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老總，我交稿了

作家陶然先生猝逝，七十六歲，不算年輕人了，但在沒想到的時刻以沒想過的方式離開人間，對誰來說都是遺憾的事情，而對於堅持創作的人來說，猶有額外的惘然。――尚未完成的作品仍在等待呢。你去了，你的作品也去了，靜靜地躺着，你的生命有了結局，你的作品卻無。
大概每兩三個月接到陶然先生一通電話，非為別的，只為約稿。都是匆匆聊聊便匆匆掛斷；不是他匆匆，是我，因為來來去去我都只能回應相同的答話，自己覺得愧疚，不好意思聊下去。
甚麼相同的答話呢？他以編輯的身份賜電，我以作者的身份應答，當然就是約稿和推搪。大概就是：「家輝兄，有沒有文章給《香港文學》？給一兩篇吧，長的不行，短的也好，寫寫吧，嗯，好不好？」他的聲線是低沉而沙啞，我猜他是煙民。
我的應答大概總是：「沒辦法，真的抱歉，最近仍在閉門寫長篇，一動筆，便寫不了其他文章，連每天的幾百字專欄亦感吃力。」
他通常乾笑兩聲，通常用一句「好吧，有空寫文章，記得傳給我！」做對話終結。
有好幾次倒不是這樣的。陶然出個題目，說《香港文學》策劃甚麼甚麼專輯，希望我參與支持。聽來是不錯的主意，我一時心老總，我交稿了馬家輝動，答應了，甚至說了具體的交稿日期，結果放了飛機，於是他又打來催稿，我滿聲歉疚地要求再給個兩三天，結果仍然放飛機；他竟然又打來，再打來，打到我無法不接電話，硬着頭皮正式說「別等了，交不出來了」。陶然又是乾笑兩聲，溫文地說沒關係，下回，下回。
真是有耐性的人。或許是編輯責任所需的吧？又或是他的本來性格？我其實不熟他，只能猜測。早已知道他是印尼華僑，六十年代回北京讀書，是倒了大霉的「離散者」，遇上文革，七十年代來到香港，打算回印尼跟家人團聚，印尼卻排華拒收，從此留在此城做作家做編輯。
陶然先生去後，近兩日讀了一些年輕文友的貼文悼念，都感恩於他曾約稿鼓勵。對於初出道的創作者來說，編輯不止於編輯，更是引路者，如同在漆黑隧道裡遇見的人，對年輕人說，往前走吧，堅持下去，前面會有光。引路者不一定身影巨大，但他曾經伸手帶領，或拉你前行，或推你一把，那種厚實的感覺――除非你是涼薄的人――否則不會輕易忘記。
這九百多字並非陶然約我寫的。也只能算是無奈地還出的「稿債」，並慎重地說一聲，對不起，老總，原諒我失約。但我終於交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