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記憶裡的陶然先生

那天我回家比較晚，一直沒有看手機。等到我瀏覽朋友圈的微信的時候，看到有人發的消息，說是陶然先生突然去世了。
我心一沉，實在是驚愕萬分。想到去年11月初，我隨鐵凝主席為團長的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前往香港參加慶祝香港作聯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會的系列活動，還見到陶然先生，幾天裡我們都在一起參會、對談、吃飯、聊天，陶然先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樣，一副樂陶陶、欣欣然的樣子，哪裡像是一個會得急病的人？即使是得病了，我知道他一向身體很好，怎麼這麼快就去世了？哎呀，立即想到人生之無常，想到生死之由天命，不禁悲從心生。
我還想到去年，內地、香港和海外華人世界接連去世了多位文學大家，如劉以鬯、金庸、洛夫、雷達、張勝友、二月河等等十多位，感覺是一代大家凋零去。這種感覺，實在是有些沉重了。尤其是去年劉以鬯先生去世，他是《香港文學》前任多年的主編，我最喜歡的香港作家之一。今年，陶然先生又去世，這是香港文學界又一大損失。
我和陶然先生交集不多，不過，我們很早就見過面，應該是九十年代在北京的某個文學活動的場面上，不過，那時只是由朋友簡單介紹了一下，沒有怎麼說話。後來，是2004年的4月，剛好我在北京張羅了一次聚記憶裡的陶然先生邱華棟餐，中午十二點，作家徐坤過來的時候，帶着陶然先生一起來了。他們是在一個研討會上，開完會就一起過來聚聚，見見一桌子的舊友新朋。
我當然很高興，我記得，那天的陶然先生戴着一頂鴨舌帽，身材削瘦，笑盈盈地和我握手。徐坤說，「這就是《香港文學》的主編、作家陶然先生。他說曾經見過你。」陶然先生真的是他的名字所起的那樣，樂陶陶，笑起來溫和、謙讓、彬彬有禮，如沐春風。
我說，前幾年我讀過您1974年發表的一篇有關香港之夜裡，幾個小人物的故事的小說，名字我忘記了。
他說，「那一篇叫〈冬夜〉。」
我說，「對對，就是這個名字，寫的是幾個香港小人物在冬夜裡，發生在一家餐廳裡的故事，很有意思，對我寫京漂很有啟發。」
那天我們喝了很多酒，陶然先生不勝酒力，談笑卻很輕鬆愜意。
後來，隔幾年，總會在一些場合見到他，簡單交流幾句。我得知他竟然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南下去的香港，在香港打拚多年，一直筆耕不輟，出版了四十多種小說、散文、隨筆、評論集單行本，總字數在七八百萬字之多。這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是十分罕見的。因此，陶然以四十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在小說、散文、評論的創作上斐然成就而彪炳港島文學史。同時，他在文學活動的組織上，也花費了很多心血，是香港文學界一位文學活動家。他自2000年之後就主編《香港文學》雜誌，參與香港作家聯會的組織活動。我是幹過很多年的文學編輯，我知道，當編輯，花費的心血，那都是在一個個字上體現的，編輯事業的成就體現在一頁頁雜誌的內容上。那麼陶然先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活動和文學編輯幾個方面都做出了成績，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學財富和遺產，是香港文學天空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想起來，我最開始閱讀陶然，讀的不是他的小說，而是他的散文。我記得在很早的時候，我就讀過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回音壁》，那還是在我上高二，十六歲的年齡，這是我現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從記憶裡浮現出來的。我印象裡，他的散文，自然、清新，信息量很大，總是他在各處遊歷的見聞，是他內心世界的坦露，是他閱讀的劄記，也是他讀人的印象，看風景的觀感。他的散文屬於發散性的，題材多樣，筆調自然，帶有着明代文人小品的性靈，和五四時期的散文家的自然生動。所以，我一向是喜歡他的散文的。
後來，我才讀到了他的一些小說。這些小說，有長篇小說，如《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這兩部長篇小說在內地的上海文藝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過。這幾部長篇小說從人物的塑造，小說的結構和語言的呈現，都體現了陶然的鮮明的風格。那就是，陶然的小說秉承了五四以來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寫現實人生，寫社會萬象，寫內心世界，寫小人物的悲劇和喜劇，白描手法，順序時間的結構，注重細節，突出人物性格和命運曲線的聯繫。
他的這種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在香港是特立獨行的，不同於劉以鬯先生的意識流和超現實，形式的新異和獨特，陶然似乎是頑強地、執拗地以文學關注現實人生和社會，這是他的寫作圭臬，並在寫作過程中持續地深化，還加上了香港地域文化色彩。他的中短篇小說，微型小說，「閃小說」也都很有特色。而且，這些小說的發表和出版，從長到短，到微型和「閃」小說，可以看到香港刊載小說的媒體的萎縮――報紙副刊不斷減少版面，連載小說由長到短，逐漸到「閃」，文學生態是惡化的，文學的園地是縮小的，文學讀者也是在減少的。但一種文學的精神，卻還在香港不少作家的內心和頭頂閃耀，因此，才造就了陶然先生的持續的不懈的寫作。
陶然的所有作品，應該說，都是純文學的寫作。這一點，不像是香港一些通俗文學家，通過在報紙雜誌連載武俠言情科幻偵探長篇小說來謀生的。因此，他的小說和散文，都是純粹的文學作品，這一點十分明顯。這和劉以鬯先生的創作姿態也是一樣的。可能他們都有別的謀生本領，並不完全把自己的寫作當成謀生的工具，因此，在文學的品質上，自然就更加藝術，更加純粹，因此就具有了和時間抗衡的長久價值。
前兩年，我還讀到了他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風中下午茶》，這是他後來的散文風格的變化之作，更加平和、沖淡、達觀，流露着對人生境界已達化境的坦然。
我們知道陶然還是《香港文學》持續多年的主編。主編一份純文學刊物，在當今世界幾乎是一個愚人的事業了。但這個活兒，他一幹就是十八年。十八年的時間裡，在《香港文學》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也有幾千人、五六千篇、四千萬字了吧？這是我粗粗一算的結果。不過，大抵上是差不離的。一本純文學雜誌也是需要生存下去，可以想見，陶然先生在這本雜誌上花費的心血。辦刊物，需要人力物力財力，三力一個都不能缺。陶然先生一直很削瘦，健朗，七十多歲了，感覺總比實際年齡小十歲的樣子，這和他的達觀，勤奮奔走和良好心態都有關係的。因此，忽然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實在太吃驚了。
這幾年，我熟悉的作家周潔茹接任了《香港文學》的編輯事務，雜誌繼續生機勃勃，面目更加新穎，作者的隊伍也是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每期的專題別開生面，十分有意思，能夠看到很多作家的風采，成為我們瞭解香港文學乃至海外華人文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視窗。這次，也是她打電話給我，證實了陶然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下筆匆匆，但我對陶然先生的緬懷和悼念之情，同道的感佩和喜愛之情，都是深藏於心，也流於筆端的。謹以此文緬懷陶然先生。

2018年11月3日香港作家聯會三十週年聯歡。左起：陶然、邱華棟、周潔茹