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惠英：陶然先生的和煦與篤靜

收到陶然先生逝世的消息隨後兩天，日常的步伐又慢下來（每遇難過時刻，總會把日中調子調得慢又慢）。在相繼浮現不同的回憶片段中，最後歸納成一個問題：為甚麼他的約稿，例不推辭？――因為這麼多年來的交往，記得最多的是先生約稿並偶爾催稿的電話。
原因可會是：
許多年前他找我當中央圖書館舉辦的文學集會講者（忘記了相關細節），結束後在館外的巴士站候車，那短暫的候車時間沒怎麼說客套話，有一句沒一句的，仿如老朋友，回想，那一刻，大概萌生了一種文友的默契。他有出版散文叢刊的念頭，也會聯絡，非常簡潔，甚至言謝也不必，偶然在敝校或其他機構的文學研討會、講座上碰面，我會陶然先生的和煦與篤靜陳惠英主動上前打招呼。偶然的聚餐，談天說地，陶先生靜觀時候多，發言少，但說的話卻簡潔實在。
算下來，這是一段多麼長的時間！他主理的《香港文學》廣納眾聲，不一定尚新，卻經營了一個有着自由，讓人樂意發表的平台。
――原因應還有很多，想到這裡，足讓人再次感到真有時代轉換這回事。陶然先生年來已由《香港文學》主編轉任顧問，去年飯桌上一席話，隱然看出他順任自然的篤靜。最近一次藝術發展局評審會議上，他執言為香港文學的發展申說，指出藝術評審應重視不同界別的特質。
斯人已逝，陶然先生温和靜默的支持，必銘記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