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琳：從「陶主編」到「陶大哥」

早年我在海外寫作，能依靠的就是兩報一刊，兩報是《世界日報》和《僑報》，一刊就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雖然遠，但稿費發得最快，還能越洋寄到美國家裡。

很多年裡，每月讀《香港文學》是我最大的享受。因為喜歡散文，就特別喜歡陶然主編寫的卷首語，簡直是風味十足的散文。如果哪一天文思枯竭，只要拿起《香港文學》，隨便找一篇讀下去，靈感就回來了。
2002年，我與陶然先生就在上海的會議上見面了。那年我的發言題目是〈原地打轉的陀螺〉，意在批評國內的學界十幾年來一直在「台港文學」裡打圈圈，未能關注到已經烽火燎原的世界華文文學，尤其是如火如荼的海外新移民文學。後來我見到陶先生的時候總有深深的歉意，擔心我的觀點會引起他的不悅。卻沒想到，陶然先生不僅有「香港情懷」，更有「放眼世界」的大胸懷。
自2009年開始，陶然先生在《香港文學》上推出「海外華文作家專輯系列」，廣受好評，一舉讓《香港文學》成為檢閱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個視窗。最難忘2014年，他來信約一篇大稿，希望我梳理一下世界華文文學的新格局。這對我是很大的挑戰，他就像一個大哥一樣囑咐我：「從早期的〈風景這邊獨好〉到〈原地打轉的陀螺〉，今天的你應該寫這篇大論文！」聽到這樣的鼓勵，已從「陶主編」到「陶大哥」陳瑞琳經不僅僅是一個主編來約稿，而是他在關注我的學術成長。於是，在《香港文學》2014年的11月號，我發表了〈眾生喧嘩：看世界華文文學的新格局〉，成為我學術生涯的一篇力作。
作為兄長，陶先生也從不掩飾他的不同意見。2010年我在武漢參加第十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一方面考慮到國內文壇的沉悶空氣，另一方面考慮到海外新移民文學已經到了熔鑄經典的階段，於是向大會提交了〈衝出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困境――試論海外「三駕馬車」對當代華語文壇的現實意義〉一文，旨在探索海外作家的精神特質，同時也是與國內文壇做了一個有價值的對照。2014年我與陶然先生在南昌會議相見，他特別指出了文中我對國內作家作品的評價過於苛刻。他的話帶給我更理性客觀的思考，雖然我對「三駕馬車」的分析至今未曾改變。
時空斗轉，就在2018年，我應約為《名作欣賞》組稿評論專輯，特別想到他。歲末深秋，我們竟然在韓國的會議上見面，真是讓我喜出望外。大韓之旅讓我們有機會說了很多話，他面色隨和，骨子裡其實非常有原則，表象上不會大驚大喜，但心裡充溢着溫熱與激情。回來後他向我組稿寫南怡島，第三期的《香港文學》剛剛收到，我看着電腦上他的來信，卻傳來了他離開人世的消息！
驚回首，從「陶主編」到「陶大哥」，因為文字的結緣，惺惺相惜超過十年。如今他輕輕地走了，但往事不能像風一樣飄過，那些曾經的畫面慢慢浮上心頭，成為人世間定格的永恆。
最難忘2006年，已經是夏日七月，天氣卻還是寒涼，因為是在吉林的長春，一百多位研究中國大陸以外漢語文學的人正聚集在一起，召開第十四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記得是午後，我從賓館的飯廳踱步走過一樓門前，忽見一人蹲在台階上，很有些異樣，走近看發現是香港來的作家陶然。陶先生的臉有些白，讓他本來就不紅潤的面色又多了青黃，眼睛也比平日更加地深陷，嘴角卻努力地掙出笑容告訴我是他的腸胃出了狀況。我心裡叫苦，看他本來就不怎麼壯實，而這種病最好的療法就是空腹，豈不讓他消瘦更快。那個下午，台上的甚麼報告都沒聽清楚，腦子裡一直在想：陶先生一定是水土不服，估計是這東北的粗菜大碗鬧的。
翌日，大家要做鳥獸散。我卻驀然看見陶先生正端坐在一輛要去長白山天池的大巴士上，心裡頓時為他擔心。轉念想他可能是一個很頑強的人，不到天池非好漢。不過，我心裡面還是很後悔送了他一本新出版的《橫看成嶺側成峰》，小書雖不厚，但旅行的人多一張紙都累，何況他要上天池。

過了很多年後，那長春會上的記憶都模糊了，但是我卻時時想起陶然。他的因為腸胃的不適而有些抑制的痛苦表情總是不斷地出現在腦海裡，乾脆就是揮之不去。他的那種表情在我看來儼然就是他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而不是食物與胃的關係。從少年的印尼到青年的北京，再到中年的香港，他的身體和靈魂似乎總在面對着某種悖逆和挑戰，但他的嘴角依然能夠留給這世界足夠的笑容。
十年後，2016年的深秋，我到了香港。午後的陽光裡，趕緊請陶然先生來我們開會的酒店一起喝咖啡。記得那茶座的光線很柔和，我們的話題並不輕鬆。眼前的陶然已經編了十六年的《香港文學》，無論是歲月裡的陶然，還是文學裡的陶然，我感覺他都練就了一種「詩學」的氣質，一層是靜水深流心瞭然，另一層是衣帶漸寬終不悔。
我問陶然：「對於香港，你的感情到底是喜歡還是不那麼喜歡？因為我覺得在你的文字裡面還是很有些說不清道不白。另外就是關於人生，你是否真的相信幸福？這才是一個人的內心最難把握的東西。」
陶然這樣回答我：「剛從北京移居香港時，是從高度政治化的城市遷移到高度商業化的城市，一切以金錢為標準，感覺到非常不適應，覺得這是一個金錢社會，跟我之前的觀念非常不同。初期的寫作所以大多以社會不公為基點。但在香港住下多年之後，觀念慢慢開始改變，知道香港人注重金錢有其深層的悲哀，因為香港一般沒有退休金，人們就必須在職時儲備一點點錢，以備退休後的生活需要。我慢慢也接受了香港現狀，對香港的感情，也越來越深，當我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就會思念香港，香港是我家的觀念越來越深。我出生在印尼萬隆，十七歲回北京讀書，三十歲移居香港，人生被分隔成三段，出生萬隆，成長北京，發展香港。所以我自稱是東南西北人，沒有一個地方實在是我標準意義上的家鄉。雖然到處漂流，但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香港是我家的觀念深深紥下根了。」
再說到幸福，陶然自白：「雖然陶然二字本身含有陶然快樂的意思，但我並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在我看來，內心強大的人性格上卻多內向，言語也容易納拙。不過，在陶然的心裡，顯然蘊藏着很多與生俱來的大愛，只是他把這愛一層一層地分給了三處：一層是這個世界，一層是這個世界的人，一層是這個世界的文學。其實，一個真正愛世界的人，才能看到這個世界最深處的黑暗。所以在陶然身上，明顯地融合着溫暖靈秀與陰鬱憤激這兩種混合的氣質。
文人都喜歡那句話：「用文字打敗時間」。關於陶然，我倒是覺得他是在用文字完成他所有的愛戀。詩人，散文家，小說家，編者，這麼多的身份，需要的是一種怎樣強大的力量，需要儲存多少不同尋常的「愛」。這種愛不因環境而改變，不因年齡而消減，正如他喜歡的那句雨果的詩：「你沒有那麼多的死灰能撲滅我的靈火，你沒有那麼深的遺忘能吞沒我的愛情」。
通常一個順遂的人，愛的力量反而脆弱。另外的一個結論則是一個具有太多愛的人與這世界的關係又常常是緊張的。所以說，一個好的作家，其實是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也可以說就是永遠地「水土不服」。
陶然，在上個世紀中葉的紅色風暴中從南洋徒自來到凜冽的北京，最後又在大時代的無奈中移植到香港，這期間的人生經歷何止是失落與失望？對此，吳義勤先生有這樣精彩的概括：陶然的「前朝是面對北京的那種政治的無情，後朝又是要面對香港商業社會的無情」。陶然，這個注定了生命軌道總是逆行的人，唯有文字才能最終化解他生命之軀的切膚之痛。
面對「香港文學」的「多元共存」，陶然的存在顯然是一個特異。無論是他早期的「移民故事」，還是他後來的「香港故事」，無論是他作為「外來」的作家，還是作為香港文壇現實主義流派的火炬傳人，他的創作，在宏觀的意義上為香港文學注入了現實批判的價值潮流，微觀的意義上則是提供了關於人性奧秘的精神思考。而我更以為在陶然的作品中，現實的層面其實只是一個載體，陶然小說的深層價值則在於他對人性奧秘的重要發現，而不僅僅是「表現」。
例如在陶然的小說中，〈碧玉岩〉裡面的故事，用鼎公的話：「此情此境，在任何小說中都會發生一些激烈的動作，這裡卻甚麼也沒發生。」但字裡行間卻處處充滿了「性愛」的張力。這小說表達的主題不是「愛情」，而是「曖昧」。「曖昧」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美學概念，這是一個不明確的精神境界，是一個可以嚮往可以探索可以等待的世界，這個世界在「知」與「不知」之間，所以是一個充滿感覺的世界！這樣的一種曖昧情懷，高就高在它是「形而上」的，是屬於「人」所特有的一種詩意的本質。這讓我想起了莫言的一段話：「交通的便捷使人們失去了旅遊的快樂，通訊的快捷使人們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過剩使人們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們失去戀愛的能力」。〈碧玉岩〉的意義，就是想告訴我們愛是一種感覺，是一種能力。
說到「詩學」，陶然在《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裡借着紫霞說出了一段話：「人在本質上都是寂寞的。你沒有辦法解決別人的寂寞，別人也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寂寞。所有的寂寞，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你自己去面對去解決。」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蕭宏盛的寂寞其實就是「人」的寂寞，「他只是獨來獨往的匆匆過客，沒有回頭的望眼，也沒有送別的揮手」。他的分不清是離別還是告別，是逃離還是掛念，最後只有在「天外的歌聲」裡，讓人間的一切遠去。
陶然的小說，從整體上看，雖說融匯了移民、商戰、情愛等等諸多的香港文學的基本要素，但卻不是「香港的文學」所能概括。他的作品，其中深厚的歷史背景，共和國的世紀風雨，更有對現代城市商業文化的本質揭露與批判，都具有着超越性的意義。他是「入」香港的，又是「出」香港的，猶如「入世」與「出世」的共存。他要寫的人，既是「香港人」，又不是「香港人」。所以，我並不認為香港的作家就一定要寫香港，如同莫言寫高密、賈平凹寫商州、陳忠實寫關中、王安憶寫上海，一個作家跟自己的土地太親近，也會渾濁了他原本高遠的天空。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應該是一種「距離」的藝術，能「入」再「出」，香港才會誕生真正扛鼎的作家。
陶然小說的「入」，是他以「香港的故事」為體。談到「出」，則是他最終的訴說升騰到了人的無奈和困境。這種無奈，有現實的逼迫，有人性的桎梏，更有理想的光芒。如果說陶然的小說還有不足，在我看來是他的想像力噴發得還不夠，缺少一種天馬行空的大氣概。不過，因為任何一種特質，都有辯證的兩極，比如深度可以有力度，但肯定要失去它的某種寬闊。
這些年，我是先被陶然的散文吸引，之後才進入到他的小說世界。在散文的世界裡，陶然是在耐心而謙和地講意味深長的道理，他的小說，卻是向這個世界吐露並訴說着自己內心的秘密與呼喚。陶然在小說裡不能明白說出的話多在散文中說出來，他的撫掌嘆息，他的漂泊之痛，他的風物感傷，他的歷史詠嘆，現實暗戀，統統都流瀉在他的筆端。
關於香港，雖然有些說不清道不白，但我對《香港文學》情有獨鍾。因為它給我們看的是兩種風景，一種是本地文壇的風景，一種是外面世界的風景。這兩種風景交相輝映，如活水般充滿生機。
也是在 2016 年的香港，陶然興沖沖帶我來到熙熙攘攘的紅磡火車站，坐在站內的星巴克咖啡館，他鄭重地向我介紹了資深的年輕小說家周潔茹，語氣中不僅是讚賞，還有深深的期待。潔茹的小說很早就讀過，她的文字老辣成熟，還帶着滄桑感。很惋惜有好多年她都輟筆，竟沒想到在香江之畔，她的文思被啟動，且信步重返文壇。
2019 年 2 月 27 日，我收到陶先生的信，說他在給香港的報紙寫專欄，每個星期四是《大公報》的「思想起」，每週一是《文匯報》的「昨日記」，附件裡是他剛剛寫完的「昨日記」（113），題目是「海外文學評論家陳瑞琳」，驚詫中讀得我百感交集。
都說人生苦短，誰知道竟是這麼短，人間無常，原來是無情。如夢也罷如戲也罷，或登場或謝幕，大雁已從天空飛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弧線。依然活着奮飛的人除了趕緊做自己的事，也要隨時準備着向這個世界悄然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