然打開了。例如，他很早就提醒我要關注董啟章的創作，董啟章「自然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剛出版，他就寄贈給我一本；他還寄贈給我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至於《香港文學》出版的每一本書，他更是沒有遺漏。現在想起來，他對我一個後識者都如此悉心關照，期待的正是要把香港文學的窗戶開得大些再大些……從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要「將每一地區的華文文學」「環環相扣」成「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開始，沒有一個刊物，如《香港文學》那樣，聚合起那麼多不同地區、不同創作傾向的華文作家。這聚合力，正是來自劉以鬯、陶然這前後兩任主編。而陶然印尼――北京――香港的經歷，更讓他懂得從劉以鬯那裡接過來《香港文學》的分量。他用全部心血，讓《香港文學》溝通四海，匯聚八方。我每次見到他，微笑總陪伴他出現，謙恭、溫暖，令人想像得到，他的微笑如何吸引着各地華文作家、研究者在《香港文學》相遇、對話……那真是令人留戀、嚮往的文學生活。

我寫過一些關於香港文學的文字，卻未為陶然廣受讚譽的作品寫過一篇文章。原本讀過陶然不少作品，也頗為讚賞他作品的「品味」。現在，陶然是見不到我寫下的這些文字了，我倒是很想說說我對他作品的感受。
陶然最先引起我共鳴的是他「成長過程中難得的經歷」。文革中，就讀於北師大中文系的陶然成了「逍遙派」，「每天就在宿舍裡啃十八、九世紀的外國長篇名著」，「內部書店」「琉璃廠『中國書店』書庫」成了他樂而忘返的地方。這段「大學時期的閱讀經驗」，類似北島他們的文革經驗。文革後期，陶然一到香港，就發表了小說〈冬夜〉等作品，與同時期內地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就緣自他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環境中，卻沉溺於雨果、福樓拜、莫泊桑、托爾斯泰等的文學世界。這種結緣，注定陶然會走進文學殿堂而不回頭。陶然創作開始於香港，而他早期小說就多寫香港底層民眾生活，關注漂泊人生、凡常人情，表達出強盛的文學表現力。我喜歡他當時寫的〈強者的力量〉（1978）等作品，小說人物漂泊生涯養成的剛烈性格與他自己也未察覺的內心柔情形成的藝術張力推動小說的展開，充盈強大的精神力量。陶然自身的經歷也使他的小說創作一開始就關注海外，尤其是東南亞華人的命運。《海的子民》（1984）寫南北越統一後，大批華人遭受迫害，漂泊海上的悲慘遭遇，這一不為中國大陸民眾所知的歷史出現在陶然筆下，被賦予了深厚的人性關懷。小說中的華人夫婦早已視西貢為自己的家，更有自己的故國大陸，然而卻要「甘冒語言隔閡和種族歧視之險，斷然斬斷自己的根基」，「沒有身份證地在公海漂流」，最終葬身魂斷於公海這「法外之地」。小說以兩種字體展開外逃越南華人在公海多次遭遇海盜搶掠欺凌的遭遇和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海盜的無法無天行徑和越南（革命名義下）發生的迫害華人事件構成漠視生命的「同構」對照，在華人命運的刻畫上提供了新的形象。陶然2000年後主編《香港文學》，使之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視窗，正是他關懷海外華人命運的一種延續。
陶然後來的創作越來越立足於「堅實的香港土地」，關注「當下香港的生活」，而其寫法也跳動着香港生活的脈搏。長篇《與你同行》和《一樣的天空》一向被視為他的優秀之作，無論是單一主人公跨越時空的意識流動，還是多重人稱敘述呈現的內心穿梭，都奔湧、匯聚起香港豐富的人生層面，個人深潛隱秘的內心世界折射出香港複雜的社會變動。小說人物為人生理想抗衡政治、商業壓力的坎坷經歷讓人觸摸到作者人生中的友情、愛情、親情，更多映現出從中國大陸到香港的歷史面影；而香港「同一片天空下，湧動着何等不同的人生」深刻直面了現代商業社會人生，展示其中的複雜人性。而在陶然眾多的小說中，當「九七」作為香港重要的歷史因素進入時，也只有在香港社會世俗情愛、情義中才顯示其存在，他對「時限是這麼重要」的感悟更產生於香港人的日常人生中。對於香港，陶然從未是過客，他和《香港文學》一起，深植於香港這塊土地。
我還有點偏愛陶然的散文詩，其訴說對生命、人生的深刻體悟和詩意表達，其文字對於大千世界、紛繁感覺的凝聚、淬純，往往如其〈世界盃之夜〉所言「萬眾喧騰」中，「唯有那點點燭光自成世界，溫馨幽靜角落」，這也是他出生於印尼，求學於北京，從文於香港，「人生被切割成三點」的「飄離」生涯一以貫之的存在吧。
陶然走得實在太早，讓人痛惜、痛惜……尤其當我們站在《香港文學》打開的窗戶面前，誰也不會感覺到他已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