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嫻：別離，總在陽光燦爛時

我和陶然最後一次聯絡是在1月7日，是他逝世前的兩個月，也湊巧是我的生日，我請教他一些出版事情，他真誠地回答，最後還送給我一個鬼馬的表情符號，就這樣結束了我們人生最後一次的通訊。

也斯在世的時候，我記得有幾次我們一起飲茶，在北角一間舊式茶樓，應該是也斯看完中醫後順路的地方。他們都是性格隨意的人，有時會批評這批評那，有時大笑，有時動氣。看着他們，好像在看一齣人間喜劇，需要深思。當時我已經比較明白陶然，我從來沒有問過他的過去，但我看過他一篇散文，讓我對他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年，我教「散文選讀」，現在回想我已經很久沒有教這科了，我是很喜歡教散文的，因為閱讀散文讓我好像與作者一起走路的感覺。因為備課的原因，我讀了陶然的〈別離的故事〉，我知道他是在印尼出生的，但千萬想不到他有這一段感人的歷史，他十六歲的時候從印尼到中國大陸讀書，當時是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末。年少的他，與家人離別，以為是暫別，怎知這一別竟是十五年，個人敵不過社會漩渦。那一代人的離別是沉重的，但他們把傷感積壓在心中，繼續如常地生活下去。我讀了這篇散文，再遇見他的時候，他身上好像多了幾塊石頭。
2018年的夏天，陶然說希望可以幫我出版一本散文選集，我很感謝他的美意，但因為劉以鬯的喪禮後，我馬上趕去英國做研究，最後沒有時間好好地整理自己的稿，所以只好婉拒了。他約我最後的一篇稿，是2018年9月《香港文學》的散文專輯。交稿的時候我在英國，生活節奏可以慢下來，集中寫作，所以那次我是出奇地準時交稿。如果有些人是硬梆梆的，陶然大概是軟綿綿的，我是交稿不準時的人，非常抱歉，但他總會耐心地等待，直到我衝擊他的底線，感謝他。
陶然：這次因為工作關係，我還是遲了兩天，但已有進步，我會繼續努力，準時交稿，你不用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